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與役畜最大的不同在於：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簽定契約的自由，有討價還價的權利，有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如果剝奪了這些權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會說話的牲口。用上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來說，就是“奴工”[9]。對應“農奴”的構詞法，也可以叫“工奴”。

中興煤礦的工人，尤其是包工頭招來的“外工”，其地位處於工奴和馬克思談論的工人之間。他們依附於“封建把頭”，選擇自由受到江湖行規等非經濟因素的干擾，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僱於公司的“里工”，雖有簽定契約的自由，卻沒有聯合起來討價還價的權利，另找飯碗又難，選擇自由便大打折扣。發明“工人階級”這個概念的歐美人，稱這種中國勞動者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體，即社會政治權利殘缺不全的工人。

工會原來很值錢

——讀民國年間《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1]

吳思

一、工會的貨幣價值

從1927年起，中興煤礦工人的工資陡然上升。

中興煤礦位於山東棗莊，當時在中國排第三，產量僅次於日資的撫順煤礦和中英合資的開灤煤礦。據《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提供的數字，1917年-1926年，中興煤礦井下工人的平均月薪一直徘徊在7.8塊銀圓左右。按1比35折算為2003年左右的人民幣，相當於273元。那時候，多數工人只有一套破衣服，每天吃兩頓飯，高粱面或麥子面煎餅卷大蔥，外加鹹菜和糊塗湯[2]。用現在討論農民工問題的話說：井下工人的工資水平長期偏低，增長緩慢，國內需求嚴重不足。

可是，從1927年開始，井下工人的工資連增五年。到1931年，平均月薪已達13.02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按1比30折算為2003年左右的人民幣[3]，約等於391元，漲幅高達43%。調查者施裕壽、劉心銓寫道：“近年來工資之所以特別上漲，大半是工會的力量。”

調查者抄錄的工會與資方的第三次協定可以證明這個說法。協定共15條，第一條就是增加工資。自1930年12月1日起，各級工資平均增加15%左右。隨後是關於撫恤金、救濟金、假日工資、花紅（獎金）攤派、工人浴室、退休金、工作時間等方面的內容，條條關繫到工人的切身利益。這份協定，是工人憑藉集體力量與公司反覆“交涉”的結果。

讀到這裡，我如受電擊，想起了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觀點。他把貧困理解為權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剝奪。說得更形象點，他將貧困看作一個健康人被種種法規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腳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中興煤礦工人工資的提高，來自一項政治權利的獲得，或者說一條禁令的鬆動：工人有了聯合起來與老闆討價還價的權利，有了組建工會的權利。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項政治權利原來是很值錢的。

組織工會的權利可以換算為多少錢呢？調查者說，工資上漲大半靠工會的力量，倘若將“大半”算作75%，那麼，工會能給井下工人帶來32%的工資漲幅。

這是一條引人遐想的結論。

現在中國約有兩億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約為667元[4]。假如農民工有權利組建工會，倘若這些工會真能發揮在棗莊煤礦的作用，將工資提升32%，農民工的收入就會走出長期停滯，提高至每月880元。全國農民工的總收入將因此每年增加5123億元。

中共中央在2004年推出全面取消農業稅的大政策，為中國農民減掉了每年1265億元負擔。如果再進一步，像農村改革之初面對大包幹那樣說幾句“可以可以也可以”，落實一項公民的政治權利，對農民來說，其價值竟相當於取消農業稅的4倍。更進一步想，國內需求不足的局面是否可能從此進入良性循環？國外工會的抵制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是否可能因此減輕？綜合動態地計算起來，其價值每年何止五千億人民幣。

二、工會真是工人的命

我關注煤礦工人的收入，本想看看他們對高死亡率的補償要求在工資上如何體現。結果大出意料。1926年前後，中興煤礦井下工人的工資，普遍低於鹽場、紗廠、麵粉廠和鐵路的低風險粗雜工的工資[5]。可是，在中興煤礦50多年的歷史上，平均每年有13.5人死於井下事故，年均死亡率約為3.9‰。2003年，中國煤礦井下工人死亡率大概也是3.9‰，與此相應，煤礦工人的工資就比建築工人的工資多出20%以上[6]。

經過工會的五年活動，中興煤礦工人平均工資的絕對值提高了65%，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也有43%的漲幅，與其他低風險行業的重體力勞動比起來，高出20%左右，大體說得過去了。

據此可推出另一種計算，以生命為本位的計算：在中興煤礦，工會的存在，可以補償每年3.9‰的死亡率，抵得上每年13.5條人命。如果工會被封殺，這13.5條人命，或3471個井下工人每年3.9‰的生命，就被無償剝奪了。工會果然可以算作工人的命。

1915年之前，中興煤礦的井下工人死於事故，撫恤金約為70大洋，大概相當於2003年前後的3500元人民幣。1927年工會成立後，撫恤金當年就提高到100元，1931年又提高到200元[7]。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工人的命價升值將近一倍，超過了43%的工資升幅。這就是說，工人的生命得到了較多的尊重。

那麼，在工會成立之前，在工人性命特別便宜的時候，誰占了他們的便宜？憑什麼可以占他們的便宜？這塊便宜的實質又是什麼？從政治權利的角度看，占便宜的是資本和官家的聯盟，憑藉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結社的法令，利用法規占到的便宜屬於“法酬”，實質就是血酬——暴力帶來的收益。

總之，工會既值錢又值命。政治權利，不僅可以換算為財產權利，換算為錢，還可以換算為人身權利，換算為命。這些權利在效用上是相通的。權利的增加致使工人全面升值。

三、工會成全了工人

據說，在工會成立前，工人的一條命還不如一條驢值錢[8]。1922年，李立三和劉少奇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也喊過一句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口號難免誇張，但思路很讓人動心。牛馬驢騾之類的役畜，究竟與工人有什麼不同呢？

無論是牛馬還是工人，都要幹活吃飯，賣苦力換取“生存權”，在這一點上並無不同。法律既禁止殺工人，又禁止隨便殺役畜，也無根本性的不同。萬一出了死亡事故，役畜的使用者要向所有者賠償損失，資本家則向工人家庭賠償損失，方式和價格也差不多。

工人與役畜最大的不同在於：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簽定契約的自由，有討價還價的權利，有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如果剝奪了這些權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會說話的牲口。用上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來說，就是“奴工”[9]。對應“農奴”的構詞法，也可以叫“工奴”。

工人不是可以隨便叫的。如今的用法來自歐洲，所指的社會集團是那裡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關係的產物。在古漢語中，“工人”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不同，並不特指資本主義大工業中的僱傭勞動者，他可能給地主扛長工或打短工，也可能是“士農工商”中有固定的戶籍、技能、義務和生產資料的工匠。在與平民雇主的關係中，他們被稱為“僱工人”；在與官府的勞役關係中，他們被稱為工役、工夫或工徒；在社會分工和官民劃分中，他們被稱為工匠或工民。

中興煤礦的工人，尤其是包工頭招來的“外工”，其地位處於工奴和馬克思談論的工人之間。他們依附於“封建把頭”，選擇自由受到江湖行規等非經濟因素的干擾，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僱於公司的“里工”，雖有簽定契約的自由，卻沒有聯合起來討價還價的權利，另找飯碗又難，選擇自由便大打折扣。發明“工人階級”這個概念的歐美人，稱這種中國勞動者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體，即社會政治權利殘缺不全的工人。

如此說來，工會不僅尊重了工人在生物意義上的生命，也成全了他們在社會意義上的生命。有了工會，中國苦力就成為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