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從陳丹青事件談中國知識分子的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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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5/11 16:24 新浪文化

　　作者：昝愛宗

【內容提要】在我看來，“痛經”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 ，不“痛經”才是最不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痛經”，多年都在壓抑着 ，甚至有不少知識分子的“子宮”已經被某些機構和某些手術台給割掉了——不“痛經 ”了自然也就不會“生育”、可以公然麻木人生了，但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總有一些 擁有正常“子宮”的知
識分子，總想着“育人”、“創造”、“繁衍”，不怕“痛經” ，享受“痛經”，也要堅持“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兩名正在發育的女孩子，被其所在的江蘇省南通兒童福利院以“痛經”的名義非法割除 了女性生理上最重要的器官——子宮。本來該案只是福利院一個公家單位非法，如果另 一個公家單位——南通城東醫院(國家一甲醫院)不配合實施這一非法的話，就可以制 止或阻止其非法不能得逞，或不能輕易得逞。可是，這家醫院居然願意非法配合了福利 院的非法——它們成了“夥同”，成了“同謀”。一切都是以公開的、更似乎做好事的 正當理由——兩名女孩是智障，月經麻煩，要痛經，所以它們要搶先下手，一切都是為 了她們好，成全她們……

　　非法割人家的健康器官，還要聲稱為她們好，難道這就是為了保障殘疾兒童的人權？正 在發育及發育成熟的女性，初潮及月經是極其正常的生理現象，月經期間通常要有不同 程度的痛經，幾乎多數女性都有這一現象，而且呈周期反應——難道這就是麻煩的理由 ？依據它們福利院和醫院領導人的經驗和邏輯，要想不麻煩、不痛經都要“一割了之” ？

　　在中國，如此反常(反人權)現象多多，已經到了幾乎人人熟視無睹的程度。做合法的 事情往往不如做非法的事情容易，所以“割子宮”的事情只需一個“痛經”的理由就可 以了，管它什麼法律什麼人權什麼人的尊嚴。在我看來，“痛經”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 ，不“痛經”才是最不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痛經”，多年都在壓抑着 ，甚至有不少知識分子的“子宮”已經被某些機構和某些手術台給割掉了——不“痛經 ”了自然也就不會“生育”、可以公然麻木人生了，但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總有一些 擁有正常“子宮”的知識分子，總想着“育人”、“創造”、“繁衍”，不怕“痛經” ，享受“痛經”，也要堅持“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我認為，自由職業畫家、清華大學博導陳丹青教授就是這樣一位遭遇“痛經”的知識分 子，他喊着“痛經”，同時保護着自己的“子宮”不被割去，依然申請辭職走出“大清 門”(清華大學)，對於2005年的春天來說仍然是“早春”行動，有着非凡的勇氣和氣魄。此事發生，令人無奈的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要麼不“痛經”，要麼“子宮”被割繼 續坐井觀天，選擇哪一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陳丹青教授乃是當代最率真的藝術家，曾經當了8年知青，現在還以“從來沒忘自己一 直就是個老知青”自居，1982年29歲時到美國，2000年47歲時回國奉獻自己的“子宮 ”。他在出國前的1980年就以《西藏組畫》獲得名聲——日後與羅中立的油畫《父親》 並稱為中國當代美術史的里程碑，奠定“江湖”地位。2000年，他作為“百名人才引進 計劃”中的一員，成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導師。2004年底，他以連 續4年招不到一名碩士生為由，對現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體製發出質疑，對高校擴招、 創收、增加學科、重視論文等“謀飯碗”體制下造就的畢業生“有知識沒文化”、“有 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現象表示出憂慮和深惡痛絕。直到他“憤而辭職”， 使他成為了全國藝術教育界矚目的焦點。或許是見多識廣，藝高人膽大，他今天以敢說 真話的知識分子著稱——同時又承認話語的無力：“第一，我知道說話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第二，我保持說話，因為這是我最後一點權利。”一個教授，一個藝術家，如果 “子宮”，他該怎麼活下去？

