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辛亥革命
讀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人們往往會產生疑問: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同盟會,把武裝起義的重點放在華南沿海地區,為什麼辛亥革命卻首先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不是起義策劃重點的武漢爆發?為什麼武昌起義在沒有同盟會領導人指揮的情況下,一炮打響獲得成功?1912年,孫中山應黎元洪的邀請到達武漢,在遊覽張之洞的祠宇奧略樓時曾說過:“以南皮(張之洞是直隸即今河北南皮縣人,時人稱之為“張南皮”)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也說過:“民國成立,系孫中山與張香濤(張之洞號香濤)的合作。”在清末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張之洞力圖外御強敵,內興改革。他創辦的實業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基礎,在他死後兩年,他編練的新軍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張之洞大辦近代企業,發軔於廣州而展開於武漢。1884年,他由山西巡撫調任兩廣總督,在中法戰爭中,他起用的馮子材取得鎮南關大捷。戰後他總結教訓,積極在廣州籌建槍炮、煉鐵、紡織諸廠。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接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對辦廠根本不感興趣。張之洞只好把籌建中的各廠遷建武漢,從而使武漢三鎮出現了大辦近代工業的熱潮。1890年開始興建的湖北槍炮廠後來發展到有員工3000人以上,每年可造槍5000餘支,槍彈380餘萬發,各種炮150尊,炮彈4.5萬餘顆。其中口徑7.9厘米的步槍,是當時聞名全國的“漢陽造”。毛澤東說他當兵時就是使用的“漢陽造”,到抗日戰爭時期,“漢陽造”還在繼續使用。該廠生產的軍火,從質量上和數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李鴻章創辦的當時全國最大的軍用企業——江南製造總局。1893年冬建成的漢陽鐵廠是當時亞洲最大、最先進的企業,比日本1901年興辦的八幡製鐵所規模大得多,而且要早8年。毛澤東曾將張之洞譽為舊中國四大實業家(張之洞、紡織業張謇、化學工業范旭東、輪船航運業盧作孚)之首。並說:講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1908年3月,盛宣懷將漢陽鐵廠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前夕,漢陽鐵廠年產鋼7萬噸,擁有工人3000餘人;大冶鐵礦年產鐵礦砂50萬噸,擁有工人1000餘人;萍鄉煤礦年產煤60萬噸,擁有工人3000餘人。張之洞在武漢還興辦了湖北布、紗、絲、麻紡織四官局(湖北織布官局、南北兩紗局、湖北繅絲官局、湖北制麻官局)和另外10個中小企業。同時,他全面推行城市建設、交通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等一系列“湖北新政”,促使武漢地區近代化,出現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隨着工礦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新興資產階級的力量也逐漸成長壯大,越來越多的官僚、買辦、地主、商人投資於近代工商業,為武昌首義奠定了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
張之洞“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興教育,儲育人才”,對廢除科舉制和奠定近代學制,作出了貢獻。他先後開辦了兩湖書院、湖北自強學堂、湖北武備學堂和一批實業學堂、師範學堂、普通學堂,據說到1902年,湖北共有各式學堂200所。他還力主派遣留學生出國,當時官費留日學生以兩湖最多,占全國1/4。張之洞興辦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維護清朝統治的人才,然而他所培養的許多學生卻成為革命的活動家和宣傳家。1900年,由他選派的留日學生唐才常、傅慈祥等發動了“不認滿洲為國家”的自立軍起義。黃興、劉成禺、張繼煦、尹援一、竇燕石等人在日本創辦和編輯了《湖北學生界》(自第五期後,改名為《漢聲》)和《遊學譯編》,其“所譯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權為依歸。兩湖革命思潮,多發源於二雜誌矣”。湖南留日學生陳天華寫了《猛回頭》和《警世鐘》兩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湖北武備學堂學生吳祿貞到日本留學後,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黃興、宋教仁、蔡鍔、董必武、李書城,以及武昌首義時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張之洞培養出來的學生。清政府不得不承認:“育才之舉,轉為釀亂之階。”
編練新軍是張之洞在湖北的又一重要舉措。張之洞徵募新軍士兵的標準,以能識字為原則,文理粗通者更好。因此湖北新軍不僅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而且文化素質較高,“新軍士卒,多文人投筆為之”。新軍軍官也大多由留學生充任。文化知識的需求把新軍軍官和各學堂的學生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湖北新軍的思想很開明,十分有利於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湖北的革命團體,首先得到軍界的支持。革命黨人又確立了運動新軍參加革命的目標,他們甚至投筆從戎,到軍隊中去做艱苦的宣傳、組織工作。劉靜庵、蔣翊武、張難先、劉復基、王憲章、能秉坤、彭楚藩等紛紛投入新軍,改變了新軍的政治素質。吳祿貞認為:“擴充新軍就是增加同盟會的勢力,因新軍所需之將校,多數取材於日本士官畢業之學生,可以供同盟會之利用也。”武昌起義前夕,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新軍中的會員達到5000人。“不數年間,竟將政府的軍隊,於不知不覺中盡變為吾黨之勢力。”(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就這樣,“種豆得瓜”,湖北新軍以清王朝掘墓人的身份載入史冊。時任湖廣總督的瑞瀓說:“總督張之洞費十數載之經營,糜數千萬之庫帑,辛苦選練,而不料均為匪用也。”清廷史官惲毓鼎認為,清朝自導滅亡的原因有三:一是派東洋留學生,二是編練新軍,三是推行立憲,而其“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清朝官員的怨恨恰恰從相反的方面證明,張之洞為維護清朝統治的種種努力卻在客觀上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發。
張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