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森新論:內孟外孔
——談談如何揚棄始祖孟子的精神人格
孟子後裔 北京哲學會會員 孟繁森
內容提要:孔子孟子同為聖人,但精神人格卻不盡相同,孔子溫文爾雅,孟子血性剛烈。孔子的風格適用於官場職場,孟子的精神適用於內在修養。結論:繼承孟子遺產應當堅持“內孟外孔”。
(1)只有揚棄孟子精神人格,才能將其發揚光大。
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氣質性格,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既以後天習得為主,也受遺傳基因的先天影響。
孟子後裔有兩點與始祖密不可分。其一,血管里流動着孟子的熱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物質無限可分,基因代代相傳,無論經過多少次重組與整合,孟子的基因在其後裔的身體裡永遠像一江春水那樣剪切不斷;其二,舉凡孟子後裔,無論是否識字,都會真心嚮往孟子的精神人格,自願接受孟子思想文化的薰陶。前者歸為基因影響,後者化入後天習得,久而久之,孟子的的精氣神,漸次充盈在每個孟子後裔身心之中,成為無形的孟家族徽。
然而,自然地接受孟子的基因遺傳和後天影響,不如自覺地揚棄孟子的精神人格,更能把始祖的寶貴遺產發揚光大。如何揚棄和發揚光大,值得廣大宗親深入思考和研究,現將我對孔孟思想比較研究的斷想寫在下面,就教於大方之家,並以期引起討論。
(2)孟子是儒學的傳人和“終結”者。
據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春秋以降,儒者宗師仲尼。戰國時期,儒學一分為八,其中主要有兩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傳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傳經,而後學多以孟子的傳道派為正宗。孟子之少也,其舍近墓,後孟母遷其舍至市旁,再遷至學宮之側。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及長乃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唐代鴻儒韓愈斷言:儒學之道始於孔子,傳於孟子,其後不得傳。竊以為此言不虛。
孟子是世人公認的孔子之後最大的儒家學者。他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那麼孟子所“私淑”的“諸人”是何許人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漢書.藝文志》本注則說孟子是“子思弟子”。有人以為《漢書.藝文志》是對的,《史記》錯在“門”字之後衍一“人”字。而據考證和推論,即使子思活到八十歲,距孟子出生還有三十多年,孟子不可能直接受業於子思。孔子去世後,儒學歧路亡羊,鄒魯學者大多只對孔子學說中的“禮容末節”感興趣,而“不見其大” 者;只有子思“上探本與天道,下及經綸天下之大經”,繼承弘大了孔子學說。孟子受其影響而進一步發揚光大,使儒學面目一新。可見子思是孟子所私淑的諸人中對他影響最大的。除子思外,他還研究借鑑了許多其他學者的言論和學說,所以才說“私淑諸人”。
(3)孟子為弘揚和發展孔子學說做出了重大貢獻。
孟子做為亞聖和儒家學派的第二把手,其思想和學說主要淵源於孔子,並為弘揚和發展孔子學說做出了兩個最大貢獻:其一,在儒家思想傳統中,辟斥“異端”,弘揚儒道,歷來被視作儒者的天職,不如此則不足以成為聖人的門徒。而能夠立於儒家道統之本位,視當時充斥天下的楊朱墨翟之言為“違戾正道”之“異端”力加辟斥者,始於孟子。其二,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孔子認為仁是人的最高德性。但孔子論仁,往往就事論事,隨問而答,缺乏集中而詳盡的論述。綜觀孔子對仁的界定,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愛人”,二是“克己復禮”,二者各有應用的範圍,前者是以仁待人,後者是以仁律己,二者合起來涵蓋了人類道德生活的全部範圍。然而,仁從何來?人為什麼必須以仁待人和律己?這些問題,孔子並沒有作出回答,更深層面的理論論證,基本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並從心、性、仁三者的關係上對仁進行了論證,視仁為人心的本質屬性和人性的基本內容,從而解決了仁的來源和根據問題,把孔子的仁學推進到心性論的深度和本體論的高度,向前發展了一大步。儒學大師朱熹評價說:“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辟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仁心上發明大功如此。”(見《朱子語類》卷五十三)
(4)孟子精神人格英氣逼人,氣貫長虹。
宋儒評價孟子“有英氣”。孟子那種以個體人格為中心的倨傲風範,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種“聖人與我同類,萬物皆備於我”的主體意識,那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那種“民貴君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萬古流芳的豪言,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確實英氣逼人,氣貫長虹!若將古語“儒俠同源”比之孟子,亦可謂信矣哉!
