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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解讀中共密件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12月28日15:25:2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冼岩來稿:解讀中共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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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12月28日 02:51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最近,一份定名為《各國共產黨的發展變化》的綱領性文件在中共黨內流傳。文件從中國新一屆執政集團立場出發、運用傳統的意識形態語言,首次對當前國內外重大課題進行了全面闡述,其中蘊涵着豐富的政治信息。


一,文件顯示,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政府仍將主要倚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這並不令人意外,既然客觀條件限制了中國不能照搬西方多黨競爭式的政治體制,對於一黨執政的權威政體而言,沒有哪種理論能夠比馬克思主義賦予中國共產黨更多的執政合法性。何況,在這個快速變化的轉型時代,群體利益、社會關係還在發生變化,一切還處於變動之中,不適於構築穩定的意識形態模型。現在需要的,只是過渡,意識形態動不如靜。

二,文件主要以馬克思主義話語詮釋了中國執政黨迄今為止的所作所為,論證其理論與現實的合理性。其中,比較具新意的主要有三點,集中反映了新一屆執政集團治黨治國的新思路。

1,在致力經濟發展的同時強調社會公平

將執政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發展上,淡化意識形態與階級鬥爭,這是鄧小平的歷史功勳,它使中國共產黨迄今能一枝獨秀於世界共產黨之林。但世易時移,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片面強調經濟效率的戰略已積累許多負面效應,必須與時俱進予以調整。本屆政府的“向左轉”,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執政理念,都是順時應勢的表現。

2,突出“黨內民主”建設的重要性

文件前所未有的突出了“黨內民主”建設的重要性,將它提到事關“共產黨作為一個現代政黨的形象和合法性”的高度,這與胡溫最近同時強調“中國確切無疑邁向民主”的宣示是一致的。這意味着,本屆政府將在“黨內民主”建設上推出一系列舉措。

執政高層對“黨內民主”異乎尋常的強調,既出於順應國際潮流的需要,也體現了執政黨面對新時期諸多新問題的艱難抉擇。文件稱,“執政的共產黨還必須解決好國家和社會的人民民主建設,即實行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問題。這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執政黨提高執政水平和領導能力,駕馭各種複雜局面和應對各種風險的根本途徑” --這其中,或許隱涵了執政高層對一些久拖未決難題(例如治理腐敗)的擔憂,表現了在現行體制下解決此類難題的無奈。

3,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發展

文件在伸張馬克思主義思想主導權的同時,強調“立足本國國情,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汲取人類先進文明成果,不斷以創新精神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文件本身就是體制內理論家發展與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具體成果。迄今為止,體制內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最大發展是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實質是借鑑民族主義的理論資源,將執政黨由某一特定階級的利益代表界定為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的代表,使從事傳統階級鬥爭的政黨轉型為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擴大了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

三,文件中有兩個提法引人注目,其一是特別提出要“建立領袖產生、更替和監督、制約的正常機制”,強調“共產黨的領導核心,特別是黨的最高領袖的作用對黨的事業至關重要”,這與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時特別提到的“一個核心”是一致的。

實際上,執政黨在這方面已作了許多努力,經過四代傳承,已取得一定成功經驗,建立了“領袖產生、更替的正常機制”,這就是任期制加禪讓制。不僅如此,為使胡錦濤在正式繼位時擁有足夠權威,鄧江兩代核心曾煞費苦心,一些安排堪稱經典,必定為後繼者效仿。在繼位前十年,胡錦濤已成為最高權力核心--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員,這使他在本屆領導人中資歷獨占鰲頭,無人堪與比肩;不僅如此,胡還長期掌控組織人事大權,領銜培訓幹部的中央黨校,這更使他在中高層幹部中擁有難以比擬的影響力。以資歷構築威望、以人事權培植影響力,這就是中共塑造新權威的“胡錦濤模式”。以此推斷,胡錦濤時代將於2013年至少在名義上終結,後繼者將在十七大上成為政治局常委,培植威望期只有五年。與之相配套,他應該同時擔綱組織人事,領銜中央黨校;為保證他繼位時在資歷上不存在挑戰者,應該預作安排,使十七大常委中能過渡到十八大的只有他一個。對第五代領導人的挑選,現在應該已經在默默進行。

