關於紫陽同志的回憶大約在1987年，在核潛艇總裝廠工作。紫陽書記來廠視察。由於紫陽同志要視察一些絕密要害部位，除新華社外，其他新聞機構的隨同記者都不允許全程陪同。作為具有最高級要害證件的我被指派現場攝影並全程陪同。可能是由於我對現場狀況比較了解，加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一股生氣，常常突破安全人員近距離拍攝，我拍的照片被新華社發了通稿。

關於紫陽同志的印象，現在能夠記起來的已經不多。只有這樣的一些細節還不曾忘記——當紫陽同志從乘坐的麵包車下來時，我和另一位攝影技術極好的安師傅在正面拍照，直至進入會議室。紫陽握握安師傅的手，說：你的速度好快；讓我吃驚的是，隨行人員遞給紫陽同志的水杯普通得就和當時我們工人師傅用的一樣。相信對那時有印象的zz們會想起罐頭瓶子外加尼龍絲編織的杯套，就是那種。紫陽同志很少說話，在聽匯報時，看着你微笑，點頭，時而發問，也時而用刀子切一小塊西瓜放在嘴裡。你會感到那是一個慈愛的人。在船塢邊，那天天氣很好。我和安師傅互相配合，有幸湊到紫陽同志身邊留下了合影。遺憾的是這些照片都因為保密的需要被收存了。我只是後來在工廠的一本圖冊里看到了那張合影，與紫陽同志隔三個人，我在邊邊上。但仍感覺很榮耀。

那個時期，“自由化”剛剛結束，中國的思想界仍處於活躍時期，全國到處“觀念更新”，我也在做經濟理論研究。作為一個年輕人，也成了鼓吹觀念更新的一個活躍分子。到1988年和1989年初，相繼接受邀請在北京、上海、深圳參加了幾次有關思想文化方面的會議。主辦者是一些媒體和學術機構：新觀察、世界經濟導報、北大、于光遠的馬列主義研究室以及中國企業文化研究會等機構。會議的主要演講人和主持者大半後來在“6.4”都出了問題。如戈陽、溫元凱、鮑彤、萬潤南、周舵、蘇曉康、劉賓雁、于光遠、方勵之等等，在這些會上嗅到了一些信息。待耀邦同志逝世，學生們走上街頭時，我感到影響中國命運的一件大事就要發生了。我立即趕到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呆了幾天幾夜，記得是4月19日到23日。輿論一度混亂，忽左忽右，一會倒趙，一會挺趙。記得紀念碑上一幅漫畫：鄧坐車，李拉車，趙趕車。直到21日晚社科院研究生院打着新聞要講真相的口號上廣場後，輿論才一邊倒向挺趙。也就是這個時候，善良的卻不理性的人們給紫陽同志套上了過於沉重的重軛。

後來也偶爾聽到一點紫陽同志的消息：比如只允許他到長江以北走走；比如，一個老人的春天以後，在廣東的南海也看到了紫陽的身影；比如，時而有同學打球時在球場上看到了他；再比如偶爾有關於他復出的消息傳播。前些時又在咱論壇上看到他病逝的傳言。外交部的闢謠並沒有消除我的沉重。直至看到新華社的消息，這是真實的了。消息得到了證實，我反倒釋然了。正如余杰先生借用紫陽同志的女兒所言，這位被幽居近十六年的老人“終於自由了”——趙紫陽在死亡中獲得永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