孟子英氣逼人,英氣迷人,確是難能可貴的大好事,但好事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轉化成壞事。優點與缺點常常是一體兩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真理再向前走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優點和長處用得不是地方就會變成缺點和短處,遭遇麻煩。孟子的“三不主義”,他的“凍死迎風站,餓死挺肚皮”精神,以之礪志則可,用來指導處世就要作分析。換言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做事(包括說話)如果也要這樣做,那就難免到處碰壁。
以孟子本人為例試析之。
孟子出道之時,正是“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皆以圖存獲利為目的的時代;能言善辯的遊說之士,僅憑口舌之辯,即可一夜富貴。當其時也,策士如雲,無不投人所好,比較著名的就有公孫衍、陳軫、蘇代、蘇厲、甘茂、淳于髡、魯仲連、范雎、郭隗、公孫龍、虞卿、蔡澤、姚賈等一大批人。他們各持一說,到處遊說,而且大都投機取巧,隨機應變,蘇秦、張儀者流更是朝秦暮楚,縱橫捭闔,先後博得六國相印。先是,商鞅曾以帝道、王道遊說秦孝公不成,然後即以霸道——“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於是商鞅受到秦國重用。 商鞅入秦時孟子約十一二 歲,商鞅被殺時,孟子三十四五歲。春秋無義戰,戰國戰無義。孟子目睹連年戰亂,痛心疾首,在痛苦的探索中形成了以王政而不以戰爭安邦治國、統一天下的學說和主張,年逾五十開始遊說梁惠王,指望惠王推行其道。然而惠王不能用,三年後孟子離梁返鄒入齊,五十四五歲做了齊國的客卿(客卿是給外籍官員的封號),後以母喪歸葬於魯,魯不能用,復入齊。齊攻占燕國,孟子建議齊王見好就收,為燕國立一傀儡君主而後撤出,齊王以為此議不妥,未予採納。不到兩年齊軍就遭到燕人的反抗;各諸侯國也怕齊國因此而更加強大,紛紛反對齊國吞併燕國,齊軍在各國壓力和燕人反抗之下敗退撤回。為此,齊宣王自覺既沒面子,又愧對孟子,孟子也覺得再呆下去很沒趣,在花甲之年辭官離齊,返鄒,過宋,為滕制井田。然滕國地域偏狹,終不能有大作為,遂告老還鄉,與弟子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胸懷大志,才華橫溢,卻懷才不遇,不受賞識,在哪個國家都沒呆上三年。何耶?除“陳義既高,不為時主所悅,又以道自重,不肯下人”外,也與其言行充滿狂狷之氣關係極大,是“故難進易退,所至之國,未嘗有所終三年焉”!孟子的狂狷人格之不受歡迎,可以從他與孔子的對照中得到說明。
(5)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二聖學說同中有異。
孟子學說源出孔子,又與孔子學說存在很多不同之處。正如一個人不可能兩次進入同一河流,兩個人就更不可能;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也不會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他認為志士仁人應當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成全仁德,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則在孔子“仁”學的基礎上又發展出“義”的學說,所謂孔曰殺身成仁,孟曰捨生取義是也。仁和義有同也有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愛人,義者助人;仁者博愛(泛愛眾),義者廣利;仁是尚慈,行仁需要“奉獻愛心”;義是豪舉,守義需要“見義勇為”,拿來出勇敢精神。孟子的“義”,凝聚着廣利天下的高尚情操和政治理想,他把“義”看得比生命還要珍貴,他堅持正義的信念“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因此,雖然“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認為,有“義”在胸,即可成為奉行“三不主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6)孔子溫良恭讓,孟子血性剛烈,二聖氣質區別明顯。
孔子對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環境,應該拿出什麼表情、什麼動作、什麼語言,都是一絲不苟,準確而穩妥。據《論語》一書記載:孔子在本鄉之地,顯得溫和恭敬,就像不會說話一樣。但他在宗廟裡、朝廷上,卻很善於言辭,只是說得比較謹慎而已。他同下大夫說話,溫和而快樂;同上大夫說話,正直而公正;在國君面前,他又表現出恭敬不安的樣子,並且儀態適中。 國君召他去接待賓客,他的臉色會立即莊重起來,腳步也快起來,向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手向左或向右作揖,衣服前後擺動,整齊不亂。他快步走的時候,像鳥兒展開雙翅一樣。賓客走後,他還要向君主回報說:“客人已經不再回頭看了。” 孔子走進朝廷的大門時,總是顯出一副謹慎而恭敬的樣子,好像那裡沒有他的容身之地。站,他不站在門的中間;走,他也不踩門坎。經過國君的座位時,他的臉色會立刻莊重起來,腳步也隨之加快,說話時好像中氣不足一樣。當他提起衣服下擺向堂上走的時候,就表現出恭敬謹慎的樣子,屏住氣息,好像不喘氣似的。退出來時,走下了台階,臉色才舒展開來,顯出怡然自得的樣子。走完了台階,又快快地向前走幾步,姿態仍像鳥兒展翅一樣。回到自己的位置,還表現出恭敬不安的樣子。 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時,手持圭片,恭敬謹慎,像是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時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時好像是給人遞東西。臉色莊重得像戰慄的樣子,步子很小,好像沿着一條直線往前走。在舉行贈送禮物的儀式時,他顯得和顏悅色。和國君舉行私下會見的時候,心情更是輕鬆愉快。
