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有戲劇評論家評論莎士比亞筆下“李耳王”是敗筆，理由是，李耳王對三個女兒誰怎麼樣，作為父親的他，不可能沒有常識性判斷，李耳王僅憑三個女兒各自怎麼說，否定了小女兒，這樣寫李耳王犯了低級錯誤，人物不真實。另有評論家完全不同看法，認為這恰恰是莎士比亞高明，也是作品偉大之處。深刻揭示了人性的雙重性，李耳王和李耳不是同一人。

李耳這個人，作為李耳的存在，一介普通常人，以常人判斷對錯、好壞，這是最起碼常識。譬如說，撒謊，不會哪一個有常識、說常理的人會說撒謊“好”。即便善意的“謊言”，加“善意”兩個字也是“撒謊”並非好事，是不得以而為之，沒聽過誰說“善意的誠實”。想必“狼來了”故事就告誡不能“說謊”。我從小就有這個常識。

再說李耳王。身為“王”的李耳，則非常人那個李耳，換句話說，李耳是李耳、李耳王是李爾王，白馬非馬，李耳王非李耳。變成李耳王事情就起了變化。在常人李耳眼裡的常識，李爾王亦可違背，看不出來，以至對錯、黑白顛倒。事還是同一件事，常人看事沒變，人變了。人變了，常識性認識也隨人變而改變了。

還說“撒謊”，明明大女兒、二兒女不是講“真話”，退一步說，也是言不由衷，相比之下小女兒對李耳王表達真心話，沒有撒謊成分，偏偏李爾王聽不得，以至產生怒怨。結果呢，李爾王不為王了，大女兒、二女兒食言，小女兒沒有言行不一。到了這個時候，李耳不再為王，回歸常人的李耳，他才用常人常識判斷曲折是非，方知世間的對錯，冷暖。彼一時、此一時。這也是為什麼，常人看來簡單、常識性問題，往往為官與不為官的同一人，認識上判若兩人。

不少為官者感嘆，世態炎涼，自己在位時人對你一樣，不在位又一樣。道理很簡單，你在位是位上的“李爾王”，非不在位上之前的“李耳”。你不在位上了，回歸於“原本的你”。嚴格說，不都或很難是“原本的你”。有些人徹底失去了自己，找不回來原本的自己，做官把自己做丟了，你有啥忿忿不平？這年月，很少做官不失掉原本的自己。做到不失掉、少失去自己很不易。這種官員退下來沒有太多失落感。位前、位上，做到人沒變或不怎麼變，位下落差自然小些，完全沒有落差不可能。常人眼裡，李耳王約等於李耳，這種人，少之又少。

由此說，習近平是習近平，習總書記是習總書記，習近平和習總書記不能劃等號。再以“撒謊”來說，那麼多常識性的對錯、好壞，我絕不相信作為常人的習近平，沒有一點常識性判斷與認識。難道說，明擺着共產黨犯的錯誤，又怎麼可能不犯錯誤，瞪眼不承認，不准批評“妄議”，什麼樣的“壞事”都能變“好事”。你想啊，一個人常有理、什麼都對，不准別人理論，反過來，還高唱讚歌，昭告天下，舉國擁護、愛戴，這不是自欺欺人，彌天謊言，又作何解釋？完全背離人的一般常識和認識。如果換成“習總書記”，一切就顯得合情合理，也能講得通。

我看過羅馬尼亞前總統齊奧賽斯庫夫婦短暫逃亡，很快被抓住審判就地處決的視頻。可以想象，在生命行將結束那段時間，齊奧賽斯庫不可能不回歸對作為原本自己的認識。正像我認識的原河北省國稅局長，前省委書記程維高秘書李真，他在獄中，也是走到了被判處死刑一步，表露出來常人對一線生機的渴求，只要活着（保住生命），做個蟲子他都願意。按常理常識，沒有誰不珍惜生命，即便為了什麼主義、信仰去死，絲毫不意味認為自己的生命不重要，無所謂。往往人臨到生命盡頭，看清自己，恍然大悟。

有一句成語叫“居安思危”。習總書記當然知道，但居什麼安、誰的安？思什麼危、誰的危？習總書記“未必清楚”或“明白無誤”。好像他說過，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說是為了“黨、國家和人民利益”。這種話作為常人的“習近平”說，與坐在高位、大權獨攬的“習總書記”說，根本不是一回事。“黨”是誰人的黨？“國家”是誰人國家？人民又是“誰人”構成？習總書記都特有“所指”。我所以把“習近平”與“習總書記”掰開說，“習近平”，男，50後人，他和我一樣都是一個人，常人，吃喝拉撒睡，喜怒哀樂，沒什麼不同。而“習總書記”就完全不同了，一尊偶像。

常人認識才具有常識性、普遍性。所說的“真理在少數人一邊”，偉大政治家在歷史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並不在人數少和人數多，而在少數人比多數人認知超前一步。超前一步認知的就是未來必被多數人認知的普遍性真理。偉大政治家絕非固步自封，關鍵作用也是基於對普遍真理、常識性認識，比一般人把握的準確、更深刻。可見，李耳王也罷、習總書記也好，高高在位上，一旦失去常人對常識的認識和判斷，就如同皇帝新衣里的“大人”，兒童不如。

但願習總書記在日理萬機中，抽空閱讀莎翁的《李耳王》，讀出箇中道理，謂之“常情峻理”。習總書記身邊的那些智囊、高參，也能多一些常人思維，少些恭維獻媚，讓習總書記的思維多一點回歸為常人“習近平”，以常人之心、常人眼光看天下常人事物，不會矮化“習總書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