雖然已有基本的經驗傳承與程序設計,但由於事關“黨的生死存亡”,文件仍將其作為重要問題列出--權威政體在這方面具有一種“容不得出錯”的剛性與局限性。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提法是特別提出“防止和反對黨內的派別活動和分裂主義”,這很容易使人想到文件並不是在泛泛而談、無的放矢,而是具體確有所指。但是,文件對“派別活動和分裂主義”的疑懼必然會使人們質疑執政高層推動“黨內民主”的決心,“反對黨內的派別活動和分裂主義”與“黨內民主”建設是背道而馳的。民主是一種易於被剝奪、扭曲的權利,它需要有某種力量為其背書。因此,“黨內民主”即意味着允許黨內派別的出現。如果黨員只能作為原子化的個人存在,什麼樣的“具體制度、體制、機制和措施”也無法保障黨內民主的落實。

四,在對外戰略方面,文件仍秉持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指針。既積極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盡力爭取同它們(西方強國)改善和發展正常的關係”,學會利用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來發展和壯大自己;又“始終保持憂患意識”,警惕它們的 “西化”、“分化”圖謀。

文件認為,當前“世界範圍的競爭主要是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可利用的矛盾和因素多得很,我們面臨的機遇仍大於挑戰”--將這種判斷印證於當前美國對華態度的系列變化,似乎過於樂觀。但換個角度看,這也是執政黨不得不然的選擇:歷史已證明對抗沒有出路,在當前“資強社弱”、“資富社貧”、“資攻社守”的現實態勢下,中國更不能與超級大國對抗。要避免對抗就只有臥薪嘗膽、韜光養晦、委曲求全,致力於腳下,著眼於將來。因此,文件提出,“我們應當順應歷史潮流,牢牢抓住歷史提供給我們的難得機遇,毫不動搖地繼續集中力量發展自己,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和合作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

五,文件只是對現實中所作所為、欲作欲為的理論包裝,它不能代替解決現實問題。對於中國當前與未來最棘手的三大難題,文件並沒有給出有效解決方案。

問題一:如何應對美國的步步緊逼?

在新保守主義思潮的慫恿下,美國政府正高舉民主大旗,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推動顏色革命,也加緊了對中國的步步催逼。最近中國政府首次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就是為應對美方攻勢。但是,無論是白皮書還是本文件中的相關敘述,都與美方要求南轅北轍,顯然不可能令對方滿意,也難以阻遏對方的步步進逼。

問題二:如何制約權力、遏制腐敗?

腐敗源於不受制約的公共權力,由於權威政體必須依靠基層官員維護穩定,因此難以真正有效限制官員權力。文件對此也未提出新的治理思路,只是抽象指出“實行和完善人民民主”“是執政黨提高執政水平和領導能力,駕馭各種複雜局面和應對各種風險的根本途徑”。

問題三:如何應對未來的經濟衰退?

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不經歷停滯與衰退,永遠持續增長是不可想象的。無論從國際環境的惡化還是從國內瓶頸的限制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乃至停滯、衰退都不會發生在太遙遠的將來。一旦發生,對於以“政績合法性”作為主要政治資本的體制、政權來說,就將是嚴峻考驗。對此,它準備好了嗎?

從經驗推測,到時候,執政集團可能不得不更加依靠強化的專政手段。這種方式有可能渡過危機(如果外部環境有利的話),也有可能跌入惡性循環。顯然,人們難以寄望外部環境的寬鬆,經濟危機更可能引發中國的多諾米骨牌效應。

六,理論是灰色的,它總是落後於現實的可能性。所謂理論的指導作用,實際上主要是一種凝聚人心、鼓舞人氣的作用。對於理想已褪色、實用主義盛行的當代中國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奢望。

文件只是做到了自圓其說、自說自話,在所有它希望產生作用或人們寄希望於它的地方都難取得滿意效果。究其原因,與當前遏制創新活力的學術體制有關。文件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教條、僵化”,但沒有學術創新機制方面的改善,理論就不可能擺脫僵化與平庸。

