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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刘亚洲等6人晋升上将 刘亚洲作品欣赏 
送交者: 烹小鲜 2015年01月06日01:37:1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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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30日刘亚洲等6人晋升上将 内容出处:解放军报


2012年7月31日08:28 解放军报  我要参与(23905)

本报北京2012年7月30日电 记者王士彬报道:中央军委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同志颁发命令状。

上午9时30分,晋升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宣读了6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晋升武警上将警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主持晋衔仪式,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出席。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6位高级军官警官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杜恒岩,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田修思,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政治委员许耀元。

 


作者:秃笔大项

也许,只有李先念的女婿、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能用这种俯视历史的作家应有气度,来写这三个人物!提供了许多精彩的情节作为后人研究的重要材料。至于如何分析,那就见仁见智了。 


刘亚洲:《广场的见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魔鬼放出瓶子,再也收不回去。古老的民族染上狂热,犹如老年人坠入情网。小伙子,想想你被一个老太婆发疯似地追求的情景。那发烧的眼睛和干瘪的乳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是:一至两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刘少奇们成战俘。他领着全党继续上路。他万没料到这场革命野马奔腾,他已完全驾驭不住。林彪的背叛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那样信任林彪,把能给的全给他了,可林彪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珍贵的:他的性命。

不错,林彪最后是仓惶出逃了。可在林彪仓惶出逃之前,毛泽东是否也仓惶了一回?

为了躲避林彪的袭击,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北京时,忽走忽停,一日数变,叫人捉摸不定,到北京后是悄悄在丰台下车的。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里还这样偷偷摸摸,也够悲哀了。   

林彪事件后,全国人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势不可挡地见老。这个星期见外宾的照片和上星期照片比较,准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没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打击是沉重的,但不是最重的。最重的打击来自——天安门广场。

我要说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四·五天安门事件”。然后华国锋一粉碎“四人帮”,他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革命是纸老虎,不要说经不起戳,它甚至经不起思考。一思考它就崩溃了。人们发现,文革是乌托邦。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而现在,是反乌托邦的人才是有心人了。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灵魂。

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   

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O一卡车拉走的。   

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   

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OO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远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洒泪。”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四月五日深夜  ,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  段 。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 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  ,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为***。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前,他曾用同样的问题问王洪文和邓小平。王说:“全党会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邓粗声粗气地说:“军阀混战。”毛泽东欣赏邓的回答。现在王洪文楞了一下,拾起了邓小平的牙慧,轻声答:“军阀混战。” 毛泽东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

张玉凤服侍他吃药,他抚着她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在延安,下雨天,打雷闪电。电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都说,电打不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电打不死我,病能打死我。”张玉凤把药勺朝它嘴里放。嘴唇哆嗦得太厉害,药洒了。

晚上,毛泽东想看电影。张玉凤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一部新片子,《难忘的战斗》。因为毛泽东患病,今天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南海门诊部的护士长。

电影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个城市,列队入城。群众挥舞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护士长忽然觉得有一股潮气从旁边飘来。她望望毛泽东,大惊。毛泽东的脸上挂着两道晶亮的泪痕。毛泽东哭了。护士长注意到,毛泽东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来。护士长问:“主席,你怎么了?” 银幕上,一群青年学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毛泽东指指银幕,问护士长:“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解放时护士长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也确在欢迎之列。毛泽东这么一问,她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哗地一下淌出来。她点点头:“有我。” 毛泽东也点点头。从他脸上扑过来的湿气更大。远处,又响起轻轻啜泣声。是张玉凤。跟着张玉凤,其他工作人员也哭了。毛泽东的眼泪感染了其他人。其他人的哭声反过来又感染了他。他,铁腕统治中国数十年,妻子儿子死了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现在渐渐抽泣出声了。他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竟用手捂面,泪水顺着指缝流。全场哭声响成一片。电影无法放下去了。张玉凤和护士长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上帝以一个“生”字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死”字统统收回。天安门事件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刘亚洲  :《“二把手”刘少奇》

此文被访者是一位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同志。 断代史不断。通史不通。史学家多半是第二流文学家,第三流思想家。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可怕的规律:中国官场上,“二把手”从来是悲哀的。

翻翻中国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场的。“伴君如伴虎”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们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血泪的控诉。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个规律变得更加颠扑不破。

今天我不说别人,就说刘少奇。他是“二把手”里的好榜样。张国焘叛变革命后,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我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了。就那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

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出击在先。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 赖刘少奇鼎力支援,毛泽东狂胜张国焘。张国焘见势不妙,夹起尾巴逃跑了。

今天来看,张国焘真是聪明的一休。虽说最后他以八十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病死,但总比刘少奇死得漂亮多了,也温情多了。还比刘少奇多活十岁。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我统计的。当时我在台下,十分注意地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令我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他脸上挂着自信的笑。他放任自流地听凭别人歌唱自己。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

“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这个婴孩一出世就注定要万岁的。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毛泽东首先应当感谢刘少奇。他也确实这么作了,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刘少奇  赫然  排在第一位。刘少奇为毛泽东立了大功。毛泽东论功行赏,回报极为丰盛:毛泽东准备把这个国家交给他。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问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即将得到一个国了,当然是春风得意。大喜。他居功了,居功者总是气焰万丈。我在许多场合下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完全把这样神圣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事。想树就树,不想树就不树。居功至此,焉得不败?既然树了,就得一树到底。在这条死胡同里是没有退路的。

进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愈发意气昂扬。特别是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失败,被逼退二线,由他接任共和国主席时,他也变成一颗暖烘烘的太阳。他当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红的《人民日报》。他和毛泽东的照片并排耸立在第一版上。他还和毛泽东露着一样的微笑。是那种帝王般尊贵的笑。这叫我不免叹息了。这种时刻你应当绷紧脸才对。尽管你心花怒放也应当强迫自己严肃,作谦虚谨慎状。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领袖式的笑呢?他被功劳冲昏了头脑。“功高震主”,是历代功臣们用脑浆写的格言,被他忽略。于是他也只好象历代功臣们一样,脑浆涂地了。

毛泽东,一代英主,怎能容许身边睡着这么一个咄咄逼人的“二把手”。他对刘少奇的态度转变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与毛泽东会见时,他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会见时我不在场,但谈话记录首先送到秘书局。我一看见这句话,就知道战斗的号角已吹响。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给刘少奇送来了死亡。他猝不及防,毛泽东已把他牢牢锁在瞄准镜中许久,他完全无所知。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派到专门审查刘少奇问题的特别小组工作,直到他死才回原单位。我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泽东住宅左近走来走去。他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一直躲着不见他。毛泽东仿佛理亏。否则为什么惧如虎?我想象得出刘少奇要对毛泽东说什么。

后来他终于见了毛泽东一次,第一句话就说:“我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这一职务……”毛泽东低着头拼命抽烟,象哑巴了。第二天,近万名革命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不久,他失去自由。这  段 时间他只做一件事: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没日没夜地捧着那本书在读。他以前读它时,意得志满,底气十足。戴着老花镜,慈祥得象奶奶,白发梳理得滑溜溜。现在读它,情形截然不同。宁静已死,心潮难平,白发象鸡窝,胸部起伏剧烈。翻书时手颤抖得厉害。有好几次,我见他读着读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和鼻涕掺在一块坠落,他竟不去擦,眼泪鼻涕涂在书上。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我知道,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但他终得咽下这口气。

记得是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 ,他挨完批斗回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大儿子死了。他对我说:“你替我给主席捎句话……我离开北京,和爱人孩子去延安种地。去老家也行……我愿意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呵,你终于气顺了。你在哀求。你彻底认错。你投降。我看得出来,现在你只求保命了。 不幸你是幼稚的。你怎知道当你病得要死,不给你治,而八届十二中全会要召开了,却派人给你治病,不让你死,“给全会留活靶子”?你怎知道今天,十二中全会已开过二十天,开除你出党的决议还瞒着你,而偏偏要  十一月二十四日  您七十岁生日那辉煌的一天再对你宣布?这一切,都让你死。可笑你还哀求什么去种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寸容得下你?

啊,功臣,我心里叹道。千古悲剧的功臣,无依无靠的功臣,孤独凄凉的功臣,晚节不忠的功臣,你在重复着孙膑、伍子胥已演过的剧目。你们都想感动上帝。石头会被感动,而人是不会的。 他被剥夺了一切。死时他是裸体的,连裤头都没有。

他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 姓名:刘卫煌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秋无际:《恩来》

以下是一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讲的往事

 1

1976 年2月,突然接到电话:天津市委又征集到一批周恩来总理年轻时的文物,已送到中南海西北门,要我亲自签收。周总理逝世已一个月了,全国人民仍淹没在悲痛的海洋中。中央向各地征集周总理的文物及资料。我来到西北门。天津送来的是周总理在南开上学时办的进步刊物,还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张分外惹眼。

我曾在我的朋友章××家中见过。是张剧照。一个女子正在表演。短发齐耳。十分美丽。初见时我的心甚至微微一颤。章××说:“你肯定想不到这是谁。”我问: “谁?”他说:“我们周总理。”

章××告诉我:他父亲与周恩来是同学,常同台演出。周总理经常扮女角,惟妙惟肖,令人叫绝。周恩来漂亮。一对明眸就是安到女人脸上也打百分。略施薄粉,活脱脱便是芙蓉出水。章××父亲曾拿着照片对我说:“周总理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呀。他的演技太高了。当年如果他选择演剧这一行,也一定会闻名世界。”

 2 我

无缘得见周总理正式登台,但我有幸见过他的表演。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小品”,着实精彩。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陪他赴西安处置。事件圆满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回延安前,周恩来心情极佳。叶剑英在八路军办事处宴请周恩来。

酒过三旬,欣赏毕戏班子的曲儿,叶剑英对周恩来说: “您上去唱一  段  ?” 周恩来说:“不唱啦,说一  段 吧。我在南开上学时曾演过一个单口剧,名叫《第一次》。我扮女角。”叶剑英鼓掌。

周恩来稍酝酿一下感情,开始:“我是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孩。他是一个伟岸的男子。他向我走来,柔声叫我上床。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当我躺在床上时,战战兢兢。他看着我,轻声问:‘是第一次吗?’我点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表演。每一句话出来都辅以动作或表情。为着处理西安事变他刚刮去漂亮的大胡子,于是他清瘦秀气的脸庞显出一种女性美。今夜畅饮,脸颊浮出桃花。

周恩来投入地:“那男人微笑着说:‘人,总有第一次的。谁都一样。不要怕。’他的手触到了我。我像被蜂蜇了一样颤抖起来。他说:‘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完事的。’窗外的枫叶缓缓落下。这是一个温馨的冬日下午……”

我几乎屏息。周恩来的表演太出色了。一个女孩子被他演得如此惊心动魄。我热烈地凝视着他的脸。我简直被他迷住了。这是一张男人和女人都能被迷住的脸。

韩素音曾说过,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一样。她煽情地写道:“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会立刻去死。”

周恩来的表演继续:“正如那男人所说的,我们在数分钟内完了事。我站起来,便要离去。他说:‘下次再来吧。’我回头,嫣然一笑,便踏步离开了这里——第一次捐血的捐血站。”

异峰突起。一霎间屋里寂寂如死。人们都被周恩来的表演征服了。他自己显然也陶醉了。眼睛微闭。高高的鼻梁上沁着几粒亮晶晶的汗珠。

送周恩来回屋休息后,叶剑英对旁人道: “有位作家说: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否则就得随身带一件艺术品。周恩来二者皆有!” 我一直琢磨,周总理随身带着一件什么艺术品呢?

3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到北戴河休息。一著名日本画家送了一幅《马食草图》给周总理。我亲自送到周总理下榻处。画挂中堂,我们欣赏。

周总理说: “这准是一匹瞎马。” 我说:“它的眼睛是睁开的。” 周总理笑着说:“正因为它睁着眼睛,所以才是瞎马,而不瞎的马吃草时是闭着眼睛的,因为它怕眼睛被草尖刺伤。”

我在心里对周总理唱起赞歌。聪明至此,是否天也嫉呢?

江青闻讯赶来,赏玩,道: “我认为画得最出色的是眼睛。炯炯有神。不仅画龙要点睛,画马亦要点睛。你看呢,总理?”

周总理说:“我也认为画得最好的是眼睛。” 江青约周总理去游泳。

我来到海滨浴场,江青的脸阴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正袅袅婷婷地走向大海。

我知道,只要王光美在场,江青就死也不下水。一则因为王光美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二则王光美泳姿优雅,而江青只会狗刨式。

江青捧起书本在沙滩上读起来。江青文化程度不高,不少字不认识,却硬撑一张面皮,老问周总理: “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

此女人不成器。近来她愈来愈热衷于政治了。她曾写信给刘少奇,要求分派她工作。刘少奇答复:“你把毛泽东照顾好了,就是最好的工作。”

毛主席知道这事后说:“江青伶牙利嘴,说话刻薄,老是捅漏子。只要我死掉一个星期,就会有人出来杀了她。”但毛泽东对她显然是支持的。此时政治气候有些变化,她正从幕后走向前台。但我断定她终不成气象。

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曾经写过几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她饶有兴致地找出来让我们看。我实看不上。

周总理说:“江青同志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的硬骨头。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下午,江青主持召开部分军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请周总理讲话。

那时国际形势大凶。敌人蠢动。黑云压城。周总理讲形势,娓娓道来,但渐渐有些激愤了。他说:“假定苏联军队直逼黄河北岸;美国人打到长江南岸;蒋介石反攻进了福建、江西;日本人入侵并占了青岛,直逼上海。印度也加入,侵犯西藏。我们应当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

我也被他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动了。追随周总理多年,我鲜见他这般激昂。他总是冷静如水。我瞥了江青一眼,发现她也瞪大了眼睛望着周总理。显然是她也觉得奇怪。周总理扫视全场,目光在江青脸上停留片刻,语气蓦地改变: “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挖地道。”此刻我的感觉就像皮球泄了气。

晚上,江青的卫士王勇来找周总理。解放初期王勇曾跟过周总理,后来跟江青。王勇受尽凌辱。江青客厅里有一把椅子,不知为什么江青非要把它歪着摆。王勇总随手摆正,江青又摆歪。江青怒道:“每天我都与这把椅子奋斗。”今天因王勇又把椅子摆正,江青遂“修理”他,命令他在客厅里“稍息,立正,稍息……”直把他折腾了一个小时才罢休。

王勇对周总理说: “江青同志神经不正常,我不能在她那儿干了。”周总理严肃地说:“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神经病。现在你又说,江青同志神经也不正常,这使我伤心极了。党给你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你没有权力这么讲。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对主席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江青一个人了。” 周总理的眼圈红了。

4
周总理太容易流泪了。我觉得这与他当过演员有关。眼泪对他而言已成为武器。他运用自如。

1946年国共和谈时,民主同盟提一方案,中共认为不能接受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民盟代表,说:“这叫我如何向党中央交待呢?”说毕泪如雨下。民盟知难而退,放弃方案。

文化革命初,“独臂将军”余秋里被红卫兵揪斗。周恩来去营救,给红卫兵讲余秋里断臂故事:抗日战争时,余秋里和团长一起指挥战斗,一发炮弹打来,一人炸掉一条胳膊,后领手套两人合领一付。吃饭时两人都把碗放在地上,趴着吃。周恩来泪水夺眶而出。红卫兵也哭成一团。

有个秘书曾写过一  段 话:“周总理一贯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周恩来说:“你太不了解党史了。我对主席犯的错误太多了。”说毕又流泪了。
 遵义会议前,周恩来领导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周恩来。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稍作抵抗就投降了。这是他性格中的弱点。他已意识到他不可能扮演中国革命一号人物的角色。在别人不如他的时候,他特别强。在别人比他强的时候,哪怕强一点,他也退却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旦定位,他便以严格的标准进入角色。

我发现,周恩来连难得的游山玩水也只到留侯庙、武侯祠凭吊,从不去皇陵。

1972年国庆招待会上,刘文辉举杯对周恩来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位二十四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那时周恩来已做了二十三年总理,此后又做了三年,当真超过了郭子仪。
 中国自古就有一条规律:头脑越发达,良心越萎缩。政治家想要的东西永远超过人民所能负担的。如果人民能负担,政治家想要的东西则会超过人民所想象的。

周恩来创造了一项奇迹:成为中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宰相”。二十六年甘苦有谁知?二十六年黑暗有谁知?有人说周恩来年轻时讲过这样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滩头上。”

我看这是他的心境的真实写照。他还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了,还不是靠一个‘忍’字。”
1966年秋,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人如蚁,已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改到西郊机场。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总理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中南海二O二,将地图摊在地板上,跪在地图前,为毛泽东指点路线。毛泽东站在一旁,一边吸烟,一边听周总理解说。

这情景恰被我看见。李志绥后来说:堂堂一国总理,怎能像奴仆一样跪在别人面前呢?林彪听说了此事后对汪东兴说:“周恩来像个老当差的,只知道唯唯诺诺。”我却看出周总理是有意这么做的。我相信毛泽东也看出来了,以毛那么睿智的大脑,什么能瞒过他?他只是不撕破罢了。你看,此刻他的表情带一丝嘲讽,既像享受这一切,又像洞烛其奸。他完全没有把周恩来放在眼角。他真正对周总理引起警觉是在林彪死亡之后,不过一切已经晚了。此是后话。

周总理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不能自拔。愈老愈精纯。1974年,毛泽东已十分虚弱。某日,一口痰堵在喉咙里,久咳不出,晕厥过去。汪东兴一面组织抢救一边速报周总理。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听这消息,脸刷一下白如纸。我紧挨周总理坐着。周总理撑了一下想站起来,似过于虚弱又坐下。

我忽感有些异样。旁边有轻微的水声。我仔细一看,惊黄了脸。原来周总理裤管正簌簌滴水。他尿到裤子里了。我连忙扶他去厕所。红地毯上一路尿渍。这情景许多人都目击。王洪文后来说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拉在裤裆里异味刺鼻。我作证无此事。
5