孟子的言談舉止則是謙柔不足,剛強有餘,他是一位“抗上”之人。第一,孟子主張君臣關係應以道義為基礎,如果君主無道,臣民不僅可以拋棄之,甚至可以推翻之誅滅之。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加犬馬,則臣視君如同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是向君主要平等,簡直無疑於與虎謀皮;第二,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公然把老百姓置於帝王之上。這樣的觀點,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未必能有通約性,何況那個時代!第三,孟子與君主談話,常常話題尖銳,口氣咄咄逼人,他向齊宣王問話時,直問得對方無言以對,只能“顧左右而言他”,轉頭去看其他大臣們,扯些別的話題。這樣的下級,會受青睞嗎?第四,君主召見孔子時,孔子不等馬車駕好就動身出發了。而孟子卻反其道而行之,有一次他正要去見齊王,不料齊王派人對他說:“我本該來看望你的,但是我有怕冷的毛病,不能吹風。明天早晨,我將臨朝聽政,不知你是否肯來讓我見一見?”孟子卻回答說:“我不幸生了病,不能到朝廷上去。” 其實那天他並沒有病。套用一句俏皮嗑:上級說有病就有病,沒病也有病;你沒病說有病,有病也沒病。啊,君主說自己有病你不高興,讓你去見他一面,你卻說自己也有病,這不是成心嗎!第五,他給別人出主意,別人照他的話去做卻丟了官,這樣的事也是有的。孟子對一個叫蚔蛙的齊國大臣說:你請求擔任法官,已經幾個月了,還不可以進諫嗎? 蚔蛙向齊王進諫而不被採納,便辭官而去。齊國有人議論說:“孟子替蚔蛙出的主意倒是很好了,他怎麼為自己考慮,就不知道了。”第六,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孟子卻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跟大人物談話要藐視他,別把他高高在上的樣子放在眼裡!呵呵,你不把他放在眼裡,他怎麼能把烏紗放在你頭上啊!
(7)孔子講究實際,孟子過於清高。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三個月沒有君主任命孔子做官,孔子就會遑遑不可終日,每次出境都要隨時帶上送給其他國君的見面禮。孔子甚至說過:“富而可求之,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如果富貴是可求的,那麼即使是給人執鞭的下等差事,我也願意去做。而孟子卻不同,他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還拿古人說事兒,說君子“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他提出,君子即使出仕,也不可以“鑽穴”,不可以“穿”,不可以“詭遇”,不可以“枉尺直尋”,不可以“逆取順守”。直到無官可做回鄉養老時,弟子問他擅長什麼,他還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令人在欽佩之餘,不免想起一句名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8)孔子中庸,孟子狂狷。
儘管孔子也說過對待父母之仇要“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這樣具有陽剛之氣的話,但總體來說,“仲尼不為已甚者”,強調“過猶不及”,中庸之道把握得很好。他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深知“事君數斯辱矣”的道理,所以對君主吃人肉也不置一詞。晉文公繼位以前曾被迫害,到處流亡,沒有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給他吃。孔子曾讚揚晉文公的政績,可從沒有譴責過晉文公吃人肉。孔子重視修身齊家,不過,他也堅持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很是精明,有時他還把倫理放在法制之上,主張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孔子在人際交往上也很善於動腦筋,特別注意方式方法,他與陽貨的交往就很能說明問題。陽貨是魯國一個奸臣,也是孔子的宿敵,他總想和孔子見面套近乎,但孔子始終不願見他。有一天他去見孔子沒有見到,就留下一隻火腿送給孔子,給孔了出了一道難題。因為按當時的禮節,孔子收到有這樣身份之人的禮物,必須回拜才行。孔子把這件事處理得非常巧妙,他先讓學生去搞情報,打聽到陽貨不在家這一天去回拜。後來出了差子,他沒有料到會在路上遇到陽貨。陽貨是個大政客,他連續提出兩個問題讓孔子回答,然後又對孔子耍花腔,說,日月每天不停地運轉,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人也一天天走向衰老,等年齡大了,想救世救國,精力就不夠了,歲月不可能永遠停在年輕階段的。逼得孔子終於說出真話:是啊,我馬上就要出來做官了!
