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豬窩”里做學問 --記吳迪學術反腐

　 記者周欣宇／近20年裡，吳迪原本一直過着一種典型的學者生活：搞研究，教學，著書，帶學生，有空時還會游個泳。不過從上月開始，他給這份生活清單鄭重地添上了一項非典型內容：學術反腐。
今年8月2日，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的這位研究員，在“中國學術論壇”網上發表了一份公告稱“中國學界正面臨着前所未有之災……為弘揚社會正氣，打擊學術腐敗，本人出資12萬元人民幣，成立學術反腐工作室。”公告宣布，對“提供權學交易及剽竊他人著作的確鑿證據”者，將給予600元至1萬元獎勵。

這些獎金將由吳迪個人自掏腰包。“為了能活在一個稍微衛生一點的學術生態中，我還是願意付出一點代價的。”這位56歲的學者說。

吳迪走上學術反腐的道路，最初開始於一次“冒傻氣”的“衝動”。

那是在去年秋天一次學術會議上，《當代電影》雜誌主編提出要辦個書評專欄。吳迪正有感於當下學術著作抄襲剽竊成風，當即接過話茬：“這年頭的書好多都是摻假的，要搞書評，首先得打假。”主編當即表示贊成，學術委員們也熱烈響應。大家紛紛倒苦水，指出某某某剽竊了自己的書，誰誰誰抄襲了自己的文章。吳迪“衝動”之下，允諾道：“好，既然各位給我提供了彈藥，我就來寫這篇書評！”

沒多久，這篇題為《學術規範與職業道德----電影研究中的抄襲與剽竊》的文章發表在《當代電影》2006年第6期上。他在文中點了4個人的名，幾乎都是名牌大學的教授、博導。

文章立刻在圈裡炸開了鍋。那一期《當代電影》多印了幾百本還是脫銷。《文藝研究》、《電影藝術》的主編也跟吳迪打招呼，叮囑以後一定把類似文章給他們發。某影視所前所長給吳迪寄來書和信，稱中央戲劇學院一位副教授剽竊了他的書，但囑咐吳迪“千萬別暴露”他本人，寫文章還是以吳迪的名義。還有人告訴吳迪，北京師範大學一位教授聞訊，趕緊把她主編的一套書從出版社要回，要求各位作者在引用處加上注釋。

當然也有“興師問罪”的。有人給編輯部寫匿名信羅列吳迪罪狀，有被點名者給編輯部打電話聲稱要起訴。文章發表一周后，吳迪的汽車4個輪胎分兩次被扎，“第一次扎了3個，第二次把剩下那個也扎了”。

“都是側面入刀，刀口寸許。”吳迪呵呵笑道。同事們跟他開玩笑：“下次不扎車了，該扎你了！”嚇得吳迪那段時間出門就得戴墨鏡。

儘管“懶得再寫這類文章”，因為需要查核考證，費時費力還擔驚受怕，但是《當代電影》催稿不斷。於是吳迪從今年元旦到春節一天沒歇着，完成了第二篇。為了核實情況，光長途電話費就花去400多元，寫到第九稿才最後定稿。這次文中點了3位學者的名。

然而吳迪沒想到，一度“火急火燎催稿”的《當代電影》卻表示要徵求意見，暫不發表。兩個月後，主編找吳迪談，希望他把文中點到的人名隱去。吳迪表示不能接受。他將文章轉投當初熱心約稿的另一本期刊，竟也被拒絕。一番輾轉之後，文章最終發表在《博覽群書》2007年4月號上。

被吳迪點名批評的人，都是他的熟人，有些甚至曾經可以算做朋友。可是，“如果要揭發學術剽竊，就必須點名。不點名，就沒法成文”。他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人是想獲取好處，至少是混個好人緣兒，辦事容易。我不想當博導，不想當學術委員，不想拿課題費，不想單位給我出書補貼，不想在學界為自己為親友獲取任何額外的名利。”

吳迪自稱，20年來一直做着遭人恨的事。從研究“文革”到批判電影審查制度，從重寫電影史到批判於丹、質詢媒介體制，“可以說，得罪人是我的長項，遭人恨是我生活的常態。”他頗有些自我解嘲，“人生在世，豈能不遭人恨？！”

與許多同時代知識分子一樣，40年前，吳迪前往內蒙古插隊，4年後，成為內蒙古一家鑄鍛廠的工人。先農後工整10年後,上大學，讀研究生，畢業後開始了學者生涯。上世紀那個特殊年代的經歷，成就了他“愛也過人，憎也過人”的性格特徵。