我试图钻进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我失败了。周恩来的心被层层包裹着不露一丝缝隙。谁也不知道他真正想些什么。

中南海里的人都说毛泽东活得潇洒,周恩来活得好苦。我说毛泽东潇洒是假,周恩来很苦是真。他俩都苦。只是苦有不同罢了。

不怕苦,苦半辈子;怕苦,苦一辈子。毛泽东是前者。周恩来是后者。彭德怀曾批评周恩来:“净做笨事。是个笨人。”笨人做不了笨事,笨事都是聪明人做的。

周恩来太聪明了。他因为聪明而痛苦,又因为痛苦而聪明。到后来,我亦分不清周恩来的炉火纯青的表演哪些是逢场作戏,哪些是真情投入。只有一点我能肯定。鞭策灵魂是残忍的。内心挣扎是惨烈的。这种挣扎在他生命即将结束时达到了顶峰。
1973年,林彪已死去两年,周恩来总理虽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实际是坐稳第二把交椅。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参观毛泽东故乡韶山回南京后,提出将周恩来总理淮安故居加以整修,也弄成一个供人民瞻仰的去处。江苏省委正式向周总理写报告。我知道周恩来对母亲感情极深。

周恩来祖上显赫。他出生时正值祖父升官,故名“恩来”,以示“恩自天来”。

恩来母亲乐善好施。周恩来离家时她对他叮嘱的最后一句话是:“儿呀,以后你要是遇到讨饭的,尽量别给他们冷饭吃。”母亲去世前大病一场,双目失明。回家时恰收到周恩来寄的一张照片,母亲凄叫道:“给我开灯!”她什么也看不见。不久与世长辞。

周恩来每念此,泪水长流。

抗日战争时其父尚在。新四军过淮安,其父专门在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上供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以象征“共产党、新四军清如水,明如镜”。

周家祖坟在淮安城西十里。富贵隆重。翠柏森森。高冢内葬六口棺木,其父母都在。江苏省委的电报是我送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周总理看毕,脸色一寒,使劲拍了下桌子:“江渭清脑子不清!”他又一次拿起电报来看,手有点哆嗦。随即吩咐:“立即回报,不准胡来!故居一事,只能突出毛主席一人,不准再有同类事件!”
那夜恩来无眠。次日,他派邓颖超回淮安,令南京军区派工兵和挖土机,将六座祖坟掘开。在附近再挖一穴,挖得特深,然后将棺木两口一层重叠放下,上面用土复盖,不隆起,种庄稼。原来的祖坟用推土机铲平。几十株数人抱不过来的松柏一律斩光。周家祖坟顿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周总理还不放心,叫江渭清呈照片查验。江青听说此事时,正在天津小靳庄视察,与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江青说:“你改名叫周克周吧,用你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周恩来看照片时平静极了。这种平静使我感到恐怖。我突然想,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后代呢?
 那天北京暴雨如注。

6
 1975年底,周总理病得快要死了。一天,邓颖超去医院探望。二人共用晚饭。我不敢离去,就坐在屏风外面。里面很静。偶有碗碟之声,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周恩来邓颖超夫妻吃饭,从来听不到老俩口说话,气氛异常沉闷。他俩就这么枯坐了几十年。掌灯时分,我听见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沉默。周恩来说:“我在延安摔断胳膊的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1939年,周恩来去抗大作报告,江青非要与周一道骑马去。路上江青扬鞭,惊了周恩来的马,周摔下来,断了胳膊。我未料到,这一真相周恩来竟对妻子保密三十余年,直到最后诀别才吐出来。我的心大大战栗起来。周恩来真是一口深井,不可测。邓颖超沉默着。

周恩来死前十天,病情急剧恶化。他形销骨立。昔日风采不再。巨大的病痛折磨着他。他的面容始终平静。他比烈士坚强。有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医生来到床边,他说:“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痛了,想哼哼两声,行不行?”医生哭了,说:“总理,你痛你就喊。大声喊吧。你想怎样就怎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周恩来紧咬双唇,脸庞如刀刻般有力。他始终未发一声。

周恩来弥留之际,叶剑英来探望,把我召唤过去,严肃地吩咐:“准备好纸和笔,还有录音机,二十四小时呆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要发泄,你一定要记下来。”
周恩来数度昏迷。偶尔醒来,便抚摸放在床头的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诗词。坚不开口。他至死守着他的防线。最后一夜我守在门口。朦胧欲睡。忽然屋里有动静,一个激灵醒来,抓起录音机就进去。清清的月光透过窗棂泼进来。周恩来清癯的脸浴在月色中。眼睛显得特别大。有神。有微弱的声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
《国际歌》!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唱起无产者的礼赞。神圣之后,不再快乐。快乐之后,不再神圣。
 天亮后,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至死眼睛没有闭紧。


刘亚洲

百科名片 
 刘亚洲(少将时期)


刘亚洲(1952.10.19-)男,汉族。安徽宿县人,浙江宁波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现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上将军衔。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大学学历。为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目录
简历 相关 1.“笔杆子”出身
2.文集风波
3.大胆谏言
4.来自“红色家庭”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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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刘亚洲

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陆军第63师步兵187团8连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团报道组报道员。
197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在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
1979年任空军政治部联络部1处干事。
1984年底任中国作协理事。
1986年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副团职创作员。
1986年5月-1987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1987年回国后立3等功,任正团职创作员。
1988年8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副师职干事。
1990年8月任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政委、党委书记。
1993年l月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1997年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2002年1月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
2003年12月任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2009年12月任国防大学政委[1]。
在中共十七大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8年8月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1993年晋升为空军大校军衔。1996年6月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2003年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 2012年7月30日晋升空军上将军衔。[2]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相关
在中国军界,国防大学有“中国军队将官摇篮”之称,日前,刘亚洲中将接替已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原政委、海军中将童世平,出任国防大学政委、党委书记,官居大军区正职。 刘亚洲在海内外颇受瞩目。本世纪初,刘亚洲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军事谋略的一些观点、演讲稿广为流传于网络,掀起网络论战的滔天大浪。
“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刘亚洲如此说。
刘亚洲在空军副政委任上已近5年,此次“他的任职,反映了中国军队对战略家的重视,这是一支军队战略文化兴盛的标志。”海外媒体这样评论说。
“笔杆子”出身
在和平年代,身为军人的刘亚洲横空出世,靠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刘虽官居高位,却厌恶文山会海,不喜迎来送往,平生最好两件事:深入部队和研究军事战略。
他在《金门战役检讨》一书中谈及金门战役失利,以“胜利有一百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来比喻这场战役以其惨败而始终无人“认领”责任;“没有哪个内部材料和军事教科书上有这样生动丰富的语言”,一位军内人士表示。
而在20年前,刘亚洲便以独树一帜的战争报告文学闻名,其作品不仅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有些还作为军校演兵习武的教材。
当年他在成都空军和北京空军任职的时候,下基层演讲或在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培训中讲课,常常论古谈今,一说就几个小时。有关人士告诉笔者,刘治学著述严谨,记忆力超强,大段的中外名著能背诵如流。他的英语水平可以拿起外文报刊直接阅读。
文集风波
经历“刘亚洲文集风波”的一位当事人告诉笔者,当时空军搞军事学术研究的人士,专门收集刘亚洲多年来的数次内部演讲录音整理成稿,编辑成一套三册的《刘亚洲战略文集》,每册多则三四篇,少则一两篇。
最初印刷发行的本意是在军内高层传看,只是内部资料,从未公开发行,也没有正式书号。
文集第一次印刷发放后,刘亚洲独特的军事战略思想在高层将领中很受欢迎。在没有任何硬性指标要求下,空军系统高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最后竟至供不应求,只能再版。有基层军官也设法从上面搞到一套文集,争相传看。
因为需求很旺,第二次印刷增订本时,编者特意收集了刘亚洲之前的一些军事论著文章,以期军内研究人士学术争鸣。但刘亚洲的这些演讲和理论文章很快引起外界的注意,大量文章被人散布到互联网的各大论坛,个人博客争相引用。
刘亚洲以“第五次中东战争”为素材,写下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他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那段时间里,刘亚洲所写的一系列以国际军事斗争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如《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等,都以全球新军事变革为背景,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视窗,大都成为了军事院校的教材。
有人把刘亚洲的一些观点归纳为“军人战争选择论”,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更有人读了刘亚洲战略文集中的《大国策》,立马“嗅出”刘亚洲有“亲美”倾向,举出的理由是他早年与夫人在美国留学居住了数年。在网上恣意评判刘亚洲一时成为很多人的快事。
大胆谏言
刘亚洲言说的范围还不止于军事。
“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他说,“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
对官场久刹不止的公款吃喝之风,他曾冷言嘲讽:“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公务员上岛去,吃喝两三年,绝对把它吃光了。”
上世纪80年代仗打完后,很多部队却在前线驻地乡镇卖起了胶鞋、汽油、棉被、衣服甚至勋章,做起了生意,时间长达半年。当时随总政采访团下去的刘亚洲见此,在半路给当时的军方领导人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谏言:“前线部队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要出大毛病。”刘亚洲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营级军官,他的信震动中南海。杨尚昆批示:“前线部队,停卖军用品,尽早撤回原驻地。”
刘亚洲一路走来,数度敢言敢行却安然无恙,令外界猜不透。
来自“红色家庭”的传承
刘亚洲的父亲刘建德是个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曾官至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著。刘亚洲自小随父母辗转浙江、山西、陕西等地。
刘建德后来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63师187团“英雄八连”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人。刘建德曾任营教导员,对该连极有感情。1968年,刘亚洲经兰州军区特批入伍,不久转干。从此,刘亚洲开始了军旅生涯。
作为“红色后代”,刘亚洲对父辈极具感情。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刘建德生命力顽强,与刘建德一个村一起出来当兵的5个农民,都在孟良崮战役中战死,“只有爸爸一个人坚强地活着。1970年爸爸视察六盘山阵地时汽车翻进山沟,不过把眼睛戳伤,大难不死。爸爸从未生过病。自1995年在美国犯过一回心脏病后,也一直风平浪静。”
2000年12月13日,刘建德病逝,当时还在北空工作的刘亚洲如五雷轰顶,在接连7篇的《丧父日记》中不停地剖析、自责,记述了那段异常悲痛的心情。
刘亚洲将父亲比作高山,而将自己比作尘土。称父母有泡澡的习惯,但他们为节约,从来是两人共享一盆水,“妈妈先泡,不打肥皂,而后爸爸再泡。”
刘建德的勤俭克己,与刘亚洲的岳父李先念极像。刘亚洲的夫人李小林说,改革开放之后,父亲李先念有一次在饭桌上对孩子们严厉地说:“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因此,李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人从事商业活动。
传统文化的基因牢牢在刘的身上打下烙印。北空机关一位人士称,刘亚洲从1993年到北空任政治部副主任以来,从没有以个人的名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这种坚持到了一个固执的程度:甚至连空军司令员、政委到成都空军检查工作,他都不宴请。
这种“坚持”的原因,或者可以用刘亚洲在《大国策》中的话来表述:“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个较好的心肠,较好的心肠指什么?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3] 


“9. 11”三件事看力量本质 内容出处:作者:刘亚洲


刘亚洲系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其夫人李小琳现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刘亚洲曾在美国留学数年,加上间断生活,在美国居住接近十年.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课,一个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
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
   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
   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
   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
   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 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 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 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
   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 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
   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 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 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


“9. 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 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 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

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作者:刘亚洲)

 

伊拉克战争再次震撼中国,刘亚洲将军谈美伊战争
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摘录)   刘亚洲   前言   伊拉克战争尘埃落定。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场战争。《空军军事学术》编辑部记者戴旭采访了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刘亚洲中将。在两个小时里,刘将军侃侃而谈。特将戴旭与刘亚洲的对话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战争结果:地区性战争,世界性震撼   

记者:伊拉克战争从2003年3月20日正式爆发,到4月11日美军攻占巴格达。进攻者以区区十万余人的军队,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几乎没经过像样的战斗就完全征服了一个世界中等强国。不少人觉得伊拉克战争不像一场战争,而更像一场游戏。   

刘亚洲:这场战争有点戏剧化,但它仍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2003年这个春天里的二十天耐人寻味。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我曾说过:假如一千年以后还有历史,它将这样记载:海湾战争充满了惊叹号。这次伊拉克战争之后,我要说,“新海湾战争”不仅仍然充满了惊叹号,还充满了问号,当然还有省略号。这场战争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但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记者:新起点是什么意思?   

刘亚洲:这虽然是一场地区性战争,但造成了世界性震撼。此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甚至可以这样说:许多国家的边界通过这场战争被悄悄地重新划了一遍。至少在美国领导人的脑中被重新划了一遍。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世界绝不会回到伊拉克战争之前去。这场战争已经改变了历史,并在继续改变着历史。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英国下院辩论时讲过一句话:“此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政治格局。”他的话讲到了点子上。   

记者:刘将军,你能否再深入地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刘亚洲: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谈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一是从政治上,二是从军事上。

1962年我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后,毛主席形容此战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说是政治军事仗。”伊拉克战争具有军事政治双重含义。政治上,这场战争有三个意义:

①这场战争是新旧世界秩序划分的分水岭。金一南说:“战争决定秩序。”此话很对。冷战之后,不,从冷战时期就开始了,美国一直在追求一种“新帝国秩序”。什么叫“新帝国秩序”呢?就是美国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文化、精神、宗教的力量独霸世界。国家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就要称霸。任何国家都一样。不称霸是因为你没有称霸的条件。就像只有有钱人才说贫困是一种财富一样。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二十世纪国际体系的最后一个基石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集体安全机制和国际法秩序。美国是这个机制和秩序的主要发起国和制定国。现在美国通过这场战争把这块基石彻底砸碎了。这场战争是美国“新帝国秩序”下的第一场战争,具有头等重要的历史意义。美国一个议员说是这场战争有“历史精神”,他触到了这场战争的实质。这场战争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②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说到底就是一种宗教冲突。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宗教冲突,当然也是文明冲突。你可以不承认有文明冲突,你能不承认有宗教冲突吗?小布什说过这场战争是“新十字军东征”。后来又说这句话是“失言”。其实哪里是失言呢?那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冷战之后,另一种规则的战争开始了。它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文明冲突。当今的文明冲突,以西方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最为激烈。美国不仅要象它所宣称的那样要“改造”伊斯兰世界,它的终极目的是打垮整个伊斯兰世界。自古以来,文明就是通过战争来移植的。美国以军事方式与世界对立。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从美国政客口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美国保守派代表人物伍尔西说:“伊拉克之战可以被看作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次战斗。世界已经发生过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第四次世界大战正在中东发生。”   

记者:由于美国在军事力量领域中的这种不对称军力,其鹰派政客已产生了一种近似狂妄的战争迷信。国际政治的天平急剧倾斜。西方学者将美国比做一辆正在向山下冲去的、刹车失灵的战车。   

刘亚洲:伊拉克战争已成历史。但2003年的春天让整个地球的人们都感到一种新世纪的寒意。比利时首相最近说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超级大国。因为美国的危险,世界也变得危险起来。我接着说第三个意义:地缘政治。地理即命运。从古至今,此理不变。一般强国在崛起之初,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地理上的不败之地就是地缘政治中必须控制的地区。中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有人说,石油是中东之宝,也是中东之祸。美国二战后全部中东战略都是围绕石油展开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美国控制中东,既为石油,又不全为石油,它有着比控制石油命脉更深远的目的。你知道,中东地区在历史上不仅是能源基地,更是世界著名的交通枢纽。拿破仑早年就开始注意到控制这个要害枢纽的世界意义。美国控制中东,使世界力量为之重新整合。历史将为此产生巨大改变。从现在起,美国已经割断了亚洲、非洲和欧洲间的陆上通路。这个事实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我正在撰写一本书,名字暂定为《西部论》,将充分对这个问题展开探讨。这里就不多讲了。   

记者:军事上的影响呢?   

刘亚洲:上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存在着两大武装集团:一个是前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一个是美国。这两大武装集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军事理念。我说的军事理念包括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武器装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队大致都是按这两大阵营划分的,非此即彼,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冷战以后发生的这几场战争,其实是这两大武装集团之间的战争。是两大集团两种不同军事理念的战争。现在我可以说:以苏联为首的武装集团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武装集团。   

打个比方吧,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像一场拳击赛。还是当年的美国重量级拳王和那个伊拉克侏儒。不同的是拳王更强壮而侏儒更虚弱了。还是当年的“擂台”。当然还是当年的结果——一个回合击倒对手,不,这一回侏儒是被吓倒的。因为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胜负就已经确定了。问题是我们应当看到擂台背后的东西。   

记者:这一点,很多人也许都没有想到。   

刘亚洲:必须想到。尤其我们中国军人必须想到。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意义是,全面昭示了苏式军事体系的危机。凝视着伊拉克战争的废墟,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似曾相识的场景:黎巴嫩贝卡谷地、利比亚首都、南联盟、阿富汗……我发现这些战地和废墟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前苏联的盟友或涉足之地;都是主要采用苏式武器系统和军事思想;都在美国的信息化空中打击下,或支离破碎,或灰飞烟灭。为什么?   

两次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伊拉克是一个陆海空三军全面“苏”化的国家。从“飞毛腿”导弹、米格战机,到主战坦克,无一不是苏(俄)制。不仅数量庞大,比较先进,而且成系列引进;不仅引进装备,也引进体制和思想。   

记者: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们知道同样以征服占领一个中等国家为目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动用了五十万左右的军队,打了三年,无功而退;越南战争美国也动用了五十万军队,打了十二年,最后撤出。伊拉克战争结果怎么会是这样?   

