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語言理論質疑

蘆笛

徐水良先生最近在網上推出《關於文字改革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試圖探索語言和思維的基本關係，證明表意文字比拼音文字優越，並預言人類語言文字的發展大趨勢是向表意文字方向發展。他認為，中文作為一種表意文字，早在幾千年前便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勢，非但無落後可言，而且還如精工表一樣“領導時代新潮流”（按，這是我用自己的話代他表述，最後一句話乃是８０年代初從國內電視廣告上看來的）。

徐先生的論證過程如下：

１）人類思維時使用的工具不是語言而是形象，而所謂“形象”，其實也就是圖像。抽象思維是以符號思維進行的，而那符號其實是圖像符號，因此，“形象思維是抽象思維的基礎”。

２）漢字作為表意符號系統，在本質上屬於圖像符號，能直接用於思維。而拼音文字因為是音符，在用於思維之前必須先翻譯為圖像符號。相比之下，拼音文字多了一重翻譯手續，比較笨重不靈。

３）圖像符號比聲音符號更言簡意賅，涵義豐富，“信息量大，簡潔、形象、明了”，現代漢字雖已不再是象形文字，但它仍然多少保留了後者的“形象意義與符號合一，直觀、無須經過多重翻譯的特點，思維、交流速度快等等特點”。

４）當代文明和科技的發展趨勢，是“從拼音文字到表意符號，圖畫，具體形象，音像（錄音錄像），多媒體綜合發展的方向。而不是……向拼音文字方向發展”，例如美國的交通標誌就“越來越採用簡潔明了的表意表形符號，尤其是像形符號，包括紅綠燈等等”來代替原來的拼音文字說明。

５）漢字改革的失敗證明了它的存在的合理性。

由此，徐先生得出了結論：漢字這個“中華民族創造的人類歷史上的瑰寶”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

以上是我對徐文的理解和總結，若有誤解之處，敬請徐先生指出，謝謝！

必須指出，徐先生和許多網上高手不同（諸如馬悲鳴、林思雲、樊弓等人），還是知道世上有“論證”這檔子事的，而且論證過程也頗嚴密，在此特地予以表彰，以期引起網人效法，蔚成風氣。可惜，他的出發概念完全錯了，導出的結論自然也就無法成立。

下文就徐文涉及到的重大概念，講述我自己的理解，錯謬之處，敬請方家砸磚。

一、所謂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

愚以為，徐先生的基本觀念錯得一塌糊塗。

所謂“形象思維”，指的是思維的主要對象與內容是形象，主要用於藝術領域，例如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塑造、風景描寫、內心世界刻劃等等。美術、戲劇、建築等造型藝術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思維的特點是“表現”而不是“發現”，是“創造”而不是“推導”，是具體想象而非抽象論證。它使用的確實多是所謂“意象”而非抽象符號。

抽象思維則完全不同，它的內容是抽象而不是具體的。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涉及到的抽象概念只能用抽象符號來代表，無法使用具體的圖象符號。誰也沒本事用具體的圖象來表達“偏微分”、“熵”、“加成反應”、“轉座子”、“唯心主義”、“通貨膨脹”、“民主法治”這些抽象概念。不僅如此，就連“抽象”這個概念都無法用圖畫或其他造型符號來表示。

正因為此，從種系發生來看，形象思維先於抽象思維，象形文字先於表意文字或表音文字，藝術先於科學。這原因很簡單：前者更直接，更具體，更依賴於感性經驗，而後者則需要在前者的基礎上上升到一個較高層次。哪怕是原始社會也有壁畫，但人類只有進化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現科學。古代中國遲遲沒有完成這一進化，因此儘管有相當燦爛的文化藝術，卻一直未能建立自然科學。

但這只在種系發生上成立，於個體思維則不然。任何一個有過抽象思維經驗的人都知道，無論是閱讀，是聽課，是交流，還是獨自思考，使用的思維工具都是抽象符號而不是具體圖象。哪怕是閱讀老子孔子寫的原始粗疏簡陋的著作，您也無法用具體圖象來理解和轉述“仁”、“道”、“禮”那些抽象概念。

因為不明白這簡單原理，徐先生才會“見微知著”，去交通符號的改變中去尋找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方向。他理解的抽象思維活動，似乎就是看到紅燈踩剎車，看到綠燈踩油門。卻不知道交通符號之所以如此設計，乃是提高路人或司機的反應速度，因為形象符號直觀，不假思索，而閱讀理解有個速度問題，這恰恰說明圖象符號無助於深刻的高層次理解，只有助於促發簡單的條件反射。他卻竟然據此不但預言中文的前途，而且預言世界文明走向！

