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大壩建成封頂，舉世矚目，卻僅由施工單位舉行了簡短的慶祝儀式，北京中央大員無一人出席。對比之下，從前，不管是三峽大壩的開工還是截流，都有最高級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諸如江澤民、李鵬等。畢竟，三峽大壩，被列為“世紀工程”，也是中共最大的“政治工程”，“三峽建設委員會”主任一職，甚至由總理兼任，足見該工程的“高級別”。封頂建成，應該是最大的盛事，北京高層竟然低調如此！外界不免訝異，議論紛紛。

三峽大壩，從營建到封頂，始終充滿爭議。最初，三峽大壩就遭到專家、民間的反對，以及國際上的質疑。在有“橡皮圖章”之稱的全國人大表決時，也曾遭到三分之一的空前反對。但李鵬力主，據信也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工程硬性上馬。

官方宣傳三峽大壩，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但大壩隱藏的一系列危險，從未得到解決。官方聲稱，三峽大壩有三項效益：防洪，發電，和航運。說到防洪，人們質疑如何解決泥沙和石塊的淤積問題。因為，要解決這一點，就只有不斷排水，與擋水防洪自相矛盾，尤其到了每年的汛期。

說到發電，三峽大壩雖號稱世界第一大壩，裝機容量1820萬千瓦，發電量847億千瓦。但與全中國裝機容量和發電量相比，所占比例僅為4%，遠比原先預料的低，將來所占比例還會下降。換言之，在中國經濟建設中，三峽大壩發揮的作用將極為有限。官方至今聲稱：三峽工程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作用巨大，不能因為害怕戰爭就拒絕發展。從現實看來，這種宣傳，明顯流於勉強、誇大，而站不住腳。且不說其他，單說淹沒八千多處古蹟，就足以抵消三峽大壩林林總總的所謂“經濟效益
”。

說到航運，三峽大壩攔水後，水位升高，萬噸級船隻可通航到長江上游，但考慮到公路、鐵路、航空的不斷發展，這種水路運輸，不過是杯水車薪，況且，考慮船舶在三峽大壩和葛洲壩的過閘時間和管理成本，運輸效益實在有限。

三峽大壩蓄水後，地震數量上升，工程方預測，當地最大可能的地震烈度為6度，因而按7度來設防。顯然，一旦未來發生達到或超出7度的地震，三峽大壩將崩潰。更不用說戰爭，那時，三峽大壩只能成為最大的“靶子”，而且，是不能移動的“死靶子”，絕非可以移動的“活靶子”。

當局聲稱，有關科研單位做了大壩潰決模擬試驗，結果表明，大壩潰決後，並不會影響從宜昌到上海的廣大地區，影響區域限於宜昌以下及江漢平原地區。然而，僅宜昌市，就有140萬人口，僅武漢市，就有800萬人口。三峽大壩一旦潰決，僅當局所指的這一地區，影響就何其巨大？面對至少數千萬民眾的生命安全，當局之言，何其輕浮和不負責任！

三峽大壩封頂之日，工程方宣布有一百多人為工程建設而“犧牲”。其實，為該大壩作出“犧牲”的，又何止這一百多人？一百多萬移民已經被強行遷徙，更多移民還有待遷徙。遷移費遭各級貪官剋扣，層層吃水，移民不僅背井離鄉，而且陷於極度貧困。生理上的不適應和心理上的不平衡，對移民而言，無異於終生創傷。憤怒的移民群起抗爭，換來的，往往卻不是政府的協商解決，而是大批武警的暴力鎮壓。一座三峽大壩，有多少說不完、道不盡的血淚故事！

三峽大壩封頂之日，三百多名中外記者蜂擁而至，然而，中共官方卻極盡冷場，北京中央大員們，仿佛集體失蹤。顯然，圍繞三峽大壩的質疑和爭議，是中央大員們無一現身的唯一原因。為了推卸或躲避責任，人人避之猶恐不及。他們爭相與三峽大壩“劃清界限”，也就是爭相與李鵬“劃清界限”，就像他們在“六四”屠城責任上，爭相與李鵬“劃清界限”一樣。

前中共總理李鵬，一生幹了“大事”兩樁：上馬三峽大壩和主導“六四”屠城。這兩樁，一直飽受中國民間和國際社會的批評與譴責，如今看來，即便在中共黨內，李鵬也逐漸淪為孤家寡人，成為被“同志們”爭相拋棄的包袱。當今中共高層的表現，間接顯示：不論三峽大壩，還是“六四”屠城，其中的是與非、罪與罰，都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