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出身於巴蜀士紳家庭，家裡擁有四十多畝良田，收取佃農的租金。當時，佃農租種的份地多在兩到五畝之間。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學堂的畢業生，也是廣安當地的袍哥大佬（掌旗大爺）。文明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顯他的新黨色彩。保路軍興，他在本縣積極回應。蜀軍政府宣布獨立後，他為本縣編練民兵。他在袍哥和黨人的派系鬥爭當中失敗後，又辦起了絲廠，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出身、個人歷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屬於共產黨定義的階級敵人。

鄧文明好賭好色，以此敗家。他因為輸錢，不得不出賣產業，沒有像當時大多數新派士紳一樣，讓鄧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為好色，娶了比兒子大不了幾歲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內部的不倫之戀，弄得鄧小平不得不背井離鄉。（《戚本禹回憶錄》13.3《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群眾反映>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第158頁）鄧小平在法國仍然並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激進的政治活動上。勤工儉學的主辦單位說他不肯幹活，不宜僱傭。他加入了周恩來領導的支部，也不把這些萬惡的資本家放在眼裡。他們一度相信法國的十月革命很快就會爆發，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顛覆活動，結果被法國警方驅逐出境。

共產國際讚賞鄧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進莫斯科孫文大學進修，跟蔣經國同一個班。北伐期間，他為馮玉祥培養軍官。清黨以後，他奉命發動廣西的兵變。兵變一敗塗地，鄧小平倉皇逃回上海。前委書記陳豪人指責他臨陣脫逃，他不得不寫檢討。（《七軍前委報告》）隨後，他在瑞金當了幾年縣委書記。此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隨波逐流）。國民黨收編紅軍以後，他做了劉伯承的政委。1939年，組織為他安排了主婦。

鄧小平率軍打回自己的老家，將當地的士紳和知識份子屠殺殆盡。1950年1月，鄧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萬征糧工作隊：隨即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叛亂”，征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關於這場“叛亂”，官方宣稱乃國民黨殘餘勢力所為，實際上主要是農民及各種地方勢力的自發反抗。農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權的征糧行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早已收過1949年的公糧，新政權其實是對農民重複徵收，而且徵收的數量大大高於國民黨政府。

當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真實地記載了這一事實：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糧，比正常情況下晚了4個月，這時“農村糧食確已短少”。按上級下達的指標，川南區1949年度公糧負擔為42.5萬噸大米，以全區農村人口約1，000萬，人均負擔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糧”10公斤，實際達到50公斤以上；當地農村大米人均產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糧徵收占到平均產量的30%以上，這一徵收量比國民黨執政時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於舊政府的標準重複徵收前一年的公糧，又完全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自然會引起反抗。雖然官方宣稱徵收對象主要是地主富農，然而，當地主富農的糧食被收繳一空後仍然不能完成征糧指標時，徵收範圍便擴大到包括貧僱農在內的所有農民。

征糧開始後的一個月內，全川暴動的農民達到數百萬之眾，政府隨即動用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在重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堅決“剿匪”來保證征糧任務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糧入庫約200萬噸。這些糧食可供至少1，000萬人一年之需，大大超過當時四川200萬軍隊和公職人員的當年需求。這一時期，公糧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國家財政預算中公糧收入占41.4%；四川的公糧收入則占當年財政收入的60%以上，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源。

在剿匪和征糧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區全區饑民達200萬之眾，占當時全區農業人口的20%，“餓死人的事情到處發生”。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對剿匪和征糧的態度十分堅決。川南區因征糧進度相對緩慢，鄧在大會上對川南區負責人李大章、杜義德點名批評，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檢討。川南饑荒發生後，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難，並指出是征糧過多等原因所致，結果鄧小平對李大章十分不滿。

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四川外調20萬噸大米，以支援華東地區特別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責成川東、川北、川南三個行署立即籌集發運，直至當年6月政務院電令停調。重複徵收1949年公糧大獲全勝之後，四川省的公糧徵收量逐年遞增，1952年達到389.2萬噸，比1950年的征糧數幾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萬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糧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調的格局從此形成。（東夫（王東瑜）：《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饉的特殊成因》，《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1期）毛澤東對他的組織紀律性感到滿意，因為即使以列寧主義者的標準，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範。秦基偉回憶說：“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是抓住了你就得從嚴處理，那是一點也不含糊的。”（《秦基偉談鄧小平》，第83頁）

高崗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兩人都是剛剛入京的封疆大吏。毛澤東最初利用高崗壓制劉少奇、周恩來，然後又反戈一擊。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在回憶錄中說：毛澤東派高崗查瀋陽舊檔，想找到劉少奇1929年被捕叛變的黑材料。（鍾延麟：《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2卷第4期，第521–562頁）譚震林猜准了兒皇帝的心思，覺得石敬瑭羽翼漸漸豐滿，景延廣入閣拜相的節點就要來臨，到處宣揚黨、政、財權都落到了白區黨手中，毛澤東親自領導的蘇區黨一無所有。毛澤東害怕得罪蘇聯，趕緊出面否認“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危險理論。魯莽的高崗一下子變成了“破壞團結”的罪魁禍首，落到牆倒眾人推的下場，咽不下一口惡氣，自絕於黨和人民。

鄧小平這時正是高崗的下屬，頗得高崗信任，分享了高崗清君側（不讓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政）的計畫。高崗心粗氣浮，覺得自己和毛澤東都是蘇區黨，毛澤東已經授意他除掉劉少奇，自己跟蘇聯的關係不錯，又徵得了林彪、彭德懷、鄧小平幾大藩鎮的支持。“林總（林彪）的水準確實很高，看問題深刻、尖銳，擊中要害。現在劉少奇這些白區黨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權力，有篡權的危險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邊的危險人物。”“看來，現在中央的領袖中，毛主席年紀大了，劉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崗）是久經考驗的……”（張明遠着：《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頁；趙家梁等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35頁）

