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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行嚴密新聞管制的起因及目的
送交者: 腐儒 2005年10月09日22:46:1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為什麼新聞自由是不可能的?

因為《民主體制的可統治性》報告結論中指出,“媒體已成為國家權力的明顯資源”,政府如果無法掌握媒體,“內則使得民主過度,使政府威信掃地;外則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衰退”。


美國實行嚴密的新聞管制的起因及目的

  美國媒體淪落為美國政府的御用宣傳機構
 
  一、美國政府控制新聞媒體的起因

  如果由近代美國媒體史的發展以觀,60年代及70年代初之前是個階段,當時的媒體可以說乃是一個單獨的公正勢力,它和“軍—產複合體”的統治階級並無太大的利益掛勾,因而遂能以中立的態度看待不正義的越戰,並對越戰進行批評。

  到了越戰尾聲,對于越南戰爭的失敗,美國的一些軍政要人不是認真戰爭本身的問題,而是怪罪於新聞媒介,普遍對侵越戰爭期間的“新聞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松曾經宣稱:“我們的最糟糕的敵人看來是新聞界!”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開始制定“兼顧新聞界與政府利益的政策”。

  代表了美國精英階層的“三邊委員會”曾特別就越戰引起的統治危機進行研究,研究題目乃是《民主體制的可統治性》報告結論中指出,“媒體已成為國家權力的明顯資源”,政府如果無法掌握媒體,“內則使得民主過度,使政府威信掃地;外則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衰退”。

  或許正基於這樣的覺悟,美國遂於1970年代中後期通過大規模的媒體股權交換,建立起“軍-產-媒體”聯合的新結構來完成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從此以後,美國“自由媒體”的時代宣告結束,媒體與利益集團掛勾,並成為美國政府的御用宣傳機器的新時代開始來到。原先媒體敢於揭露軍特部門秘件,敢於抨擊侵略活動之勇氣,最終在1960年到70年代初,被一種新的“共識”及“政治正確”所收編。

  普利茲獎得主巴迪姜在《媒體壟斷》這部著作里,即對美國當前這種“軍-產-媒體”聯合的新結構做了詳盡的分析。
  
  二、美國政府各大御用媒體的報導模式

  關於美國媒體被政府控制之後對新聞事件的“論述模式”,當代美國語言學大師杭士基曾先後以《加工製造同意》、《必要的幻象: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改變潮流》、《恐怖主義文化》等四本討論美國媒體之著作,闡釋美國媒體早已成為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

  杭士基教授介紹,美國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模式及其使用的語言最常見的有兩種:

  其一是“排除模式”——不去問該問的問題,一則在國際上逃避責任,另外則是在國內誤導美國人民的思考模式。美國媒體的這種“排除模式”,早已發展成一種不必媒體老闆交代即會自動出現的新“政治正確”。

  其二則是“選擇性的包含”及“誤訊”。

  杭士基教授在這四本討論到媒體控制的著作中,曾對80年代後,美國的媒體宣傳及控制有過詳細的討論及分析。

  例如,媒體會自動地設定出誰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或誰是“無價值的受害人”。當它要醜化某個國家時,就會從該國找出“有價值的受害人”。但若是美國的朋友,或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庸屬國,縱使再多人受害,媒體也將無動於衷,因為他們是“無價值的受害人”。

  就以眼前的事情為例,庫爾德人分布於中東各國,在伊拉克所受待遇最佳,在土耳其則所受待遇最慘,但因土耳其為美國之庸屬國,縱使再多庫爾德人被殺,也都只是“無價值的受害人”;伊拉克對庫爾德人最好,但因伊拉克的反美,遂使得美國不斷慫恿庫爾德人反叛並使之成為“有價值的受害人”,美國甚至協助土耳其至外國綁架庫爾德人領袖,但美國媒體卻對這樣的行為無所置評。

  美國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由此可見。易言之,這等於他們在決定什麼人的死亡與受害是有價值的或無價值的。塞爾維亞人及伊拉克人的死亡當然沒有價值。

  例如,美國媒體已愈來愈習慣於報道新聞時,將什麼話題“排除在外”及“包括進來”。

  就以波灣戰爭為例,美軍有一個工兵旅即用挖土機挖出壕溝,而後將伊拉克傷兵用推土機推進壕溝活埋,主流媒體居然視為理所當然地不予報道;對美軍轟炸造成伊拉克平民至少25萬人死亡則輕描淡寫。

  有關近年來的南斯拉夫動亂,美國為了肢解南斯拉夫,媒體也一面倒地醜化塞爾維亞人,對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以及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不予報道。

  前些年美國媒體配合政府,將“科索沃解放軍”定位為“恐怖分子”,到了後來,則又被視為“正義鬥士”,標籤的任意變換,原因在於以前美國主要以肢解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為目標,設若當時也將南斯拉夫固有領土科索沃包括進來,勢必造成南斯拉夫嚴厲反對,而使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問題亦無法解決。

  而今前面的問題業已解決,已可進一步肢解南斯拉夫,為了合理化自己,於是昔日的“恐怖主義”立即翻轉成了“正義鬥士”。

  完全根據自己的策略而決定將別人貼上什麼標籤,媒體都能充分配合地採取必須的畫面和報道視角。這些乃是選擇性的“誤訊”,在這個媒體發達而人民健忘的時代,借着媒體來加工製造同意,已的確愈來愈容易了。


  二、管制新聞報道的終極目的

  管制新聞報道的終極目的,則在於“說服公眾,使人民了解敵人的邪惡,支持美國政府政策的舞台,進而達到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和武力衝突之目的,並使這一切都有高貴的理由。”

  杭士基在《恐怖主義文化》裡特別指出,當年的“伊朗--尼游醜聞案”可以說乃是一個最特殊且成功,甚至“希特勒的助手戈培爾及斯大林都會為之大笑”的案例。

  當時國務院為了替顛覆及侵略製造民意基礎,特地在國務院下秘密設置“公關室”,展開一個代號“真理作業”的“心理戰計劃”,由“國安會”主控,“將宣傳當作機密消息”發給媒體,為了如何掌控媒體,他們於85年3月,甚至草擬了一份厚達15頁的備忘錄。

  那是近代美國借着掌控媒體而製造民意的最成功的經驗,此後更是無往不利。

  媒體時代,媒體的結構性掌控,以及借着媒體而塑造出固定的論述及修辭模式,也就等於塑造出了政治的議程及民意。掌控媒體也就掌控了概念、語言、人們談論某個問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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