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世界文明史的視角

就廣義而言，凡非現代民主政治都存在無賴的可能性，並且，在西方
政治歷史上，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也有這種傾向。蘇格拉底因提倡非民
主政治即知識貴族或曰哲學王的治國理想，被處以死刑，算是典型的
無賴政治的政治行為。

拜占庭帝國作為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觀，其無賴政治風格同樣也十分
突出，如政治貴族間的深刻猜忌與暗算（殺）的盛行。

中國的傳統政治文明以西周政治成熟為標誌，同樣存在無賴特質，比
如周朝“世襲罔替”與“天命不予常”的內在衝突，還有秦漢乃至唐
代的酷史政治，十分明顯地或曰更加狹義地表現了中國政治文明中的
無賴性格。

一、以曹魏政治為案例的定義

正式以意識形態方式提倡無賴政治的政權（或曰統治結構）是東漢神
學經學崩潰後的事情。時代所需要的共時性政治特徵與歷時性完全脫
節，所以統治精英就必須技術性地採取“瘸腿意識形態”。曹魏政治
的“偏賢”及其後的司馬氏“偏孝”，均說明了這一點。按民國期間
著名歷史學家夏曾佑的考證：曹魏政治的無賴性是源於士族與宦官政
治的對立，即曹操實為宦官家系（出身）背景，以打擊氣節為政治方
向，即“提唱無賴之風，而摧抑士氣。”

“士氣”，仍是基於神學經學未敗的假想基礎，並不完全具有政治道
德的應然性，但是它畢竟表達了一種保持君權與民眾利益儘可能平衡
的願望。不幸的是，曹魏政治的功利性遠在道德性之上，所以才有了
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天曹操的“唯才是舉”令。

這個被後世誤讀為“政治改革”的經典，徹底排斥了神學經學尚可取
的那點道德殘值性，稱為“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所以，曹操本意是說：“你即便有受賄行為或有與嫂子通姦的過犯，
也無所謂，只要擁護我，就可以。”

也是在這一年，冬天，曹操又發布了著名的退還封地的文告。該文告
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封地可減少，但軍權絕不能交，稱為“誠恐己離
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
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歸納曹操作為標準的無賴政治始作俑者的操作手法，無賴政治的概念
也就有了義特徵：

１、以“政治上正確”代替道德上的正確，或曰當下權力完全與道德
　　等量；
２、軍隊國家化（或皇權統馭軍隊）被否定，或曰軍隊完全從屬於特
　　殊利益集團。

二、現代政治以來的狀況

中國現代政治或以洋務運動（1860）為始，或以戊戌變法（1898）為
始，乃至於以中華民國立號（1912）為始，但終未自覺地放棄無賴政
治。

作為政治文化觀察的一個特定視角，仍以以上“標準定義”看：

１、國民黨的訓政政治構架，導致了蔣介石時期“一個黨派，一個領
　　袖”的邏輯結果。這種惡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蔣經國時代“解
　　禁”即進入憲政軌道之前。
２、國民黨高喊軍隊國家化之“道德”要求，並要割據的共產黨完全
　　歸化於這一體制。但是，雙方的實質選擇都是“黨軍政治”，根
　　本仍基於曹魏的軍隊從屬特定利益集團的本質。

在國民黨的統治在大陸崩潰後，共產黨實際上沒有發生“革命”，基
本上是複製了國民黨的統治要點，準確在說繼承歷史傳統中的無賴政
治習性。除了以上明確的二點即“一黨、一領袖”與“黨軍”體制之
外，共產黨強化了對混合着中國古典化以西方現代政治文明為膚淺色
彩的“士風”的摧抑。其社會學後果是：1957年反右之後，中國知識
分子失去了最後的傳統道德依託，必須堅定選擇“政治上正確”代替
“道德上正確”的現實模式。

此前，《共同綱領》的短命，實際上就是一個預警信號。此後，反右
中的核心問題即打掉“民主黨派”輪流坐莊的企盼，則也可以理解。
至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實在是無賴政治的一個高峰。稍後，在
鄧的解凍時代，“黨軍”問題仍然不允許觸動，但“道德上正確”有
所抬頭，儘管鄧的“貓論”與曹操的“唯才是舉”有着驚人的一致。
對“右派”一概“寬容”（其實根本不能成其為“平反”），在一定
意義上激勵了傳統士風的抬頭。但，不幸的是，由於權力核心集團不
想以現代民主政治框架為參考，結果發生了讓世界震驚的“6．4”事
件。