吳迪覺得，自己其實跟大多數人一樣，並沒有潔癖，但也不能忍受“垃圾成堆、骯髒混亂、蚊蠅蟑螂臭蟲飛來爬去”。“在這種學術環境中活着，是不是有點苟且偷生的意味？”他自問道。

他為當下的學術環境感到憂慮。瑞典名校烏布撒拉大學一位教授曾告訴吳迪，烏大邀請上海某名牌大學一位教授做訪問學者，寫一篇關於阿富汗的論文。沒想到，這位中國教授完成的論文竟是從網上抄來的。烏大馬上停發他的工資，請他離境。

也是從這位瑞典教授那裡，吳迪還聽說，有一位中國學者申請去訪學，提供的學術簡歷上一年之內竟然發表90多篇文章，並且這些文章涉及的學術領域大不相同，有法學，有文學，有語言學等等。經過調查發現，此人把與他同名的學者發表的文章全部算在了自己名下。

“把人都丟到國外去了。”吳迪憤然道。

在他看來，當今中國的學術風氣已經到了近百年來的最低點。“我計算過，如果搞一個學術腐敗排行榜的話，至少50所大學榜上有名。如果搞一個反腐排行榜的話，只有不到10所大學。”

而“現在能做的只是搞個民間工作室，修修補補，聊勝於無”。今年8月，吳迪決定成立“學術反腐工作室”。在成立公告中，他痛心地描述這場中國學界面臨的“前所未有之災”：“一方面是學術腐敗愈演愈烈，學術規範日見廢弛；另一方面是學府漠然置之，學人麻木不仁；出於利益之考慮，某些單位、個人，甚至司法機構對剽竊、侵權者百般包庇。而揭發剽竊、反對腐敗者輕則受到冷遇，重則遭到打擊報復。”

“我沒別的辦法，如果我不想在‘豬窩’里做學問，如果我不想活在一個被後人和外國人恥笑的環境裡，我想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動員大家一起來反腐，而我又不能指望大家都學雷鋒，所以我就得出錢。”他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

他算了一筆賬：2002年買車，今年車貸剛還完；此前每月要還2100元車貸，現在就權當作繼續還債，只不過用這每月2000多元來打假。

除了揭發抄襲剽竊，吳迪希望工作室能更深入地打擊學術腐敗，因為“抄襲剽竊在學術腐敗中只是小兒科”。他引用學者丁東的話：“如果羅列學術腐敗的十大表現，這個問題進不了前三位”。更突出的學術腐敗，“一個叫學術依附，一個叫權錢交易，一個叫逆向淘汰機制”。他認為，目前體制下，要改變學術依附和逆向淘汰機制不太可能，但可以通過媒體來監督權錢交易。

他甚至決定：“只要能提供權錢交易的真憑實據，工作室願意付給這位學術環境保護者一萬元人民幣。”

對吳迪這一連串舉動，同行中有支持也有反對。有人要加盟他的工作室，願意出錢，建議成立基金會。而反對者來自各個方面。中國傳媒大學一位教授不無嘲諷地說：“以後不敢寫文章了，弄不好被吳迪抓住----你抄襲了我的標點符號！你剽竊了我的語法！”而就連他的一些學生也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媒體記者的事，他是多管閒事。

但也有另一名學生在博客中這樣寫道：“我是絕對不敢抄襲的，這不僅關乎自己的研究生涯，更重要的，不能讓任何人找到‘報復’吳老師的‘話柄’。上梁不正下梁歪，吳老師自己一根上梁正得很……我們這些下梁又豈能歪呢？能成為他的學生，是我一生的榮幸。”

然而，工作室成立一個月來，吳迪只接到兩封信，12萬元打假基金至今一分都還沒花出去。不過他並不覺得意外：“當我們碰到扒手行竊時，都會有衝上去抓住他的衝動。但是今天的環境壓抑了這一衝動。你剛想說出真相，卻發現周圍的知情者誰也不吱聲，熟視無睹。你熱血沸騰，想登高一呼，可是登高一看卻發現了更多更大的扒手，有的簡直就是搶銀行、偷國庫的黑幫大佬。”

“如果‘學術反腐工作室’能夠扒出來幾個學界權錢交易的例子，那它就開闢了中國整肅吏治腐敗的新領域，它就完成了歷史使命。”這位北京學者躊躇滿志地說。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歷史和學術始終讓我敬畏，令我仰止，使我深信不移。我相信，在時間的汰洗下，在未來的語境中，偽裝將會剝落。我相信，學界遲早會清除自身的污泥濁水，找回失去的尊嚴。”

不過在當下，為了使自己的汽車輪胎不再“慘遭毒手”，這位有志於“揭露黑暗，抨擊醜惡，呼籲社會公正”的學者，只好把車存入自家小區附近的一個車庫，改為乘車或騎自行車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