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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上的集會自由權
送交者: 楊日旭 2005年03月01日21:00:2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憲法規定

  人民之集會示威遊行及集會機即根據美團憲法所作之下列規定:

1、 第一條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之法律:設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或剝奪人民言論及出版之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救濟之權利。」

2、 第九條修正案規定:「本憲法列舉各種權利,不得解釋為否認或取消人民所保有之其它權利」(所指即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亦指民權隱攝論Penumbra Theory即人民握有對隱私的隱攝權Penumbra right to privacy的保留權。)

二、法律

由於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救濟之權利」之規定,美國迄無一綜涉遊行示威或和平集會之聯邦法律,可資普遍應用於全國。所有關於集會遊行之法規均由地方政府制定,但自聯邦最高法院將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之“平等保護”及適法程序等規定透過Gitow v. N. Y.(1925)及Del Jonge v. Orgon(1937)兩案之解釋,使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之聯邦憲法規定均可適用於各州,並約束地方政府在制定有關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及集會自由之規定時均不得違背聯邦憲法。而聯邦憲法對以上基本權利既無統一之法律可循,亦無明確之定義為藉,故有關各州及地方所頒定之有關民權之法規是否違背聯邦憲法之爭議則需由聯邦各級法院逐級逐案行使司法審查權Judicial Review,以斷定其適憲性。

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歷年所裁決有關言論及集會自由之案例,各州地方政府均對遊行規定亦作相應修正,綜括而言,則可獲得以下要點:

(1)任何有關言論及集會自由之法規,不得武斷不公或妄加歧視;

(2)任何有關言論及集會自由之法規條文必須明確不得籠統含混;

(3)言論自由將純粹言論文字與煽導動亂之行動分開;

(4)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在原則上則采事前不干涉主義(No prior restaint),但集會後如有違法行為則采適法干涉主義;

(5)任何有關集會遊行之法規對行政官員之授權不得畀予過量之行政裁量權(escessive power of discretion)。至於對行政裁量權之是否過量發生爭議,最後解釋應由聯邦法院裁定。

(6)和平守法之遊行示威(mass demonstration and peaceful parade)旨在請願抗議(appeal and protest),而非在蓄意違法式抵制抗命(illegal resistance and civil disobedieuce)故不受法律制裁;

違法抵制之公民抗命,旨在蓄意違法及抵制抗命,故明知故犯,採取靜坐、霸占、或拒離之行動,甘受逮捕拘留及法律制裁。

(8)戶內集會采不登記主義,戶外集會則采登記主義。

三、聯邦最高法院判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解釋有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涉及遊行示威之判例甚多,不及備列。僅就該院歷年來解釋之案例內容選為四類:1、遊行許可證之核發;2、法院對禁止遊行令(Injunction)之核發;3、遊行時使用之喧話器或擴音器之管制;4、遊行時間、地點及方式等,茲分述舉例如後:

(一) 遊行許可證之核發:

美國亦如法德諸國,人民均具有憲法上之和平集會及遊行請願權,而且采事先登記許可證主義。但亦有若干地方政府規定遊行人數在若干數目之下,或自動而突發臨時抗議得免除登記者。原則上,各州地方政府對戶內集會雖采事前不干涉原則(除非申請者請求派遣警察保護者外),但對戶外遊行集會則采事先登記主義。但最高法院對地方所訂之戶外遊行規則是否違憲所作之解釋亦有不同之演變,茲簡述如下:

1、承認人民有權舉行和來集會請願之自由,但亦支持地方政府有權要求核發登記許可證始得在戶外舉行集會。在一九五○年代之前,聯邦最高法院判例幾均采支持地方政府所訂應行登記之立場。例如:

(1)U.S.v.Cruikshank,1876:在美國憲政史上,和平請願權向被視為主要民權,而和平集會權則系從屬權。換言之,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①“人民和平集會之權利其目的即為向國會請願並申訴其不平”;(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for the prupose of petitioning congress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②確認共和政府之基本觀念即包括人民享有和平集會及和平請願之自由權利。時至今日,請願自由權與集會自由權利非但已無主從之分,而且聯邦最高法院且認為系與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同等重要。

(2)David v. Mass.1897:在本案之前,聯邦最高法院對集會遊行請願問題率多聽任地方政府規定處理。在此案中,大法官候謀思(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Jr.)則亦支持麻州最高法院之裁決,認為波士頓市政府有權禁止在公共場所舉行集會,其禁限之法規並未違憲:

“……作為公眾之代表,自得對公共使用此等場所加以管制……蓋議會絕對有權並在憲法上禁止公眾在公路或公園集會演說一節並未侵犯公眾任何人之權利,猶如民間私宅戶之禁止任何人在其住宅中發表演說一樣。”“…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public may and does exrcise control over the use which the public may make of such places…For the legislature absolutely or constitutionally to forbid public speaking in a high way or public park is no more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of a member of the public than for the owner of a private house to forbid it in his house.”