因此，徐先生所謂“思維以圖象符號為基礎”之說，任何一個有點思維經驗的人恐怕都不會同意。他的錯誤是把“抽象符號”當成了“圖象符號”，而這就是他立論的全部基礎。把這一柱石抽去，則徐氏理論立即便如葡萄皮罵我時說的那樣，嘩啦啦倒了一大片。

二、語言與思維的關係

那麼，抽象符號的實質是什麼？愚以為其實是聲音符號。有那麼多學者認定“語言是思維的基礎”，並非毫無緣故。

有過思維經驗的同志想來都能同意，無論是聽課，是閱讀，是交流，還是獨自思考，都不是無聲的。聽課就不用說了，看書時讀者也在心中念念有詞。除非內容簡單，若不把某段話在心裡讀出來，您就根本不會明白它的意思，越是艱深複雜時越如此，有時甚至要反覆讀上許多遍才能領會作者的意思，閱讀康德的著作就是最好的例子。獨自思索時也如此，例如在腦子裡比較“民主”、“專制”之優劣時，您的腦子裡根本就不可能出現什麼具體圖象，只會是“有聲獨白”，只是那“聲音”停留在大腦里，沒有發送到發聲器官去“物化”而已。總而言之，在大多數情況下，人類在思維時，腦子裡出現的不是什麼圖象符號，而是聲音。

當然，這說的是大多數情形。斯大林說：“不可能想象沒有語言的思維，也不可能想象沒有思維的語言”，這話說得太絕對了。現成的反例徐先生已經提到，那就是天聾地啞者照樣有思維能力。但這些人是怎麼思維的，誰也不知道，無法深入探討。我不敢說自己不懂的事，只能存而不論。

就連正常人在思維時，也不一定處處使用語言，所謂“直覺”就是如此。在很多情況下腦袋裡並沒有什麼“內心獨白”，也沒有什麼循序漸進的嚴謹推導，朦朧之間突然就一步飛躍到了結論。這大概就是禪宗所說的“頓悟”，女性就最擅長這種直覺式思維：）

除了主要使用聲音符號思考外，人類當然也使用圖象符號甚至具體形象。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克褲勒發現苯環。又如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們建立的種種分子模型（最著名的就是波爾原子模型和DNA雙螺旋模型）都是形象模型，但這種情形並不普遍。最常見的思維方式還是還是“內心獨白”或“內心對白／辯論”。

從個體發生來看，語言乃是先天就有的能力，猴子再訓練也不會說話看書，而人類不用專門訓練，天生就會說話，後天決定的不過是使用何種具體語言而已。嬰兒學說話根本不是什麼有意識的學習，而是先天具有的官能因被外界環境自然觸發而表達出來，與成人學習外語完全是兩回事。這現象表明人類大腦在進化中獲得了能遺傳的語言能力。

因此，從個體而言，語言甚至先於思維發生。孩子學講話無非是表達某些簡單意願，開頭是無意識地重複大人的話語，到智力發育到一定程度才明白那些早就學會的單詞的意思。例如我孩子小時人人都說他高，他自己也這麼說，但我斷定他根本不知道那詞的涵義，於是某日問他：“你和媽媽誰高？”他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我高！”

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語言對於思維是何等重要。人類優於其他動物的無非是智力，沒有先天遺傳的語言官能，這種優越性恐從無法體現。因此，“語言是思維的基礎”之說，我認為在大部分情況下確實成立。

三、中文其實也是聲符

論者在比較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優劣時，最常犯的錯誤就是把前者當成了絕對的音符，把後者當成了絕對的意符。徐先生不但犯了這錯誤，而且更把“意符”當成了“圖象符號”。後一錯誤已經在上面指出過了，這兒要指出的，乃是中文其實也是一種聲音符號，可惜爭論雙方常常忘記了這一基本事實。

所謂表意文字與拼音文字之分，其實是相對的。說前者是“意符”，是說它們與發音缺乏嚴密的合理的聯繫，如阿拉伯數字一樣，可以脫離發音而存在。但這話的意思，是說那些符號代表的意義並不因發音方式改變而改變甚至喪失，並不是說它們可以變成無聲的符號。漢字和拼音文字的區別，是它沒有忠實記錄並準確指示語音的功能，因而成了一種很笨拙的聲符，需要重複機械記憶才能掌握其發音。但脫離了發音，它也就喪失了指意的功能。