誰想史達林帶頭反對，直接向毛澤東交待高崗不可信用。毛澤東見勢不妙，立刻倒打一靶，指責高崗破壞黨的團結，離間中蘇關係，順便批判譚震林胡說八道，黨中央只有一個。譚震林只好認錯，悔恨沒有理解領導的英明。鄧小平更加過分，泄露了高崗和自己清除劉少奇的密談內容。“毛澤東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頁）高崗吃了啞巴虧，心理還是有數的：“我認為，這表明毛主席心裡贊同譚震林的說法，我也贊成這些觀點。這件事，我後來對一些人散播過。”（趙家梁等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41頁）

高崗再魯莽，畢竟不是三歲小孩，當初如果不是覺得鄧小平站在自己這邊，怎肯隨便分享殺頭的機密。他對“牛皮公司副總經理”（鄧小平綽號）的痛恨，不會低於光緒對袁世凱的痛恨，然而悔之晚矣，只好自尋短見。高崗事件本質上是一次火力偵察，毛澤東由此掌握了蘇聯的真實立場和梁山系（紅區黨）／匪諜系（白區黨）的相對實力。戚本禹說毛澤東本來無意整死高崗，而是想等風頭過去再重新啟用他，但在劉少奇和蘇聯繫的強大壓力下，不可能一點懲罰都不給。高崗發現上級和下級都在欺騙自己，苟活下去確實也沒多大意思。鄧小平明知高崗死在自己手裡，而非毛澤東手裡，當然願意給毛澤東整死的人平反，絕對不讓自己害死的人翻身。這些現象都說明，匪諜系才是列寧黨真正的主人。毛澤東雖然精於權術，也僅僅是自保有餘而已。（以上四節參見《赫魯雪夫回憶錄》、《楊尚昆回憶錄》、《譚震林回憶錄》和《戚本禹回憶錄》）

梁山系灰頭土臉，匪諜系揚眉吐氣。周恩來組織高饒垮台的善後工作，鄧小平起草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周恩來本來打算親自向全黨宣讀這份報告，卻因急性闌尾炎未能如願。鄧小平重溫法國和蘇聯時代的舊夢，替老搭檔申張黃俄的主導地位，可謂得其所哉。饒漱石連坐下野，空出的肥缺中央組織部落到了鄧小平手中。中央秘書長是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前身，也由他兼任。他從辦事人員升級為決策人員，端賴高饒事件。毛澤東敬酒不吃吃罰酒，得到了面子，丟掉了里子。這樣的勝利多來幾次，梁山系就要完蛋了。匪諜系如果不再忌憚梁山系的平衡力量，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要岌岌可危。劉少奇、周恩來雖然也是勝利者，但只不過保住了原來就有的地位。鄧小平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如此不能鯉魚跳龍門。高崗饒漱石如果平反，等於宣判鄧小平篡黨竊國。所以高崗家屬的平反努力等於一張化學試紙，可以檢驗出共產黨的決策層是不是還在鄧系人馬的控制之下。

劉少奇對鄧小平格外滿意，“叫大家崇拜鄧小平，叫書記處多負一點責任”（《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1009頁）毛澤東並不是這麼想的，他希望鄧小平當好他這個“醫生”的“護士長”。（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42頁）史達林就是在這個位置上起家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曾把愚蠢的約瑟夫小弟當做打雜人員。毛澤東居然沒有利用如此重要的位置，好好培養自己的班底，可見他自己的性格就是難耐繁劇的類型，梁山系確實也沒有可用之人。朱元璋麾下的明教徒和草莽英雄出於類似的理由，不得不把許多要職讓給科舉產生的文人，但毛澤東和梁山系在二十世紀的處境，遠不如朱元璋和他的小夥伴們。朱元璋打天下，主要依靠自己。他艱苦奮鬥時，劉福通、韓林兒自顧不暇，沒有給他什麼支援。他功成名就時，劉福通、韓林兒已經敗亡，不能對他構成威脅。毛澤東無論打天下還是坐天下，軍事資源、戰略布局、黨政組織、情報特工都捏在蘇聯手中。他在建國第五年享有的獨立性雖然超過劉豫，仍然趕不上石敬瑭。各種細節雖然都有影響，但關鍵原因還是二十世紀的社會複雜性已經大大增加。草莽英雄能夠飛黃騰達，他很可能是最後一代。

鄧小平不是安於打雜的角色，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給他提供了干預決策的機會。赫魯雪夫猶豫反覆，甚至想到徵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見。史達林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情。毛澤東圖謀不軌，正是因為赫魯雪夫表現軟弱。鄧小平沒有絲毫猶豫，主張蘇聯出兵鎮壓，因為政權最為重要，其他一切皆屬次要。（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469頁）他屬於雙手沾滿鮮血的第一代布爾什維克，對掛在布達佩斯路燈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後生晚輩因為缺乏同樣的恐懼，擔負不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決定了反右運動的基調，鄧小平負責引蛇出洞。他聰明地指出：“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上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的講話》，1956年5月16日）毛澤東只關注龍雲、費孝通等寥寥數人，大多數右派分子的名單都是鄧小平圈定的。（鍾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4期）他總結說：“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資產階級，特別是他們的知識份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他們現在還有政治地位、政治資本和政治影響，而無產階級也需要他們的知識。但如果他們不堅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同無產階級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否則就有變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險。”（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1957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