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這好比奴隸社會。不，奴隸社會比不上。從古以來，只有把異族俘虜或判罪的犯人當奴隸（拐騙是偶發個案）；卻不見有本國本族艱苦謀生的同胞，或是可憐無辜的孩子，甚至不一定哪個合法公民（包括倒楣的大學生），會成批遭受騙、拐、逼迫、綁架、買賣、轉賣，長期淪為牲畜不如、可以生殺予奪的超極限勞役工具。

據知情人士披露，還有更加慘無人道的黑煤窯，許多從外地騙來的勞工，在進入礦井後，就至死也沒有放出來重見光明的。

是誰讓黑窯主們如此史無前例肆無忌憚？這類黑窯，存在和猖獗了不下十年，至少三年前就有過公開揭露，但和絕大多數貪瀆腐敗案件一樣，一直傲然於黨紀國法之上。此次山西洪洞案被查處，只是冰山一角，是在互聯網上出現四百多位河南父親的聯名求救信，一些媒體和仗義人士頂風而上，形成海內外巨大震撼後的“意外” 效應；如同某些倒楣的貪官污吏被查處示眾一般，完全不意味着這類惡性事件有了從根本上防微杜漸的可能。只要風頭一過，就像高官貪瀆腐敗案件那樣，從萬元、十萬元、百萬元，直線上升為千萬元、億元、十億元……級，青出於藍，層出不窮，愈演愈烈。

舉國戟指痛責黑窯主、包工頭、人販子、狗腿打手，罪上加罪的村支書、人民代表老子……；追究合伙人、支持者、包庇者、瀆職者、後台老板，他們是盤踞在黨政機關、主管部門擁有實權的惡勢力。一些人會受懲處，然而，幾乎沒有人奢望這類案件會得到徹查徹辦。

中國在迅速富起來，可是社會公正性在迅速敗壞下去。黑磚窯案的罪孽原因不得根治，情況只會日益惡化。這樣的大環境裡，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無法循正道順暢發揮創造力量，成為深化改革、科技進階的決定性限制因素；追求富貴的動力，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和最廣大人民的福祉，卻在驕奢淫逸面子工程的一床錦被下，醞釀着無窮無盡荒唐詭異的災難，走向沉淪深淵。

山西黑窯案不同尋常，給一床錦被捅了個大窟窿，刷新了人性醜惡之最的世界記錄。什麼人權、自由、法制、憲政，什麼仁愛、和諧、德治、人本，什麼GDP、奧運、世博、大國崛起，在黑窯案之類面前，統統蒼白失色了。

拖、混、蒙的日子該到頭了。中國正在進入後黑窯案時期。從好的方面設想，這可能是大警醒、大審視、大希望到來的契機；人們不僅要進一步拷問制度上、道德倫理上，以至民族劣根性的原因，而且必須催生一張應對之道及其時間進度表，這恐怕是後黑窯案時期中國時務的要中之要了。

愚以為在這一切的背後，無非兩大致命缺失作祟，至於應對之道，其實相當明確。

1， 中國沒有一種堪以“救贖”人性原罪的社會性信仰體系

西方基督教文化區發達國家，得益於基督教的神性人本主義，特別是16世紀宗教改革後，新教提供的心態文化，形成了激發愛心，兩心（指本能的私心和後天培育的愛心）調諧，堪以驅動人類天賦特秉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社會性信仰體系，產生了導正社會發展進步大方向的轉轍器的偉大歷史作用。有了這樣的信仰體系，這些國家科技發明紛至沓來，政治制度推陳出新，雖然會出錯甚至犯大錯誤，但能夠自我修正，創新不止，繼續引領世界進步潮流，這一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進入科技發達的理性化現代社會，普遍篤信奇蹟的時代已經過去，神性信仰體系不可避免遭遇歷史局限性，西方宗教信仰危機日益彰顯。今日求解中國信仰真空難題，必須立足理性基礎之上，不可能指望重演中世紀宗教特異功能。

兩千年來，中國社會在“政教合一”型的偽儒思想主導下，致力壓抑天經地義的私心，以取消自我意識，提倡自欺欺人的“大公無私”為能事，至宋明理學興而登峰造極。這種信仰體系非常有利於維持專制特權統治體制超穩定運行，但造成發展停滯，國運衰敗，落後挨打，幾至開除球籍。

近半世紀來，中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包含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其內涵心態文化底蘊具有兩心調諧性質，但在社會實踐中，往往被牽強附會、曲解、變造，以服從政治需要。

