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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閎:搬起薩特砸自己的腳
送交者: 張閎 2005年06月22日17:35:4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博訊2005年6月22日)

  最早知道“薩特”這個名字,大約是在薩特去世後不久。當時的《參考消息》第三版上有一小塊報道,大意是說法國哲學家、文學家和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去世了,他寫過很多作品,包括劇本《蒼蠅》。由於並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何方神聖,當讀到這條消息的時候,吸引我的並不是“薩特”,而是“蒼蠅”。一個偉大作家,竟以寫小小蒼蠅而聞名,如果不是這隻蒼蠅特別了不起的話,那就肯定是這位作家了不起。事實上確實如此。布萊克,戈爾丁,乃至周作人,他們都是了不起的詠蒼蠅的藝術家。從藝術的角度看,那些蒼蠅是那麼的完美,而且它們對自己“終竟不過是蒼蠅”這一事實,似乎也並沒有要否認的意思。

  沒過多久,我在電視裡看見一部叫《被侮辱與被迫害的》的電影。原以為是某個俄國作家的作品,仔細一看字幕,發現編劇名叫“讓-保羅•薩特”。這一次才真正強化了我對這個名字的印象。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這部貌似俄國作品的電影,實際上是根據薩特的戲劇《恭順的妓女》改編的。可能是因為“妓女” 這個名字在當時顯然太刺眼了,改稱“被侮辱與被迫害的”既能保證政治上正確,又不至於讓人想入非非。

  我開始尋找有關這個人的消息,但在我就讀的醫專的圖書室里,“薩”和“特”這兩個字幾乎就沒有碰到一起的機會。不過,此後不久這兩個字組合成詞的幾率開始多了起來。一些青年雜誌的“小知識”之類的欄目里,開始出現關於薩特及其相關的存在主義的介紹。再過一段時間,這種介紹又變成批判。但無論是介紹還是批判,均流於空泛之論,我感興趣的《蒼蠅》卻始終沒有露面,至於薩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我依舊不甚瞭然。這是1980年。

  真正使我意識到薩特之嚴重性的是因為另一個人。1981年的某一天,我從實習的醫院下班回住處,路過一處閱報欄,玻璃櫥窗里的一張報紙吸引了我的注意。報紙整整一版報道了一個名叫馮大興的人,此人曾是某大學的學生,因殺人罪被槍斃了。我感興趣倒不是他殺了人,而是報道中說他的殺人與薩特有關,一個從來品學兼優的大學生墮落為殺人犯,誘使其墮落的除了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蝕之外,還有就是他對薩特哲學的信奉。報紙對此發了一大通議論。據報道,此人有幾十本筆記本,其中有大量的從各種渠道摘抄過來的薩特語錄,諸如“存在先於本質”、“選擇即是自由”、“他人就是地獄”,等等。問題是,我四處尋覓而不得的薩特的言論,竟然通過關於一個犯罪報道的字裡行間,向我顯出其若隱若現的面目,這一點讓我既驚喜又不安。禁忌與罪孽同薩特式的哲學箴言混雜在一起,如同一朵罪惡之花,散發着誘人的芬芳。一個神秘的薩特正隔着閱報欄的玻璃,向我閃爍着令人迷醉的輝光。他仿佛比蒼蠅還要怪誕一百倍。我在閱報欄前呆了很久,陷於一片迷惘。

  此前,我從來沒有想過,一種哲學居然還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驅使一個年輕學生去犯罪。至於這種說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事實相吻合,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薩特從一開始就以一種令人震撼的方式進入中國,進入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的意識當中。可見,哲學是一種危險的事業。

  這一事件激發了我的精神冒險的衝動。我當然沒想過要去殺人,相反,我接下來所從事的工作反而是救人。但此後我對哲學,尤其是存在論哲學的關注,卻與日俱增。遙遠的哲學星光召喚着我,使我朦朧中領略到現實之外還有一個超驗的精神世界。在日復一日的臨床醫學實踐中,我倒是真的是在與具體可感的 “存在與虛無”打交道。生命、悲痛和死亡,即使不是“值不值得活下去”或“精神自由”之類的問題,至少也跟生命存在的本體狀態息息相關。從此,薩特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我,同時,他也糾纏着整個狂亂的1980年代。

  隨着這個時代進一步的文化開放,薩特的著作越來越多地被譯介到中國,存在論哲學也成為一代年輕知識分子的日常話題。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的影響力達到了巔峰狀態。在此期間,我從一本書上看到了薩特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薩特在巴黎街頭兜售左派報紙。我這才得以一睹這位大師的尊容。

