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個錯誤打倒大清 |
| 送交者: 袁偉時 2006年07月30日11:02: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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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五十九集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謝幕已經有一段時間,但在史學界,圍繞這部大片的爭論還在進行。大清帝國的最後十年,也就是距今一百年以前,清國進行了諸多改革,史稱清末新政(一九O一─一九一一)。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這究竟是為什麼?
平心而論,清末新政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推動了經濟自由的發育。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清政府發了一道上諭:“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 至於經濟自由的法制化,是一九O四年初接連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後的事。其中規定“凡設立公司赴商部註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與國際慣例一樣,辦企業僅須登記註冊即可。 與此同時,現代財產所有權亦相應逐步確立。《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在“判案後查封產物”一節中規定:“凡封票紙查封被告本人之產物,如產物系一家之公物,則封本人名下應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連。”“凡左列各項不在查封備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屬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孫所自得之物。”這表明財產所有權已從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轉變為以個人為本位。這些法律條文的出現,意味着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權的正當性。 更全面地看,清末新政還標誌着現代社會運作架構開始建立。 首先,清帝國原來實行的是三權合一的專制體制,新政中,在日本學者幫助下,繼承《羅馬法》、《拿破崙法典》等大陸法系傳統,制定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和《刑事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確立了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 可是,大陸法系的缺陷──對個人自由的保障遠不如英美普通法系徹底,加上經過日本這個專制主義殘留甚多的國家為中介傳到中國,又使中國人吃盡苦頭。新政時期所定有關公民自由權的法律,總是在列舉個人自由後,加上一個後綴:“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從而為專制統治者以“法”的名義剝奪公民自由大開方便之門。甚至辛亥革命後制定的《臨時約法》也沿襲了這一錯誤,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臨時參·議院通過並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章士釗立即撰文揭露它沒有解決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他寫到:“《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他指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而且“人慾濫用其權,中外一致”。因此,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於補救:無論何時,無論何人被捕,(本人或其親友)皆得向相當之法院呈請人身保護令;法院必須接受申請,發出保護令,將被捕者置於自己的保護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審查逮捕是否合法或依法進行審理。 其次,清末新政廢除了科舉制度,開始建立新的教育體系。第三,清末新政中,出現了民主政制的開端。一九O五年,清政府派員出國考察政治,設立考察政治館(一九O七年易名憲政編查館),並於十一月諭政務處籌定憲法大綱,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向憲政前進的進程。一九O六年九月正式宣布預備立憲。一九O七年九月下令設資政院;十月命各省速設諮議局,一九O九年十月各省諮議局第一次會議開幕,一九一O年十月舉行資政院會議;這些都是中國民主政治不可忘記的事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議院、三權分立、公民自由這些觀念隨着傳教土闖入中國。歷經被國人視為海外奇談、異端邪說等階段,整整費時七十年,終於為主流文化所認同。清末新政中,以留學歸來人員為骨幹、包括本國學堂畢業生所組成的新知識階層已經形成,他們紛紛被各種新政機關所吸收,推動着官場文化更新。
清末新政推動了中國社會前進,但大清帝國垮了,功虧一簀,沒能保住自己的國號和皇位。原因何在? 一是政治制度改革當斷不斷,從1906年宣示預備立憲開始,走文明國家共同的議會民主之路,已是無可抗拒的趨勢。 一九一O年一月、六月,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連同各省商會、教育會及其他紳民代表兩次發動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九、十月間,各省督撫紛紛電請先設內閣以立主腦,開國會以定人心;各地學生接連罷混資政院也通過決議上奏,請速開國會。這些情況表明,經過近十年改革實踐,民眾、士紳和各級官吏的認識漸趨一致,政治制度改革邁大步的時機已經到了。可是,清政府雖然把原定十年的預備立憲年限縮短為五年,仍然扭捏作態,不肯在翌年立即召開,堅持在一九一三年才開國會。一九一一年五月說是組織責任內閣,卻換湯不換藥,弄出一個不倫不類的皇族內閣。改革時機,稍縱即逝。當斷不斷,並且一再激怒各種社會力量,通過體制內改革整合社會的機會白白流失了。 二是無力制止貪污。 中國傳統專制王朝,也有分權制約的設計,有糾舉和監督官吏乃至最高統治者的機構;而以儒學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約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稱舉世無雙。但中國歷代官吏的貪污也是驚人的:清代也不例外。歷來的統治者都說要反貪污,可是在專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處在衰敗時期的清帝國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賄受賄活動已成為官場習慣,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經模糊。第二,擔負反貪重任的監察系統同樣沒有逃脫腐化的命運。他們也會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難求得公正、徹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沒有獨立的司法和監察系統,它們都不過是行政系統的附屬物。最後的裁決權掌握在專政政權的最高統治層特別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專制者手中,當他們本身不乾淨時,要真正反貪無異緣木求魚。第四,社會生活沒有民主化,民眾維護自己權益的現代公民意識沒有形成,也沒有形成強有力的獨立的新聞輿論監督。一些報館是官辦或接受官方津貼的,缺少現代報刊的獨立品格。總之,晚清貪風無法遏止無非再一次證明,沒有外力,專制政權不可能真正糾正自身的弊端。 三是重蹈國有經濟的死胡同。 眾所周知,清帝國覆沒的直接導火線是一九一一年強制推行鐵路國有政策。這一措施犯了雙重錯誤: 一是直接侵犯廣大民眾的權益,觸發眾怒,犯丁一般統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錯誤。收回鐵路利權,不是一般商業行為,而是經濟利益和捍衛主權的政治行為相結合的群眾運動。有的路權(如川漢、粵漢)是歷盡艱辛,才從外國人手中爭回來的。一九O三年十二月清政府頒布《鐵路簡明章程》,改變鐵路只准官辦或外國人辦的狀況。“在一九O三─一九O七年的五年間,全國有十五個省份先後創設了十八個鐵路公司。”其中十三個商辦,四個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堅持官辦的只有一個(楊勇剛:《中國近代鐵路史》第五十六—五十八頁,上海書店一九九七年)。有的股金是按畝收取的,群眾性很強。公司和築路權都曾依法辦理有關手續。清政府收歸國有,既違法,又與民眾對立。加上政府手中沒錢,打算借外債來辦,更引發強烈的民族情緒。火山因此噴發。 二是重蹈洋務運動覆轍。將築路權收歸國有的惟一藉口是這些公司管理混亂,築路進展緩慢,成效很差。這符合事實。它體現了中國企業家成長緩慢,法治不健全的現實。但是,說企業家腐敗,政府官員就不腐敗嗎?政府要有所作為,只能從加強法治人手,引導股東們通過法定程序,自行整頓,推動企業家更快成長,走向健康發展之路。市場,也只有市場,才能教會人們怎樣經營自己的企業。越俎代,庖已屬違法,收歸國有,忘記洋務運動在官辦經濟的死胡同中打轉,碰得頭破血流的教訓,完全是往後倒退的蠢行。 孫文說發動過十次武裝革命,精神可嘉,但多是少數人的軍事冒險,並沒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國。後者是被自己的上述三大錯誤打倒的。三者的背後則是專制烙印太深。可是,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槍聲一響,十一月三日清政府採納公布的《重大信條十九條》,卻是中規中矩的君主立憲政體。轉化只差一步,確實是功虧一簣。這樣說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不是,因為新政時期的社會進步是多種力量合力推進的成果。革命派也是這多元中的一元。沒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須着力化解這一壓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麼大的改革決心。革命派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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