　　回國五年來，陳丹青先生在與高校及媒體人士的多次對話和交流中，他很坦然地說自己 是1978年以同等學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班的——這在27年後的今天仍然是 很難得的，或者說今天的同等學力者想進中央字頭的正規高校研究生班也是不大可能的 ——學歷、資格缺一不可。在今天這個認“本子”不認“同等學力”的時代，是培養不 出幾個華羅庚、幾個陳丹青的。當然，華羅庚是自學成材的，陳丹青在1978年以前也有 着同等學力報考——當年他以知青身份投考“文革”後中央美院第一屆油畫研究生時， 以外語零分、專業高分被錄取。他在外語考卷上寫下類似BBS式的留言：“我是知青， 沒有上過學，不懂外語”。隨即交卷，離開了考場，後來被錄取……直到今天他還刻意 提到自己除了“二十多年前在中央美院上過兩年所謂研究生課程”外，“我的文化程度 只是小學畢業生”。他還說現在“當我每年審看博士生報考表格時，我發現自己既不具 備報考的學歷，更不具備國家規定的種種條條框框”。國家為什麼這樣強硬規定呢？因 為“我們所屬的學院、畫院、美術館、美協、研究院，全是國家的，官辦的，統統歸文 化部、宣傳部領導，這兩個部，當然，歸這樣領導——猶如北京的二環、三環、四環… …環環圍繞着‘中央’”，而“中國現代美術史，是行政美術史。中國當今美術界，是 行政美術界”，這一結果的出現，是因為“體制警告大家，並成功地使大家隨時隨地地 自我警告：‘千萬不要忘記飯碗’”——又似乎與四十多年前毛澤東一呼天下應的“千 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如出一轍。

　　為了飯碗，只做敢做的工作，不敢做能做的工作，責任也是挑最輕最小的擔，還要防止 被抓住“辮子”(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回憶文章提到所謂“四人幫”之一的 張春橋名言：“工作由他們做，責任由他們負，辮子由我們來抓”)。權力就是體制， 體制就是飯碗，面子可以輸得起，但肚子可是餓不起的呀。所以，至今陳丹青還感到體 制的陣陣“寒風”，念念難忘“千萬不要忘記飯碗”這句“中國真經”——即使唐僧在 世，根本無須去西天聖土取經，因為這味“真經”本來就根扎東土“大唐”。

　　陳丹青先生在2000年以前的日子是在美國紐約以自由職業畫家身份生活的，十八年的藝 術薰陶和自由創作，使他在今天有底氣以各種形式持續批評“藝術教育之弊”，以及對 公共事務的諸多領域“說三道四”。比如他談到“三農問題”——也是體制問題之一： “現在的中國農村為什麼衰敗？沒有私啊，沒有私產哪會有公心？物質的精神的視覺的 心理的，都沒有自己的東西，生活本身也就不再是你的。世世代代，這個院子是你的， 院子外面的桃樹棗樹竹林子是你的，你怎會不侍弄不愛惜？國家現在停止農村賦稅了， 休養生息，都是老辦法，都在往回調整。回到常識，多少代價，多麼難。”比如對電影 藝術，他同樣指出要警惕“美”後面的“匱乏”，亦警惕“舊”後面的“惡”。他提到 崔永元的《電影傳奇》，好看，“但我不會用那樣的方式說出來，因為我知道其他東 西。”“當年的紅衛兵也是這樣，因為沒長征過，沒穿過草鞋，沒抗戰過，所以要打着 紅旗要穿草鞋重走長征路——所謂人生模仿藝術——抗日，對經歷的人是血與火；對我 們，是藝術，是電影和小說。”對於高等藝術院校“政教合一”模式，他不知提到多少 次，其中多是激揚文字。比如他回國以後將多次演講、對話、批評和評價及其他寫作文 本收集起來，起名《退步集》公開出版——“退步是為了向前”，一時“洛陽紙貴”， 獲得好評——他在新書中所言說的“退步”理由正是這些激揚的真話，值得深思的如 “我回國後看見，美術界的官方性質絲毫沒變，不但沒變，而且我們的權力比二十年前 大得太多了”。

　　不過，今天，陳丹青先生已經向清華大學遞交辭職報告了，想結束其“正在擔任所謂繪 畫博士生的導師，是一名所謂責任教授”的非典型時光，以便恢復他自己的本來身份— —自由職業畫家。該辭職報告於2004年10月15日遞交後遭校方情辭懇切地挽留，除正帶 的六位研究生外不再招生外，續簽合約兩年至2007年研究生畢業離職。在他的“述職與 感想”一文中，特意提到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大師陳寅恪寫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獨 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認為這是一種學人的品格，或許又是中國知識分子保持“痛 經自由”的立場吧。

　　2005年春天，中國知識分子出彩的地方，與2004年春天相比似乎有點微不足道。單從知 識分子出書來說，去年有了章詒和的《往事》和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查》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獲得海內外的廣泛叫好和暢銷。今年，除了一位外國商 人兼作家的《江澤民：他改變了中國》“出口轉內銷”獲得一度暢銷外，目前為止惟一 和章詒和、陳桂棣、春桃相提並論的暢銷書就數陳丹青的這本《退步集》了——2005年 1月出版，2005年5月第4次印刷，扣除2月份的春節，每月印刷一次近萬冊，現在已經高 居全國各書店暢銷書排行榜前茅。