附:《各國共產黨的發展變化》

縱觀二戰後外國共產黨發展變化的歷程,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改變了世界力量對比,大大推動了世界的和平、發展與進步事業,功不可沒。非執政的各國共產黨在為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和實現社會主義的長期鬥爭中,表現出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也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同時也要看到,各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鬥爭實踐,既有許多寶貴的歷史經驗,也有許多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訓。總結和反思這些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以下基本啟示:

一、必須充分認識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長期性、曲折性和艱巨性,在正確認識所處發展階段的前提下,處理好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與各個階段的最低綱領之間的關係,堅持理想與現實的統一。 二戰以後,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問題上,都表現出一種“左 ”傾的、幼稚的理想主義傾向,不懂得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漫長的、艱巨的、複雜的,只有通過若干不同的歷史階段的鬥爭和努力,才能一步一步地邁向理想目標,因而不善於立足於現實去制定出與所處歷史階段相適應的最低鬥爭綱領。相當多的非執政的共產黨在革命道路和鬥爭策略的選擇上脫離國情,脫離實際,多數表現出過激或激進的傾向。而執政的共產黨普遍存在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急性病,急於向社會主義、甚至向共產主義過渡,由此導致了許多“左”的政策和實踐,造成了不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結果是欲速而不達。從理論根源上看,主要問題在於對如何搞社會主義都看得過於簡單,沒有搞清“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這樣一些根本問題,混淆了理想和現實的界限。社會主義作為科學理論誕生才150多年,作為實踐也不過80多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只有50多年。中國共產黨人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怎麼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比過去清楚多了。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共產主義更是遙遠未來的事情。我們必須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在堅持最高綱領的同時,更要制定好和實現好社會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的思想和行動綱領,做好現階段的工作。切不可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超越階段急躁冒進,急於求成。要解放思想,銳意進取,深入探索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歷史課題,通過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不斷創新和發展,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並用以指導實踐。

二、必須把握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徵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潮流,認清國際力量對比將長期處於“資強社弱”、“資富社貧”、“資攻社守”狀態的現實,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和策略方針,抓住機遇,排除干擾,集中精力,發展自己。 正確判斷時代主題,把握世界發展趨勢,認清我們的國際處境,既是中國共產黨制定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的戰略依據,也是社會主義事業與時俱進和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的先決條件。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漫長歷史時期內,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以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為主要趨勢,以各種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文明文化競爭並存為基本特徵之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嚴重失衡,既不存在革命形勢,東西矛盾也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範圍的競爭主要是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可利用的矛盾和因素多得很,我們面臨的機遇仍大於挑戰。我們應當順應歷史潮流,牢牢抓住歷史提供給我們的難得機遇,毫不動搖地繼續集中力量發展自己,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和合作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 三、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既要反對從右的方面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又要反對從“左”的方面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教條、僵化的極端,這兩種傾向都會葬送革命和建設事業。只有立足本國國情,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汲取人類先進文明成果,不斷以創新精神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永葆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實現執政長久,事業長盛,國家長興。 縱觀二戰後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建設,相當多的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神聖化、絕對化、教條化,窒息了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生機和活力。對現實鬥爭中遇到的問題,都總是企圖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現成答案;凡是經典作家沒有論述過的問題,就不敢或不能去想、去說、去做;黨內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前提下的獨立思考、尋求理論創新的努力,常常被視為離經叛道,甚至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而大加撻伐。在整個國際共運內部,在相當多的黨內,這種一波又一波的黨內思想鬥爭、路線鬥爭、理論鬥爭都十分尖銳,甚至十分殘酷,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歷史表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當前要對一些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作出科學的、有說服力的回答。其中極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競爭日益加劇、對外開放日益擴大、社會生活複雜多變的今天,如何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這就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大膽探索,銳意創新。進入21世紀,世界還會發生難以預料的重大變化,我們黨將處於更加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之中,社會主義的中國將經受全球化競爭的考驗。我們必須以寬廣的胸懷、世界的眼光、務實的態度和改革的意識,學習借鑑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堅持理論和體制創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競爭的歷史環境中,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道路。

