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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思來紀念周恩來總理
送交者: 潘一丁 2006年01月10日08:26:3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老文評新聞(78) --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三十周年

 

備受全球世人尊敬和中國人愛戴、懷念的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年了。

毫無疑問,他在國家內政和外交等全方位,所表現出來的傑出天才和能力,足以堪當“永遠的總理”而不用擔心今後還會有人來取代這個稱號,因為按照今天人類社會的現狀,已經完全沒有產生這樣人才的土壤和環境氣候了。而他在個人品行道德操守方面的實際表現,和今天還活着的所有政壇偽君子、真小人相比,將會讓所有出於任何動機(商業、政治、個人名氣炒作等)而想要對他潑污水的人的卑劣,形成強烈的對比!

但是,中國人與其呼喚期待下一個“周總理”的出現,不如認真反思一下,那樣的總理到底給中國歷史帶來了什麼影響?

著名的“鳳凰衛視”播出了一個紀念周恩來總理的專題節目,採訪由跟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有過親密生活接觸的養女(他們沒有自己的孩子),曝露了一些對其真實性不應該有太大疑問的內容,讓人們對周總理在文革中生命的最後階段,自己個人所處的痛苦、兩難處境,有了初步的了解。比如他出於保護親人生命的苦心,在明知冤屈的情況下,不得不親自“批捕”了自己的至愛親朋,而且最後也並不能挽救他們的生命。本人也因為身心的過度操勞,落了個“鞠躬盡瘁”的悲壯結局。在聽來有點催人淚下的同時,卻又生出一些疑問來。那就是如何理性、客觀地,來評價周總理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和對這段歷史所起的作用?

其實,以周總理當時在政治局中除毛澤東以外其他成員、以及中國人民心中的威望和影響(後來發生的促成四人幫倒台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可以證明),只要有此意願,他應該是唯一有可能、也有條件阻止或挽回這場民族浩劫的人。但是他卻選擇了站在毛的一邊,客觀上起到“助紂為虐”的作用(雖然毛和紂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一般不宜拿來相提並論,但是他發動的那次運動,在表象上產生的嚴重性後果,恐怕反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在毛利用四人幫給文革“火上添油”時,充當了並不值得羨慕的“泥瓦匠(和稀泥)”或“(兩派尖銳對立時的)滅火員”,起到“退燒藥”“止痛針”的作用。最後幾面都不討好地,甚至賠上了當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部下和親人,令人情何以堪。嗚乎,哀哉!

這完全是因為中國人不能從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來認識、理解因壓縮而變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反而採取不求甚解的實用主義態度所致。比如一味地把“忍”“難得糊塗”“為聖(賢、尊)者諱”之類,有前提條件下才能運用的格言、策略,拿來宣傳、提倡,普遍推而廣之下來,人人心懷叵測,個個擅長“窩裡鬥”。結果反而在表象上給西方人造成“落後”的印象,好事就這樣地變成了壞事。不知敬愛的周總理如若地下有知,會同意筆者的判斷否?

 

請看多年前的老文:

 
明哲保身—逃避現實和責任的巧妙遁詞

在西方的字典中,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具有一定的良知,對社會的不公正和現存價值具有批判精神”。且不論它的原文在西方社會的真實含義為何,但這中譯文是遠比中國人將知識份子和讀書人或學歷等同的觀念要科學和進步得多。知識不僅可以來自書本,更可以來自生活和實踐,不承認這一點豈不是要把沒有上過大學的大文豪高爾基或在軍事、政治、文學方面都有出色表現的毛澤東都要排除到知識分子以外?而衡量知識本身除了量外,質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否則光讀遍金瓶梅、肉蒲團、素女經,查泰萊夫人之類的中外“奇”書,十八般“性藝”樣樣精通者,難道也可以冠上知識分子的頭銜嗎?良知者,應該是指除了本職的專業知識外,還要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情心、正義感和實行道德的勇氣。沒有良知,不是不知道社會的不公正或錯誤的價值觀表現在什麼地方,甚至可能將公正和正確的價值觀當成不公正或錯誤來批判。或者知道了也由於種種利害關係的考量,而沒有勇氣說出來。從這個定義來判斷的知識分子,才是應該特別受到社會尊敬的精英群體。因為在當前和未來的社會裡,人人都有念書受教育的權利,幾乎所有的行業都要求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是不能光用讀書和不讀書或學歷來區分階層的。
 