刘亚洲:我想用另外两场战争的结果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是超级大国,在同一个战场和同一个对手作战,苏联先后动用一百五十万兵力,主要进行地面作战,结果打了十年,付出了五万余人的伤亡,最后彻底失败,国势从此一蹶不振。美国只派了千余人的特种部队,主要出动空中力量,只用了六十一天,死亡十六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在正面交战中阵亡的),就彻底消灭了塔利班。   

我们还可以把美国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和俄罗斯进行的车臣战争做一个比较。这两场战争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反恐作战,战场均为中亚山地,对手都是游击武装。美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而俄罗斯从1999年8月至2002年5月,已伤亡十万人以上,至今仍深陷在游击战的泥潭中。这次伊拉克战争结束不久,车臣又发生了恐怖爆炸袭击,俄军驻车臣的副司令被炸死。一句话,战争远未结束。   

记者:您认为俄美军队之间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刘亚洲:主要在军事技术和战争观念上。先谈军事技术。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精确制导技术已把战争带入了“精确战士”时代。美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具威胁性的武器布署到它认为是最需要的地区。美国一天之内在科索沃投下的炸弹总量,比我军部署在东南沿海所有导弹的总量还要高。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针对阿富汗多山多洞的情况,迅速研制出“温压”炸弹。这种炸弹可摧毁山洞、地下掩体或建筑物内的一切,但不会损坏建筑物——有点像中子弹。这种根据战场情况迅速研制新型武器的能力也是一种“武器”,而且是一种更加厉害的武器。除了有预见性地准备武器以外,美国还根据战场需要随时研制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武器,这一点很重要。相比之下,上甘岭时我们使用爆破筒、炸药包、步话机,到了对越自卫还击战时还在用。   

当然,这里面有个工业基础的问题,但主要是战争观念前瞻性和国防工业的应变能力问题。不能等战争打响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注意。今天的每一分钟迟钝,将来都是要以鲜血做代价的。   

由于拥有近一个世纪的技术差,我们看到美国和塔利班不是士兵对士兵、炮弹对炮弹,而是导弹对子弹、卫星对准星。   

记者:在美军精确、有效、持续的空中打击下,塔利班攻守失措,迅速瓦解。

刘亚洲:与美军相比,俄军高技术只是部分地体现在武器平台上,未形成系统。俄军在车臣基本上还是靠常规兵器作战,其各作战平台互相之间和与指挥机构,尚未实现信息交链。技术决定战术。俄军和车臣武装并未形成“代差”的技术优势,不能像美军那样利用绝对的信息技术优势实施不对称作战。   

记者:这让我们想起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也是在面对美军强大的空中优势时,却实施了大纵深机动和穿插,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   

刘亚洲:破解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办法只有一个:机动。只有拥有了机动权——我提出这个名词,才能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然只有你打我而我不能打你。这次伊拉克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还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军队和塔利班的败因就是因为没有机动权——主要是无法实施机动。美军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上的失败,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及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至今没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控制对方机动的能力。你看过电影《上甘岭》吧,白天阵地是美国的,到了晚上又被我们夺回来。只要对方还有战场上行动上的自由,取得胜利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而那些王朝的综合国力、军力、火力,都远在游牧民族之上。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游牧民族的骑兵具有极大的机动性。来去如风,狂飚千里,使中原王朝防不胜防。
美军今天搞这个系统那个系统,数字化信息化等等,根本目的就是要剥夺对方的战场机动权。这也是美军未来的潜在对手们要特别注意的,没有机动权就没有生存权。   

记者:美军是如何控制对方机动能力的呢?   

刘亚洲:简单地说,它使自己成为千里眼、顺风耳,同时却让对手眼瞎耳聋。我们说今天的美军强大,就是因为它拥有战场感知能力。有这样一组数据:美军从发现目标到实施精确打击的时间,即完成发现——定位——瞄准——攻击——评估战果这样一个“打击链条”所需的时间,海湾战争时是一百分钟,科索沃战争时为四十分钟,阿富汗战争时为二十分钟,而此次伊拉克战争只有十分钟,基本实现“发现即摧毁”。就对方而言,即“被发现即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根本来不及实施机动。如2001年11月间,美军一架侦察机发现一支车队在夜幕掩护下撤离喀布尔,立即把情况通过卫星传送到美国中央指挥中心。五角大楼下达攻击命令,三架战斗机很快飞到目标上空,投下三枚制导炸弹。同时,无人侦察机也向地面车辆发射了导弹,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攻击机。后经证实,包括拉登的助手阿提夫在内的近百名塔利班人员在此次空袭中丧命。这一幕是美军在阿富汗作战行动的缩影,也是未来美军惯用的战术攻击手段。   

和美国老鹰扑兔的犀利与敏捷相比,在车臣战争中,俄军就像大蟒追兔,盲目而迟缓。由于缺乏现代化的侦察与通信手段,俄军无法及时发现神出鬼没的车臣武装,屡屡贻误战机。和美军追杀阿提夫恰成对照,在车臣战争中也有这样一个镜头:俄军一支空降分队在山区陷入车臣武装重围之中,由于联络中断,指挥部无法查明该分队的具体位置,致使九十名官兵苦战三昼夜而得不到支援,最终全部被歼。   

记者:在伊拉克战争中,也有这样的镜头:3月20日傍晚,美国发起首次打击以后,伊拉克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导弹。仅半小时后,一架美军的F-15飞过来,向这部秘密隐藏、正准备再次机动的发射车发射了导弹,伊军战术导弹的行动从此绝迹。4月7日,美国特种兵发现萨达姆及其政府高官进入了一幢建筑,立即呼唤在空中巡逻的战略轰炸机。也是半小时之后,美军的战略轰炸机赶到,投下两枚两吨多的炸弹,炸出一个六十米直径的大坑,萨达姆从此生死不明。   

刘亚洲:以后这样的镜头我们将屡见不鲜。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最大区别在于,俄军打的是机械化战争,而美军打的是一场信息化的战争。俄军采用的是各种常规作战平台和以陆军为主的作战思想,其大规模的步坦协同或空地协同作战,及攻城掠地式的战役合围,无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机械化战争的翻版。尽管俄军比车臣叛军拥有绝对的常规力量优势,却没有能力剥夺对方的机动权。这就是它与美军的根本区别。   

记者:现在,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就容易理解了。美英联军是一支基本信息化军队,通过数据链把空天地海、本土统帅部、前方司令部和战场上每一个士兵连为一体,反应灵敏,随心所欲。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战果,赢得胜利。   比较而言,伊军则是一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军队。尽管伊军在兵力、地面兵器数量方面占有优势、空军飞机数量也相当可观;尽管伊军吸取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教训,并学习了南联盟和车臣战争的经验,采取固守城市、寓军于民、全民皆兵的战略战术,仍然不堪一击。   

刘亚洲:隔代战争就是这样,当年八国联军也是这样屠杀清军的。我记不起是读过的哪本书了,是英国人写的——鸦片战争中,清军的一个炮台被英军攻占了。清军尸横遍地,四百官兵全部战死。英军呢,只轻伤两人。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这次战争,伊拉克由于首先被搞得耳聋眼瞎,以至于本来就不够粗壮的胳膊和腿也不能伸展了。俄罗斯军事家斯里普琴科在《超越核战争》一书中评价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说:“伊拉克非常认真地准备了一场过去的战争”。到了2003年,世界看到伊拉克准备的是一场什么战争呢?十二年前,伊拉克还有坦克师、还有空战、有萨达姆防线,但现在却只有步枪和人体炸弹。   

记者:如果说海湾战争伊拉克和美军有“代差”的话,到了伊拉克战争,这种差距已不是一代。有人说是第六代战争(信息化战争)对二代半(线膛武器和半机械化)战争的较量。双方军队的整体功能是近百年来相差最为明显的,甚至超过当年清军的大刀长矛对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双方军队武器装备和实力也相差巨大,但还不是“划时代”的。   

刘亚洲: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有着巨大“代差”的战争。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参与的几场战争是一种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的量变的话,这场战争就是一种质变。它标志着美国自越战结束后开始新的军事革命已接近最后完成。这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所以,伊拉克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只不过由于伊拉克的不抵抗或者说不能抵抗,夸大了敌方的胜利战果,同时将这种结果绝对化了。面对如此绝望的态势,它的政府想打而不能打,它的军队应该打却不敢打,它的人民根本不愿意打。于是,战争的结果让人叹息:民族活着,国家已死去。   

记者:其实,美国在伊拉克展现出来的超级军事能力,还只是冰山一角。   

刘亚洲:由于伊军的糟糕表现,美军真正的战力并没有表现出来,如最拿手的强项——电子战、新概念武器、太空力量等,美国都只是动用了很小的一部分。在今天世界上美军占了三个第一:

①新军事革命它是领头羊。形象地说,在长跑竞赛中,美国不但习惯跑在第一,而且与第二名的距离一直保持在一千米左右。若感受到这距离可能缩短到九百米(还只是有可能),美国就感到威胁。

②军费第一。美国的军费是排在它后面的十二个强国军费的总和。

③军力在全球不可比拟。但更令我们不安的事实是:美军还在急速地膨胀着。一旦美国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建成,一个覆盖全球的战争新体系就将全部构造完成。美国的对手用以威慑美国的最后工具——核武系统也将失效。到那时,一个以绝对不对称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单极政治体系,也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帝国体系就将出现。一如机械化闪电战催生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信息化战争时代,已经孕育着一个世界新帝国的雏形。这场战争的结果所展现出来的远景,真让世界胆寒。   

那一天还没有到来,但正飞速地向那一天逼近。   

记者:我感到震惊。

刘亚洲:还是让我来谈谈俄罗斯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6日有一篇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领导的伊军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便溃不成军,这让俄罗斯倍感震惊。现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反思俄的军事体制。据说相关的改革也将提上日程。”当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俄罗斯的一些军事专家曾警告说,美国军队会在巷战中遭受重创。然而,二十多天的战事进展证明,美国迅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俄前国防部官员维塔利·什雷科夫说:可以说,伊拉克军队就是按照俄罗斯军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没想到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会溃败得这么快。俄罗斯的军事指挥家们在震惊的同时,也开始对自身的军事体制进行反思。俄罗斯高级军事专家和政府官员们都认为,苏联解体十几年来,俄罗斯社会唯一没有改革的就是军事体制。俄罗斯军队的组织结构、武器装备以及军事理论等仍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   

俄国防部一位官员说:“俄罗斯军队的结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已经显现出来的,而且这种差距是巨大的。”俄罗斯虽然是目前除美国外,军事实力最强大的的国家。但它的整个军事体系仍然处于机械化时代。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都是以美式武器系统和作战思想对俄式武器系统和作战思想的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战争的毁灭性的结果,也是苏(俄)式军事学说和装备体系的全面失败。今天,那些遍布全世界的信息化战争的废墟,也是苏联军事遗产的废墟。   

记者:二战时,应该说双方的武器系统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朝鲜战争中,苏联米格机的性能甚至超过了美制战机。正是这种性能上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空军在技术和训练上的不足。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苏制米格-21曾是美国F-4鬼怪战斗机的克星,而苏制“萨姆-2”曾是美国B-52的恶梦。七十年代的中东战争,依然是美苏武器系统和作战思想的较量。虽然,苏式军事体系的呆板初露端倪,但“萨姆-6”导弹的表现却震惊了世界。   

刘亚洲: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世界军事理论界带来一缕新鲜空气,但这缕空气非常小,非常少,稍纵即逝。有人嗅到了,有人嗅不到。特别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是从失败者而不是从胜利者身上学习经验的。战争初期,阿拉伯国家装备的“萨姆”导弹曾经成功地阻止了以色列空军的攻击,并为地面进攻提供了制空权,所以很多国家因此开始大力发展防空导弹。同时,由于反坦克导弹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一片喝彩。我国的国防工业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两类导弹的研制行列中,从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特别是主力战机和信息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当时苏联也和我们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在和美国的全面对峙中已渐露疲态。美国挟电子革命的强势,使主战武器全面升级换代,而苏联却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在部分武器平台上作最后的追赶。发生在“贝卡谷地”的战斗,被称为“空袭革命”,以色列依靠电子优势,六分钟之内就全歼了曾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出风头的“萨姆-6”导弹。世界在震惊之余,也不由得感到,昔日强大的军事帝国已成昨日黄花。九十年代,伊拉克和南联盟的一败如水,昭示苏(俄)军事体系,已经完全无法抵御代表着最新军事革命趋势、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军事体系的“压迫”。   

记者:俄罗斯由于实力的削弱,国防军工和科研体系的瓦解,短期内已难以形成应对信息化战争的整体能力。这也是美国在此次战争期间,对俄罗斯如此藐视的根本原因。美军敢于毫不顾忌地攻击俄外交车队,反映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刘亚洲:自苏联解体后,俄军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大范围改革,这十年也是美军军事急剧变革的时期。军事上的差距其实是经济和社会差距的缩影。可以预期,在整体实力落后的情况下,俄与美的军事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甚至会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我甚至有种预感:它还会落在中国的后面。   

俄罗斯尚且如此,那些以苏(俄)式武器体系装备和信奉苏(俄)式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国家,其军事危机感可想而知。一些国外军事专家评论说,伊拉克战争之后,世界又将掀起一场新的整军运动。我军马上就要开展的精简整编,实质就是一场整军运动。对于那些和伊拉克军事状况非常类似的受苏式军事体系影响深厚的国家,面对伊拉克的废墟,应该彻底清醒了。

   记者:战争结果如此触目惊心,我想很多人还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

   刘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军事理论家说:圆锹和铁丝网可以打倒步兵和大炮。法国元帅贝当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是堡垒战与步兵火器的结合,遂构成法军的胜利,今后国防,如将全部国防线建筑堡垒,则敌人即无法在陆上加以摧毁与超越。此种阵地同自动火器与铁丝网配合,足以掩护后备军之动员集中,则法国安全可以保证。”他忘了时代是前进的。马奇诺防线的悲剧出现在法国绝非偶然。   

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悲剧了。我们必须彻底走出苏式军事体系这片历史的“坟茔”。怎么走?江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已经指出:信息化带动机械化。      

二、战争特点:空地之争   

记者:刘将军,现在我想请您谈谈这场战争的特点。您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刘亚洲:用一句话来概括,空中战争。这既是这场战争的特征,也是近年来历次战争揭示出来的未来战争发展趋势。

记者:空中战争?我想请刘将军系统地谈一下。此次伊拉克战争不同于美军近二十年来历次战争的是,一开始便出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并且一路狂奔占领了巴格达。这一现象也在不少国家引出未来战争中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军种作用之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亚洲:我们先看事实。从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看,它不像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更像一场大规模的警察围捕行动:一个手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占据了一座楼房,一群警察小心翼翼地包围上来。突然,一名狙击手击中了嫌疑犯,使其倒地动弹不得。警察一拥而上,把嫌犯带走。把嫌犯看成伊拉克,警察看作美国和英国地面部队,狙击手当作空中力量。这场战争的动画片就算制作完成。而关于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作用的问题也一目了然。

记者:这个比喻很形象。

刘亚洲:此次伊拉克战争,尽管美军投入了大量地面部队,但是我认为,空中力量仍然是这次战争的决定性力量。美国的利益在全球,美军实行的是全球战略,战争范围广大。这就要求军事力量必须具备远程、快速部署、精确打击、短时猛烈、保持绝对制空权等特点。美军现有作战力量中,惟有空中力量符合这一要求。格林纳达战争后,美军总结经验说:二十四小时运来一个营,比三个月运来一个集团军还管用。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这次战争,空中力量无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记者: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呢?

  刘亚洲:战争一开始,许多人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还提到了我前不久写的《百岁空军》一书。在那本书里,我提出了战争已经向天空——空天转移的论断。他们问:你的判断是否有误?我回答:这场战争恰恰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准确的。美军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的理由有这样几条:首先,在一场战争中使不使用陆军,如何用,关键取决于战争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将此次战争的目的锁定为“推翻萨达姆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极端的战争目的决定了美军开战不久就不能不使用地面部队。要“倒萨”,要“解放”,不接触是不行的。让我再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判断来说明此事。抗美援朝和越战,美国人非常清楚真正与他们交手的是中国人。军方和政界的鹰派人士曾提出进攻中国的问题。但后来他们统一到这样一个共识上:“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了陆军,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中国能接受几架甚至几十架被击落的U-2飞机,但中国很难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今天阿拉伯人的心态与当时中国的心态有些相似。美军上来就使用地面部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我将在此呆下去,不走了。朝鲜战争为什么打?为什么要援越抗美?这种心理是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共有的。你可以砸烂我的家,但你不能到我家里来。美国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它派陆军来,就是告诉全世界:我就是要到你家里去。   

  记者:就是说,美国动用陆军的真正含义是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的?

   刘亚洲:是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军一上来就“做秀”,就是表演。有一个事实你一定注意到了:战争初始,美国大规模邀请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记者随军参战?为什么?做给世界看。美国打伊拉克的目的之一,就是杀鸡给猴看。海湾战争也是,利比亚战争也是,科索沃战争还是。美国看到它杀了那么多“鸡”,可有些“猴”看不到,要么也跟着它学会了“杀鸡”。萨达姆就派人暗杀过老布什。本·拉登更大胆,让五角大楼变成四角大楼。所以,美国要换一种方式。要占领。让世界看看,和美国作对不仅是打烂你的问题,还要灭了你。这就有了阿富汗战争样式。但阿富汗太穷了,家徒四壁,而且那里地形和民情也不适合。所以美国只给它做了换头术。但伊拉克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地形和民心状况也适合使用地面部队。主要是,美国还有更大的中东改造计划。这一切都需要陆军。
美国在表演,世界在发烧。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对此的确感到了恐惧。这就是美国使用地面力量的政治效果。那些认为美国又要重视地面力量的人,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军事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仅仅是从目的上说,有时在手段上也体现出来。   

所以,应该说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一场政治仗。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萨达姆的抵抗也是政治性的,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在争取胜利,而是在寻求一种体面的失败。当然,我不能不说现在他的失败仍是非常不体面的。   

记者:萨达姆的抵抗很不坚决。   

刘亚洲: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他对美国人的意图和手段根本摸不清楚。他怎么能坚决?美军的作战目的只有一个,而且非常坚决,那就是此战为新世纪的帝国霸权奠基之战。克劳塞维茨说过,一个战争如果有两个目标,那是很危险的事。就象一张照片只能有一个焦点一样。美军使用地面部队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战争果实。地面部队提前进入可以防止伊拉克点燃油田。它的目的达到了。同时,美军下决心长期驻扎伊拉克,它必须要避免环境灾难。这一点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者:使用陆军还应该有军事方面考虑吧?