四、必須完整準確地理解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正確處理階級鬥爭與經濟發展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關係問題,堅持以強國富民為己任,注意體現社會公平的基本原則。 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社會公平的新社會,其中包括必須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條件。在這一過程中,共產黨人必須同時承擔兩副歷史的重擔:一是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二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努力維護和促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相對的社會公平。二戰結束以來,多數非執政的共產黨主要致力於階級鬥爭和實現社會公平,對推動本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有限的,這使他們常常處於社會的邊緣。執政的共產黨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也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了社會和經濟發展這個主題。這是在社會歷史發生變化、時代主題發生變換後,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陷於被動地位的重要的社會經濟根源。正確處理開展階級鬥爭和生產力發展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關乎共產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生存發展的重大課題。必須牢記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使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日益改善,不斷體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特點。這是共產黨得以長期執政的物質基礎。在推動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同時,還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分配的問題,兼顧公平與效率。要特別防止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共產黨社會政策的核心應該是讓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得到實際利益。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經濟建設中創造過輝煌的業績,但是由於指導思想的失誤,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忽視與人民群眾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和農業,致使“短缺經濟”一度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代名詞。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得到相應的提高,許多人逐漸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產生懷疑,對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喪失信心。實踐證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也未必是社會主義,只有相對公平的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在當今社會轉型期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共產黨的社會政策必須注意防止兩種片面性:一是強調絕對公平,甚至把平均主義當成社會公平;二是只注重市場經濟的競爭原則和效率原則,不注重通過積極的社會政策來調節分配,最後導致貧富差距過大,引起社會動盪進而造成社會新的分裂。我們一定要堅持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與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統一,妥善處理積累與消費、發展與分配、效率與公平、改革與穩定發展等重大關係。

五、必須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問題,既要毫不妥協地堅決抵制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模式,又要順應社會進步的潮流,高度重視並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建設和黨的領導體制的完善,通過建立健全黨內外民主監督機制,保證黨的領導與國家權力機關職能作用的統一。 爭取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歷來是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崇高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大都背負着封建主義、半封建主義的歷史包袱,再加上相對嚴酷的生存和鬥爭環境,普遍過於強調集中制和集權,因而未能建立起真正的黨內民主機制。發達國家的共產黨生存在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發達的社會政治環境之中,有的深受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影響,只強調民主,不實行集中,使黨變成了俱樂部式的鬆散組織;有的則簡單套用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照搬蘇共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黨建模式,把集中變成了實際上的集權,忽視了黨內的民主訴求,使黨與其所生存的社會格格不入,導致了許多黨的衰亡,對這一模式必須進行深刻的反思。處於執政的共產黨在強調專政、統治、管理的同時,往往忽視民主和法制建設,在強調集中統一的同時,往往忽視黨內的民主建設,因而未能探索出一套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也未能真正建立起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動活潑的黨內機制。這些不僅有損於共產黨作為一個現代政黨的形象和合法性,也未能使黨充分獲得運用民主機制自我更新完善的機能,更不利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 共產黨內的民主建設,關鍵是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只講民主不講集中不行,只講集中不講民主也不行,該講集中的時候不講集中也不行。只有把民主與集中辯證地協調統一起來,才能建立健康、有效的黨內民主制度。健全和發揚黨內民主,目的在於集中全黨的智慧,調動全黨的積極性,並帶動和影響人民民主的發展。黨內民主、人民民主都要從黨情和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加以推進。加強黨內民主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建立並實行黨內民主監督,這是保持黨的肌體健康的根本環節。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正確的集中,是保持黨的高度團結、統一,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和戰鬥力的根本要求。真正實行好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要靠一套有效的、可操作性的具體制度、體制、機制和措施來保障、來實現,這是需要共產黨人下功夫探討解決的一大課題。 保持黨的團結和統一,防止和反對黨內的派別活動和分裂主義,是共產黨的內部建設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外國絕大多數的共產黨都經歷過分裂的痛苦,這種分裂往往成為黨走向衰落甚至走向失敗的起點。防止派別和分裂活動需要從兩方面去努力:一方面,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並且運用黨的紀律來約束和消除黨內派別活動和分裂行為,不允許把黨變成自由論壇和俱樂部;另一方面,必須正確地對待黨內的思想,適度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解決黨內矛盾,而不能容忍甚至倡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歷史經驗表明,共產黨往往並不懼怕來自外部的挑戰和壓力,但往往可能被內部的爭鬥和分裂所搞垮,這些深刻的教訓必須汲取。執政的共產黨還必須解決好國家和社會的人民民主建設,即實行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問題。這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執政黨提高執政水平和領導能力,駕馭各種複雜局面和應對各種風險的根本途徑。黨要發展人民民主,就必須解決好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機制問題,解決好黨與政府、議會、司法等機構以及同社會和人民的關係問題,解決好國家權力的設置與分工、相互協作、制約和監督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是要搞清楚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社會裡,黨應該管什麼,不管什麼,怎麼管,根本途徑是通過體制創新和改革,健全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使黨的政治領導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科學化的道路。