魯昭公娶同姓女子為夫人,違反了禮的規定,而孔子卻說他懂禮。此事說明孔子是故意為魯昭公袒護,即“為尊者諱”。孔子一貫以維護當時的宗法等級制度為最高原則,所以難免自相矛盾。事後,他還自嘲一樣地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這說明他自己也明白偏袒魯昭公是個過錯。
還有一件事,更有意味,那就是孟子曾津津樂道的孔子離魯之事。孟子說:“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以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孔子在魯國當司寇不被信任,跟隨魯君去祭祀,連祭過的烤肉也沒按規矩送來。於是孔子離開魯國。不了解孔子的人以為他是為了幾塊烤肉而鬧情緒,了解他的人以為他是由於魯國君相無禮才出走;只有孔子自己清楚,他是為了不暴露君相的過錯,寧可讓自己帶上一點小罪名離開魯國。瞧,孔子為上級想得多麼周到!
與孔子相比,孟子就大不相同了。梁啓超在論及孟子時談到:孟子以為人所以能宏道者,由其有良知良能,故言性善。此善性當務自得而有諸己,故言存養。此善性當博極其量,故言擴充。其教人在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與曾子一派專務致謹於容貌辭色之間者有異,與子夏一派專講進退應對之節傳章句之文者亦有異,其示人入道之途有二:曰狂,曰狷。狂者進取,故勇於自任,以聖人為必可學,以天下事為必可為;狷者有所不為,故尚名節峻崖岸,不屑不潔,終未嘗枉道以循乎人也。狂狷各得中道之一體,合之即成中道。不狂不狷而欲自托於中道,則為言善行惡、媚世賊德之鄉愿而已。凡《孟子》書中教人以發揚志氣堅信自力者,皆狂者之言也;凡《孟子》書中教人以砥厲廉隅峻守名節者,皆狷者之言也。故學孟子之學,從狂狷入焉可耳。
狂狷是孟子的重要精神人格特點,在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上,孟子充分體現了他的狂狷品格。一、他貶斥君主:“不仁哉,梁惠王也!”二、他責備大將。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意思是說,不經過訓練就讓老百姓上戰場,這不是讓他們去送死嗎?慎子勃然不悅,馬上打斷孟子的話,說:我搞不懂你什麼意思。三、與人交談時單刀直入,不留情面。魏國的相國、水利專家白圭對他誇耀自己的治水本領比得過大禹,他就當即反駁說:“你說錯了。大禹治水是把四海當作大水溝,你是把鄰國當作大水溝,洪水都流到別國去了,你怎麼能與大禹相比呢?你錯了。”四、他恃“禮”傲物。齊國大臣公行子的長子死了,齊王的寵臣王子敖去弔孝,剛一進門,在場者就紛紛和王子敖攀談,但孟子卻無動於衷。王子敖很不高興,說:“只有孟子不和我說話,這是故意怠慢我。”孟子知道後,說:“我是按禮節行事”。五,他樹敵太多,認為“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杆子打倒一船人。六、他收了人家的禮品卻不回謝:孟子“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理由是儲子沒有親自到平陸去看望他,“禮儀配不上禮品,等於沒有送禮”。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9)孔子循循循善誘,孟子往往抬槓。
孔子教導弟子,回答提問,也有嚴厲的時候,如樊遲問稼一節。但他通常常是循循善誘,和風細雨,此類事跡,《論語》、《孔子家語》等典籍中都有很記載。
而孟子有時對學生的態度就顯得不近人情。一次,孟子的學生樂正子到齊國,因為沒有馬上安頓好,未能當天去看孟子。第二天當樂正子去見孟子時,孟子很不高興,樂正子趕緊解釋,說昨天沒有及時到老師那裡,是因為住所尚未落實好。可孟子一點也不寬容,繼續責問:“你難道聽說過,一定要住所找好了才來求見長輩嗎?”樂正子只好向孟子承認“這個我有過錯”。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孟子一直揪住不放,對師道尊嚴的維護,超過了對學生的寬厚和關心。
孟子有時回答問題還喜歡抬槓。任國有個人問孟子的學生屋連:禮和飲食男女哪個重要?屋連說,禮重要。那人又問:如果以禮求食就得餓死,以禮求妻就得不到老婆,而不以禮行事這二者都可以得到,那是不是一定要以禮行事呢?屋連答不上來,去問孟子。孟子講了一篇道理後,說:“你去問他:扭傷哥哥的胳膊就可以得到食物,跳牆去摟東鄰的女孩子就可以得到老婆,不這樣做就什麼也得不到,那你會這樣做嗎?”像這樣極而言之地回答回答問題,實際上並非以理服人。