　　陳丹青在2005年春天被廣泛關注，先是他向清華大學遞交辭職報告事件引發的，在媒體 的高曝光率下，他遂成中國新聞人物。但作為他新書的讀者，我並不關心他的被媒體廣 泛關注，而是他提出了中國廣大知識分子正在遭遇的“痛經”感，以及有被“割子宮” 或主動送割“子宮”——極少數捍衛“子宮” 者和知識分子保持“痛經自由”的現 狀。應該說，今天的陳丹青教授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並公開表達出來是所幸的好事 ，我們可以通過他的《退步集》注意到這一點。

　　陳丹青作為當代優秀知識分子一員，顯然是通過自己的行為和言論做着很多人不願意 做、或者無意識做的“恢復常識和記憶”工作——意識到“痛經”，還要忍受“痛經” ，“孕育”新生命——藝術創造、藝術活力。他觀察到“我們好像不在乎常識，不在乎 記憶，我們所竭力構築的，似乎總是所謂‘上層建築’——我們的藝術學院在教所謂的 ‘美術學’，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謂博士生正在逐年遞增，我們的美術界天天高談

　　所謂世紀性、國際性、歷史性、當代性等等聳人聽聞的大話題，種種雜誌、研討會、拍 賣會、博覽會、雙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動，辦得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級別與名 稱越來越高，遠遠看過去，我們的文化藝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欣欣向榮……可是在這 一切的熱鬧與喧囂中，美術館，作為一條無法替代的認知途徑，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 一個巨大的文化實體，卻是長期懸置、長期缺席。用中國人的老話說，這就是文化上的 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過像個游泳池；無木之本 是長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過像大大盆景。”

　　當年，蔡元培先生大聲呼喊以“美育代宗教”，現在都快一個世紀了，蔡先生的理想有 沒有實現？陳丹青提到“要說美育”，“我們今天出了個所謂的‘五講四美’(筆者注 ：現在不提了，但換個花樣內容不變。因為中國喜歡運動式的教育，時過就棄如破履， 再換個新名詞)，層次很低，不過是要有禮貌，守規矩，走橫道線，別隨便吐痰之類， 說明什麼呢？無非說明我們的社會五不講，四不美。”他有點痛心疾首地說“美育”之 美化國民之心的重要性：“我想，要是我們全國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說的大型國家美術館 ，情形不至於(今天)這個樣子。我在國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的美術館的國民，與 沒有美術館的國民，很不一樣，大不由於，太不一樣了。”現在，中國文化藝術所要呼 喚的“魂”，只是“常識與記憶”，西方人所知道的“魂不附體”，建立在精心留存西 方乃至世界文化的“體”，只要“體”還在，文化的“魂”就有個依附之所——“要我 說，文化藝術的‘體’，就是美術館。”意大利有梵蒂岡美術館，法國有盧浮宮美術館 ，英國有大英博物館，俄國有冬宮美術館，西班牙有普拉多美術館，墨西哥有瑪雅美術 館，美國有大都會美術館，埃及有開羅美術館，德國有柏林美術館，土耳其有君士坦丁 美術館。可在“諾大的亞洲，沒有，一座也沒有”。看我們北京三聯書店旁邊的中國美 術館，還不如三聯書店有知識分子氛圍和人文情懷，有一次筆者路過美術館，發現人擠 來擠去原來是一套紀念郵票的首發式——周圍都是郵票販子(北京倒爺)在搶吃“頭口 水”，以圖“倒買倒賣”賺大錢。這樣的美術館，如何擠身進入世界十大美術館呢？

　　“一個被割斷歷史的民族和階級，它自由的選擇和行動的權力，遠不如一個始終得以將 自己置身於歷史之中的民族和階級，這就是為什麼——這也是唯一的理由——所有過去 的藝術，都已成為一個政治的問題。”在陳丹青的這本文集中，兩次引述了英國批評家 約翰·伯格的同一段話，為的是恢復常識和捍衛記憶的工作。不過，他不得不忍受生活 中這樣的質問：中國人為什麼畫油畫？正如“中國人你為什么喝牛奶吃麵包”一樣理由 似乎正當但又無比荒唐，陳先生回答說“問得好！好問題”，但他卻說不知道怎樣回答 ——這是一個令人多麼寒磣尷尬的問題啊。可是他現在要回答了，而且是理直氣壯地高 聲回答：“我不知道！”