六、必須正視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正確認識執政的共產黨的雙重屬性,跳出狹隘的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的束縛,不斷擴大黨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惟有如此,黨才能得到各階層人民的廣泛支持和擁護,實現長期執政。 各國共產黨在建黨時都確定黨的性質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這與建黨時的社會結構和階級狀況有關。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目前傳統的工人階級加上農業勞動者,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共產黨仍然只代表不到人口百分之十的社會階層的利益,必然難以生存,更說不上發展壯大,而只會被社會邊緣化。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上仍處於農業社會或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階段,共產黨如果只代表占社會人口少數的工人階級,而不同時代表農民及其他社會中間階層的利益,也擔當不起領導或推動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國家及民族的利益高度一致,執政黨是階級性和民族性的統一。我們黨不能僅僅代表傳統工人階級的利益,也不能僅僅以不斷擴大工人階級內涵的方式解決增強階級基礎問題,而應體現民族國家利益的根本要求,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為社會基礎,成為全民族的代表和先鋒隊。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整個民族國家的領導和主導力量,為各階層人民所擁戴。黨要保持執政地位和社會長治久安,除了在綱領路線上充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組織上注意吸收新的社會階層中符合共產黨標準的優秀分子入黨,不斷擴大群眾基礎外,還必須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宗旨,牢固地樹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治黨治國理念。在黨的作風、工作方式等方面,執政黨應始終堅持群眾路線,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在行動上、制度上而不是口頭上密切聯繫群眾,自覺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要堅決地、毫不留情地摒棄一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惡習,堅持不懈地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作鬥爭,以取信於民。特別要防止產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防止它們侵蝕黨和社會的機體。