中華文化號稱“博大精深”,而且中國人重視“德”的教育,本來在這種教育下薰陶出來的讀書人,應該比較容易達到上述“知識分子”的標準。可惜實際並非如此,公認落後的封建制度能在中國延續數千年,到今天的大陸還是“名亡實存”,就是最有力的證明。究其原因,除了歷代王朝對持異議的知識分子總是採取嚴厲打壓的手段(當前也不例外),限制了這部分人的產生和壯大外,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文化先哲們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不僅為封建統治者創建了合法統治的完整的理論基礎,制定了約束社會行為的各種規範。 還生怕自己的後來繼承人不知 “天高地厚”,要造社會的“反”,主動為其出了許多諸如“亂邦不住,危邦不入”“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之類,逃避現實的主意和推卸責任的藉口。試想:中國的讀書人一向被認為是社會精英、國之棟梁。可是一旦自己的祖國發生動亂,大廈之將傾,正需要“棟梁”來頂住的時候,你卻不入、不住而“乘桴浮於海”去了。那麼,“棟梁”難道不應該承擔“臨陣脫逃”的責任嗎?不然,就得承認“棟梁”只不過是一些毫無擔當的“朽木”也,中國人原來像怒沉百寶箱的杜十娘-托錯了“終身”!難怪明末有對聯一副“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來諷刺這種現象了。
 
最槽糕的是一句“明哲保身”,是促使中國知識分子逃避現實和推脫責任的教唆犯。配合“識時務者為俊傑”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成為腐蝕中國知識分子的“鴉片”。首先,這“哲”者,哲學、哲理也。本身有着極為不同的人生價值觀和行為取向,有的“視天下事為己任”;有的卻主張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的主張“當仁不讓”;有的卻主張“無為”。正因為沒有明確要統一 “明”的是什麼樣的哲理,大多數人當然就會按慣性的原理,以最符合自己當前利益來“各取所需”。就拿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來說,運動一開始,知識分子就整體而言,非但不能為社會樹立一種行為道德的標準,並帶頭表現堅持的勇氣,反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瓦解。一部分人看到自己飛璜騰達的機會,跳出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還有一部分人,懾於來勢兇猛的運動淫威,立即投降作出違心的檢討成為隨時待宰的羔羊;更多人縮起頭夾起尾跟着隨大流;他們都可以從“識時務者為俊傑”和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格言中找到“心安理得”的理由。結果讓沒有社會經驗的學生或書讀得很少的基層中形形色色的“匹夫”們出來帶頭“革命”,能不搞亂、搞槽嗎?只可憐那少數堅持真理良心、或不幸首當其衝的人,在孤立無援的處境下,受盡折磨悲慘去世。其實,以筆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親身實踐體會:雖然知識分子個體並不都具備直接和極權抗爭的力量,但只要意識到自己對民族和社會的責任,將一味“逆來順受”的消極被動,改成儘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積極主動發揮一點理性道德的影響,讓社會大眾在面對重大事件時,有善與惡、是與非的對比機會,相信大多數人都會作出正確的選擇(否則“民主”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那麼,即使不能阻止“文革” 的發生,但至少可以將不人道、不理性甚至無知透頂的行為,減少到最低程度,自己也就不用老是扮演要被同情的“受害者”角色了。
 