　　應當質問的沒有人去質問，不值得質問的卻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質問。比如陳丹青舉 例說，時代曾經欺負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負學生。在他畢業那年，有一天照例在中央美 院U字樓長長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的一張畢業證書扣留不發二十年。這樣的怪現象 任何沒有人質問為什麼，這樣的現象與今天北大、清華高校BBS被限制是一樣的，又有 誰拿出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在替學生們呼籲？再說，如今的北大哪裡是蔡元培的北大？如 今的清華哪裡是梅貽琦的清華？用丹青先生的話(無比悲哀地)說，“然而還是叫北大 ，還是叫清華。”這不足怪，因為“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鴻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 已不在帥府園”了。只是當代中國，藝術算老幾？“七年前中央美院被連哄帶逼遷出帥 府園，暫居酒仙橋，落戶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在……中國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詞， 真是會說話：‘工程’怎樣且不管，‘希望’總可以不斷不斷‘希望’下去吧。全中國 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麼？美院遷移，說破了，事屬公然的驅趕，批塊野地，撥幾億 錢，不是打發，不是安撫，是對藝術的輕蔑，深刻的輕蔑。”當年吳冠中先生感慨“一 百個齊白石不如一個魯迅”，現在陳丹青感慨“大家主動失聲，裝聾作啞。吳先生不是 在說魯迅，也不在說齊白石，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人格哪裡去了？我們的勇氣和良知 哪裡去了？吳冠中還是民國青年，還順着‘五四’余脈，可是‘五四’的語境已經沒有 了。”或許，按照“清宮戲”皇帝爺“讓我再活五百年”的話去做，恐怕中國知識分子 已經連“經”都沒有了，更何什麼“痛”呢？

　　北京的某位教授，因為邀請某女畫家去酒吧遭拒，遂惡語相加“還想不想在美術圈子裡 混”。這樣的流氓教授，不但不會“痛經”，而且還可以實施學術強暴、權力強暴—— 當然是建立在以自己的快樂廉價換取別人的痛苦之上。陳丹青教授提到這一故事時同樣 感到深惡痛絕和批評的無力。不光一個女畫家如此遭遇，更多的學子都在遭遇沒有“痛 經”和沒有“繁衍和創造”的功利兼暴力教育、威脅教育。他說，“人文教育藝術教育 怎麼辦呢，不必驚怪：那是我們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今日的所謂人文 藝術學科，只是國家教育事業的擺設與點綴，競起高樓的藝術學院，說破了，只是眾人 的飯碗。慚愧，我也正在混這碗飯吃，我該時常提醒自己：何必認真。”

　　“何必認真。”這總是一種反話正說，藝術家是最值得認真的職業，陳丹青何時不 認真過？中國想建世界一流藝術高校，殊不知世界一流高校是沒有圍牆的。而中國不但 要在大學周邊建造水泥的圍牆，還要打造隔斷信息交流的無形圍牆。這只會進一步拉開 中國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我們先別奢談所謂人文，要緊的是恢復常識和記憶。”

　　陳丹青先生曾經“斗膽”提出過兩項自稱“愚蠢的妄想”：一是“中國油畫”四個字， 是“行政思維”、“群體思維”，順着這一思維……提出的所謂“藝術個性”是不可能 的，而“創作趨同”，勢在必然。二是面對媒體時代的孩子們，儘快建立多媒體教學， 不要再培養大量的所謂純繪畫畫家。我們會親眼看到，視覺藝術的未來趨勢是形形色色 的圖像，而不是“純繪畫”。我深為理解陳先生的良苦用心，中國的知識分子何嘗不知 道“痛經”之“痛”，但沒有這個“痛”，又如何維持一個正常的“子宮”去孕育當代 和未來呢？又如何使多元化的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得以在在中國產生並走向繁榮呢？

　　一部《退步集》，滿紙“痛經語”——這可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痛經 獨白”。通過陳丹青先生的海外自由職業經歷和無遮掩的獨特見解，我認為可從中看出 中國知識分子的“痛經”不是什幺不幸，而是大幸——當下的中國，尤其是文化藝術領 域是需要這樣發出一種聲音的。要想使這一大幸“得逞”，目前要堅持的還是恢復“常 識與記憶”，繼續堅守“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下的“痛經”自由，捍衛“子宮” 不被政治或行政權力、權威勢力割去，孕育新的個性，新的藝術生命，實現真正多元化 ……

編輯：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