(10)孔子懂得瀟灑,孟子傾向苦行。
《論語》記載:子路、曾點、冉有、公西華陪孔子閒坐,孔子讓他們分別談談自己的志向。子路說可以治理千乘之國,冉有說可以治理六七十里的小國,公西華說願意學做贊成禮人,而曾點則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有人說,曾點的話是用這個比方表達他的政治方略,可我覺得不太像哦!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韶》樂是當時流行於貴族當中的古樂。孔子對音樂很有研究,音樂鑑賞能力也很強,他聽了《韶》樂以後,在很長時間內品嘗不出肉的滋味,欣賞古樂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
孔子在飲食上也有很高的標準,糧食不嫌舂得精,魚和肉不嫌切得細。糧食陳舊和變味了,魚和肉腐爛了,不吃。食物的顏色變了,不吃。氣味變了,不吃。烹調不當,不吃。不時新的東西,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佐料放得不適當,不吃。席上的肉雖多,但吃的量不超過米麵的量。只有酒沒有限制,但不喝醉。從市上買來的肉乾和酒,不吃。每餐必須有姜,但也不多吃。他跟學生要的學費是束修,也就是臘肉吧,孔子後裔如果開飯館,應當把臘肉列入家常菜。
孟子則強調“君子遠庖廚”,很少談到他的飲食愛好。如果非要說說孟子喜歡什麼食物,那大概只能舉出魚和熊掌來。他還是一位苦行僧主義者,主張欲當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11)孔孟之別海了去了,恕不一一贅舉。結論:孟子的精神人格是孟子後裔必須緊記在心,時刻用來約束自己立身做人的無價瑰寶,一定要世代相傳,不可丟失;但是人在職場、官場,卻不可不借鑑孔子溫良恭讓風範。一句話:弘揚孟子精神,一定要對孔孟思想兼蓄並收,堅持“內孟外孔”。
(12)幾點申明:
一、本文旨在強調弘揚孟子的浩然之氣,練好內功,同時借鑑孔子的溫良恭讓,改善形象。因此肯定會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以一聖之所長比另一聖之所短的片面性。自我原諒的說法也可以找到:曰在所難免,曰時間匆忙,曰急就之章,曰心是好心。但我不想為自己辯護,情願就教於大方達觀之家,就教於廣大同宗親友,接受批評指導。
二、本文在方法論上還有兩個缺陷,一是在論述當中所用的方法,除辯證邏輯外,大量使用了形式邏輯的簡單枚舉法(即例證法),難逃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以偏概全的弊端。為此,所得結論不能作為定論,只能引發宗親的思考;二是頻頻引經註疏,雖然自以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終究有掉書袋之嫌。
三、本文並非抑孟尊孔之作,強調孔孟有別,只是為了倡導“內孟外孔”,對各有千秋的孔孟思想各盡其用,使之各得其所。事實上,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本文對孔子的言行並非完全認同。儒家典籍中的忠君思想,奴性味道比較濃烈,這是無可否認的,孔子也未能免俗。因此在堅持“外孔”的同時,對不良因素也要予以拋棄,即使對其思想精華,套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也要用與時俱進的眼光來分析,不可盲目照搬。
四、本文對孟子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作了批評,但這並不意味着本人對始祖不敬,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人格,永遠是我心中的為人處世楷模。
五、本文屬於原創作品。雖因本人懶惰之故,文中援引了其他學者一些“古文今譯”的成果,但也絕非簡單抄襲,文章的基本觀點則完全是論者自己的。好比磚瓦木石,搭屋建房者無不使之用之,但卻不能認為建築設計師總是抄襲原材料生產者。只有梁啓超的《論孟子遺稿》,論者引用得多一些,應當付給任公勞動報酬,但斯人已乘黃鶴去,讓我撿個大便宜。呵呵!^-^!
二○○五年十二月九日凌晨1:39於北京
作者 孟繁森 摘自 孟氏宗親網 發表 2006-05-02 13:13:00
http://www.meng9999.com/mz/Article.asp?articleid=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