在中國，長期以來，以馬克思主義名義推行的基本價值觀，毋寧說相當於宋明偽儒“存天理，滅人慾”悖論變本加厲捲土重來。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以“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斗私”、“滅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主調的假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實際上已遭揚棄，形成了今天令人困惑的所謂信仰真空狀態；於是人類與生俱來特有的原罪（＝“靈性＋自私”？），成了彼此心照，實現利己目的的當紅正朔，勢若燎原，如火如荼，什麼樣的壞事都幹得出來，是不奇怪的了。

今天中國解決真空型信仰危機的出路，需要建立一種適合國情的“兩心調諧”型理性價值觀體系。這種體系，無需遠求或冥思苦索生造杜撰；如果我們能夠睿智地區分真假孔子，最可能從自家真孔子那兒找到這種理性框架體系，一旦與時俱進，重新解說，充實豐富，與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各種主流宗教，以及人類思想寶庫中一切思想體系的真理內涵融會貫通，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個目的就不遠了。

舍此，還有多少可行選項呢？

2， 中國缺乏一種扶正祛邪的“權力制衡”體系

權力導致腐化；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權力必須以權力制衡。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中的“共和”兩字，開宗明義意味着以“權力制衡”功能為特徵的憲政國體，但事實上，這種“權力制衡”功能尚未形成。迄今為止，限制絕對權力的手段始終超不出自我監督的範疇。

從夏禹、商湯、周公以來，中國的英明君主們早就反覆強調加強自我監督，防止政權腐化變質，落到亡國亡家的下場。可惜那是徹頭徹尾不可能的任務。歷史早已充分證明了這種善願的虛妄性和悲劇性。換言之，沒有“以權力制衡權力”的真性“權力制衡”，就無法保障社會公正及其進步趨勢，無論貪污腐化或黑窯慘案，都不可能得到有效制止。

難道現代中國人的政治智慧還超越不過先祖大夢境界？

非也。中國朝野無不明白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化的鐵律，也清楚了解西方發達國家“權力制衡”體制卓然有成。偉人毛澤東和鄧小平可能就是最大的明白人。

1956年，蘇聯斯大林暴行蓋子揭開後，毛澤東在八大期間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鄧小平又曾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黨和國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特別高明嗎？非也。關鍵在於這些國家形成了一種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儘管難免走彎路，犯錯誤，但這種機制具有良性反饋調整能力，能夠及時發現和制止錯誤傾向，進行優化選擇和自我完善。

西方成熟的“權力制衡”手段，都以分權為前提，並以“權力更迭”為當然。在中國，兩千年間，包括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近百年來，還從來沒見過一個自願分權和接受“權力更迭”命運的政權。究其根本原因，應該承認中國社會一直沒有一種堪以“救贖”人性原罪的“兩心調諧”型社會性信仰體系，長期缺乏個人價值本位的自覺性，對於政府功能，習慣於寄望“天降明君”“青天大老爺”“為民作主”，而非自己作主選擇的公僕，何來建立“權力制衡”體制的強大意識形態基礎。

中國執政當局“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否定採行西方成熟的三權分立、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等“權力相互制約式的民主制度模式”，不能簡單地論斷為“戀棧權力”。正如鄧小平所說，事實上如果現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或“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現“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並非危言聳聽。

執政黨反覆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是一個合乎國情和人心的口號。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教育平均水平尚低，民主啟蒙猶未實現；先天不足的人文背景條件，決定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必須是謹慎的，緩進的，以防欲速不達，引發社會動亂，破壞了今天來之不易的經濟騰飛形勢。

但穩定、謹慎、緩進，絕不等於可以無所作為。黑窯案警訊告示，中國人的光陰實在蹉跎不起了，無所作為者，實與犯罪（反人類罪）無異。

從中國現實國情出發，目前還只能在一黨執政的既有架構下探索建立“權力制衡”體制的可行性。

這種可行性的有無，端視能否在西方經典的多黨制之外，開闢一條別開生面的安全通道，設計出一種不落西方傳統窠臼，非但不削弱黨的領導，卻能有效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甚至進而強化一黨執政的權威性和合法性，致令特權既得利益階層欲拒還迎、無可抗拒，但是確實符合最廣大人民長遠和根本利益的真性“權力制衡”方案。

產生於工業化前期，沿行兩百多年的西方民主政治體制自身已經顯得古老陳舊，問題叢生，處於迫切需要革新的狀態。中國何不乘此一面借鑑外部成功經驗，一面因應自己國情，開拓具有自己特色的創新改革道路；同時也為整個人類大家庭的民主共和大業貢獻新思維、新選項、新經驗？

時勢要求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志士仁人，面對這一貌似“無解”甚至“悖論”的世紀難題挑戰，運用天賦靈性智慧，殫精竭慮，有所突破。

本文提供一個中國特色“受控權力制衡”解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