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專稿：被催眠的余英時
DWNEWS.COM-- 2007年7月26日1:48:28(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如果要在當代華人學者中評選被西方、尤其是美國洗腦的代表人物，余英時先生或可毫無懸念地當選。

余先生在他以《到歷史中尋找今天中國問題的根源》為標題的所謂“縱論中國近代史”談話中，一再強調：1840年以後外國人進來，只是要跟中國做生意，打開中 國市場；就象中國的“絲綢之路”打開了中亞乃至羅馬的市場一樣。不能說這是侵略，也不能說是欺負中國。主要要看你會不會“應付”。中國的應付是失敗的，人 家日本就應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來了，不但沒有被犧牲，而且變成了列強之一。

很難想象這 是從一個中國人口中說出的話語，其邏輯完全是為強姦犯辯護的邏輯：不能說強姦是罪惡，人家並沒有要你命，也沒有搶你東西，只是彼此“交流”一下而已，何況 強姦犯還是一個有錢的主？主要看你怎麼應付，應付不好，強行反抗可能送命，至少也要受傷；應付得好，服侍有錢有勢的爺們高興了，說不定還能成為一段佳話， 甚至混個二奶什麼的噹噹。

這話，如果從強姦犯的辯護律師口中說出來，人們不會感到驚奇，但現在卻是被強姦者的兒孫在振振有詞地為當年的強姦辯護--或許，這種比喻恰恰命中了問題的實質：余英時之類的西化精英，實際上是由強姦犯與被強姦者雜交而成的後代，肉體上繼承了後者，精神上繼承了前者。

據說余英時先生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難道不是“自由選擇不容外力干預”嗎？怎麼同樣的行為一放到民族層面，就具有了與個人層面截然不同的道德邏輯？尤其荒謬的是，這些自由主義者一到西藏問題 上，又馬上變成了“特殊習俗、文明不容外力改變“的反干涉主義者。看來，自由價值也並非普適；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的自由原則之上，還另有更高的原則，那就是 以西方為中心的利益和價值視角。

當被問及當時中國被迫簽訂的貿易協定是否公平時，余英時先生稱 “公平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公平”，然後莫名其妙地扯到什麼當時“中國沒有參加國際社會活動，根本不知道有國際公法”--難道因為鄉下姑娘不懂法，有錢大老爺的強姦就無所謂是非對錯了嗎？余英時將西方列強在炮艦支持下的強制性“市場占有”，將近代中國人被強加的屈辱命運，輕描淡寫地敘述為“以條約系統代替從前的朝貢系統”--似乎都只是在做生意，無非方式不同而已。

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邏輯。資本在物質擴張的同時，精神也在擴張，所以被納入這種物質和精神秩序的地域和人口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後發展地區之“精英”被這種邏輯催眠洗腦。確實，當年的西方列強大都對中國並沒有領土企圖，他們的目的是建立不平等的貿易和經濟秩序，使中國的資源財富和勞動成果極廉價地轉化為他們的國力或利潤。這種對經濟資源的不公平掠奪，以及必然隨之發生的對中華民族尊嚴和文化的踐踏，比之占領國土的“侵略”，只有傷害程度的區別，沒有本質的不同。按照余先生“主要要看你怎麼應付”的邏輯，似乎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也“應付”錯了，因此才死傷這麼多人；如果一開始就積極融入“大東亞共榮圈”，不就什麼犧牲都沒有了嗎？ 不就是讓日本人在我們的土地上住一下並且對他們多尊重一點，接受他們的精神催眠和行動指導嗎？說不定，這樣中國自己也會慢慢站立起來，不但不會被犧牲掉， 而且還可能變成列強之一呢。

可見，強姦邏輯的另一面，就是漢奸邏輯。不能肯定余先生是否已經 “服膺”了漢奸邏輯，筆者情願相信他只是被催眠而不自覺。很難想象，象余先生這樣以獨立自由相標榜的知識分子，也會被洗腦到這種程度，由此不能不令人讚嘆 西方意識形態之威力強大。據說，除余先生外，美國加州有位學者，Wellesley女子學院有位教授叫Paul Cohen的，都“比較客觀”，他們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人民的心理和民間文化，“沒有特別強調八國聯軍、帝國主義侵略這一方面”；而在始則被日本統治，繼則依附於美國的台灣，其史學界根本不存在“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這個課題，這當然就更加“客觀”了。胡平先生曾撰文分析“為什麼很多右派會低頭認罪？”，找到 的原因有6條之多。其實只要把這些原因中的標籤掉個頭，就都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到胡平先生本人以及余英時先生身上。

精神催眠並不複雜，只要有辦法讓人願意相信或者不得不相信，人們就會自己找到說服自己相信的理 由。余英時、胡平們是因為“願意相信”而被催眠的，無論是從觀念情感還是利益立場出發，他們都願意相信蘊涵了西方利益的觀察角度和敘事方式。反右運動中的 知識分子卻是因為不得不而選擇相信：在那種其它聲音都被淹沒的眾口一詞中，只有向着惟一的有聲之處靠攏，精神才能回復安寧；也只有在這種精神平靜的基礎上 ，才能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這就是精神奴役的奧秘。

關鍵字： 余英時 西化精英 全球擴張 漢奸邏輯 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