儘管如此,本案洵開聯邦最高法院特別注意並解釋地方法規以防其侵犯聯邦公民言論及集會自由之先聲。

(3)De Jonge v. Oregon (1937):在Davis v. Mass.一案後不及四十年,聯邦最高法院始有第二次機會對地方政府限制集會自由及言論自由之法規作更進一步之清楚解釋。De Jonge系一共產賞員,違反奧立崗州麻魯馬縣(Multnomah county,Oregon)犯罪幫會法(Criminal Syndicalism Law),在共產黨一項集會中發表演說。該州法律視“主張以犯罪、實際破壞及任何非法行動達到工業改變或政治革命罪犯”。De Jonge被判犯罪後,不服上訴,認為州法侵犯在聯邦憲法上所應享之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之自由權利。最後最高法院裁決:①和平集會之行為不應視為犯罪;②參加和平之集會之自由權利不應因政治思想而遭受限制或剝奪;③該員如無煽動暴亂製造騷動之非法行為,即不應加以限制其言論自由;集會權利為結社權之延長。此案之所以重要即因最高法院將“Gitlow Doctine”(將權利法案之條款透過第十四條修正案之適法程序之規定正式應用於對州政府之約束)再加肯定。亦即和平集會自由權利不得因政治立場而加剝奪。

(4)Hague v.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1939):新澤西州(N.J.)澤西市(Jersey city)曾通過一項市法規,禁止任何人或團體“未經取得市政府公共安全處處長(Director of Public Satety)”頒發之許可證而在街市、公路、公共工程場地及公共建築物聚眾集會。根據此一法規,市政府禁止產業工會(C.I.O.,)在城市大街散發傳單、標語宣傳組織工會。Hague為市長,因禁止工會組織幹部散發傳單及集會討論全國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而被控違憲。幾經上訴,最後經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認為:①市政府之拒發集會許可證確係違反憲法第十四處修正案適法程序之平等保護之原則;②市府拒發集會許可證即系侵犯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之基本民權。

在本案中,大法官羅博茲(Justice Roberts)就任何人在大街、公園等公共場所行使言論集會及助募等自由所發表之經典性箴言迄仍為法學界所引用:

無論街道或公園之所有權誰屬,其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即被信託為公眾之用,以及作為集會、公民交換意見及討論公共事務及大眾問題之目的。自從古代起,這種使用街道及公共場所的權利已成為公民自由特權及諸多權利之一部分。但美國公民使用街道、公園作為對國是問題意見溝通之特權得因全民利益而加以規定:使用街道、公園之權利並非絕對而系相對權利,須受公眾之方便及舒暢之節制,並遵守和平及良好秩序;但官方亦不得假藉法規而剝奪此等權利之行使(…the privilege of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use the streets and parks for communication of views on national questions many be regulated in the interests of all;it is not absolute,but relative,and must be exercised in subordination to the general comfort and convenience,and in consonance with peace and good order:but it must not,in the guise of regulation,be abridged or denied.)

換言之,聯邦最高法院已確認和平使用街道及公園等公共場所集會,請願及遊行系公民之基本權利。但此一基本民權早在People v. Kerrick 1927一案即被認為並非毫無限制之絕對權利。美國制憲先賢早已稔知在普通法傳統下,非法集會即可引起具有家庭及財產權人士之疑慮,故在制定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時即不可能不考慮及此。本案則更加確認,公眾和平使用街道集會、遊行及請願之基本權利非絕對而為相對之民權,為維護公共安全,地方政府得加以合理規定(reasonable regulation),已成定論。

(5)Cox v. New Hampshire 1941:耶和華見證人會(Jehovah’s Witnesses)教徒六十八人之領導人Cox因未獲得紐罕姆什爾州曼撤斯特市(Manchester)所核發這戶個集會遊行許可證而遭取締,並由法院判罪。Cox不服上訴,認為市政府要求登記之規定違犯其在憲法上第一條修正案所享有之言論,集會及宗教自由。本案主題需要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者系該市之規程是否為適憲之警察權之行使?最高法院則一致裁決該市法規並未違憲,首席大法官休斯(chief justice Charles Evans Hughes)在判決中說明理由如下:

① 此案主題並非限制Cox之宗教崇信自由(freedom of worship),而系政府行使適當之警察權,維護公共安全,健康及道德;

② “憲法上所保障之發權自由即包涵一個維持公共秩序之有組織之社會存在。如無此組織,自由本身即將在恣疑過度濫用喪失”(“Civil liberties,as guaranteed by thd Constitution,imply the existence of an organized society maintaining public order without which liberty would be lost in the excesss of unrestrained abuss.”)