刘亚洲:美军使用地面部队的那一天,我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旁。画面上,坦克轰鸣,烟尘万丈。我脑海中突然跳出一句话来:这一日长于百年。因为在战争史上,这一日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那一天我想了很多,也想得很深。我在思索了几小时之后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虽然没有证据但我还是这样判断了:美国自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来,都是空中力量在唱主角,美国军方内部肯定发生了一场争论。核心是海军、陆军不愿当配角,不愿被边缘化。尤其陆军很有危机感。有一个事实可以印证这一点: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四大军种的反思、总结,竟然是瞎子摸象般地各说各话,总结出来是四场海湾战争。门户之见和军种利益之争的结果是,有了陆军的“数字化”和联合战役理论。主持修订美国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的是海湾战争时被指责为作战保守的陆军第七军军长弗兰克斯,而弗兰克斯后来又是阿富汗战争和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总指挥。因此,美国使用陆军包括动用数字化的第四师,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所以,美国此次大规模动用地面部队,是一次新陆军的练兵,检验一下自海湾战争以来陆军的改革成果。但就是这样一次练兵,伊拉克战争的事实证明,也没有练好。   

战争结束后,我们知道了果然发生过这样一场争论,倒不是发生在军方,而是发生在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之间。有趣的是,这种争论不是军种之争,而是文职官员与陆军高级将领之争。双方目标一致,但作战手段却大不相同。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精确闪击战”这一全新的战争概念,简称为“拉氏理论”。所谓“精确”二字的根本涵义就是指战争的高智能化。“拉氏”理论的精髓在于:将陆军改建为规模更小的、易于部署的“战斗群”,战斗力接近特种部队,配合空中打击,引导精确制导武器突击重要目标,迅速完成战斗任务。而“鲍氏”理论的精华是:大量运用地面部队,围绕陆军重型师展开战斗行动。   

战争开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折衷的方案:“拉氏”理论在被付诸实施的同时,“鲍氏”理论也被采纳了,但大打折扣。许多陆军高级将领认为此次动用的地面部队应当与1991年海湾战争时差不多,即动用十个陆军师,而实际上仅用了两个完整的师。这次地面部队的规模比“沙漠风暴”时小的多,但战果却大得多。我认为“拉氏”和“鲍氏”两种战争思想有个最根本的不同:前者不再强调摧毁敌人的兵力和工厂,而把重点转移到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上来;后者则还要强调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结果证明了拉氏作战理论的正确。   

记者:怎样看待美陆军的“练兵”成果呢?   

刘亚洲:首先,这次“练兵”是在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不错,美国陆军的推进速度相当快。第三机械化步兵师在身后丢下激战尚酣的纳西里、纳杰夫等多个城市不管,长途奔袭数百公里,创造了战争史上大纵深突击的新记录。这很像我军的大范围穿插。此次战争中美军推进的速度几乎等同于或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闪击苏联的速度。快,可以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快就是力量。然而,如果没有空中优势,这种推进是不能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不是一场速决的战争。至少从空中战争的意义上讲不是。从天空的角度上看,这场战争的时间应当被视为不仅仅是刚过去的四周,而是十二年。2003年3月20日以来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争不过是一场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战争的继续。十二年来,美国一直霸占着伊拉克的领空,活活扼杀了伊拉克的空中力量。我在战前讲过这样一句话:“伊拉克军队的灵魂被偷走了。”指的就是空中力量的不复存在。其次,十二年的空中禁飞,轰炸,侦察,使伊拉克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军队的心理都受到重创。伊拉克的意志已经奄奄一息。伊拉克像一间风雨摇摇欲坠的小屋,轻轻一推就会坍塌。美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练兵的。为什么说它没有练好呢?我们看到美国在通过各种形式反复侦察判断没有危险之后,在空中力量的“斩首行动”之后,出动了地面力量。但事实是:全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的、美军唯一也是全球唯一的数字化第四师从海上运送海湾,历时一个多月才抵达战场,到达伊拉克时战争已基本结束。美第四师士兵调侃说:“第四师如果要参加战争,就只有向第三师开火了。”突显地面力量机动性受制于自然障碍的巨大局限。而地面主力第三机步师几乎没有实质性作战。其在战场上的高速进军,是以绝对的制空权保障和空中力量全面扫清前进障碍为前提的。你看到没有?美军地面部队一遇到抵抗就停下,要不就绕过去。整个战争中陆军没有攻下一座城市。当然,巴格达是攻下来了,但那是地面部队“攻”下来的吗?有消息说是美国人花钱买通了共和国卫队的军官,让他们放弃了抵抗。是买路钱的作用。空军就没有花买路钱嘛。西方就有人说,整个伊拉克战争,美英地面部队的作用只打一分,空中力量的作用打九十九分。虽然绝对了一点,但还是看到了本质的。   

所以我说,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地面力量,是为达成特殊目的情况下的特殊运用,并不代表美军对其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战略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记者:不同的军种担负着不同空间和领域的基本作战职能。各军种的使用,依据战争目的和样式而定。一般而言,空中力量主要是一种进攻性力量,也可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如果让它防御、占领和保护,它就勉为其难。   

刘亚洲:打个比方,空中力量像人的两只手,你让它去砸烂人家的窗户、门板是可以的,但你要把人家的房子占住还要防备人家来夺,那非得依靠双脚——地面力量走进去不可。所以,不看战争目的和空地力量的本质特点,片面地比较二者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但就总体而言,受限于作战空间的自然形态,陆、海军的局限性较大,而空军却呈现出全空间、全领域通用的特点。海军只能在海上,陆军只能在陆上,空军哪里都可以去。当然,这是绝对化的说法。但是,有一个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有着在欧洲强大无敌的陆军,两个人都想征服英国。但是谁也无法把他的陆军送上英国,因为有英吉利海峡和强大的英国海军。所以,拿破仑不得不面对滔滔大海泯灭雄心,希特勒却在空中差点要了英国的命。只是他空中战略的失误才功败垂成。   

记者:现在回过头去看,伊拉克战争的胜负一点都不意外。自始至终,伊军防空体系完全失效,听凭美军狂轰滥炸。伊军雷达不敢开机,防空导弹很少发射。飞机不敢起飞。   

刘亚洲:伊拉克空军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参战。伊拉克空军哪儿去了?伊拉克有三百架余架作战飞机和一百多架武装直升机,但却没有了空军。战前,伊拉克的战斗机还到美军的营地进行了侦察,战争开始反而不见了踪影。它为什么不用?因为它知道,它所有的机场都在美军的死死监视之下,炸弹、导弹随时会从天而降。没有雷达保障、没有通信引导、缺油少弹的战机纵使升空,等同送死。   

记者:美国没有在战略上完全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在空中战场实现了。战后,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伊拉克西部的一个地方,一次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五十二架战机。有而无用,等于没有。
刘亚洲:传统的地面战役——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一次也没有发生。伊拉克不同于塔利班,它有着完整的国家机器,有着相当规模的正规军,而且美英联军提前投入了地面部队,客观上给了它以迎战的机会。但是,伊军没有做任何军事意义的抵抗,甚至看不见有组织的退却。大批部队不是成批失踪就是成建制投降。大批坦克完整无损地被缴获。伊军由于完全失去了天空,也完全失去了自信。不仅对空袭无能为力,对地面战争也不知所措。   

在现代战争中,无航空便无领空,无空防便无国防,防空体系就是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防御体系。由于这一体系的瘫痪,战争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记者:在有着大规模正规军和重型兵器参加的战争中,全世界第一次没有见到战役甚至正规战斗的场面。   

刘亚洲:既没有像样的“战”,当然就没有有效的“争”,只有形式上或象征性的“斗”。这是不能扭转战局的。伊拉克战争留给世界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新闻部长萨哈夫的豪言壮语。可惜,语言既不能击落敌机,也不能击毁坦克。   

我注意到,即使是伊方武装力量抵抗比较激烈的几个小城镇,美英联军的地面力量也没有发起过强攻,而主要是召唤空中火力予以打击;而在伊军溃退和弃守时,地面部队才发起追击性的行动。美第三机步师对巴格达的进攻,是在侦察发现伊军未设防时发起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在由大规模陆地军事力量参加的地面战争,信息化的空中力量也在战略、战役、战术的层次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地面部队为什么能够一路狂奔,为什么能够兵不血刃而轻取敌国首都的答案。   

记者:经你这样一点拨,我心中的许多谜就解开了。   

刘亚洲:由于这场战争的特殊目的,美军不得不使用地面部队,但结果是:美军放弃了自己的长处,把自己拉到了伊拉克可以抗衡的层次。战争的结果证明了拉姆斯菲尔德理论的正确性。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由总统任命的文职官员对美国军队的战争计划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拉姆斯菲尔德做到了。接着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更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此次战争最大的赢家是拉姆斯菲尔德和以他为首的文官集团,最大的输家是陆军。2003年4月26日,拉姆斯菲尔德前往海湾视察美军,临走前,在没有任何直接原因的情况下,他授意陆军部长托马斯·怀特提出辞呈。4月28日拉姆斯菲尔德抵达海湾,受到了美军将士热烈的掌声与欢呼。这一天,是年逾七旬的拉姆斯菲尔德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拉姆斯菲尔德的成功不仅仅是对美国陆军的胜利,也是对俄罗斯军事理论的胜利。事实证明,一支更灵活、更有杀伤力、规模更小的军队,完全可以打败一支庞大的、观念陈旧的军队。伊拉克军队兵力庞大。根据苏联的大范围前沿作战理论的要求,伊军集结了大批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指挥结构高度集中。但这样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的防线却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被数量很少的美军击破。俄罗斯军事观察家惊呼:“军事范例已经改变。其它国家最好注意,美国人已经重新书写了教科书。”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谈美国空中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运用特点。

刘亚洲:我在《百岁空军》里说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世界叫空军为空军,因为它的确不过是空“军”而已。但是,八十年代以后,空军虽然还是叫空军,世界却再也不能以看一个普通军种的眼光看它了。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变化带来空军战略战术的革命性变化,空军的地位也从支援陆、海军作战到以我为主,陆、海军辅助再到独自担负战争任务,不断发生着新的质变。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我们看到,空中力量的代表——空军,是作为一张外交王牌在使用,而不仅仅是作为武力在使用。空中打击不是以对方的军事目标,而是以国家战略目标为主。空中力量的使用具有战略性。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动用空中力量的做法与前几次战争如出一辙,也是首先并全程作为战略力量使用的,而且更直接、更突出、更明显。首先是全球造势,海空胁迫,立体包围,试图不战或小战而胜。美国在近十几年来,连打五仗:一是海湾战争,二是北约空袭波黑塞族战争,三是空袭伊拉克战争,四是科索沃战争,五是阿富汗战争,今天的战争是第六场。六场战争,次次如此。全球空中包围,这已经成了美军进行现代战争准备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看美国想不想打仗,想打多大的仗,只看它的空中力量部署的情况就知道了。   

记者:空中力量的部署体现着美国的战略意图和进行战争的主要样式。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共集结了一千余架各型作战飞机,从陆到海,对伊拉克实行密不透风的“月牙形”包围。美国本来是想四面合围伊拉克的,由于土耳其的原因,美国无法在伊北部屯兵,这才闪出一条缝来。   

刘亚洲:伊拉克首先交出了天空,而后又交出了陆地。伊拉克战争是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观:天空是敌人的,陆地是自己的。敌方在大规模集结,武装到牙齿。己方却不得不接受敌方的核查,并销毁导弹。美国今天的实力不仅比冷战时更强,甚至比1991年海湾战争时也“提高了两——三倍”(美国陆军上将韦斯利·克拉克语),而伊拉克无论如何也无法同垮掉的前苏联相比。从军事上讲,交战双方的力量悬殊如此之大。美军占尽优势。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支部队梦寐以求的交战方式。但即便如此,美国人仍然先在天空上唱戏,尔后再把舞台搬到地面上。  

记者:实际上,正是在如此强大的空中重压下,伊拉克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有关联合国武器核查的全部的、苛刻的条件。   

刘亚洲:萨达姆甚至允许美国的U-2侦察机不受限制地在国土上空“核查”。这种飞机我们最熟悉不过了,“黑寡妇”。这哪里是核查?是侦察。伊拉克明知如此,但无可奈何。它只能退让,它步步退让。终于退到了死角。很多人对伊拉克如此速败感到不可思议。对于一个被重创、制裁、禁飞、核查,翻箱倒柜折腾了十几年,又被侦察得一清二楚的国家和军队,哪里还谈得上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怎么能够抵抗如此泰山压顶般的军事重压?战争开始前,伊拉克就已经失败了,只是尚未落花流水。   

记者:萨达姆是让美国一步步逼到了陷阱里。后来,萨达姆曾准备投降,其次子库赛曾赴埃及等国就流亡条件展开斡旋,但美国急不可耐地发动了战争,致使其集结强大的空中力量的战略威慑未竟全功。   

刘亚洲:美国的空中威慑并不只停留在静态的部署上。你看它第一天是怎么打的?“斩首行动”。名字起得血淋淋的。战争一开始即发起决定性空中打击。美军进行了空前猛烈的大空袭。在短短数小时内美军共出动了各型作战飞机两千余架次,共发射或投掷了精确制导弹药一千余枚,相当于科索沃战争中一周的投弹量。如此密集地使用兵力和巨大的投弹量,效果非凡 。路透社报道说:“整个地球都在震动。”      

记者:您认为美国空中打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刘亚洲:瘫痪。就这两个字。瘫痪战是近二十年来美国空军一贯的作战思想。回顾空军诞生近百年来,大国空军的战略运用一直在打击军事力量和打击社会潜力、战略轰炸与空中支援之间徘徊。二战中,美英主要侧重战略轰炸,而德、苏侧重战场支援,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总的来说,越战以前,由于战争胜负是以陆上战场的结果为准,故空军一般多是间接的军事打击。越战后,特别是海湾战争后,瘫痪战渐成主流。   从军事上延伸开去,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瘫痪”政策,至少对中国如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在哪里?它真的就是想肢解中国吗?恐怕不是。怕中国崛起吗?恐怕也不完全是。我认为它只是想瘫痪中国,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美国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因为那样一来,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平衡打破了,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美国不会让中国垮下去。中国彻底垮下去日本就起来了。


记者:美国在海湾战争后总结说:“多国部队在空中战役中的战略目标是非常雄心勃勃的:通过摧毁伊拉克的电信、战略防空和空军,让伊全国领导出于瘫痪……多国部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功。”   

刘亚洲:美国空军有个沃登上校,思想新锐敏捷,我称他为现代杜黑。他有个“五环目标”理论,第一环是战略核心环。第二、三环是国家的经济力量、民心、士气等。第五环是军事力量环。此次伊拉克之战,美国空军只打了第一环和第五环。这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决定的。美国企图以最小的伤亡、最小的破坏、最短的时间,推翻萨达姆政权,占领其城市和油田。如此,只有两个最大的障碍——政府首脑和军队。打首脑是直接实现战略目的。打军队是拐一个小弯间接实现——军队完了政府当然完。   

记者:在我们编辑您的战略文集时,记得您说过这样一句话:由于空军是战时最活跃最机动的军种,具有强大的作战力量,使它成为平时最具威慑性的国家力量。它因此成为实现国家意志的最佳工具。   

刘亚洲:这是从它战役打击能力的角度看它的战略作用的。任何军兵种、武器和思想都一样,因为它的实用性,所以才有威慑性。因为有战役能力所以有战略作用。我们前面说美国通过集中空中力量对伊拉克进行战略威慑,主要就是以它后面表现出来的战役打击能力为依据的。   

记者:说到空中威慑,我想起朝鲜局势。朝鲜半岛局势最近愈加紧张。都说美军有可能动手。但美军却从三八线大规模后撤。这是为什么?   

