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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的最緊要問題常常不是我們的學者研究和闡述的——這句話不嚴謹，嚴謹的說法應當是：儘管我們的學者對我們面臨的緊迫問題殫精竭慮，有過很多思考和論述，卻很難成為供大眾閱讀的公共著作，因為這樣的著作很難被出版。我們往往不得不借他人的酒澆自己的憂愁。當我們弄不清楚我們身處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之時，是哈耶克、波普爾和阿倫特為我們做了解說；當我們弄不清楚中國怎樣走上民主之路時，又有胡安·J·林茨、阿爾弗雷德·斯泰潘做了極為精彩的論述與分析，這兩位美國學者的論述與分析集中體現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共產主義的歐洲》（1996年）一書中。

國內讀者對林茨還比較陌生，大概只知道奧地利有一個工業城市叫這個名字，其實林茨和本書的另一個作者斯泰潘在西方早已有影響，著作頗豐，在比較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領域做出了很大貢獻，本書中文譯者在“譯後記”中介紹了他們學術作品的出版情況。《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共產主義的歐洲》是這兩位學者合著的第一部對南歐和南美在實現和鞏固民主過程進行系統比較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將後共產主義歐洲納入比較政治和民主理論研究的著作。我們所熟知的寫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的美國日裔學者福山對這本書做了這樣的評價：“這部權威性的著作凝結了兩位作者致力於民主崩潰、轉型和鞏固研究的畢生努力……他們所指出的民主鞏固的五個必要場域——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法治、國家官僚系統和經濟社會——以及他們提出的眾多分析性範疇，如後極權主義，有望成為標準的分析框架；而他們關於前共產主義的研究，是蘇聯學回歸主流比較政治學的標誌。”

這本洋洋50餘萬言的鴻篇巨製選擇了很多完成民主轉型或正處於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進行實證研究，視野廣闊，思維縝密，觀點明細，每一個有志於中國自由與民主事業的人都應當仔細讀一讀，會得到多方面的啟示。筆者對這本書就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讀罷有萬千種思緒縈繞在心頭，不吐不快。然而要全部說出所思所想需要很長篇幅，讀者大概也無法忍受，所以我只述說感觸最深的部分，謂之“斷想”。

               2

世界對於我們當然很有意義，正因為這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們曾經翹首觀望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情；當我們在黑暗中思索的時候，我們也曾經艷羨地看到蘇聯帝國土崩瓦解了，看到東歐極權主義政權灰飛煙滅了……然而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我們只能在國家意志驅使下繼續摸石頭，雖然我們並不覺得那塊石頭有什麼摸頭，可是主人強迫我們去摸，不摸行嗎？結果又摸了二十多年，我們又驚訝地看到中東和北非風起雲湧，鼓盪起了自由民主的浪潮，一個個獨裁主義政權大廈呼啦啦傾倒，一個個驕奢淫逸的獨裁者被送上絞架，被人民驅逐，被憤怒的民眾擊斃，被抬到法庭接受審判，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世界的意義無法取代我們賴以存活的這塊土地的意義，我們是在這塊土地上生存和繁衍的，我們知道只有這裡才是我們的家園，我們終究還是得把目光收回來。

我們這裡如何了呢？我們看到，在“絕不”聲中，我們還是得摸那塊石頭，三十多年以後，如今那塊石頭已經被摸得更加不辨其貌、完全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了，反之，越來越多的掠奪者蹬着那塊石頭爬上了我們的肩頭，在我們的頭上拉屎撒尿，飲啜我們的鮮血，饕餮我們的骨肉，欺凌我們，壓榨我們，我們竟然沒有任何辦法！再偶爾抬眼看一眼外面的世界，我們驚訝地發現就連緬甸、越南都吶喊出了與世界相同的聲音，我們的祖國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卻仍舊孑然而立，形單影隻，身邊只剩了朝鮮、古巴這樣反人類的極權主義政權還稱得上是“朋友”，中國的國家安全形勢變得一天比一天嚴峻，正是所謂內外交困，就像曾經的晚清一樣，中華民族真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時候，就是再沒有腦子的人也會想：“草泥馬！這是他媽怎麼了？！事情為什麼會成了這樣？”