七、必須妥善處理領袖、領導集體與黨的關係,建立領袖產生、更替和監督、制約的正常機制,在努力保持全黨思想統一和組織團結的基礎上,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並擁有全黨擁戴的領袖人物。共產黨的領導核心,特別是黨的最高領袖的作用對黨的事業至關重要。能否形成一個以卓越的領袖人物為核心的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集體,正確處理領袖、領導集體與黨的關係,往往關繫到黨的生死存亡。長期以來,一些黨忽視領導集體的作用,把黨的領袖的作用絕對化、神聖化,甚至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實行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靠領袖個人權威來維持黨的統一。也有一些黨走到另一個極端,完全否定黨的領袖個人的重要作用,不惜用全盤否定領袖的歷史作用來推行所謂的“黨內民主”,結果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不僅給黨的歷史抹黑,而且從根本上否定了黨。還有一些共產黨始終沒有形成團結統一和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沒有建立起領袖接班和交替的正常機制,實行實際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或指定接班人制。由於沒有一套培養、選拔、推舉的機制和民主程序,這些黨常常因領袖接班問題而導致領導層內明爭暗鬥,有的黨甚至因為內部奪權鬥爭激化而導致分裂。在這種非正常狀態下產生的新領袖,其領導素質、領導水平乃至於人格力量很難得到保證,也很難得到全黨的公認,因而無法建立、主持一個穩定的有權威的領導核心。在現代政治條件下,一個政黨,特別是共產黨,必須有一個為全黨所擁戴的穩定的領導核心和領袖人物,作為黨的權威的代表,沒有這個權威,黨無以立身。但領袖和領導集體的產生和確立,應通過黨內充分的民主機制,通過一整套制度化、規範化的程序來形成,否則,其合法性、權威性和穩定性都難以確立。為了保證領袖和領導集體成員的政治和領導素質,必須注重造就大批高素質的、經得起考驗的、善於治黨治國的領導人才,以便優中選優。對於這批人才,必須以適當方式嚴格培養、嚴格監督、嚴格管理,以防不稱職的人進入黨的領導核心。這是共產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需下大力氣探索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八、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始終不渝地立足於民族國家這一歷史舞台,扎紮實實地把本國的事情辦好,通過堅定不移地代表和體現自己的民族國家利益,為推進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世界社會主義的鬥爭實踐表明,社會主義理想和事業具有國際性質,但各國黨面臨的鬥爭任務是具有鮮明的民族性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都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在自己的綱領主張中體現自己的民族國家利益,既不照搬別國的模式和經驗,盲目遵從人為杜撰的所謂“共同規律”,也不濫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概念,對外輸出革命,搞所謂的 “聯合行動”。長期以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被蘇共嚴重扭曲,一些共產黨也習慣於聽從“一個中心”的指揮,對內遵循所謂“共同規律”,對外搞所謂“聯合行動”,以此代表對本國國情的實際判斷和對自己國家革命道路、發展模式的探索。一些非執政的共產黨長期依賴別國黨的支持,為別國黨的利益而開展鬥爭,結果在本國人民群眾眼中成為外國的代理人。有的黨甚至只有依靠其他國家、其他黨的支持和援助才能生存下去。一些執政的共產黨,則把蘇聯經驗當做社會主義的楷模,對內照抄蘇聯模式,對外緊跟蘇聯,以“輸出革命”為己任,甚至以軍事手段來推進所謂的“世界革命”。蘇聯共產黨也自認為蘇聯模式是惟一的社會主義模式,對別國別黨“偏離”蘇聯經驗,不是妄加批判就是橫加干涉,甚至黨同伐異。今天,各國的共產黨,尤其是執政的共產黨,必須正確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國際政治鬥爭的現實和世界社會主義的現狀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個什麼“指揮中心”。各國共產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地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不當“頭”,不當各國共產黨的“頭”,不當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也不當第三世界的“頭”。要始終不渝地向世界展示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發展、合作、進步的良好的建設性的形象,這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歸根到底,也有利於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和人類的進步事業。

九、必須科學地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準確地把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長期競爭共存的歷史進程,妥善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學會利用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來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 戰後以來,各國共產黨在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互關係方面主要存在三種傾向:一是過分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根本對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就是誰戰勝誰的問題;二是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過於簡單和膚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窮途末路,岌岌可危,行將退出歷史舞台,為社會主義所代替;三是把當今世界的許多文明成果當做資本主義的東西一概否定。這些傾嚮導致各國共產黨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實踐中出現許多偏差和失誤。總體看來,在國際共運中,許多黨強調同資本主義作鬥爭的不可調和性,而較少研究現代資本主義中有無可資借鑑的積極因素,同非社會主義力量的關係搞得很僵。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相互指責對方搞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有時甚至兵戎相見。在各國共產黨內部,也頻頻爆發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 “斗”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內外環境始終是緊張的,也大大地消耗了黨和社會主義的自身力量,損害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聲譽。由於當代資本主義還有其生存發展、自我更新的能力,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將在一個長時期內既相互鬥爭又相互聯繫。資本主義是人類發展史上到目前為止最成熟的社會經濟形態,並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汲取一些社會主義的因素,社會主義也完全可以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汲取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因此,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識這一現實,樹立同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觀念、相互競爭的觀念、求同存異的觀念,正確、妥善地處理好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既始終保持憂患意識,警惕它“西化”、“分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圖謀,又盡力爭取同它們改善和發展正常的關係,巧於周旋,求得社會主義的生存、發展、壯大,是一個事關執政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戰略問題,在當代世界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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