“6．4”事件不僅大大削弱了共產黨政治的合法性，而且從根本上給
關心中國政治邏輯導向的學者們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能否超
越傷痕文學式的批判，從政治文化視角上看待中國無賴政治的習性。

遞進而言，“控辯雙方”若不共同性地放棄廣義的無賴政治傳統，這
個國家（文化共同體）能擺古典崩亡的災難嗎？就稍微長軸即暫時擱
置傷痕類批判的情況下，是否我們仍能發現一組密碼：毛澤東從文化
上“為曹操平反”（可以將1959年《文姬歸漢》之民族主義表現為細
節觀察點），到江澤民無可奈何地代表一切，改革中“道德上正
確”的復位本身就是一個必然的悲劇。

三、國際參考：無賴政治的外在奧援

中國無賴政治本身就有文化傳統，恰在此際，國際上流行的一種思潮
即列寧主義的“國家暴力論”（徹底摧毀契約論的訴求），更進一步
推動了中國傳統的復甦。此中最大的危險（至今仍未消除的跡象）就
是：（1）法律的生產權力完全控制在一個黨派手中，而《憲法》往
往成為被曲解的必然對象，比如憲法的批評政府（當然應含“黨”）
權利被巧妙以“煽動顛覆”罪名來虛置；（2）中央權力在無法生產
道德的制度工具（工具理性）之時，反而以生產道德（價值理性）為
己任。

如此，導致了更進一步的矛盾：

１、憲法尊嚴被符號化為政治空頭支票，政治上的“舉手之勞”
　　如開放言論成了“勢比登天”的政治假想。

當然，彈性的或策略的放鬆並不是沒有，然而畢竟在中國傳統的士大
夫情結中“直言不諱”仍是一個古典道德要求。

２、“新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陡然錯位。

這是一個尚未受到全世界關注的特殊現象。就西方來看，公共知識分
子大多是有“象牙之塔”可退的，或曰他們基本不帶所謂的“民間色
彩”──當然“更不官方”；就中國看來，象牙之塔不可能是公共知
識分子的退身之地，大量的公共知識分子散落在民間。作為一個公共
價值生產簇群，其中許多人（甚至是絕大部分）缺乏基本的哲學工具
使用的自我訓練。

如此，可以預見的未來，即便真地“共產黨一夜垮台”，中國社會也
並不能必然地防止無賴政治的復現。

３、社會本可自發生產“道德上正確”資源點（如宗教），
　　還是納入行政管理之下的政治控制。

回到本小節的主題上來論，推動中國無賴政治“現代化”的國際動
力，在理論溯源之外，我們仍能看到“權力高於一切”的或明或暗的
影響。東德的昂納克政治最典型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黨，作為“政
治上正確”兼“道德上正確”的社會標準生產者，試圖與一切可能道
德資源點爭奪權力。因此：

Ａ、ＮＧＯ的生產速度極其緩慢；
Ｂ、把本可“合法化”的ＮＧＯ壓迫到潛在的對抗邊緣；
Ｃ、道德生產竟然需要許可證；
Ｄ、政治選項的逼仄，使“國家統一”越來越呈現偽命題化狀態。

結語：現代化，可能歸為夢想

在許多人士看來，中國實際上應告別現代化，藉助民族主義底蘊，回
歸到“新儒”時代，或者以“軟印度”（佛教國教化）方式排斥現代
化。這種思潮本質與回歸毛主義，並無一致性，因為毛主義在文化底
蘊上雖然緊緊地抓住了傳統中的無賴政治，但在機會成本的壓迫下，
它還是認可了自己是現代化的一個波段的。簡單地說，與西方世界最
強大的力量即現代的代表（美國）的媾和，不是鄧改革開放的結果，
而毛政治晚期一個“投降”活動。

中國經濟體積龐大後即與整個世界的依存被大大提高后，必然要面臨
對政治現代化的新一輪形而上的反思，其中，擺脫無賴政治傳統，將
是一個決定命運的指標值。

擺脫不了無賴政治，中國就不可能有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