“為什麼會成為這樣”，正是我閱讀《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最初想到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並沒有困擾我。這是因為，無論思想怎樣被禁錮，輿論怎樣被遮蔽，我們還是從西方思想家那裡得到了對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的解答，我們已經不像文化大革命乃至於1989年那樣愚鈍和無知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知道我們缺少什麼和多餘什麼，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知道是究竟什麼東西使我們的國家絕對與眾不同，我們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知道是什麼東西使我們迥異於普世意義上的“人”而成為所謂的“屁民”……現在即使你問工地上艱苦勞作的農民工，問被城管追打的小商小販，問被掠奪了土地的農民，問被強拆了房屋的城市居民，問被官員蹂躪了女兒的父親和母親，他們也一定會做出完全一致的回答：“這還用問嗎？不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選舉權嗎？！”

“沒有選舉權”的政治學表述就是非民主和不民主，而非民主又可以表述為專制和獨裁，而專制和獨裁又是人類世界兩大毒瘤（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一的極權主義的突出表徵。自從人類通過正義的戰爭手段消滅了法西斯主義並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宣布法西斯主義為非法之後，人類的要務就轉移到反極權主義領域中來了，世界的變化也主要表現在這個領域。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在世界範圍內如何戰勝專制，實現民主——即《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語境中的“國家民主轉型”——成為了唯此為大的事情。

                 3

儘管中國總是想用“特色”二字把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但是你永遠無法改變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的事實，中國問題永遠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就像中國國民黨政府領導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一樣，它們是相互依存的，是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有了這樣一個視角，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的反極權、反專制以及向民主轉型的問題，不獨是中國的內部問題，更是全世界反極權、反專制事業的一部分，並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正因為這樣，胡安·J·林茨和阿爾弗雷德·斯泰潘的這本《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對我們才有了特殊的現實意義，就像他們正在談論中國問題一樣。

反極權、反專制以及向民主轉型在當下的中國很要緊麼？很要緊。從國家層面說，它大過誰在台上誰在台下，大過與日美軍事同盟對峙還是不對峙，大過如何根據政治需要給薄熙來定不定罪以及定什麼罪……在個人層面，大過創不創業，入不入黨，當不當官，談不談愛情，做不做愛，要不要孩子……因為反極權、反專制和向民主轉型與這個國家的一切事物都緊密相連，這個國家的整體狀態決定着所有微不足道的人的個體狀態。民主是超越一切價值的價值。沒有這個東西國家無意義，任何人都不會認為極權專制主義能夠代表什麼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這個東西個人更無意義，任何人都不會認為脖子上騎一個拉屎撒尿的人是一件愜意幸福的事情，即使中央電視台記者當面發問，他也不會這樣認為。我之所以被《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所吸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意識到中國現在已經來到反極權、反專制以及向民主轉型的門檻了，跨過這道門檻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跨不過去中國就會進一步淪為不正常國家，甚至成為世界的敵人，等待我們的結果，無論國家層面還是個人層面，必將是全面的潰敗、分裂、崩解和沉淪——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已經一次次上演過了，誰也不敢說不會再次上演。

於是出現了兩個問題。

               4

細緻區分，反極權、反專制與民主轉型其實不是一個東西，它們是相同目標之下、處於不同階段的事物，就像一條河流的不同區段一樣，反極權、反專制在這條河流的上游，而民主轉型則在它的下游。舉例來說，推翻卡扎菲和穆巴拉克政權屬於反極權、反專制的範疇，而建立起一整套民主制度，完成國家向民主的轉型，則屬於另一個範疇，儘管它們同屬於爭取自由和民主這條河流。換一句話說，沒有廣泛深刻的反極權、反專制運動，就不會有向民主的國家轉型；沒有成功的民主轉型，反極權、反專制運動則有可能演變為持續不斷的國家動盪，這一點已經為世界當代史所證明並且繼續在證明。