③ 政府要求核發集會之登記許可之規定系提供適當警察權及管制街道使用之所必需;

④ “任何人憑藉宗教責任為理由拒絕服從市政府之規定不願眾所稔知之紅綠燈交通規則以之導引公眾注意其所發表意見之作為是不合理的。本院認為該市法規所予核發執照之有限權力應由州法院解釋為與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並無砥觸。”(“One would not be justified in ignoring the familiar red traffic light because he thought it his religious duty to disobey the municipal command or sought by that means to direct public attention to an announcement of his opinion……We find it im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limited authority conferred by the licensing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e in question as thus construed by the state court contravened any constitutional right.”)此案之重要性即在它系代表言論自由外加行動之即例。本案即將純言論與行動加以區別。前者系受憲法之保障,後者則須受州政府警察權之管理。

2、一九五○年代以後,聯邦最高法院對地方政府核發戶外集會及示威遊行許可證之裁決變化不定,每視個別情況及環境而定。因為最高法院對五○年代以後頻起之違法抗命或抵製法律行動則權為重視,而且對地方政府核發戶外集會或示威遊行許可證之法令規章之監督亦較嚴格,而且裁決亦隨案有異:

(1)嚴格批語核發遊行許可證之判例:在下列數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均認為地方政府如警察局長或公共安全處官員握有過多之自由裁量權或過於專斷之行政裁量權,對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構成“專前限制”(prior restaint),故加批語或裁決其為違憲。例如,在①Kunz v.N.Y.1953;②Staub v. Baxley,1958;③Niemotko v. Maryland,1959等案中最高法院的立場均不利於地方政府之遊行登記許可制度。

(2)採取有條件的支持登記許可之判例:與前數案顯有不同者即在Poulos v. New Hampshire,1953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則采有限支持立場。該院認為某地方政府所訂有關戶外集會或遊行登記許可證核發之規定如①條文規定語言明確;②執法官員無自由專斷之裁量權;③對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及集會自由無“事前限制”之法意;及④無任何歧視之武斷權力等還必須事時,即予以支持。凡不合以上條件之地方法令規章均經最高法院批駁。即使近在一九七六年之Hynes v.Oradell一案,聯邦最高法院對明顯違反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所保護之言論、宗教及集會自由權之法令規章即仍采嚴格監督及摒棄態度。

總之,聯邦最高法院對地方核發遊行許可證之法規采以下原則:一、對戶內集會采從寬主義,如無引發暴動及危及公共安全之即時而明顯之危險,即不予干涉;二、戶外集會包括示威遊行,因涉及控制街市之秩序及交通之暢通,地方政府得制訂規程加以規定,但不得為限制或剝奪憲法第一修正案之言論、宗教、集會等基本自由權利而限制;三、有關此類規則之文字必須明確;四、政府有權核發登記許可證,但主管機關及官員不得握有無限制之裁量權,或以該項裁量權在實際上剝奪或限制民權自由;五、規則必須公平而無歧視;六、和平守法之示威抗議與蓄意違法抵制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有別。

(二) 法院對禁止遊行令(Injunction)之簽發:

法院每應地方治安機關或政府機構基於公共安全及秩序或以未登記為由而請求法院核發命令,禁止遊行。但策動示威遊行者如蓄意不登記,或不服法院禁令而仍堅持遊行者,即遭受取締與懲處,如不服,可依法定程序逐級上訴。茲舉以下判例說明:

1、Walker v. Birmingham,1967:曾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美國黑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為抗議白人種族歧視及爭取黑人之憲法民權而領導群眾在birmingham市街遊行,既未登記獲准遊行,亦不服法院所簽發之禁止遊行命令,而仍堅持從事街頭政治,引起社會爭議,造成政治不安。儘管金所發動之街頭政治為和平抗議之示威遊行,且一再聲明系采民眾抵制抗命方式而非在間暴力革命或顛覆美國憲治政府。但為與暴力革命劃清界線,曾鄭重否認其本人為共產黨或其從事民權組織為共黨這外國組織。而且群眾雖遭警方圍阻,宣令解散,縱有推扯,亦未將警方人員毆打成傷,警方亦無命令“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法院禁令是否違憲,金領導之示威遊行是否合法,盡人皆知。美國憲政法治之所以能維持不墜即在示威群眾如違法院禁令,即遭警方取締,執法如山,決不以政治手段解決違法問題。守法重在執法,執法不嚴,遷就政治,較諸違法及無法尤為嚴重。公權力之維護為法治政府之基礎。執法不嚴,公權力之威信即難確立。

本案因涉及金蓄意違法,遂將遊行示威主事者之一逮捕法辦。被告Walker不服,後經上訴,經聯邦最高法院以五對四票維持地方法院之原判。主稿裁決書之大法官史提爾(Justice Stewart)曾列舉以下重點:

(1) 法院禁令及市政府之規章本身因系涉及憲法問題,自必引起爭議。

(2) 上訴人(指被告Walker)應依法定程序上訴,請求司法救濟,而不應妄顧法律而將爭議訴請街頭行動(“The petitioners shonld have followed the orderly procedures of the law rather than ignoring them altogether and carrying their battle to the street.”)