刘亚洲:这正好说明美国不是靠它的陆军进行威慑和准备战争的。实际上它的陆军靠前部署,不仅不能威胁对方,还在对方的威胁之下。它这样一撤,部队离开了对方大炮的射程,这时候它的翅膀就开始威胁对方了。这个消息还可以表明,陆军在今天是很容易受威胁的,而它自身却无法对对方造成什么威胁。   

记者:美国此次派出了大量地面部队,为什么不在主要的战役、战斗中使用它们?它们有制空权保障,完全可以发挥强大的火力,在地面战斗中取胜。1979年我军在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就完全使用陆军进行了一场纯粹的地面战争。   

刘亚洲:这就是战争思维方式的问题。   

看美国人打仗,不要孤立地看某一场战争,要看它一贯的战争思维。美国军队的基本特点是:技术越来越先进、复杂,战略战术却越来越简单、原始。胜利,尽快胜利。在政治许可的情况下,无所不用其极。二战后期,美国有各种各样战胜日本的办法,但为什么用原子弹?他完全可以不计军人的伤亡登陆日本嘛。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军当然可以依靠地面力量取胜,但那不是最好的胜利方法。杜黑认为:一旦夺得制空权,必须能够加以利用,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有了制空权而不加以利用,等于双方都拥有制空权。那制空权还有什么意义?美军不使用地面力量打主攻,是因为同样追上一只兔子,猎鹰比猎狗更有效。   至于我军那场战争为什么那么打,我一直以为应该深刻反思。我写过《金门战役检讨》一文,但实际上我军值得检讨的决不只是一个金门战役。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美国人的战争思维是,到达一个目标有一千条道路,肯定有一条是最好的,美国要走的就是这一条。而根据简单的数学原理,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空中又是唯一能够划直线的地方。   

刘亚洲:基本准确。飞机诞生一百年来,确切说美国军队自一战开始,重视使用空中力量就是其最基本的特征。理解这场战争外观的空中化,先要看美国人这一百年的战争历史。百年历史里隐藏着美国式的战争思维。   

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军对空中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最直接的诠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军就在战争中重视使用空中力量。二战后开始主要以空中力量参战。一个世纪来,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这是因为美军始终紧扣军事革命的脉搏,不敢丝毫落后。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军事革命中的作为,将会对它的兴衰和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   

记者:我记得您说过美军的成功得益于先进的军事战略。您在《百岁空军》中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战略是行动的先导。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要么不变,要么多变。而美军的战略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正如全部二十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中东石油以及石油运输线而制定的那样,美军的发展战略始终都是以航空力量为主线而进行的。   

刘亚洲:在当今世界各强国中,只有美国发展空军的战略是连续的、完整的、清晰的。飞机诞生在美国。制空权理论诞生在欧洲,但美国立即拿过来为己所用。美国从来不拒绝好的东西,就象它从不拒绝人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坦克首次登上战争舞台。可到了那次大战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时,美国人就使用飞机了。那次战役,美军出动了一千多架飞机。虽说战果不象想象得那么大,它自己也损失不小,但它已把全世界军事家的目光从陆地引到了天上。打那以后,美国人再也没有离开天空。天空之后是太空。太空之后是宇宙。美国人的目光深邃得不见底。历史选择了天空,天空成就了美国。地面上得到的,从空中能得到;地面上得不到的,从空中仍能得到。美国为天空付出了很多,然而它从天空得到的更多。让我们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明白了:战争中各国军民伤亡一亿以上:苏联两千万,中国三千万,德国近千万,日本六百万。而美国只有三十万。但美国参与了除苏德战场外所有重要的战役,并主导了其中决定性的战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和悬殊的结果呢?就因为美国重视天空,争夺天空,主宰天空。美国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得到的是整个欧洲和世界全部大洋。有一个事实谁都不能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美国海军都在一直干着空军的事情。

记者: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布什的NMD、TMD计划,都属于空军战略范畴。这些战略已经由天空升往太空。天空是太空的基石。你说过,太空有一天会成为战场。在太空成为真正战场之前,空中战场仍是主导战场。   

刘亚洲: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些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它一息尚存,就不会离开天空。由于居高临下,世界上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巩固美国的地位。   

美国不是不用地面力量。朝鲜、越南,就是二战后投入陆军最多的地方,结果呢?败得也特别惨。从那时开始,美国对动用地面力量似乎有一种“禁忌”。美国为什么怕用陆军?不是美国人怕死,而是它怕失败。这是由这个军种天然的缺陷和美国人的心理决定的。衡量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标准有三个:打击距离、推进速度、杀伤威力。很显然,和空中力量比起来,陆军在这三个方面全面落后。陆军规模庞大、行动不便,且容易陷入对方持久战的泥沼。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万里奔袭,飞行时间十六个小时,攻击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如果换了陆军,怎么打?   

记者:您的话让我想起美国最近三位总统关于战争的讲话。海湾战争刚结束美国总统布什就说:“海湾战争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空中力量的价值……从第一天起,空中力量就大显神威。海湾战争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保持空中作战优势……我们的空中打击是战争史上最有效的”;而在对科索沃战争决策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宣布:“空袭可以解决问题”,“只进行空袭”。2001年12月初,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城堡军事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阿富汗上空飞行的精确打击空中力量和无人驾驶飞行器,每天都在改写着作战的规则。阿富汗作战使我们对未来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比专家和智囊们讨论十年的收获都大。当我们所有军队都能连续确定和跟踪移动目标,包括从天空和太空中进行监视,战争方式就会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刘亚洲:有这样辉煌的历史经验,有这样无与伦比的优势,有这样显而易见有效而简单的手段,再加上它一贯的珍惜生命的传统,美国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战争不是演戏。不需要花架子。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桥。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绝招。狭路相逢勇者胜,智者胜,先驱者胜。近几年来美国的对手中不乏善战——当然只在地面善战——之人,但美国根本不给他们机会。你还记得科索沃战争中这样一个镜头吗?一位塞尔维亚老人站在多瑙河畔怒视着天空说:“上帝啊!你要是可怜塞尔维亚人,就让北约从天上下来吧!在地面上打一仗,是胜是负快点结束吧!”   

记者:是的,当时的报纸这样报道说:“空袭警报和爆炸声已经持续两个月了,据说贝尔格莱德动物园的动物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不过这些动物不识字,它们读不懂北约飞机投下的恐吓传单,也体会不到人们因为停电喝不到热水,打不通电话的痛苦。‘害怕’二字已经无法概括塞尔维亚人目前的心理状态。人们太疲惫了,不但失去了上街抗议游行和用人体盾牌保护大桥的热情,甚至连深夜从床上爬起来去防空洞都有气无力 ……塞尔维亚人不想再打下去了,可是也不甘心交出用血和泪维护了几百年的尊严,渴望着最后一拼的人越来越多…… 

刘亚洲:美国人太狡猾了。你想要的东西它绝不会给你。这也是扬长避短。北约没日没夜地轰炸了七十八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如此烈度的轰炸。塞尔维亚老人雪白的头颅还在血雨腥风中怒立,南联盟的头颅却低下了。政府屈服以后是军队的屈服。军队屈服之后是政府的崩溃。1999年6月一个阴暗的日子里,“渴望着最后一拼”而始终没能“最后一拼”的塞族军人走出丛林,走下空荡荡的战场。

记者:这一仗因此成了战争史的经典:仅靠空袭就达成了战争目的,还实现了进攻方的“零伤亡”。

刘亚洲:别看美国当时也集结了地面力量,但它不会轻易使用。美国有四大军种。尽管它的每一个军种都可以独立进行一场战争,尽管它的地面力量也是天下无敌的,它依然要使用最有效的力量和手段。美国这次派出了地面部队,好多人都以为那是打仗用的,不对,那是打扫战场、占领和维护治安用的。真正的交锋是空中的事。

记者:您的观点异常鲜明,伊拉克战争是从空中决定胜负的。对此,您认为简洁、准确、整体的描述应该是怎样的?

刘亚洲:还是让我重温杜黑八十年前说过的话吧。杜黑认为,国家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军民的战斗意志,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力量重心。对力量重心的直接打击将加速战争进程并影响战争结局,胜利将属于能首先粉碎对方物质和精神抵抗的一方。而航空武器的出现提高了直接打击对方力量重心的手段。空中力量所具有的这种独特能力将使空中战场成为决定性战场。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遭到这样一种毁灭性的空中打击,他们的社会结构将很快瓦解。没有一种居民坚强到能长久地承受这种空中进攻。人民出于自我生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   

杜黑说,未来战争将从天空开始。首先使用空中力量的一方,肯定会在战场上造成迅速的、一边倒的决定性结局。对于未来战争没有准备好的国家,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发现自己已经来不及准备,甚至连战争的趋向也看不出来。由于战争这一特性的重大转变,决定战争的胜负是很快的。   

杜黑还说,空军可以先于其他军种取得胜利。由于空军能以闪电的速度对敌人心脏给以致命打击……首先取得空中优势的一方,将在战争中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   

记者:陆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连续发生的局部战争表明,它已经步履蹒跚。1992年美军编有十八个陆军师,2001年只剩下九个,其中真正满员的只有三个,到2007—2010年将全部裁掉陆军师,其新军种将根据战略攻击和战略防御任务来重新构建。您是不是认为陆军——广义地说是地面力量,像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士斯里普琴科少将说的“作为一个军种将退出历史舞台”?   

刘亚洲:革命已经发生。不少国家先后摈弃了“数量取胜”的传统信条,纷纷采取措施适度削减军队数量。美军将总员额由原来的二百余万减少到一百多万,法军由原来的五十六万减少到四十万。据伦敦国家战略研究所统计,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近三千万,1999年降为二千万出头,减幅达百分之二十二。美国人总是走在世界的前头。这次伊拉克战争有个很大的烟幕,就是看上去好像传统陆军和地面战又复活了。谁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就上了美国圈套。有两点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第一,尽管美国的机械化步兵师非常先进,但没有空中优势的保障,它依然寸步难行。如果说传统的陆军在未来还有作用,千万不要忘了取得制空权的前提。

第二,作为防守方的伊军装甲师和步兵师,有哪个发挥了陆军师的作用?一攻一防,实际上已经为未来传统陆军作了基本定位。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陆军走到今天,在陆上基本上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今天的人类早已到了离开地面,在更高更远更深的地方拓展空间了。战争是人类的影子。人类走到哪里,战争就到哪里。人类已经不仅仅呆在陆地上了,战争怎么会仅仅停留在地面上?我说过,不是要不要陆军的问题,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陆军的问题。真正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传统陆军,而新型陆军将应运而生。现在人类正进入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军队当然不同于机械化时代的军队。不仅陆军,什么军种都如此。既如此,何必忧心忡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历史规律。我们今天也没有继续用关老爷的大刀嘛。   

记者:您认为美国陆军的数字化部队代表未来世界陆军的发展方向吗?   

刘亚洲:不。我认为传统陆军的先天缺陷不是信息化技术能够予以弥补的。美军的数字化师只是一种试验品,充其量不过是美国现行军事战略和军种利益争斗的产物,并不代表美国军队未来的发展趋势,当然也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参照的样板,尤其不适合我军。美军是全球性进攻战略,我们是积极防御战略。美国陆军不用担心制空权问题,我们则不然。其实,美国搞陆军师的数字化,它自己也未必相信那就是世界未来陆军的发展方向。顺便说一句,伊拉克战争一结束,指挥这场战争的弗兰克斯上将就被宣布退休了。弗兰克斯是美国陆军数字化的倡导者和陆军作用的坚决维护者。他是陆军中打过越战的将领,他特别想在这次战争中让陆军翻身。由于太急于表现自己,结果反而造成了失误和损失。他的解甲归田与陆军部长怀特的辞职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者: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布什总统明确表态支持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取消“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研制计划的决定,说这是国防部为实施军事战略调整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支持“十字军战士”火炮研制的中坚力量是美陆军部长托马斯·怀特和国会中的一些代表,他们认为,“十字军战士”比现在服役的“帕拉丁”火炮的火力强一倍。他们还指责国防部文职人员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把陆军置于“危险境地”。陆军官员纷纷到国会游说。他们背着拉姆斯菲尔德准备了一份报告,希望国会能够向国防部施加压力。   

刘亚洲:表面看起来是一套地面火炮系统之争,其实背后有着美军高层关于未来地面力量作用的认识分歧。拉姆斯菲尔德说过:“美国步兵将不会在任何地方进行战争”。注意,投入战场和进行战争不是一回事。美国在阿富汗也投入了步兵——特种部队。他们是怎么作战的呢?美国一开始就派出了“三角洲”和“绿色贝蕾帽”特种部队。他们也和塔利班的士兵一样骑着马四处奔波。但他们既不是逃跑不是进攻,而是在寻找和呼唤。在他们的马背上,驮着卫星定位仪和激光指示器。他们可以随时下载卫星画面,根据画面去搜寻塔利班的踪迹。也可以通过卫星呼唤飞机进行轰炸。   

记者:美国《新闻周刊》说:历史上步兵的任务就是接近敌人。大多数步兵与敌人的距离不到二十五码。但阿富汗的美军步兵并没有扣动板机,而是命令远方的攻击机开火。

刘亚洲:这次伊拉克战争,数字化的第四师为没有赶上战争感到很遗憾,其实,所有美英地面部队都没有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地面战争。所以,关于陆军未来作用的问题,不仅全世界困惑,美国自己也不一定明白。我觉得在未来陆军作用的认识和建设上,根本不应该惟美国马首是瞻。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队建设也是这样: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和平时期的发展,从哲学角度上看也是一种“战争”。我们准备得好,我们发展得对,我们就可避免战争,赢得战争。   我们也要敢于思考。今天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他还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就大声疾呼:现在是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帮助他们国家的时候了。军队要整顿以迎接挑战。在适当的地方,该扩大的时候扩大,该缩减的时候缩减。要有冒险精神,要由不怕惹火烧身的人来进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时常温习这两句话。   

回到陆军的话题上,对于防御者,不管是哪个军种,都不应该只以自己相同军种的敌人为观察对象。所有军种在未来战争中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面对敌人信息化的空中(天)一体精确打击,怎么保卫国家重要目标?怎么保护自己?面对非接触作战,怎么反击对手?用什么攻?用什么防?   

记者:有这样一组数据: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百分之五十的经济潜力被破坏,包括百分之百的炼油厂、百分之七十的机械厂、百分之四十的储油罐、百分之八十的桥梁、公路和铁路,但南军损失只有五百人,装备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并不是南军隐蔽和防卫得好,而是美军没有把它作为打击重点。我们看到南军虽然完整,却根本没有能力保卫国家。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因为要占有经济目标,所以将攻击重点转向军事目标,结果没几天,伊拉克号称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就烟消云散,证明其连自己都不能保卫,更不要说保卫国家了。      

刘亚洲:这就是我上面说的问题。战争的严峻命题已经出来,现在不仅所有军种要回答,一切军事理论和武器系统也必须回答。< B>一些国家不看军事革命的发展大势,固执地保留着以传统陆军为主体的庞大而过时的常备军,看上去威武壮观,其实不过是一条会蠕动的现代“马奇诺防线”。平时浪费金钱,战时浪费生命。我们的敌人和危险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晰的,我们真正的危险是总也看不清自己。

记者:很多人一看科索沃战争的“零伤亡”,就高呼“空军时代到来了”。一看伊拉克战争地面部队大规模使用,又说“陆军复活,接触战争并没有过时”。美国一场战争一个打法,要这样跟踪和研究,恐怕是现代版的邯郸学步……   

刘亚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要犯这样的错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要历史地看。不用多,就看一百年吧,趋势也是明摆着的:战争是越打越高,越打越远。1900年清军还用大刀长矛吧?几米之内决生死。但八国联军的来福枪把这个距离拉到了百米开外。后来是大炮,到了几公里几十公里,然后是坦克、飞机几百公里,后来是导弹……空天地海电一体,非接触的时代到来了。下一场战争有可能是无人战争。   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还能看到地面部队的行动,看到武装直升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下一场战争这些镜头可能就消失了。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战后美国急不可耐地改进、加快无人机的计划就明白了。据说美国的隐形无人攻击机已基本研制成功,隐形武装直升机早就出来了。到2010年它全部的空军都要隐形化。精确制导武器成本大大下降,差不多相当于一枚特种炮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可以大量使用精确弹药,而不必大量使用成本高昂的人员了。美国人宁可毫不在意地扔掉一百吨炸弹,但不肯轻易地付出一个人的牺牲。它为什么拼命地改进技术、战法?为什么特别重视使用空中力量?就是这样一个“成本”概念。   美国2000年出台了一个“全球警戒线、全球到达和全球力量”的战略构想,这个构想中提出的空间作战飞行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可以进入太空,攻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到2020年美国空军主要是四种平台:B-2、F-22、联合攻击战斗机和无人驾驶战斗机。这些平台的共同特征是隐形。美国未来战争的许多理念实际上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就已经实验了,比如大规模使用隐形战略战斗轰炸机和无人飞机。无人战争时代就要到来。铺天盖地的导弹、炸弹,像冰雹一样倾泻而下。就是有飞机来也是隐形的,连无人机都隐形。四十年前美国的陆军就不与它的对手们面对面地较量了。美国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在技术上一时可能追不上,但我们在思想上要追上,至少不能落后太多。   

记者:也许是历史的惰性吧。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就已经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有点军事改革的样子。   

刘亚洲:这惰性让中国尝到了一次比鸦片战争更痛苦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埋下了清朝灭亡的种子。战争就是这样,小失误小代价,大失误即灭亡。而思想认识上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记者: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确立“先发制人”战略以来的首次军事实践。您认为它展现出了美国怎样的一种战略行为方式?   

刘亚洲:它更富有攻击性,更轻易地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了。让我们回顾一下1901年出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是怎么说的:“所有称霸世界的伟大民族都是好战的民族,而当某一民族失去其好战性格时,它也就失去了与其他优秀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的自豪权利。世界上没有比战争胜利更伟大的了。”一句话,美国人扩张成性,这和我们民族严防死守成性是一样的。   

记者:2001年的美国总统让人想起1901年的美国总统。      

刘亚洲:美国军队从来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自独立战争以来,它就未被赋予保卫国土的任务。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除了二战是由于海外领地被偷袭,导致美国参战,其他所有的战争都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标准主动发起或参与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外交性。   

记者:空中力量在美国国家战略层面上,担当什么角色?   

刘亚洲:军队是国家的代表,空中力量是军队的代表。以往哪里出了什么事情,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派航空母舰去。现在,美国有了更快、更省事、更有效的手段:全球到达的空中力量。它的B-2隐形战略轰炸机,航程一万多公里,不需要空中加油,就可以从美国本土起飞,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它认为是战场的地方。
可以说空中力量已经成为美国实现国家意志的一把长剑。靠着这把长剑,美国在当今的世界傲视群雄。二十年前,它还被称为“世界警察”,但现在它被称为“世界帝国”。

记者:一位西方的历史学家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拥有全球控制和干预能力的帝国。   

刘亚洲:二十年前,美国有时还被弱小的对手打得焦头烂额。二十年后,美国已在为遇不到真正的对手而踌躇满志。   

一切都是因为时代变了,战场变了,战争方式变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改变。正像重装甲步兵确定了罗马帝国的地位和海军确定了大英帝国的地位一样,美国也要凭着空军奠定它在今天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军空军已经计划在十至三十年内把自己变成一支随时可以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敌人都无与伦比的航空航天力量。   

记者:到今年12月17日,是第一架飞机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一百年来空中力量发展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轨道?   