  我驚喜地發現照片上的薩特看上去很矮小,周圍的人幾乎都比他要高一個頭。這一點使我覺得很受用,讓我對克服自己身高上的劣勢有了信心。照片似乎在向我承諾這樣一個事實:做一個“身材的矮子,思想的巨人”,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帶着這樣的自欺欺人的滿足感,我對薩特也就格外鍾愛有加。但薩特的另一生理特徵卻是我所不具備的——他還是個斜眼。我對着鏡子轉動眼珠子,直弄得眼睛酸痛,終於決定放棄對這一條生理上的相似性的追求,儘管這樣會使成為“思想巨人”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一位斜眼朋友得知這個消息,就高興壞了,從此開始趾高氣揚起來。為此,他發明了一句口號,叫做“思想無罪,斜眼有理。”儘管我那朋友身上至今依然沒有顯出成為一名思想家的任何跡象,但我依然迷信斜視在哲學上的優越性。斜眼看世界,雖然有所偏執,但看問題可能會有別樣的眼光和更多的獨到之處。端正的世界觀,不是薩特的長處,這樣倒使他在哲學上有了更多的避免平庸之見的可能。對於存在主義者而言,傾斜的世界反倒更接近於世界的真相。這些想法雖然多有偏至,但卻是具體而又真實的。事實上,存在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哲學,它不僅作用於人們的觀念,還隨時會影響到人們的自我感知方式和行為方式,後一種功能往往更直接也更重要。

  平心而論,薩特的尊容實在沒有什麼特別可觀之處,更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的那位偉大的女伴——西蒙娜•德•波伏瓦。這個女人並無特別出眾的容貌,但因為作為一位與薩特相提並論的女哲學家兼作家,其魅力足夠讓我們這些尚熱衷於思想的年輕人為之傾倒。毫無疑問,西蒙娜•德•波伏瓦1980年代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兼愛神,這與他們上一代人所暗戀的“冬妮婭”的形象有所不同。保爾和冬妮婭的愛情故事,是波希米亞氣質的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對小布爾喬亞小姐的想象性的占有,他們實際上是日後“Bobos”一族的遠祖。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有知識,有男女平等意識,觀念開放,有對世俗偏見的反叛精神,獨立而又在事業上成功,與愛人之間能夠互相理解——這些與1980年代年輕知識分子心目中對完美女性和完美愛情的想象狀況完全吻合。人們甚至說不清楚,是因為8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觀念變化而認同薩特-波伏瓦,還是因為有了薩特-波伏瓦,80年代的人才有了那樣一種觀念轉變。無論如何,我們這一代人都開始暗自努力,孜孜不倦地尋找自己的“波伏瓦”。

  對薩特與波伏瓦的愛情的欽羨和仿效,實際上是一種青春期的心理效應,同樣,我們對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的迷戀也是如此。我們以葉公好龍式的熱情,購買了薩特的幾乎全部著作。他的小說、戲劇和文學論文,尚且可供一閱,而他的《存在與時間》,對我們來說卻只有純粹的裝飾性的意義。這本又厚又重的《存在與虛無》與海德格爾的那本同樣又厚又重的《存在與時間》一起,在我們的書架上築起一道堅硬的哲學城牆。但那卻是連我們自己也不打算接近的精神“城堡”,更多地是用來威懾別人的。擁有它們,是一種時尚。可是,時隔不久,書攤上開始出現打折的《存在與虛無》。原價五塊一,賣一塊錢。這樣的好事當然令我們很高興,但同時不免心中有些失落。這樣的價格似乎在暗示我們:哲學正在貶值。但我們還是多買了幾本,預備日後送人。可事實上卻又無處可送,因為我們周圍的朋友手頭都有至少一本《存在與虛無》。

  在1980年代,爭論也是一種文化風尚。大到“真理標準”和“異化”這樣重大的官方哲學問題,小到年輕人的人生道路之寬窄的問題,“第三者插足”的問題,甚至細微到大學生是不是可以談戀愛的問題,可以說,事無巨細,動輒引發全民性的大論爭。在年輕學生那裡,爭論更為普遍,甚至日常生活化了。薩特的哲學為我們提供許多論戰的談資和武器。這種行動的哲學和鬥爭的哲學,更適合我們當時的理解力和精神狀況,至於它在哲學層面上究竟如何去論證它,我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計較。它們至今依然是我們難以消化的理論硬塊。“存在”、“虛無”、“荒誕”、“境遇”、“此在”——這些個堅硬而又面目猙獰的語詞,總是掛在1980年代的舌尖上,隨時準備脫口而出,作為攻擊性的武器扔向論戰的對手。倘若不會使用這些詞,自尊心和戰鬥力勢必嚴重受挫。有時我甚至覺得,爭論者隨時可能直接操起整本的《存在與虛無》,砸向論敵的腳背,以求速戰速決。

  我曾看見一位學生在食堂排隊買飯時,手捧厚厚的《存在與虛無》,若有所思地看着。有同學好心提醒道:拿穩點,小心砸了腳。這就是存在主義和薩特帶給我們的遺產。仿佛哲學不是用來閱讀和思考的,而是用來砸腳的。砸別人的腳,也砸自己的腳。當然,馮大興同學顯然是第一個被砸中的,而且是被砸得後果最嚴重的一位。他斷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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