(3) 國人對其所領導之爭取民權反歧視之社會運動及其不耐之鬱結情緒表示同情,但“尊重司法程序系使執法措施文明化所應付之最小代價。而且亦只有尊重司法程序始能給予憲法自由更強有力之意義。”無論法院之禁令如何錯誤亦應服從,在事後再行早訴求值。

2、Caroll et al, v. President and commissioners of princess Anne et al., 1968:本案與前案對法院禁令之裁決適成對比。前者認法院之禁令有效,並未違憲。而在後案,僅一年之差,聯邦最高法院卻認為地方法院卻認為地方法院禁止向主白人優越感之全國州權黨(The National States Right Party)舉行示威之禁令系違背憲法。聯邦最高法院所持之理由是:馬利蘭州Somerset縣巡迴法院連下兩道禁令,第一次禁令系禁止全國州權黨在十日內不得舉行示威遊行;第二次禁令則延長為十個月,該州上訴法院批准十日之禁令,而批駁十個月之禁令。但聯邦最高法院則批駁馬利蘭州之兩次禁令均為違憲。因為此兩項禁令之頒發均系經由單方缺席程序(es parte proceedings)為之,所以凡事未經雙方當事人之在場或容許被禁遊行一方當事人之申辯而所核發之單方缺席禁令均系違憲而無效(Nu es parte injunction)。

3、Organization for A Better Austin v. Keefe, 1971:六○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國會遂通過一系列人權法案,禁止住宅歧視。芝加哥區為美國黑人集中之都市。在新人權法案下,黑人乘機在白人區Austin一帶購置房地產。不料房地產經紀施用各種欺詐手段,使白人區之某一白人屋主將其住宅售與黑人,一旦成交,黑人遷入,該區白人即惶惶不安,恐懼住區變壞,房價暴跌,於是紛紛競售。因而造成整條街巷潰爛(block-busting)及“恐慌大賤賣”(panic pedling)。於是,Austin區行政官員為挽救此一危機,遂向法院請求頒髮禁令,禁止白人屋主結隊散發宣傳小冊,亦不得強迫其它屋主簽具拒售保證。聯邦法院認為此一地方法院之禁令即系違反憲法規定,危害屋主之基本言論自由權。

總之,聯邦最高法院對地方法院頒髮禁止遊行或戶外集會之禁令亦采嚴格監督主義:第一、地方法院頒發遊行禁令,原則上許可;第二、法院片面所作之缺席禁令則屬無效。

(三)對遊行時宗教團體或政治團體使用之擴音卡車之管制:

政治團體或宗教團體為擴大宣傳效果,往往雇用裝有擴音設備之卡車,在許多公共場所,人口眾多地區,或交通擁擠之大街通道,使用擴音器大聲喧叫。結果許多商店及行人均無法不受此種噪音之干擾,致影響其工作及安寧自由權利。以下兩案均涉及此一問題:1、Saia v. New York, 1948:此案系涉及耶和華見證人會教徒Samuel Saia未經取得地方當局之核准而在Lockport城大街以擴音器之卡車流動喧教,經地方警察人員取締並移送法院審判定罪。被告不服。歷經上訴,終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認地方所訂之限制噪音之規則系畢予警察局長以無羈裁量權(uncontrolled discretion)對言論自由權作事前限制而違憲。最高法院指出言論自由應居優先地位而加保障。2、Kovacs v. cooper, 1949: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四八年Saia v. New York所持之立場於一年之後即有所修改。在最高法院釋憲歷史中,以後案推翻前案或以前之少數轉為後案之多數之實例甚多。時代在變,司法錯疏時生,故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改變前案之立場無足為奇。Saia v. N. Y.及Kovacs v. Cooper兩案有同有異相同之點即兩者均涉及明顯之憲法權利(言論及集會自由)與日漸重要之個人隱私權(即憲法第九條修正案之所謂有“不受干涉權”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之衝突。所不同者,前案系最高法院以言論自由權限制政府之警察權(包括及核發許可證等),而後案系最高法院以他人之隱私權又限制言論自由之濫用。

本案系華萊士(Henry Wallace)之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黨員,Kovacs違背新澤西州春騰市(Trenten, N.J.)禁止任何人在大街用擴音器或其它裝有喧鬧樂器之卡車作亂公共安寧秩序之宣傳之規定。Kovace遭受締移該市第一區警察法庭,經法官Albert Cooper判罪,被告不服,歷經新澤西州上訴法院及最高法院維持原判,由被告最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其在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之言論自由及第十四條修正案之適法程序及公平保護之基本權利。聯邦最高法院經過為時五十一日之聽審(Oct. 11, 1948-Jan. 31, 1949)始作以下之裁決,認為該州最高法院之判決無誤,該市對裝置擴音器大聲喧鬧之卡車之禁止規定並未違憲。其理由如下:

① 市街大道系言論文意見交換之公認正常場所,但非謂言論自由不受任何限制(City streets are recognized as a normal place for the exchange of ideas by speech or paper.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e freedom is beyond all control);

② 在一個尊重全民自由社會中,言論自由雖然占有優先地位,但它並不能讓議員將其它市民對安和樂利之要求又置之不顧。因為不尊重他人權利而強行一已之言論自由的本身即系粗暴而專斷之行為(“The preferred posit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a society that cherishes liberty for all does not require legislators to be insensible to claims by citizens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To enforce freedom of speech in disregard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would be harsh and arbitrary in itself.”)