刘亚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空军的历程就是世界空军发展的缩影。在战神插上翅膀的一百年中,战争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任何发明像它这样,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就将整个战争的面貌彻底改变。改变了战争面貌就等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回顾一百年来,几乎所有重要战争和重大国际事件,都笼罩在一双巨大翅膀的阴影之下。这一百年的军事史,仿佛就是一部飞机——空军——空中力量应用、发展、壮大的历史。简单地讲,如果说空军是一粒种子,那么它萌芽于一战,盛开于二战,结果于越战,成熟于海湾。到了今天,是收获期。沿着战争规律起起伏伏的征途,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普通武器到重要力量再到主要作战力量的历程;经过战术——战役——战略层次的递进,完成了从对战争贡献的次要作用——重要作用——主要或决定性作用的跃升。   

记者:1928年,杜黑在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上战争与海上战争的经验教训之后,指出:航空武器参战将给战争形态带来根本变化。他认为航空兵的出现不是一种改进或一种革新,而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这种新因素的出现,战争演变曲线由此开始中断了原先的连续性,突然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刘亚洲:这个方向就是天空。一百年来这条急转直下的曲线再没有回落过。循着历史的惯性,它又冲进了新世纪,并继续向未来最高的战场冲去。结论:这场战争和前几场战争一样,显示出一种崭新的战争模式:空中力量取代和压倒地面力量。   

三、战争实质:信息化   

记者:刘将军,您对我们谈到了这次战争的结果、特点。现在我想请您谈谈这场战争的实质。   

刘亚洲:一言以盖之,战争的实质就是信息化。江主席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十二年来,他几乎每一次接见军队的官兵都大声疾呼信息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江主席的确是高瞻远瞩的,走到了我们的前面,甚至走到了时代的前面。   

记者:我有同感。< BR>

刘亚洲:过去战争打的是什么?是综合国力。现代战争打的是什么?是科学技术。任何重大的科技发明和创造,都首先和必须使用于战争。哪怕是强制性的也如此。历史不止一次证明这一点。反过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科技落后,感受最真切、最痛苦的也莫过于它的军队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运用了人类最高阶段的科学发明和知识,包括牛顿力学、物体动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有机与无机化学、计算机网络……这个单子可以列几十页。这的确是崭新的划时代意义的军事革命,即由大规模集结陆地军事力量的地面战争,转变为依靠高科技电子制导的空中控制力量,主要依靠空中作战遂行战略目的的战争。如果说它还有地面战的话,那也是新型意义下的超地面战争。对不起,“ 超地面战争”这个词是我发明的。   

记者:我理解,信息化的含义是不是指武器装备的数字化程度空前提高?   

刘亚洲:我认为,信息化有三个层面:①武器平台的电子化;②作战系统的网络化;③战略打击的“心理化”。   

记者:刘将军,你把“心理战”的问题放到信息作战的范畴中来,据我所知,别人还没有这样做过。   

刘亚洲:科学技术改变了战争,随即它又改变历史。汤姆逊说:信息不仅仅是一件武器,它还是一种能够改变战争文化和定势的新技术。它能改变一切。它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来得强烈,比坦克、潜艇甚至原子弹都要厉害。为什么我们有的军事评论员一直期待着在伊拉克出现人民战争,出现游击战和巷战却始终未能如愿?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进步已使得这种游击战不再有效,至少不再是一种决定性的战争方式。在今天的战场上,谁拥有绝对的信息掌控权,谁就无疑能获得胜利。与美军相比,伊拉克人的战争,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战争,实在太……太二十世纪了。   

记者:这个比喻真妙,可浮一大白。   

刘亚洲:由于美军掌握了绝对制信息权,这场战争打得得心应手,非常轻松。谈话一开始你说什么来着?这场战争像游戏。这样看还真有点那种意味。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透明得像一面玻璃镜子。每一次攻击都要事先告诉对方,然后在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准备中,用精确制导炸弹打击敌方的军事政治目标,而且还要尽量少伤对方的军事人员。有些俘虏甚至当场就释放了。仗打得那么激烈,可巴格达夜间灯火通明。白天交通正常,真正有趣!美军这么做,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因为它太自信了。   

记者:美军这一回没有投入一种完全新型的空中平台。它的F-22已经正式列装,F-35也基本定型,但都没有拿来。为什么?   

刘亚洲:一是还没有大规模装备,二是不需要。那是美国为未来更强大的对手准备的。我早就讲过,伊拉克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伊拉克之战后,美国才开始面对它真正的对手。这个问题我也将在《西部论》中做进一步探讨。   

记者:作战系统的网络化,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似乎美国近年来的每一场战争都有这个名词的影子。它的整体概念是什么样的?   

刘亚洲:简单地说作战网络信息化系统就像人身上的神经系统,只有神经系统健全的人,他的手脚才能灵活自如,如果“中风”,他就会瘫痪。如果是严重的“脑溢血”,就只有死亡,或成为“植物人”。   

记者:我看过一份资料,阿富汗战争中,在佛罗里达坦帕湾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战争室里,指挥官们像度假的游客悠闲地欣赏电影一样,观看并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阿富汗的图像。然后,由四星上将弗兰克斯对全球美军发出打击塔利班的命令。通过卫星,美军可以对该地区的每一个人进行监控。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都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攻击指令下达给在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的机场和印度洋上的美军航母、美国本土的飞机。真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万里之外。   

刘亚洲:美国的信息化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这场战争中根本没有动用预警机,因为伊拉克完全丧失了电子战能力。   

记者: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一个参加过战争的美国空军将领形容说:如果没有制信息权,军队不过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战场的情况就好像一个突然打开电灯的厨房,伊军是满地乱跑的蟑螂,我们一个一个地、不慌不忙地把他们全部杀死。那么,今天的情形该怎样形容呢?   

刘亚洲:今天伊军等不到美军把他们全部杀死,已先自溃散了。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电磁压制、精确打击能力,使伊拉克的空防体系全面失效。雷达不敢开机,飞机不能升空,导弹不能发射。伊拉克地面作战力量不仅无法进行有效机动,也不能进行集结,甚至不能坚守地下工事。我们都知道脑袋控制拳头的道理。被剥夺了信息的军队,就好像被挖去了眼睛、耳朵,摄走灵魂的躯壳。你见过被击碎脑袋后还能挥拳踢脚的人吗?在雷达、通信系统被摧毁之后,伊拉克的百万大军就像是被抽掉核心部件的一部机器,笨重而毫无用处。   

记者: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比喻。战前,多数人已经猜到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只是谁也不会想到伊拉克败得如此迅速彻底。伊拉克数十万正规军的表现甚至低于塔利班游击队。伊拉克战争就此成为二十一世纪军人们的又一本教科书。      

刘亚洲:第一次海湾战争,战前很多人就以双方坦克、飞机和军队的数量推断战争的结果。这次战争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军事专家说,伊军虽然进攻力量不足,但防守特别是地面防守还是绰绰有余,将给美军以重创云云。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是一方的坦克不能开火、飞机不能起飞、军队不能动弹,那又是什么结果?而美国正好就拥有这种让对方战争能力下降为零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无与伦比的信息优势。   

记者:从海地、利比亚、巴拿马、格林纳达,到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又到伊拉克,美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从非洲打到拉丁美洲,打到亚洲,又从亚洲打到欧洲再打回来。大战小战,弱旅劲敌皆有。世界不由得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军所向披靡?   

刘亚洲:伊拉克战争结果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伊拉克战争结果的解释同时也是对海湾战争结果和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结果的解释。其实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进行的所有战争结果的解释。   

美军的胜利,无一不是利用在电磁空间具有的绝对优势,对其对手进行电子屠杀的结果。空袭不过是战争和胜利的外在表现形式。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电子战、信息战和空中力量的交互发展。    

刘亚洲:世界战争史上,战略战术是随着技术而改变的。1916年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英军一天伤亡即达六万人。密集队形冲锋从此退出战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蓬勃发展,空军发展史上迎来历史性的变革。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的空间。战场扩展到无边无际。卫星在天空。潜艇在深海。弹道导弹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电子战在电磁空间进行。心理战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战场已不是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的扩展,而是另行创造的一个非自然空间,那就是电子空间。   

记者:西方军事理论家把电子战作为“昨天的战争”和“明天的战争”的分界线。   

刘亚洲:19 82年6月9日贝卡谷地大空战是电子战的第一次实践。你一定读过我二十年前写的《恶魔导演的战争》,其中专门有一章写了贝卡谷地的大空战。最初我的书名就叫《明天的战争》。那是世界空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决定因素是电子技术的系统化。以此战为标志,二十世纪的军队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代差”。  到了海湾战争,电子战无论样式或规模,一切都堪称登峰造极。那根本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电子大屠杀。我只能用屠杀这个词来形容。如果说海湾战争是一种“外科手术式”战争的话,那么,它首先是“脑外科”手术。作为一场战争来说,无论是空战还是整个战争,电子战都是灵魂之战,是首要阶段和最高阶段的决战。

记者:正是因为有了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常规军事技术,正是这些技术的完整统一,使美国军事力量与他的对手以及潜在对手相比,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即使在以火力和机动来决胜的传统战争中,目前世界上也没有一支足以在整体上打败美军的军队。   

刘亚洲:在二十年来美国所进行的战争中,有一个共同点:所有对手的军队在美军面前都毫无建树。主要原因是,系统对系统的对抗和压制,实际上使平台对平台的对抗难以实现。1999年科索沃战争,南联盟空军司令驾驶米格机试图和北约战机一决雌雄。但是,雷达被干扰,通信被中断,老将军看不到对手在哪里,却被对手死死锁住,一上天即被荷兰的一架战斗机击得粉碎。其他五架米格机也是只升空五分钟即被击落。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也只有五分钟的生存时间。  

记者:这次伊拉克战争,人们既没有看到飞机对飞机的空战,也没有看到坦克对坦克的厮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乘着沙尘暴,曾经出动了上千辆坦克向美军反击,但一露头就被美侦察机和卫星发现,结果遭到美英攻击机和武装直升机的凌空剿杀。他们梦想中的库尔斯克坦克大决战在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变成碎片。   

刘亚洲:由于这种完全倾斜的战争态势,不可避免地将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巨大的折射,这就是信息战的第三个层面:心理战。心理战可以说是这场伊拉克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了,它被称为战争之前的战争、战争之外的战争、战争之上的战争。   

记者:刘将军,请您深入地谈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我一直认为,心理战属于信息战的范畴。从有战争以来,就有心理战。它是战争的一种形式,是在物理空间之外的较量。孙子兵法就讲攻心为上,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孙子的不战,是不经过战场上的残酷战斗,但必须在心理层面上经过激烈的较量才能达到。   

从这次伊拉克战争看,美对伊军实施的心理战是精心策划的。按战略、战役、战术的层次次第展开,脉络清晰。这和美国历次战争都不同。它标志着心理战作为一种独立的战争形式已经登上人类的战争舞台。   

记者:怎么理解各个层次上的心理战?   

刘亚洲:以这次伊拉克战争为例。战略层次的心理战,是指综合运用国家的整体实力,采取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及军事威慑等,试图迫使对方在外交领域里接受自己的条件。比如,美国一开始就利用联合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多次扬言避免战争的唯一条件是萨达姆流亡等等,同时在海湾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美国在这一层次上的心理战实施,和它的全球规模的海空军包围是一体的。顺便说一句,美国一意孤行发起伊拉克战争,也是对于全世界的一场心理战。这与美国此战的根本目的有关。伊拉克战争之后,如果你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世界变得微妙起来。朝鲜核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以巴问题也以路线图为契机出现了某种和平解决的前景。   

记者:战略层次上的心理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刘亚洲:综合国力。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指小国、弱国,无法实施战略层次上的心理战。在这一层次上跟美国过招的,只有当年的苏联。赫鲁晓夫在红场阅兵时指着洲际导弹对美国人说:苏联能像制造香肠一样制造它们。美国闻此,心惊胆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已没有谁能够对美国实施这一层次的心理战,而只能处在战略心理防御的地位。   

记者:一份资料上说,美军有着相当完善的心理战指挥体制,国家层面即战略心理战,由国务院、国防部新闻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负责。   

刘亚洲:这场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最大的不同是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广泛参与了,几乎成了战争奥运会。美军让很多记者随自己的部队一起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战样式。美军让这些人看到的当然都是美军强大和“正义”的一面,无形中就是在震慑对手,夺取人心。美军甚至还违背一贯的新闻自由的原则,对己方的报道严格审查。负面新闻一律封杀。对待那些不友好的新闻机构,美国除了在舆论方面回击,还采用“误击”的办法,予以武力摧毁。   

记者:回想起来,这场战争假消息满天飞。国外称之为“谎言加炸弹”的战争。   

刘亚洲:谎言是战争的需要。不同的是以前是双方互相欺骗,现在不仅如此,还欺骗世界。其实,说穿了都是在以假乱真,制造有利于自己的战争氛围。   

记者:除国家层面的心理作战行动之外,美军还投入了隶属于空军的193特种飞行联队这种专业化的空中心理作战部队,在战场上遂行心理作战行动。该联队向伊拉克发送广播电视信号,每天用阿拉伯语进行长达十七个小时的“反萨”广播。上述心理作战行动极大地打击和震慑了伊拉克的政府和军民,直接从战役层面上配合了美英联军的空中打击和其他军兵种部队的作战行动。   

刘亚洲:这就属于战役战术层次上的心理战了。美军还对伊拉克高级军官发送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息。你看,美军的信息战优势就这样转化为了心理战优势。先不说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内容,单从美军能够知道伊军高级军官的电子信箱地址和手机号码这一点,就能想见美军的电子战能力。很多人包括我们一些军事专家对美国为什么空袭之初不像上一次海湾战争那样,先打掉伊拉克的电视台感到不解。实际上,美国是借用伊电视频道对伊拉克军民展开反宣传。   

记者:美军是无所不用其极。   

刘亚洲:明代大哲学王阳明讲过这样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涉及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心理层面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心理的失败是最终的失败。心理的胜利也是最终的胜利。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支军队来说亦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无论科学技术怎么发展,也不能忽略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一切高技术战争最终还是要落在人身上。人还是战争决定的因素。所以我曾讲过,地球上所有的战争,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或是未来的,都是人的战争。   

记者:上一次海湾战争中,伊军的作战部队在多国部队心理攻击的打击下,大批官员开小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士兵不战而降,使多国部队在进攻中所遇到的抵抗强度大大降低,从而加快了战争的进程。   

刘亚洲:这一次,心理战效果更明显。伊拉克国防部长准备向美军投诚,所以命令共和国卫队不抵抗。阿齐兹也做了美国的线人。看看战前战后投诚的伊军高官——更不要说伊军士兵,就知道美军心理战的效果了。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萨达姆专门给它的军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任何官兵都不允许穿白色的内衣和内裤,甚至连白汗衫、白袜子、白手绢也不能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白衬衫、白手绢和白内裤都可以被士兵们当成白旗而投降。你看,一个军队的士气已经崩塌到了这种程度,仗还怎么打?由此也可看出美军心理战的效果。   

  记者: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人民好像一点也不支持萨达姆的政权。
   刘亚洲:完全不支持。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在广州遇到的事情今天在伊拉克重演了。当时,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着珠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英军官兵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今天,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军一路猛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路不破,桥不炸,雷不埋,有些地方甚至欢迎美军。我们的军事专家一再期待在伊拉克出现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固然好听,但它的前提是人民愿意为战争作出牺牲。现在很难说有几个伊拉克人民愿意为保卫萨达姆政权而战、而死。人民战争是指人心背向,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概念。得民心者才能得人民战争。失民心者只能进行个人战争。萨达姆就是进行的一场个人战争。两伊战争如此,入侵科威特如此,两次海湾战争亦如此。野心家把人民驱入战争。战争最终又毁了野心家。   

记者:你讲的鸦片战争的情形令人惊心动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刘亚洲:鸦片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专制政府和贪官政府,一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人民不知情时,民心士气尚可一用。人民一旦知情,加上外敌入侵,必定土崩瓦解。美国的心理战就是让伊拉克人民较早地知道了萨达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复兴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贪官体制必然造成本国百姓的不满,所以贪官政府的最大任务必然是压制国内的反抗,根本没有对外用兵的余力。从历史上看,贪官政府对外用兵也从来没有取胜的先例。我有过一句话请你记住: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记者:刘将军,你讲的这些也属于心理战范畴吗?   