再說,“道”的標準是讀書人制定規範出來的,當然有帶頭推動的義務。“道”之不能行,自己就應該檢討、修改以進一步完善,再繼續推動。如果一看不行,自己就拍屁股走人,那就難怪中國逢亂世(當屬“道不行”的時代),土匪強盜都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幟,原來那些應該扛這招牌的人,都 “浮於海”而使其成了無主之物,這真是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最大的諷刺和羞辱!這裡面又出現一個邏輯問題:如果這些受教育不多的“匹夫”們能夠很好擔當起保國治國平天下的重任,那麼可以證明 “讀書無用論”是對的;反之,是否可以認為這正是中國幾千年換了無數朝代,還是跳不出封建制度、進步不快的主要原因?因為大部分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都躲開了,永遠起不了“撥亂反正”的作用,就整體而言,不能在大眾心理建立應有的形象和聲望,也被那些靠出生入死奪取到政權的人看不起。所以,一旦等別人的江山重新穩定再出來,除了順水推舟地“歌功頌德”“錦上添花”外,還能幹什麼呢?
 
事實上中國歷代統治者也很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特點並加以利用,到了近代的毛澤東和李登輝,更發揮得淋瀝盡至。大陸文革時期,其總理周恩來的表現是最標準“明哲保身”的典型。以他的學識、能力和實際權位,是毛澤東和反對派戰友之間舉足輕重的一 “票” ,可惜他卻選擇了做一個“不事二主”的“忠臣”,為此甘心忍受當年曾與之“約法三章不得參與政治”的江青,爬到自己頭上發號施令,並眼看着子民和自己的“同志”一個個受盡不人道的迫害,悲慘死去,而不發一聲,仍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確保住了自己的一生名節,並享受到人民對他哀榮備至的敬仰。但仔細一想,他在文革中的表現,不正是起了“為虎作倀”的作用嗎?很多人之所以沒有“揭竿而起”,完全是受他的影響,只要看看七六年發生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憤怒壯觀的場面(毛那時還並未去世),和打倒“四人幫”之順利,就足以證明這個結論。要是沒有他跟在後面“擦屁股”“堵漏洞”,硬撐着那幾乎癱瘓的國家機器的運轉,或者進而和其他領導人一起反對這種陷中華民族於災難的行為的話,毛恐怕老早就搞不下去了。如果他死後真是沒有留下有關那段歷史真象的記錄或說明,讓民族無法從這個災難損失中吸取一點真象的教訓,那他將是一個十足的“民族罪人”,儘管他的私生活品行讓人無懈可擊,也做過許多好事,這種結論會讓感情用事的人不能接受!
 
台灣當前發生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例子:那裡被認為是已經進入民主制度的社會。王建煊、郝柏村、馬英九等,都是受到普遍肯定的優秀治國人才,本應該在政府的崗位上發揮才能為民造福。只可惜他們的行為雖然深獲民眾的支持,卻不符合最有勢力的利益集團的需要,阻礙了某些人內心中真正要實現的“醉翁之意”。在別有用心的讒言的中傷或壓力下,他們都“明哲保身”地選擇了自己辭職,保住甚至增加了自己的清譽。無論他們將來還有什麼作為,但對當前台灣政局,除了可能更有利於達到某些個人或集團的私利外,對台灣人民和中華民族而言,影響絕對是負面的。

筆者無意對上述這些值得欽佩的人加以指責,而中國歷史早已證明,如果一味把希望的重擔壓在少數人身上,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充其量再多製造出幾個“犧牲品”,給小說家編劇者增加點題材,多賺民眾幾把鼻涕眼淚而已。筆者只是試圖指出“明哲保身”對中國人精神層面的影響,是中國社會無形中鼓勵、或經常讓無賴和惡棍得逞的重要原因,因為那些代表正直和正義的知識分子,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經常是動搖和不堪一擊的,使得“真、善、美”總是成為悲劇的“主角”,救不了民眾還得倒過來讓民眾去同情(如周恩來、郝柏村等)。這種含糊而有害的觀點至今還在被盲目稱頌和提倡,實在是中華文化的悲哀!
 

(其它相關文字,請瀏覽網站《新里程碑》,從同名文字的鏈接中查閱。http://www.newmilestone.0rg/clx/clx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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