③ 市政府之規則及禁令設計院並不含混,模糊或有欠明確肯定(the rules are not ‘vague, obscure and indefinite’);

④ 該市政府之規定非在限制“意見之溝通”(communication of ideas)之自由,而系合理保障他人不受干涉之權利(a reasonable protection from distraction亦即他人之隱私權必須加以尊重;)

⑤ 言論自由在公共秩序維護人員無法加以保護的時間與情況之下,將成為有名無實的空洞字眼(“The right to speak one’s mind would often be an empty privilege in a place and at a time beyond the protecting hand of the guardians of public order.”);

⑥ 因為任何人在家中或街上都無法逃避擴音器對其隱私權之干擾,除非經由市政府予以保護;(“In his homeon or on the street he is practically helpless to escape this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by loud speakers except through the protection of the municipality.”)

⑦ 因此,“本院認為議會得行使其裁量權制定規程禁止裝有擴音器之卡車在市街道通道加高音量,大聲向公眾廣播。在十二萬五千人口的春騰市的市區中,這種喧雜噪音將危害交通及傳播信訊的有用時間,而且將使居民所嚮往的住宅區的寧靜和聽由宗教、社會或政治說教來擺布”(“We think it is a permissible exercis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to bar sound truck with baroadcasts of public interest, amplified to a loud and raucous volume, from the public ways of municipalities. On the business streets of cities like Trenton, with its more than 125,000 people such distraction would be dangerous to traffic at all hours useful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in????ation, and in the residential throughfares the quiet and tranquility so desirable for city dwellers would likewise be at the mercy of advocates of particular religious, social or political persuasion.”)

最後,最高法院認為言論自由權不得強迫市政府接受此種製造噪音的擴音器卡車在大街上的駛行。(We cannot believe that rights of free speech comple a municipality to allow such mechanical voice amplification on any ofit streets.

3、Publie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v. Polak, 1952:但在三年之後,最高法院對在大街使用擴音卡車之裁決又有改變。華府一家交通公司在公車上播放音樂,偶爾亦來帶商業廣告,旅客認為有礙其隱私權,遂控告該公司,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個人在公共場所並無絕對之隱私權。當時自由派大法官道格拉斯持反對意見,指出此一裁判無異為迫使他人須聽說教之強制方式。總之,聯邦最高法院對使用擴音器作政治或宗教宣傳迄無定論,需視個案內容而定。

(四)示威遊行之地點方式:

在美國,各種團體及民眾為各種不同利益及問題舉行街頭抗議遊行,已系司空見慣。尤以工會罷工之遊行示威為最。但如工會示威違法暴亂,危及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全亦經最高法院裁決得由政府制裁如AFL v. Swing; Milk Wagon Drivers Union v. Meadowmooar Dairy, Jnc.1941及Giboney v. Empire Storage and Ice Co.等案均屬之。

但在五○及六○年代之民權示威運動,以及六○年代及七○年初之反對越戰之政治抗議運動已不限於在街市大道。在以下各案中均曾使聯邦最高法院有充分機會對示威遊行在街道以外之地點及方式作進一步裁決:

1、有關示威遊行場所:聯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之和平遊行示威之判例中認為示威遊行者如能按照規定在司公共財產之指定場所舉行和平抗議之示威遊行,則受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基本民權自由之保護。但如某種公共場所保留作為特別使用之目的,則和示威遊行之自由亦非受絕對保障。

(1)在州政府大廈前之示威:Edwards v. S. Carolina, 1963:一九六一年,在南卡州可倫比亞市,為數約一八○名黑人中學生及大專學生在州政府大廈廣場前舉行和來示威,抗議種族歧視政府,圍觀民眾約二、三百人。當時並無任何暴亂情事發生,但警方則要求滸行學生解散。學生拒絕,繼續唱歌並聽演講,遂遭警方拘捕,以破壞和平罪名移送法院判刑。聯邦最高法院於審理此一上訴時批駁院州法院所持之理由,認為州法院規定之相關條文過於含混,而且此類和平示威系屬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當遊行示威隊伍進入州政府大廈信道時,警方告訴學生可以進入,但須保持和平。而且州政府大廈及廣場為對公眾開放之場所,故該州最高法院所作這判決違憲,不能成立。

(2)在監獄前之示威遊行:在Adderley v. Florida, 1966被告Harriett Louise Adderley及三十一名其它學生由佛洛里達工業大學出發到一里外之監獄,抗議種族歧視。典獄找及其它獄政人員出面勸告學生離去,否則即予逮捕。學生拒絕所請,嗣經警方逮捕,移送法院判刑。被告不服,再次逐級上訴。指揮地方政府禁止其在監獄前示威遊行之基本自由權利。聯邦最高法院由極負盛名之自由派布萊克大法官(Justice Black)主筆,布萊克一向力主保障民權之絕對主義,但卻在判決主文中將在州政府大廈前與監獄前之示威加以區別:

① 監獄與其它公共場所不同。監獄係為安全目的而設,故不在抗議之列;

②“聯邦憲法從未禁止州政府對其所有這公共財產之使用得握有公正合法之控制權”(“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oes not forbid a state t control the use of its own property for its own lawful nondiscriminatory prupose.”);

③ “本院拒絕接受一種假設前題—認為任何人具有隨時隨地隨意得宣傳其抗議及意見的憲法權利(We reject “The assumption that people who want to propagandize protests or views hav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o so whenever and however and wherever they please.”)”

