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民主觀念深入人心,支持民主的人總比反對的多。民主既代表着政治制度,也意味着政治權利,因此對民主的理解也與個人處境及其權利要求密切相關。在不同人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民主。
就中國大陸而言,對民主的理解千差萬別,其中最具代表性與行動能力的主要有兩種,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權利要求,兩個對民主需求最迫切的群體。
其一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即那些對現狀強烈不滿、對未來不抱多少希望的人,主體是貧困農民,包括農民工;以及城鄉失業人員,尤其是即將進入社會、或剛剛進入社會的青年學生。這些人或生存狀況惡劣,謀生艱難,卻要承受着強烈的社會分化對比;或理想與現實差距懸殊,對未來失去信心,對現實滿懷怨恨。他們敵視現行秩序,歡迎一切不可預知的社會變動,當然熱烈支持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在他們眼中,民主是他們擴張權利、改變命運的機會,是對現存不合理利益格局的顛覆;是一切推倒重來,變等級秩序為“人民當家做主”。這些敵視與絕望階層的存在及其擴大,是最危險的社會因素。對生活失去期待的人,既可能因絕望而放棄理性,以極端行為報復社會;也可能在某種精神旗幟下獲得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衝動。後者是一切執政者最難應付的對手:當為數不少的人“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時,穩定無法預期;如果進一步發展到“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革命難以避免。
第二種民主觀發生在“成功人士”群體,即除了現在的政治精英之外的精英群體,包括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及有志於民主的未來政治精英。有人類就有社會,有社會就有等級結構,就有精英與大眾之別。精英都擁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他們的民主訴求不可能是對自己既得利益的放棄,而只可能是進一步追求新的、更多的利益。因此,與前一種民主觀不同,這種民主觀不是對現狀的全面顛覆,而是既有所顛覆,又有所保守;不是追求一種自下而上的平等秩序,而是要通過民主程序來強化某種特定的利益格局。不同類型的精英,分別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格局,因此對“憲政秩序”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兩種民主觀決定了中國變革的不同前景。一旦中國開始民主進程,現在看來因“大方向”一致而相互應和的這兩種力量就會發生分化,進而因“爭道”而相互競爭。競爭結果取決於許多具體、甚至是偶然的因素,難以預測。如果第一種民主觀獲得優勢,民主目標會不斷升級,“繼續革命”將無有窮時,其最終結果只能是文革重演,多年的物質與文明的積累毀於一旦,社會陷入無序,歷史重入輪迴。
如果第二種民主觀獲得勝利,中國歷史確有可能走出輪迴,獲得另一種新的可能。這種民主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着中國從此走上康莊大道,中國人從此過上幸福生活。事實是,到時候既有可能比今天好,也有可能比今天糟。就制度而言,新制度比之舊制度具有一些優點,但這隻意味着為未來提供了一種可能,而非必然。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不僅僅包括制度,還有其它內容;影響國家、人民生存狀況的也並非只有政治,還包括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在顛覆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過程中,必然會對政治制度以外的因素也造成衝擊與破壞,區別只在衝擊、破壞的程度大小而已。因此,第二種民主化後的中國是更好還是更糟,取決於對原有各方面積累的破壞與繼承的比例,取決於上述三類精英之間的鬥爭與妥協情況;與第一種民主觀及其背後勢力的交鋒,也必然導致兩種力量之間的對立與傷害,因此這種民主的前景還需取決於鬥爭過後勝利者與失敗者的關係,新的掌權者與社會其它階層的關係,以及國際形勢與國外勢力的態度、影響。
由此可見,民主化進程既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機遇,也有可能致中國於動盪的危險;即使出現最好一種可能,完成內部整合也需要相當長時間。但現在的中國正處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戰略機遇期”,外部競爭勢力(如印度、日本、俄羅斯)也在虎視眈眈,現在並不是適於進行冒險與內部攪拌的有利時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經濟發展的“政績”成了現行秩序的政治合法性背書。
如果在現行秩序下經濟發展也不能持續,那麼在中國拒絕民主化就失去了一半理由,剩下的另一半理由是避免“民主化導致動亂”的危險,即秩序先於自由。即使只剩下一半理由,預計中國政府也不大可能主動啟動民主化改革。現行秩序的穩定性是建立在一種國家與社會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基礎上的,具有天然的結構剛性。一些溫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張,例如成立民間工會、農會,擴張言論自由,表面看不會象民主選舉那樣直接顛覆現行秩序,但它將改變現行秩序賴以維持穩定性的力量對比格局:一旦允許民間集結力量,力量對比發生變化,誰知道民間力量會不會進而提出更多要求?在力量對比已發生變化的基礎上,政府將越來越沒有能力壓制民間的進一步要求,只能被逼得步步後退。這就是中國政府力求將一切反對的勢力與聲音“扼殺在萌芽狀態”的原因,這也是它不願意啟動哪怕是“溫和”政改的原因。這一顧慮不消除,自上而下的主動改良在中國就難以想象,政治進步只能自下而上、自外而內,被形勢一步步推着走。
即使在政府的這種高度戒備下,20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仍然獲得了長足進步,其變化舉世有目共睹;民間社會的力量也有了大幅增長,各種非政府組織、民間聯繫以不同形式成長。一方面是有些領域的自由增進並不危及政治秩序,政府對之不抱敵意;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的擴張必然影響社會的方方面面,自由的增進與民間社會的發育之勢實際上已不可逆轉。中國政府不得不在“增進自由影響穩定”與“遏制自由影響經濟”之間走鋼絲,以求得微妙平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形式的進步才是歷史前進的真實腳印,它內生於社會進程本身,與現存的一切都能夠共生、互動;它的存在不會被扼殺,它的發展之勢不可阻擋。理想化的政治衝動不應該破壞這種腳踏實地的進步過程,不應該中止這種社會的自發演進。
真正理想的社會從來就不會出現在人間,人間所能擁有的只是相對的好與糟,因此,社會改善的正途是點滴進步的積累,大動盪、大手術只是極端情況下的個別。從來就沒有開往理想目標的直通車,不管這種理想的標籤是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理想主義者應該承認現實,學會立足於現狀推動朝向理想的進步,而不是企圖直接用理想型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