類似地，說拼音文字是“聲符”，是指它能忠實記錄並指示語音，並不是說它沒有表達意義的功能，否則它根本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總之，所謂“聲符”和“意符”的區別是相對的，漢字有聲，拼音文字也能指意。

因此，使用漢字進行思維的方式和使用拼音文字並無不同，仍然是“內心獨白或對白”。此時思考者的腦袋裡並不是如徐先生的奇特想象一般，萬籟俱寂，只見一群漢字列成方陣作啞舞。識文斷字者和文盲一樣，思考時都在心中念念有詞，區別只在於前者有閱讀能力而已。但這閱讀其實是把圖象符號轉化為聲音符號。

因此，徐先生在此恰好說反了。閱讀確實是個翻譯過程，但不是如他所說的把聲符譯為圖象符號，而是把意符譯為聲音。如果不完成這翻譯，讀者就常常無法理解其意思。而這就是為何舊式教育特別強調背誦。所謂背書，其實無非主要是記憶一堆聲音而已。這就是為何人們能背誦出古詩詞，在背誦時還常常陶醉在那情調之中，但不一定能把涉及到的字都寫對。

使用拼音文字進行思維其實也是同樣過程。英文功力到了一定程度，您根本也就不會去逐詞拼讀，而是不假思索地把一行行形體符號翻譯聲音，和閱讀中文並沒有什麼差別。外國初學者還多了個將外語翻譯為母語的過程，但那翻譯其實是把一種聲音翻譯為另一種聲音，並不是翻譯為圖象符號。功力到了一定程度便可省略這過程，能直接進行所謂“英語思維”。但那思維和漢語思維本質毫無區別，都是用聲音進行的。

因此，愚以為，無論是使用中文還是英文，思維本質都沒有什麼不同，都是以聲音為思維工具。兩者都同時具有聲符和意符的功能，區別只在於聲音和符號的關係是否緊密合理。漢字因為沒有注音功能，使得初學者在建立符號與聲音的一一對應關係時必須花許多功夫，但這種對應反射一旦建立之後，閱讀理解過程與鬼子並無本質不同，都遵循“符號－>聲音─>意義”的反射鏈。

四、漢字的弊病

由上論述可知，徐先生對漢字的歌頌乃是毫無地基的空中樓閣，最可笑的是他那“存在即合理”的論證方式，用漢字無法廢除來論證它的優越性，卻不知道“生命力”不一定等於“優越性”。例如癌細胞的生命力比正常細胞強多了，難道那就是優越性證明？漢字無法廢除的原因我早就說過無數次了，乃是因為漢語是單音節語言，若使用拼音文字勢必引起巨大混亂，根本就無法作為思想交流工具，這隻說明漢語的弊病難以根治，豈能反倒視為其優越性的證明？

另一方面，某些批評甚至抨擊漢字的人又走火入魔到了可笑地步。例如林思雲曾把使用漢字和人腦的發育聯繫起來，將中國人不善於抽象思維歸結於漢字。啟明更荒唐到把中國的一切弊病都歸於漢字，甚至鬧出把中國足球隊輸給日本歸結於漢字作祟的天大笑話來。

我認為這些宏論都沒有什麼根據。漢字對思維當然有影響，但那是繼發的。主要的弊病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覆說過了，那就是它不是注音符號，因此沒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因此不能與口語同步發展，也缺乏接納外來語的能力，更只能使用既有字彙造詞，由此導致了為徐先生激賞不已的“信息量大，簡潔、形象、明了”的缺陷，妨礙了思維的清晰與精細，等等。

我過去沒看到的一個問題則是看了徐文才想到的。如上所述，在大多數情況下，思維的實質是無聲話語，但因中文同音字太多，思維就不能完全脫離形象符號。例如我多篇文字都強調指出許多國人至今分不清“權力”和“權利”。在陳述這主張時，心裡光念念有詞還不夠，腦海里還必須出現那兩個詞的模樣。同理，孔子在建立“仁”的儒學中心概念時，那字樣也一定會出現在腦海里，否則無法與同音字“人”分開。思維時除了使用聲音外還必須使用圖象符號，這豈不是多了一重累贅？因此，如果漢字本身真對思維有原發性影響，那似乎也是不利於思維速度與清晰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