(3)在圖書館示威Brown v. Louisiana, 1966:聯邦最高法院對五名黑人在圖書館之示威是否違法一節,曾以五對四票裁決,批駁州法院判罪之理由。任為被告在圖書館之和平抗議並未違法應受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之保障。但布萊克大法官堅決表示異議,認為圖書館系安靜閱讀及研究之場所,而不應作為“表達歧異份子觀念之場所(not as a stage to express dissident ideas )。”

(4)在學校附近示威Police Departmeut of the City of Chicago v. Mosley 1972:芝加哥市政府有一項規定禁止在距離學校一五○尺之內舉行持牌和平之示威遊行。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此一規定對勞工抗議及其它示威未加區別,且過於籠統,故加批駁。但在同年之(Grayned v. Rockford)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市政府禁止“任何人在毗近學校上課之公私場所建築,蓄意喧鬧,擾亂學校上課時之安寧與秩序”之法規並未違反憲法上所保障之言論自由。

在軍事基地之示威Greer v. Spock, 1976:一九七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時,著名之小兒科醫生施帕克Benjamin Spock競選總統。施醫生反對越戰極烈,曾藉助選人員在新澤西州之軍事基地Fort Dix進行競選活動,發表反戰演說,散發反戰傳單。軍事基地軍事道長請當地地方予以取締,施氏不服,再次上訴,控告當局違犯其在憲法上之言論自由權及集會自由權。結果聯邦最高法院以六對二票裁決基地軍事道長有權禁止在基地之一切政治活動,包括散發政治傳單,發表政治演說等等。理由是:

① 總統為三軍統帥,軍事不受政治干涉,亦不應與政治競選活動或黨派活動相紀纏不清(“offical military activities free from entanglement with partisan political campaign of any kind.”)

② 軍事基地與一般平民活動場所有別。“軍事基地旨在訓練士兵而非提供政治討論場所”(“The business of military installation like Fort Dix is to train soldiers, not to provide a public forum for politics”);

③ “施醫生及其它人並無一般化的憲法權利在Fort Dix基地發表政治演說或散發競選文件。”(Dr. Spock and others“had no generalized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make political speeches or distribute leaflets at Fort Dix”)

又根據Parker v. Levy, 1974一案,聯邦最高法院特別強調,李維(Howard Levy)上尉反對越戰,煸動黑人拒服兵役參加作戰,經軍事法庭依據統一軍法法典(Uni????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判刑,系基於軍人與平民不同,故統一軍法法典第一三三及一三四兩條並無違憲之處。軍人雖亦享有言論、宗教及集會自由,但在行使之程度上自亦不同。)

(6)在大街交通要道之示威Cox v. Louisiana, No. 24, 1965:一九六一年,B. Elton Cox故師率領兩千名南方大學Southern University學生在路易西安那州之Baton Rouge城市之市中心區遊行抗議種族歧視,陰礙交通,經警方逮捕移送法院,以兩項罪名起訴:①擾亂社會公共秩序(disturbing the peace under Louisiana’s breach of the peace statute)。被告Cox牧師不服抗告,再經上訴,終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認為兩項罪名均不能成立。以全票批駁地方法院對擾亂社會安寧妨害公共秩序所定之罪刑,又以七對二票推翻陰礙交通之罪刑判決。主要理由為該州有關管制示威遊行之法規畢予執法官員以“無羈裁量權”,而且規定之條文太過含混籠統,不易適從,使被告之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遭到危害。

儘管Cox獲得司法救濟,無罪開釋,但負責主稿判決之書之自由派大法官高柏格(Justice Goldberg)在本案中對以示威遊行作為街頭對抗政治(Street confrontation potitics)之範圍及限制則作以上權重要之解釋:

①從這些判例中可以看出若干明顯而清楚之原則,言論及結社自由雖為我國民主社會之基本原則,但還不能說每一個人隨時隨地地對任何社團都可以發表其意見和信仰(“From these decisions certain clear principles emerge. The rights of free speech and assembly, while fundamental in our democratic society, still do not mean that every one with opinions or beliefs to express may address a group at any place and any time.”)

②“憲法上所保障這自由權即隱攝着一個維持公共秩序的確有組織的社會之存在,如果沒有它的存在,自由本身即會在過激的無政治狀態中喪失”(“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liberty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an organized society maintaining public order, without which liberty itself would be lost in the excesses of anarchy.”)

③“控制街道交通很清楚的是政府維護必要秩序責任的題例,任何人以不遵守眾所周知之紅綠燈之交通規則作為社會抗議的手段則是不合理的(“The control of travel on the streets is a clear example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to insure this necessary order One would not be justified in ignoring the familiar red light becausr this was thought to be a means of social protest.”)”

④“任何人亦不得違反交通規則,堅持於交通尖鋒時間在時報廣場上舉街頭集會,作為行使其言論自由或集會自由的方式。政府當局有義務及責任保持大街道路之交通暢行無阻。”(“Not could one, contrary to traffic regulations, insist upon a street meeting in the middle of Times Square at the rush hour as a ???? of freedom of speech or assembl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have the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heir streets open and available for movement.”)