刘亚洲:是最高阶段的心理战。历史告诉我们,心理战凌驾于一切战争之上。人类千百年来都一直在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境界”,只有到了信息战时代,才第一次有了这种可能。这是这场战争留给世界和未来的最大启示。   

记者:伊拉克战争的确让我们又一次感到,信息化战争的时代已经到来。托夫勒说:“在新的战争形式正在崛起之时,旧的战争形式还不可能完全消失,就像信息时代虽然正在到来,工业时代还没有消失一样。至今还有大约二十个国家拥有对本地区影响很大的工业时代的军事力量。至少在未来的冲突中,有些国家仍派步兵前往作战。只要那些贫困落后、愤怒不满的国家的军火库里还充斥着低技术水平、低精确度的武器、愚笨型而非智能型的坦克和大炮,那么,所有工业时代的作战方式和武器,包括挖战壕、建地堡、人海战术、肉搏战等,都将毫无疑问地被继续开发利用下去。”   

刘亚洲:他还说过:随着世界从工业时代跨入一个新的时代,这种传统的战争和反战争的知识,已十分危险地过时了。   

四、战争观念及启示   

记者:伊拉克战争已成为昨天。   

刘亚洲:仗是打完了。环顾战场,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凄凉感。我不禁想起历史上法国莫莱特元帅发给拿破仑的一封电报:“陛下,战斗已成为过去。这里已是片甲不留。”战场上可能片甲不留,但战场之外的东西却有许多。我在思考。你在思考。军队在思考。国家在思考。   

记者: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我们有些军事专家说看不懂。   

刘亚洲:那些专家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战争观念里。我在看电视时也听到他们说“包饺子”啊,“扎口袋”啊,“埋地雷”啊,“地道战”啊等等,差点把我带到《平原游击队》的电影里去。   

记者:《纽约时报》4月18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萨达姆的中国参谋”的文章,说“在这些专家的头脑中,仍然顽固地残存着‘人民战争’的陈旧思维”。并说,有这样的专家,中国军队也许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刘亚洲:这种说法只能代表西方政界和军界的某些观点,不足为凭,但是,用半个世纪前的战争观念看今天的战争,的确是刻舟求剑。伊拉克战争不是一场新得让人看不懂的战争。十二年前的海湾战争,四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两年前的阿富汗战争,大同小异嘛。二十年前的马岛之战、格林纳达之战,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军委江主席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连时代都跟不上,怎么创新?我军实现现代化有太多的瓶颈,但观念束缚是最大的制约。   

江主席站在时代的高度,一再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我们许多干部也跟着喊,却只是满足于空喊。我现在在四川任职,四川过去有个著名的企业家叫牟其中,他有套哲学:只要说过了,就等于做过了;只要做过了,就等于做成了。他的哲学决定了他的下场。问题是这种哲学在我们相当多的干部头脑中还有影响。首先,要有思想。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
记者:讲得好。   

刘亚洲:观念的改变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最根本的改变。这是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和观念引导目的。目的演变为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造就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如果说,在经济领域内,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那么,在军事领域内,我们可不可以说: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放战斗力呢?你注意,我用的字眼是“解放”,而不是“提高”。   

记者:“解放”二字,有警醒之意。   

刘亚洲:和美军同处一个时代,既是我们的不幸,又是我们大幸。不幸是因为其强大,大幸也是因为其强大,而我们有对手。有对手就有参照物。有参照物就有前进的目标。有目标就有动力。世上任何事只有两流,一流与末流,当中的全不算数。记住,永远只与比你高一等的人争吵。相比较我军,美军反而有些不幸。我认为,美国空军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飞机越来越先进,而战术却越来越呆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相当长时间以来,美国空军缺少一个真正的对手让他们来检验自己的飞机到底有多么强,更谈不上战术上的较量了。所以美国空军现在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美军在训练中特别强调贴近实战。二十年来美军战争不断,却对训练贴近实战这一点须臾不敢忘记。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美国一所军校在射击训练课程中,从不使用我们军队常见的那种人像平面靶。他们把木靶穿上敌军制服,在里面塞满干草,然后把蕃茄酱倒入塑料袋中并戴上帽子,作为靶头。学校的教程中写道:你可曾在战场上看过敌人在胸部挂着一块白色木板,上面还画着圈圈,标出数字的呢?敌人不会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摆好姿势让你射击,他们只会像老鼠一样从掩体内伸出头来窥视四周。我要你打的就是这颗老鼠头。要你平时就熟悉脑壳破裂时迸出像蕃茄酱一样的血腥镜头。这才是贴近实战。   

记者:太有意思了。   

刘亚洲:我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在美国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自信对美国人是了解的。美国人并不把解放思想成天挂在嘴头上,但思维始终是开放的。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本土一百三十年没有战争。这样一个从未遭受过外敌入侵的国家,它的军队的报纸却天天聚焦于各种国际冲突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应该应付怎样的挑战。只看那些文章的题目,你一定会以为有人已经逼到了它家门口。它已濒临战争的边缘。另一方面,全球唯有美国在世界各地不断地进行战争。其战斗力已锤炼得炉火纯青。它吹牛自己是“全球无敌军”。美军对世界军队来说,已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它不停地在高起点上启动。它开风气却都不为师。   

记者: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评价美军。   

刘亚洲:说它不为师。是因为它不停地反思,不停地推翻自己,不断地创新。近几年在军队有一个名词令大家耳熟能详:世界新军事变革,或是世界新军事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仿佛世界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这样一场新军事革命。其实这场军事革命或变革作为一个运动是不存在的。在美军中根本没有这个提法。在西方一些专家的著述中有这种提法。是我们把这种革命和变革夸大了。没有这种革命运动,并不等于没有发生这种革命。它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美军不强调变革,是因为它天天都在变革。对美国而言,战争不需要理由。对美军而言,战争不需要规则。有句俗语这样说:年轻人知道规则,但老年人知道例外。套用此话,我说:我军知道规则,美军知道例外。最不好玩的游戏是——轮到你上场时却改变了规则。人生往往如此。战争又何尝不如此?我曾是作家。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无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对打仗而言,最大的章法就是无章法。我的老朋友周涛说:“大河从来不讲章法。黄河九曲十八弯,恣肆汪洋,毫无章法。小河很讲章法,很遵从规范,因为它是小河嘛。”对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言,观念就是战斗力,就是素质,也就是说它是最本质的东西。武器装备的差别可以通过采购得到弥补,军人素质的差别却用钱买不来。一支军队真正的“杀手锏”其实就在这里。   

记者:振聋发聩。   

刘亚洲:我们军事评论家为什么会判断失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的观念落伍了。他们人在今天,思维结构却停留在昨天,甚至前天。虽说传统并不代表落后。现代也未必代表先进,但世界变化太快,一步落下,步步落下。譬如,我们的专家谈“诱敌深入”,谈“空城计”,但美军根本就没有同你周旋的企图。在今天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占技术优势的一方已非常明白敌人在哪里,自己在哪里。当然,我还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军事评论家的基本观念并非完全代表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理论的产物。   

记者:这种说法也是第一次听说。   

刘亚洲:与美军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在素质上和思想上。我身在西部,研究西部。我对西部的总体评介是:西部缺少思想,但从不缺乏精神。我军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呢?素质包含多种含义。观念是最重要的。一条锁链,最脆弱的一环决定其强度;一只木桶,最短的一片决定其容量;一个人,素质最差的一面决定其发展。
记者:请说慢一点。我要把这话记下来。


刘亚州:信念与道德

(刘亚洲) 同志们:下午好。          

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象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

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一、信念问题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1939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 六四 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四”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解放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     

另一次就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79年1月访美,2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2月17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1979年打的。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然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我上次来,跟庄可柱司令、齐海田政委讲过,我是有云南情结的。1979年作战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部,空军虽未出动,但地面战争一样揪着我的心。后来“两山”作战,总政组织一批作家采访,第一次是1984年,收复老山的时候,到十四军,我去了,还有叶楠、周涛、乔良。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1999年,我又来了一次。我深深地眷恋着云南。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当时到参战的部队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两山”作战的时候,后方是歌舞升平啊!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几乎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上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单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我真是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烈士在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难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我从后方到前方,前后方反差之大,不可言!不光是生活,还有其它方面。比方说,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我看了一个姑娘的绝交信,写的也有道理:“你牺牲了还好,你要是负伤缺个胳膊少条腿瞎个眼的,我们怎么往下过?”这也很实在。二十七军的一个副指导员领着突击队进攻一个山头,牺牲了。三十个突击队员牺牲了二十个。回来以后,连长把全连剩下的人集合点名,在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上,副指导员的尸体和这二十几具烈士的尸体就在旁边躺着。在这个时候,副指导员的未婚妻的信到了。什么信?绝交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也就是当着活着的人的面,当然也当着这个已经牺牲的副指导员的遗体,念这封信,全连战士无不泪流满面。我时常品味当时的氛围和他们的心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走入战争的时候很少有豪言壮语。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绝非长篇大论,更非大道理。沉默比喧嚣更有力量。我去过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哪里像小说里、电影上、电视上描绘的,参战前部队的求战情绪是多么的热烈,口号声连天,写血书等等,都是夸大其辞。部队作战前,驻地一片死寂。干部都躲得远远的。这些干部平时是很豪迈的。有一个干部一直到现在和我还有交往。那个时候我是个副营职干部,他是师长。他见了我,豪气干云地说:“我有三个想法,你给我写到书里去!第一,我要做中国的巴顿;第二,士兵算什么?士兵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三,我盼望打仗。打一仗升一级。”就因为这几句话,我不原谅他。他对士兵没有感情呵。连长、指导员平时如果和战士关系好,还能在一起。如果平时有点矛盾,就都躲到一边去了。但枪炮一响,干部也好,战士也好,都是义无反顾。     

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 ×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7月12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8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7.12”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1984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1999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这是个规律。美国军人是相当保守的。美国军人保守并不是作战观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我举例说明:美国军人和美国政客看待中国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客能看到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性,包括对美国的重要性。它知道除了遏制中国之外还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军方的观念则保守得多。它认为,在新的世纪美国要确保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落后,仅仅教训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小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找一个大国来教训。他把这个大国锁定中国。这是从世界角度上讲。其次,从中国角度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革中没有其它出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皮一皮往部队拉。部队现在当到团以上干部的,没有一个草包,如果有,他是假装的。这些人就是不到部队来,继续留在地方,我有一句话,基本“职务相等”。什么意思呢?今天部队的团职干部不到军队来,在地方就可能混个县级干部。今天的师一级领导在地方上都是地市级干部,不会错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予。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啊!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给我们军队的使命,需要更多的人才。军队现在已经人才济济,但是还不够,还要多些,更多些。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江主席的话。

要特别注意人才的个性和共性。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党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学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泽东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6月4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 ”,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 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

我得出结论:

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

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

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要喜欢讲真话的人,要敢用讲真话的人。但常常的情形是:“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当年我们批判林彪时,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原因是当时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林彪后来成了罪人,但这件事他不错,不仅不错,还有益呢。一个下面的干部,用这种形式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一种到今天都应该提倡的精神。由于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千古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②知识。我讲的知识,不仅仅是指文化程度。我讲的知识是一种综合素质。今天的知识分子,我给他们讲,我不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仅仅是“知道分子”。你懂得不少,书看了不少,但真学问不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读书,第一是要钻进去,第二是要跳出来。重要的是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来。要有自己的心得。军队要担大任,必须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招生了不少大学生,但情况如何呢?我在北空时作了个调查,挺令人心寒呀。从八十年代开始到2000年,从大学里招收本科大学生一千八百多人。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主官位置上,还包括连级主官。大部分人都走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创造环境。留不住他。和平年代,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知识分子的能力;井冈山时期,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工农干部的能力。在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领导有没有私心?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齐政委有句话讲的挺深刻:“都说成空这滩水混。我说不混,为什么,因为没有龙。”讲得好啊。龙是什么?龙就是人才。人到用时方恨少。一旦空出个师职军职位置,有时感到没有人啊。成空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最缺人才的地方,往往是压制人才最厉害的地方。你没从根本上培养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深思和猛醒。你要培养他,给他创造条件。你得用他。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我们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不就是让读书人有钱,让有钱人读书吗。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曾经讲,我在读书人当是是有钱的,我在有钱人当中是读书的。有一个省委领导讲,在读书人当中,我是职务比较高的;在职务比较高的人当中我是读书的。我套用这句话说,在军人中,我是读书的;在读书人当中我是军人。今年是转变作风年,成空下决心要使用一批高学历人才。给有知识的干部闯开一条路,调查已经完了,下一步就是使用。怎么用,我还在想。我不怕探索,不怕前进,不怕摔跤。你们都知道有个“胎瓜效应”。一棵西瓜秧结几个瓜,第一个瓜叫胎瓜。这个胎瓜可能是苦的。但是,后面一个比一个甜。没有这第一个苦的,就不会有后面几个甜的。那么就让我就来当这第一个胎瓜吧。走错不怕,你得走嘛。闯错了不怕,你得闯嘛。     

③干部选拔机制有待改进。现在我们干部的选拔机制既不是古代的考试机制,也不西方的民主机制,更不是竞争机制。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伯乐机制。就是这么一个伯乐机制——在几种机制里面最落后的机制,也用不好。封建残余一天不根除,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严复这个名字你们听说过吧?他在英国留学时,曾与日本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同班。他的成绩比伊藤博文优异多了。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当了两届总理大臣,发动了两场战争,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严复呢?回国后默默无闻,只翻译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但这个严复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就凭这句话,他足以不朽。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家,其实是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是一家之兴;亡,是一家之亡。严复戳破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天机。孙中山后来闹革命就高举着四个字:“天下为公”。满清已经垮台近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艾。它很坚强啊。它不存在表面中,它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北京有个很著名的智力节目《SK状元榜》,老师曾出一个题目考学生:“WHO IS THE MAN THAT EVERYONE ADMIRES AND VERY MUCH WANTS TO BE?”(有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羡慕,并都想成为这样的人。请问这人是谁?)学生脱口而出:“KING”(国王)。而答案是HERO(英雄)。你们看,中西方的差异就在这道简单的题目里准确无误地显现出来。而那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是错了还不觉得。有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听说过:“用好作风去选作风好的人”,还堂而皇之地写在《求是》杂志上。错了。这是典型的人治的东西。你用好作风能选出作风好的人吗?这是其一。

其二,谁相信你这个好作风啊?你好作风的标准是什么?

其三,你凭什么来选?应当让群众选。

我最不喜欢看中央电视台那些播音员。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年轻播音员全是那些老播音员的翻版,一模一样。我说这准是那些老播音员去选的,总是选那些长得像自己的那些人,跟他女儿和儿子一样。当然,在干部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但有一条我们现在做不是早了,而是晚了,就是选拔干部尽量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句话:多数统治。你选干部,哪怕用伯乐机制选干部,也要大多数人都说好才行。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 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象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深刻了解了干部的特点,才能发现人才,挖掘人才。我算个小人才,不算大人才,更非全才。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有的高级干部,一事当前总想自己。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上国防大学,国防大学说了两个想不到:

第一,想不到军队还有这样的人;

第二,想不到军中有这样的人还能生存。这说明军队有希望。

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有人读不懂我。彭东海(《空军军事学术》主编——编者注)说:“我能读懂你。但是读一两遍还是读不懂你的。”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二、道德问题     

做人嘛,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我在《大国策》中说,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付较好的心肠。较好的心肠指什么?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今天,中国在大步前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       

③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是研究毛泽东的,他认为毛泽东一生中一共干了三十一件事:

(1)1921年入党(2)1925年转向农民(3)1923- 1927年加入国民党(4)1928年建立农村基地(5)江西苏区(6)富田事件(7)1935长征(8)遵义会议(9)与张国焘争夺中共领导权(10)1937年与国民党合作(11)与江青结婚(12)延安整风(13)七大树立毛泽东思想(14)夺取全国政权(15)推行土改(16)1950年参加南朝鲜战争(17)高岗事件(18)三反五反(19)公私合营及农村合作社(20)反右(21)大跃进(22)庐山会议(23)与苏联决裂(24)酝酿打倒刘少奇(25)发动文化大革命(26)援越抗美(27)确定林彪为接班人(28)与美国解冻(29)扶持“四人帮”(30)打倒邓小平(31)安排华国锋接班。     

我仔细研究了这三十一件事,发现其中二十件事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我在下面打了杠)

到1966年,毛泽东终于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使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降低到可怕的水平,国家几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精神呵,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强大之本,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没有,但不可没精神。前不久到航空兵三十三师时,我又去了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那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江姐在监狱不是还绣了五星红旗嘛。她不知道五星红旗的样式,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个角各一个小星。国民党准备开始大屠杀时,解放军已经接近白市驿了。华莹山游击队已经同四十七军接上头了。游击队说,你赶紧去,白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结果解放军认为华莹山游击队员是个骗子,可能是敌人设的圈套,他们没动。结果,屠杀开始了。烈士们是多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呵。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他们却未能见到。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失去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子?你看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就知道了。有着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你看江姐和许晓轩就知道了。竹签往指头里插,痛得钻心。意志如钢铁。现在的贪官个个怕死。官越大越怕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逮捕时气焰万丈,说:“如果我有问题,政治局一半人该杀头!”到真准备枪毙他的时候,他跪地求饶:“给我一条生路吧。”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说,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你又不是颜真卿,你就是颜真卿也把你杀掉。安史之乱不是把颜真卿也杀掉了吗。他还哀鸣。反观那些地痞流氓,包括“×××”的一些人,他们倒显得挺“有种”。贵州处决一个犯人,押赴刑场前警察要把他的裤腿扎起来。为什么要扎裤腿呢,怕他屎尿齐出。他说,开玩笑,给我扎什么裤腿?打的时候,在他背上要害处用粉笔画个圈。一枪下去,打倒了。他骂了一句,×××,打得不准。又打一枪,他骂,真蠢。连打了五枪才打死。武警战士手都发抖了。你看我们这个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生怕被人认出来,打完后被几个人拥着,匆匆忙忙跑到汽车里,一溜烟开走了。胡万林大家知道吧?在被审判的时候是相当嚣张的。法官问:你什么文化程度?胡答:大学。问:在哪里学的?答:自学。大地是课堂,猪是我的老师。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批“×××”,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六四”时,北京军区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说:“看,多像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9.11”事件了。今天,正好是“9.11”事件一周年。“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编者注)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 。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 FONT color=#bf5f00>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2005年01月02注:本文是刘亚洲将军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次演讲

【本文来自】:求是论坛(http://bbs.qstheory.cn/)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qstheory.cn/bbs/thread-13707-1-1.html


俄罗斯萨姆索诺夫撰文说,有的国家到处撒钱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却换不来几个忠心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是援助没有条件,各国都想吃唐僧肉;分钱吃肉的酒肉假朋友的确不同于能一起干事业一起进步的益友。


二是没有明确的理想,目标,核心利益,尤其观点不明确;


三是周边关系都不会处理,怎能在世界有真朋友?