胡安·J·林茨和阿爾弗雷德·斯泰潘着眼於後者。他們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中主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反極權、反專制運動導致民主轉型啟動以後，為什麼不同國家會出現彼此不同的軌跡？收穫彼此不同的結果？如果說這條河流的流向是正確的，那麼民主轉型的共通的必要條件又是什麼呢？

弄清楚這些問題對於當下的中國雖然有些超前，有些奢侈，卻非常必要，必要到不可或缺的程度——這句話還可以這樣說：總有一天，中國也會跨過反極權、反專制運動的歷史階段，進入到整個國家向民主轉型的偉大時刻，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甚至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那時候他們已經不再是“屁民”了）必須直面關於民主轉型的所有問題，並給出精確的答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欣賞胡安·J·林茨和阿爾弗雷德·斯泰潘對於自由化與民主化問題的觀點和思想，因為這些觀點和思想對於我們是有用的，就像哈耶克、波普爾和阿倫特的反極權主義思想當初對我們認識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非常有用一樣。

5

縱觀蘇聯及東歐國家巨變過程以及眼下中東國家已經發和正在發生的革命，我們會注意到：反極權、反專制運動導致的第一個社會結果通常不是民主化，而是自由化。這時候，顢頇的專制獨裁統治者被推翻了，一向由國家嚴密控制的媒體獲得解放，開始用正常的語言說正常人的話，人民第一次有了表達意願的渠道；社會從被國家吞噬的狀態中獲得生息，有了獨自存在的空間，各種政黨、團體和形形色色的民間組織如同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人民至少在意識層面破天荒第一次成為了自己的主人，他們開始自覺地維護自己的尊嚴、維護應屬於自己的合法權益；思想開始流動，政治異見不再被視為非法，即使一個精神怪異的傢伙，也可以站到廣場上去宣稱自己就是上帝，沒有警察敢於把他弄到派出所去躲貓貓致死；極端主義分子則鋌而走險，與社會為敵，製造一系列恐怖事件；海外流亡者紛紛回國，有政治抱負的開始組建自己的政黨，宣稱自己的主張，萎靡不振的人也能夠尋找一個安寧處所，去做一個出世的隱者；新的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競相對人民做出承諾，公開的反對派則把眼睛瞪牛蛋那麼大，專門尋釁掌握國家權力的政客不能滿足人民意願以及依仗人民賦予的權力徇私舞弊的蛛絲馬跡……所有這些均屬於自由化內容，而非民主化之表現，此時之一國，就可以被認為處於民主轉型的過程之中，就像我們看到的，這個過程是紛亂的嘈雜的甚至是痛苦的，這是極權專制主義留給國家和社會的一筆負資產，凡是曾經的極權專制主義國家都無法超越這個階段，不同點僅僅在於有的時間長一些，有的時間短一些，時間長短取決於那個國家的現實政治狀況、那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狀態以及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某些體量很大的極權專制主義國家，這個過程會更加漫長，並且未必一定會完成最終意義上的民主轉型，經歷一番社會動盪之後，重新回到極權專制主義的老路，也並非完全不可能，我們對此一定要保持足夠的警醒。

胡安·J·林茨和阿爾弗雷德·斯泰潘的視野廣闊，他們除了關注蘇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極權專制主義國家的自由民主進程之外，還把目光延伸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烏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非民主政體的自由化以及向民主轉型的政治進程，他們敏銳地發現，相對於自由化，“民主化是一個更為廣泛而且更具有針對性的政治範疇。”他們對此提出了很多讓人警醒的分析和見解。