⑤“遊行示威群眾不得堅持有權封閉某條街道及進出公私場所之通路,亦不得禁止任何拒聽說教之行人這通行”。(“A group of demonstrators could not insist upon the rright to cordon off a street, or entrance to a public or private building, and allow no one to pass who did not agree to listen to their exhortations.”)

由以上判例則知,在美國大街遊行示威的集會自由權並非一絕對的權利。

(7)在法院前之示威遊行Cox v. Louisiana, 1965, No. 49:本案之第三個爭議主題為被告Cox在法院“附近”(near)遊行是否違法而應加懲處。路易西安那州法律明文規定“任何人在法院或法院附近舉牌抗議或遊行示威,意圖干涉、陰撓、妨害司法行政,或意圖影響法官、陪審員、證人及司法官員、執行職務,均應處五千元以上罰金或一年以下之臨禁,或兩罰並處。”(“Whoever, with the intent of interfering with, obstructing, or imped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r with the intent of influencing any judge, juror, witness, or court officers,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duty pickets or parades in or near a building housing a court of the State of Louisiana shall be fined not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dollars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oth.”)。根據此一法律,地方法院以被告違法在法院對街一○一尺“附近”示威遊行,抗拒警方要求群眾解散之命令,因而將之判刑。被告不服,認為地方法院及州法院均侵犯其在憲法上之言論及集會自由權,遂經次上訴。最後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該州最高法官判罪所據之理由不足,遂宜告原判不能成立,被告終因無罪而開釋。聯邦最高法院所持之理由如下:

① 該州禁止在法官“附近”遊行示威之規定雖無不妥但“附近”詞之解釋仍嫌籠統(indefinite),含混(vague),且畢予警官以“無羈裁量權”(unfrttered discretion)任加解釋;

② 法規既明文禁止在法院“附近”遊行,故凡在法院“附近”遊行理應均屬違法,但警方負責高級官員既已指定群眾在法院對街一○一尺之場地“可以遊行”,則知警官已將“附近”一詞解釋為一○一尺合法之場地,可以遊行,卻在事後出爾反爾,變更解釋,下令群眾解散,顯系警官任意裁量,致使示威者無所適從。基於此,聯邦最高級法院認為州最高法院之判決不能成立。此雖系咬文嚼字,但卻表示“依法主治”之精神。

因為本案系以此數權為接近之五對四票裁決,而且少數派之四名大法官均強烈反對,認為此種裁決易滋誤解,外界或以為聯邦最高法院批准任何人得在法院內外或附近遊行示威。事實上,該院大法官無論在本案中之立場如何,均同意為維護司法審判獨立及法院尊嚴,向不容任何人或團體在法院聚眾集會,以滸行示威方式威脅、干涉或影響法院之司法程序。為澄清此一判例可能造成之誤會,大法官高柏格在判決主文中迅即指出此一重要附加之說明:

① 路易西安那州 禁止在法院及附近示威遊行之法規無論其在文字及內容均無不妥且符合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三日在美國司法會議“禁止在法院示威抗議之立法議案特別委員會”所提之報告,該項報告一致贊成國會應制訂立法禁止在法院抗議示威。一九五○年國會通過有關聯邦司法制度之制度(64 Stat. 1081, 18 U. S.C. § 1507, 1958 ed.)即禁止在法院示威抗議。該州法律即依據此一聯邦立法而制訂此一州法,故理無不合;

② 同理,各州之司法制度亦應禁止在法院之示威抗議以免受外界之壓力。因為本院誓言支持法治政府而非人政府(“We are committed to a government of law and not a government of men”);

③ “司法程序之任何階段不應受暴民干涉。暴民干涉法律正為適法程序之反。”(“There is no room at any stag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for such intervention; mob law is the very antithesis of due process”);

④ 本院認為“某種與言論混合之行為即得加以規限及禁止”(……that certain ????s of conduct mixed with speech may be regulated or prohibited.),換言之,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反覆指出“言論自由如與某種行為混合即不為憲法之必然保護”(“……that free speech is intermingled with such conduct does not bring with it constitutiilnal protection.”)在法院附近,遊行非純言論(pure speech),即系附加行動,故應受法律規限;

⑤ 本院雖將州最高法院之原判批駁,但並“非謂警察對最初系和平而後變為暴亂之集會不得予以制止”。(“Of cours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police cannot call a halt to a meeting which though originally peaceful, becomes violent.”)再者,“本院亦非指凡經謹審擬訂及執行之法律命令均不得對集會設定合理之時間限制”(“Nor does it mean that, under properly drafted and administered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the authorities cannot set reasonable time limits for assemblies.”)而“本院僅認為本案在目前情況下,上訴人之罪狀未能基於警方之解散令而成立”(We merely hold that, under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ose present in this case, appellant’s conviction cannot be susta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dispersa order.);

⑥ “本院在本案及上案(No.24)所作有關在法院及其附近舉行示威行動之裁決,概不得解釋為對任何形式及示威之動亂行為加以認可,無論此種示威遊行如何和平,動機如何可嘉,如其與旨在促進法治與秩序,保護社會免於動亂,管制交通規則,維護公私財產之合法利益,保障司法行政以及其他政府主要公務職責之嚴謹法律相牴觸則本院即不認可。”(“Nothing we have said here or in No. 24, ante, is to be interpreted as sanctioning riotous conduct in any ???? or demonstrations, however peaceful or commendable their notives, which conflict with properly drawn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designed to promtote law and order, protect the community against disorder, regulate traffic, safeguard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private and public property, or protect the adminlstration of justice and other essential gorernmental functions.”)。

最後,聯邦最高法院對本案曾作一項肯定結論說,“自由只有在一個衛護秩序的法律制度之下始可行使。”(“Liberty can only be exercised in a system of law which safeguards order.”)