俄国人的话值得深思。大撒金钱,违背和平发展的方向。你跟他不沾亲带故,大把大把的给钱物,肯定有所图,这是起码的人类知识思维。你不想图我坑我。干嘛对我这么好?又不见你少收本国老百姓的税费。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谁都不是傻瓜。


谁在世界上主持公道,声张正义,成为人类进步与正义的象征。只基于这一点,世界上许多重大问题就都将由他为代表的说了算;就会有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相信他追随他,寻求他的保护。正所谓:得道多助大家不会让你没有成果,失道寡助大家咒你盼你一事无成 。


刘亚洲:伊拉克之战,美国何求? 


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美国人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 

一、是否为资源而战?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打石油。是为石油吗?既对,又不全对。为什么?虽说资源中心就是政治中心,但是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美国这么一个强大的、正在主宰世界的帝国。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是需要为资源而战的,我们必须为资源而战,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一个口号: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什么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社会。中国的事情,只要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办好。譬如,我们现在已经朦朦胧胧地产生了民主的欲望,可现实中为什么不民主的壁垒那么森严?为什么腐败分子一个个倒下,而后来者“前‘腐’后继”?广告词里有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用它来形容腐败,就是“没有最腐,只有更腐”。为什么“以法治国”易,“依法治国”难?这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小康社会,没有一个中产阶级。小平同志当年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就是指的中产阶级。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国内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有其它方面的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需求。因此可以这么说,中产阶级和民主是孪生兄弟。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中产阶级的队伍越庞大,民主的基础就越牢固。英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于国内,但资本主义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放眼国外。资本主义发展,中产阶级生存,都要依赖资源。

英国弹丸之地,哪有资源?于是,向外扩张和对外掠夺,就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英国商人到海外,需要军队保护。于是,英国的商人走到哪里,它的海军就先到哪里。所以当时有句话:民主是靠海军来保卫的。

中国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渐成气候。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到古观象台去,古观象台紧靠北京二环路。正值下班时分,二环路上车流滚滚。我的朋友感慨地说:“中国现在没有问题啦。今天中国有钱的人都在汽车里,车外的人翻不了天了。”他的话有一定道理。有人就把小康社会唤作“小车社会”嘛。但就是这个“小车社会”,它有可能出问题。小汽车靠什么行走?油。没有油,这些车全得趴窝。汽车趴窝了,车里的人都走到车外,和外面的人汇成一股潮流,中国的问题不是又来了吗?所以,要想保住“小车社会”,首先要有充足的油。

但美国打伊拉克的目的不完全在石油,不完全在资源。美国是世界性的帝国,它的力量,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才能与其相媲美。它占有世界的主要资源包括俄罗斯的资源。苏联解体时,我说过一句话:苏联共产党在八十年里创造的财富为西方无偿占有;而苏联从西方一无所获。现在美国可以随意支配世界的资源。

二、是否为文明而战?

也有人说,美国人打这场战争是为了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和文明观。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研究一下阿拉伯世界的现状,你能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紧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的国家都是经济发达、而社会体制极其落后的国家,譬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遍地黄金,却奉行的中世纪伊斯兰“正统”宗教理念,连电视都不许有。反而伊拉克是比较世俗和开放的。

伊拉克之战是文明冲突引起的战争吗?在西方,这种说法甚嚣尘上,但仍不十分准确。
 阿拉伯文明大约在千年前兴起。在东方,与之差不多兴起的是唐王朝。两个崛起的文明只有过一次交锋,就是阿拉伯人和唐朝军队在今天阿富汗这个地方打过一仗。唐军的统帅叫高仙芝,是朝鲜人。他打过无数胜仗,这一仗却打败了。穆斯林文明在此之后进入中国。穆斯林文明曾在世界上大大风光过。让我拿阿拉伯文明和蒙古文明做一个比较。蒙古人曾征服世界许多地方。

蒙古兵锋曾指埃及。蒙古人象洪水一样来,又象洪水一样去。它摧垮了东西,但没有留下东西。我去过威尼斯,蒙古人打到过这里,可威尼斯城哪有一些蒙古文明的影子?蒙古四大汗国,横跨欧亚两大洲,可今天你到蒙古去,能见到一幅欧洲名画吗?能见到从欧洲掠夺来的一尊雕塑吗?蒙古人征服了许多民族,但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阿拉伯人的征服与蒙古人完全不同。阿拉伯人既用文的,又用武的。所到之处,当地民族纷纷改信伊斯兰教。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民族的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今天,欧洲有信伊斯兰教的,非洲有,亚洲就不用说了。

最大的、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在亚洲――印度尼西亚。然而,今天伊斯兰文明衰落了。它的的衰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有宗教的、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还由于对手过于强大。伊斯兰衰落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且是世界性的。

在中国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陕甘回民大起义与当今遍及世界的阿拉伯人对西方的抵制与反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有的文明在衰落前都要进行挣扎。挣扎的程度和衰落的程度成正比。

陕甘回民大起义的领袖叫马化龙,后来被老湘军将领刘松山的侄子刘锦堂抓住,剐死了。刘锦堂问马化龙:“今天我杀你一家三百口,谁来替你报仇?”马化龙说:“四十年后,南方的广东人替我报仇!”后来真的有一个叫孙文的广东人推翻了清朝。

我去过云南平远街。平远街如今已是回民的城市了。他们的祖先就是陕甘回民大起义失败后被清廷流放到这儿的。有人讲:云南回民的双手在沙甸,脑子在平远街,心脏在甘肃。张承志写了一本书叫《心灵史》,详细叙述了这个过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阿拉伯和穆斯林、伊斯兰几乎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一个文明的衰落史总是这样:越衰落它就越疯狂,越疯狂它就越衰落。文明一旦走向极端就不是文明。


三、为世界中心而战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目的究竟何在?我有一个看法,美国在争夺世界中心。
 世界中心在哪里?过去都认为世界中心在中国。我们过去历代的统治者都这么认为。中国这个名字就是中央之国嘛。其实,中国从来不是世界中心。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呢?我认为在地中海。

地中海像个什么呢?像地球的肚脐眼。如果把这个地球翻过来的话,地中海正好就是肚脐眼。我们看世界地图,如果不算美洲大陆,地中海明确无误的是世界中心。

除了中国文明之外,其它文明都是从地中海这一区域诞生的。最早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犹太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文明,接着就是阿拉伯文明。文明一直在争夺地中海。阿拉伯文明兴起得最晚,但来势最猛。它一登场就对基督文明形成冲撞和挤压。奥斯曼帝国攻陷东罗马首都尹士坦丁堡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欧洲与东方的贸易线也被彻底切断。欧洲在阿拉伯人的攻势面前有些喘不过气来。

此时的欧洲,刚刚结束了一场革命――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人的解放的运动。以张扬个性,展示人性为主要内容的的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一种力量在欧洲聚集。一种冲动在欧洲形成。我去意大利,无论是到佛罗伦萨、比萨还是罗马,一砖一瓦都能让我感到一种人的力量。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以艺术来诠释性,以展露身体来显示心灵的健康和精神的昂扬。

而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性总是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并与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有所牵连。这种心态也反映到建筑上。西方建筑门窗都很高大,呈现开放的特征。而中国古典建筑则外设影壁,内设重重幕帘,表现出极强的私秘性。在英文中,只有一个字母自始至终是大写,那就是“I”(我)。以我为中心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是文艺复兴的本质。文艺复兴为欧洲积蓄了很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到处寻找释放点。如果找不到释放点,它就能就会自生自灭。

除了文艺复兴所积聚的能力,欧洲此时又积蓄了另一种能量,那就是对阿拉伯世界的恐惧。阿拉伯首先占据了地理优势。它崛起于地中海,三大洲的连接处,世界重要枢纽的要津,东半球的中心,又在击溃了十字军之后占据了军事优势。欧洲与东方的联系完全断绝。当时有些欧洲人已开始讨论基督世界的末日是否到来。他们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两种能量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冲动。

就在这个时候,以哥伦布为首的一批一批舰队从地中海西边出去,寻找另外的通向东方的道路,结果导致了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美洲一经发现,欧洲的两种能量立即得到释放和渲泄。基督文明在美洲大陆找到了新的支点。世界格局因此而改变。

美国,基督文明的派生国,以完全崭新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并从此确立了基督文明对阿拉伯文明的压倒性优势。美国人是幸运的,从制度上来讲是幸运的,从资源来讲是幸运的,从地理上来讲也是幸运的。上帝大概不会充许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第二个美国。

换句话说,当中国觉醒时,地球已经没有新的土地去让我们发现了。美国是踩在英国文明的肩膀上问世的,它的一切制度源于英国,又高于英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有个判断:世界文明象接力棒,它运动的形式象地球自转,从东向西,再由西向东。

当时我觉得太平洋时代到来了,美国可能会把接力棒送回东方,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误。美国不仅是太平洋国家,它还是两洋国家。它不仅没有把接力棒送回来,反而它挟着世界最强国的威风,回到东半球来与阿拉伯文明,甚至可以说是与欧洲文明,重新争夺世界中心。

这个世界中心太有诱惑力了。它除了是地理的中心,又是富油区,还是基督文??了“CRUSADE”(十字军)这个词。他的心态昭然若揭。

美国打伊拉克,处心积虑十多年,就是为了争夺这个地方。阿拉伯世界是东方的屏障。击败阿拉伯就为西方通往东方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以前我有一个判断,如果哥伦布不发现新大陆,阿拉伯文明今天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文明,那么中国人的第一外语,很可能是阿拉伯语。后来由于有了美国它才是英语,而不是因为英国。

现在看来,美国人可能还不满足其它国家把英语当外语呢。它的野心有多大,它的步伐要到哪儿才停止,现在还说不清。历史上,基督教的十字军与阿拉伯人曾反复争夺这个地方。一位美国将军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美国士兵都是传教士。”也许说破了天机呢。

十字军屡次征讨中东,无不惨败。千年以来,西方从未真正的彻底的击败过阿拉伯人。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色列蕞尔小国,被阿拉伯世界重重包围,却屹立不倒,百战百胜。这一事实肯定鼓励了美国人。

四、从战争的千里之外寻找战争的意义

战争的意义也许要从战争的千里之外去寻找,而不一定从战争的本身。
 前不久,我和一个朋友到丽江,到了石鼓镇。那里是长江第一湾。石鼓镇南面就是玉龙雪山,这是北回归线上最靠南边的一座雪山。山势巍峨,风景秀丽。但是它的真正意义,我倒觉得不在它的风景,它的位置。

三条大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一直往南流。两条江都流到别的国家去了,成了别的国家的母亲河。唯有金沙江在往南流的过程中,流到石鼓镇,被玉龙雪山挡住了,往回一拐,回去了。这一拐不要紧,拐出了一个富庶的长江冲积平原。长江冲积平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中华文明有一个由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转换的过程。长江冲积平原如果不接纳中华文明,也一定会接纳其它一个什么文明。这就是玉龙雪山最深刻的意义。

因此我说,战争必须从战争之外去寻找它的意义。看问题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用这种方法来描写人:一个人的灵魂看起来是洁白的,我来写你,就是从这种洁白中找到污垢。但这只是第一步,我还要再从污垢中找到洁白。这不不够,我再深入一步,从洁白中再找到污垢。层层递进,深入内心。

我们可以借鉴他的这种方法看待事物。看了第一层,还要看第二层,第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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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训:内仁才能外霸

2012年8月6日07:21 共识网  我要参与(10689)



如果在全世界做一次民意调查,要受访者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很多人肯定会选择“傲慢”。在他们眼中,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已经成了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代名词。改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绝对权力绝对导致傲慢。

这些人看到了美国的傲慢,却没有看到美国的谦逊。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政府可能显得傲慢,但是在面对国内民众时,美国政府又处处谦逊。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很大保障。国际事务中的傲慢与国内政治中的谦逊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没有国内政治的谦逊,就没有国际事务的傲慢。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民众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创造力。这样一个民心所向的政府,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美国的强大,还有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傲慢。

反过来说,一个在国内民众面前傲慢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往往只能谦逊甚至卑下地行事。这是因为权力的傲慢只会扼杀民众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创造力,进而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当国内政治不稳定的时候,一个政府不大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傲慢行事。即使要这样做,那也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并且是昙花一现。

 

美国的傲慢

美国的傲慢是天生的。从1607年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建立开始,美国人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不是上帝的恩赐,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片肥沃的土地等着这些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来定居呢?在1630年,北美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洛普在一次布道中说:“我们应该是一座山巅之城,人们的眼睛在看着我们。”山巅之城(CityuponaHill)不仅意味着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美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美国是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山巅之城从此在美国广为流传,成为最著名的美国象征。

 

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并不满足于大西洋沿岸的狭窄版图,而是试图把整个北美大陆纳入其领土范围。在美国不断向西、向南的扩张过程中,“天定命运论”(ManifestDestiny)应运而生。天定命运包含至少两层概念。第一层是地域上的,即美国注定要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包括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和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第二层是精神上的,即美国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具有独特的道德品质,因此有义务把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推广到版图所及的地方。无论是上帝的选民、山巅之城,还是天定命运,传达的都是同一个理念:美国是世界上“例外”的国家。
民主和自由,还有东西两岸毗邻大洋的地缘政治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广袤的土地、以及源源不断的移民,这一切让美国在建国后一百多年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世界强国。美西战争中的胜利标志着美国正式成为区域性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一强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撰文,号召美国人抛弃一战以来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转而以捍卫和推广自由为己任,携手创造一个“美国的世纪”(TheAmericanCentu-ry)。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如日中天,世界进入了“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从当初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殖民地演变成横跨北美大陆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发展道路绝对一帆风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优越感,美国开始雄心勃勃地在全世界捍卫和推广民主和自由。于是就有了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以及给美国人留下永远伤痕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到了1967年,也就是越战的高峰期,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权力的傲慢》。在这本书中,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建国背景,美国人往往以救世主自居,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单边干涉)去“拯救”那些他们认为不幸的民族和国家。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干涉(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并没有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对美国感恩戴德。相反,这种带有浓厚自我优越感和宗教色彩的外交政策却在很多国家激起了怨恨和反抗。他还指出,由于美国不是在一场社会革命中诞生的,因此美国社会天生带有强烈的保守性,而这种保守性让美国人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激进式变革,除非这些变革最后产生了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就是因为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在救世主情结的强烈驱使下,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东南亚的政治动荡。
 

该书的出版让“权力的傲慢”(TheArroganceofPower)成为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经典话语。然而,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美国的傲慢,而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方面,美国的傲慢给一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阿富汗和伊拉克。另一方面,要是没有傲慢的美国,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人民可能还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总的来说,美国给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带来的贡献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一个贝多芬就可以让世人原谅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所犯下的所有罪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改造成富强的民主国家就足以让世人原谅美国的傲慢,更不用提美国的科技创新为世人所带来的种种福利,还有美国为战后欧洲经济复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应该有一个国家出来主持公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没有强大实力的国家是无法扮演这个角色的,而一个强大但是没有号召力的国家也无法扮演这个角色。在当今世界,这个角色非美国莫属

 

权力的谦逊
权力的谦逊也是美国天生的。第一批定居者之所以来到北美,是为了逃离欧洲的宗教迫害,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1620年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代表着北美第一个自治政府的成立。到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已经有了100多年的自治历史。1776年的《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美国人的政治信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美国人看来,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障人民获得和行使这些神圣的权利。1787年通过的宪法更是从制度上对美国政府的权力进行了根本性的限制,防止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则让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明文宪法的形式对个人权利加以保护的国家。在人民神圣的权利面前,政府的权力失去了傲慢,变得非常谦逊。
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建国先驱们认为,对权力最好的限制就是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在起草美国宪法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是詹姆士·麦迪逊,他写过这样一段传颂至今的名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简而言之,麦迪逊告诫世人,不要天真地把人民的权利寄希望于天使般的领袖,也不要过于相信人民监督政府的能力。与其相信人,还不如相信制度。
总之,在一个崇尚“人人生而平等”、施行三权分立、遵守《权利法案》,并且定期举行选举的国家,权力在人民面前只能是谦逊的。从笔者个人的所见所闻,也能深切感受到失去了傲慢的权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到华盛顿参加一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青年学生讨论会,遇到了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瑟夫·普吕赫上将。记得很清楚,他穿的是便装,一件夹克,一个人来到会场。会议结束后,我激动不已地与他聊了几分钟,然后送他到门口。我想,虽然不是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也应该有个专车在外面等他吧。然而让我吃惊的是,他告诉我,自己将坐出租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当他在出租车里给我挥手告别时,我真是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
 

另外一件事则涉及到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3年5月27日,在从国防部去往华盛顿郊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路上,拉姆斯菲尔德的座驾被一位妇女驾驶的小汽车撞了。事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肇事汽车在并道过程中失去控制,撞上了国防部长的专车。事发后警察来到现场,给那位妇女开了一张罚单,此事就算结束了。因为这起小车祸发生在9·11之后美国国内安保高度紧张的时期,很多媒体对此事都进行了报道。笔者后来从媒体报道中知道,当时他的车队总共只有两辆车。 
军队是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在任何国家,军队都是一个享有种种特权的机构。然而,这两件事情却充分说明了国家权力在美国社会的谦逊。这样的例子不仅仅限于美国军队,在其他政府机构也随处可见。比如说,美国人到了首都华盛顿,只要随身携带有效证件,就可以进入国会办公大厦,去拜见自己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到联邦最高法院参观,或者是到白宫或者国防部去游览一圈。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体现了美国的治国之本,那就是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它的主人面前,权力只能是谦逊的。
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谦逊与其在国际社会的傲慢并没有任何矛盾。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没有了民主和自由,即使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未必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我们不一定要模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傲慢,但是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政府在美国人民面前的谦逊。如果真要在国际事物中有所作为,我们首先必须让权力在人民面前失去傲慢。
说了这么多,突然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训:内仁才能外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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