他們認為，在反極權、反專制運動導致一個社會出現自由化的情況下，這個國家的民主化“也許可能啟動，但是無法完成轉型。”他們又是怎樣看待我們中國人夢寐以求的自由選舉的呢？“自由選舉制是民主的必要條件，但不能被視為民主的充分條件。”兩位作者花費大量心血對蘇聯、東歐和南美國家的自由化-民主化進程進行了考察（請務必參閱本書，此不贅言），結果發現了一個共同的現象，這就是所有自由化運動幾乎都導致了民主選舉，然而民主選舉未必就意味着這個國家完成了向民主化的轉型，至少在一段時間裡，舊勢力還頑固地盤踞在舊制度的廢墟中享受着廣泛的特權，民主與反民主勢力將會在新的棋局上激烈博弈，甚至形成此消彼長的拉鋸戰（目前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埃及即處在這個階段）。作者用上世紀八十年代危地馬拉出現的情況佐證這種見解：當時，危地馬拉的軍人政權迫於人民的壓力雖然宣布放棄了對政府的直接控制，但他們仍然實際上享受着廣泛的特權，而民選的政府極為虛弱，甚至在法律上都沒有真正形成對國家的統治。這個事例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兩位作者關於“自由選舉制是民主的必要條件，但不能被視為民主的充分條件”的論斷。

那麼，民主還需要哪些至關重要的條件呢？

                  6

在進入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強調一下兩位學者為民主化設定的一個前提：“民主是國家治理的一種形式。……沒有現代政治實體可以民主地得到鞏固，除非它首先是一個國家。因此，國家不存在，或者國家高度缺乏認同，某一地域的大量群體和個人試圖加入另外的國家，或者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時會產生根本性的並且常常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什麼意思呢？簡括地說，“沒有國家，就不可能有現代民主。”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命題，這個命題的重要意義，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述說。

“如果存在有效運轉的國家，”兩位作者寫道，“只有其他五個互相聯繫、互相促進的條件也同時存在或者被創造出來，一個民主政體才能得到鞏固。”

作者把這些條件概括為五點：第一，必須存在一個自由活躍的公民社會可以發展的條件；第二，必須存在一個相對自主並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會；第三，必須有法律可以確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權利和獨立的結社生活；第四，必須存在一個國家官僚系統（state bureaucracy，我覺得在這裡譯為“國家官僚機構”似乎更為妥當）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須存在一個制度化的經濟社會。這就是作者所說的“民主的五個場域”，這也是本書最基本的理論支點。

我原來想對應這五個場域分別談一談中國如果不被上帝拋棄，不僅在反極權、反專制鬥爭中爭取到了自由化，就像我們已經從世界上看到的那樣，也能夠有機會進入民主轉型實踐，我們將會遭遇到什麼？可是文章已經很長了，為了節省篇幅，我決定不再分頭述說，而是總括地談一談我的見解。

為氣象萬千的世界事物劃定類別，本身就是一件極為冒險的事情，政治學領域尤其如此。湯因比就曾經警告人們，歷史學家“對人類事務的任何研究都帶有選擇性”，“歷史學家的確是有選擇的，他並不是不加區別地從往事中獲取材料，而是選擇那些在他看來意義重大的少量資料，並拋棄了另一些資料。”（《湯因比與厄本對話錄》，1972-1973）我們當然願意相信林茨和斯泰潘的研究和論說不是偏狹的，是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我們甚至也願意相信中國現實也基本上契合到了他們的理論框架之中，就像哈耶克、波普爾和阿倫特雖然很少提到中國，我們卻能夠從他們的字裡行間找得到歷史中國和現實中國的映像、找得到我們每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的生活圖景一樣。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具有與兩位作者考察過的所有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現實特徵，那些國家發生的事情是不是一定會按部就班地在中國發生？那些事情在中國發生的時候，會不會變異為另一種色彩另一種聲音？如果把民主轉型視為社會過程，那麼，這個社會過程的中國結果將會是怎樣的？中國能夠從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烏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非民主政體的自由民主化進程得到啟示嗎？中國能夠複製蘇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極權專制主義國家自由民主化的路徑嗎？或者換一句話說，中國能夠按圖索驥地沿着林茨和斯泰潘給出的路線圖完成偉大的民主轉型，從此走向普世意義上的自由與民主嗎？

我很懷疑。我不樂觀。

                7

這種懷疑和不樂觀，既淵源於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又淵源於中國獨特的社會政治現實，對後者的憂慮甚至要強烈於對前者的擔心。

眾所周知，中國專制主義的根系特備粗大，它不僅延伸到了帶有宮廷色彩的政治文化的深層結構，還廣泛地蔓延到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普通民眾的靈魂世界之中，沒有外部條件的刺激與介入，自身是很難孕育出完整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更不要說我前面描述的那種不顧身家性命的自由化謀求了。