2、有關示威遊行之方式:美國各種政治及社會團體為爭取其本身利益而採取各種方式以行動表示抗議:

(1)以手段分則有和平抗議及激烈抗議:前者為室內或街頭之和平合法集會及示威抗議遊行,後者如採取過激之暴力違法行動,如搗毀公私財物,破壞交通秩序,加暴他人等等。前者多為法律所允許之合法行動,後者則為違法之行動;

(3)以法律觀點分為依法登記並經許可之和平遊行及不依法登記之抵制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後者通常以下列方式為之:抵制(boycotts),靜坐或坐抗(sit-in),因為抵制抗命係指蓄意違法而公開進行的一種抗議行動,故受法律制裁,例如消極不合作運動即屬之。但它決非革命、顛覆、暴動、或叛離。

以實例言,一九六五年八月洛山磯之黑人區(Watts district)暴動,先後持續六日,造成三十四人死亡,一○三二人受傷,三九五二人被捕,六○○棟建築被毀,約四千萬元美金之財產損失。兩年後在底特律第十二街之五日暴動,造成四十三人死亡,三四七人受傷,三八○○人被捕,五○○○人無家可歸,一三○○棟建築被毀,約五億元之財產損失,一九六九年來,總統所指派成立之全國調查暴動原因及防治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n of Violence)在其報告中坦承美國在六○年代曾發生二三九次黑人暴動造成一九一人死亡及八、○○人受傷。以上數字代表美國所遭受種族以暴力抗議的慘痛實例。

而蓄意抵製法律及抗命之實例包括:

①抵制公車運動: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Montgomery)之黑人於一九五五年因黑人婦女Rosa Parks 搭乘白人在公車之座位被罰事件所發動之抵制乘坐公車運動,直到一九五六年聯邦最高法院在Garyle v. Browder(352 U.S. 903)一案將公車歧視裁決為達憲後,始告平。②靜坐抗議運動:第一次的靜坐抗議運動系發生於一九六○年二月一日北卡洛林那州的Greenshoro城。是日,四名黑人學生在F.W. Woolworth公司的午餐櫃檯坐下,要喝咖啡而③被拒。遂靜坐抗議,引起白人推打、辱罵、吐痰。之後四人外出,連手圍成一圈低平淡禱告。然後,其他黑人再如法進店靜坐。此即所謂名震美國之午餐靜坐抗議之始。未幾全國其他四十八個城市均發動靜坐抗議,引起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在美國南北各地發起各種抗議(“ins”)例如說(stand-ins)、讀抗(read-ins)、禱抗(pray ins)、睡抗(sleep-ins)、教抗(teach-ins或譯為霸教)、躺抗(lie-ins)及擠抗(wade-ins)等等五花八門之抗議方式。後來,又有C.O.R.E人權組織發動所謂“自由列車勇士”(freedomriders)在全國各地以違法的手段抗議並打破交通工具之歧視。單從一九六○年二月一日迄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止即有七四、三五○人參與南部各地之自由列車隊,其中被捕人獄者達三、五八五人。

至於其他違法抗命,消極抵抗之實例為拒納所得稅及焚毀徽如人伍證等行為均系美國公民採用之抗議手段。因細節過繁,不及備述。

四、結語

作者旅居美國研究教學三十年(收一九五四迄一九八四),據親身目睹及經歷五○年代之人權運動,六○年代及七○年代之反戰運動,深感美國之民主政治屢臨挑戰與考驗,在政治風暴中仍能安度危機而確保民主憲政之健康,理由固多,但最重要即全國上下,政府與民間均能遵守美國民主憲政之政治共識及基本原則:“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gorernmeut of laws, ont of men)”。美國總統與國會均不能解釋憲法。一切有關人權、民權、自由、法治之爭議均須通過司法解釋。

民主法治之基本精神即在“守法、執法”。美國人民固然共識“守法”原則,但政府亦須守法。政府守法之要義即在嚴格執法,建立法律主治的公權權威。美國民主政府決非暴民政治。暴民違法行暴,即應執法制裁,法治公權力始可取信於民。在美國,政治問題以政治方式解決,法律問題則以法律解決。如美國政府不執法即不守法。政府如不執法即誤導民人體中以人人自執其法或擇法而從,造成憲政法治及民主政治之信心危機。雷根總統執政後的最大貢獻即在挽救美國多年來之政治從溺(political permissiveness)所造成之人治政府之危機,而重建法治政府的尊嚴。                                本網站e首發,轉載自《街頭運動與民主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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