我在談論中東和北非革命的時候，曾經使用“政治成熟”四個字，用以描述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普世價值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高就是成熟，反之就是不成熟。中國人顯然已經不是帝制時代高呼“皇恩浩蕩”“萬壽無疆”的愚昧子民了，他們甚至也不像1989年那樣相信用請願的方式就可以改變國家意志了，隨着科學技術（網絡以及其他信息流通手段）的普及和發展，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權力和資本的步步倒逼，使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己究竟缺失了什麼，也使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幻想……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變得成熟起來，給全面開啟自由化運動創造和積累了條件，但這是不是就意味着自由化必然到來，中國向民主轉型隨時都會發生呢？

2012年發生了很多大事，從這些事情的民眾反應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對未來的期冀是撕裂的——有的寄望於自由民主的實現，有的寄望於毛澤東幽靈的回歸；既有盲目有害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又有暴民式的民粹主義；一部分知識分子秉持自由主義理念，一部分知識分子卻又宣稱“告別革命”——這種撕裂恰恰說明在我們的精神機體中還浸潤着中國歷史文化的毒素，它將嚴重阻礙中國社會形成健康的政治共識，嚴重阻礙中國社會向自由化邁進。這種情形與林茨和斯泰潘考察過的蘇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完全不同，與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烏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果把普世價值作為歷史文化坐標看待的話，我們會觀察到，上述極權專制主義或非民主政體國家儘管也曾經被人為地切斷與人類精神成果的聯繫，然而它們畢竟還有千絲萬縷的歷史文化通道與世界聯結，這些國家的人民對以自由民主為標識的普世價值遠非我們這樣陌生。

我們或許可以把蘇聯作為例子來說明我們如何與眾不同。早在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於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代表蘇共中央向大會作了長達4個半小時《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由此開始了對斯大林主義罪惡的清算，自此以後，蘇聯知識分子對斯大林主義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批判，出版了大量歷史和學術著作，即使是這樣，蘇聯作為極權專制主義國家機器的解體也還要再等35年！我們呢？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高舉着“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作為反人類罪行的“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至今沒有被清算，關於這兩場運動的研究著作至今不能被出版……這種從歷史文化延續下來的現實政治景況，將民眾的視野無限制縮小，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獨特的社會政治現實深刻地決定着人的精神處境。當自由民主化作為世界潮流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風起雲湧之時，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這個偉大民族卻被遮蔽着，就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即使最原始的訴求表達也一再被以“維穩”的名義武力打壓；當中東和北非的獨裁者相繼被人民推翻的時候，我們從國家媒體上看到和聽到的全部是對專制力量的讚賞、擔憂，對人民意志的嘲諷和蔑視……在這種境況下，不要說民主轉型，就是社會進步初始階段的自由化，離我們也何止十萬八千里！

                    8

你當然可以認為社會矛盾積累到臨界點就會在某一個瞬間突然爆發，你當然可以認為中國現在又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關節點，中國很快就會迎來一場全面的自由化浪潮，但是，我仍然要說，即使有了自由化，也未必可以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轉型——這正是胡安·J·林茨和阿爾弗雷德·斯泰潘一再提醒我們注意的。

確實，這本《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共產主義的歐洲》給我最直接啟示還不在一個完美的理論框架，而在於只有這本書從理性和感性層面立體化地展示了所有處於轉型期的國家，在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間，都橫亙着一條漫長曲折的灰色地帶，這個灰色地帶是歷史或然性和必然性的舞台，誰也沒有辦法預言一個還沒有進入民主轉型的國家將會從這個社會過程中收穫什麼樣的社會後果，林茨和斯泰潘看到的僅僅是成為存在的社會歷史圖景而已，至於這種圖景會不會在中國出現，已經不是他們的學術責任。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從他們富有魅力的歷史展示和學術見解中，尋思我們自己的可能的命運。

遺憾的是，我直覺到我們的命運不會很好。                  

                                      2012-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