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寬恕日本？——兼論葛紅兵的言論自由以及我們如何紀念抗戰

　　　　　　　　　　　　　　　　余杰

近期，著名文學評論家葛紅兵在其個人博客中，發表了《中國：你該如何紀念二戰？》一文。該文在被其他網站轉載時，標題被改為《中國紀念抗日戰爭意在宣揚復仇》。該文較受爭議的部分，在於作者認為日本人民也是二戰的犧牲品，中國的復仇教育主導了對二戰的紀念，是直接的反日宣傳、仇日宣傳。

該文發表之後，在短短幾天之內，葛紅兵便收到了超過七百封充滿詛咒的信。甚至還有網民把葛紅兵的先人也拿出來抨擊，“葛紅兵的爺爺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葛日仁，一九四六年被國民政府正法，並沒收家產”，“其父葛本濃為其起名葛紅兵，本意一是向人民謝罪，二是想讓葛家的人抬起頭重新做人”。

更有甚者，還有網民公布葛紅兵的地址、電話，聲言：“大家可以寫信到他單位譴責；也可打電話或寫郵件給他本人，罵死這個民族敗類！這個????！”據說，某些義憤填膺的愛國者們，計劃到集體到葛紅兵任職的上海大學抗議，讓校方將其開除。

在“網絡民意”的巨大壓力之下，葛紅兵被迫刪去了這篇文章，並就此發表歉意。

所謂的“網絡民意”，就這樣無比粗暴地剝奪了一名學者的言論自由，就這樣自以為是地“捍衛了國家的尊嚴”！

我個人對中日關係及中國如何紀念抗戰等問題的看法，與葛紅兵既有相當的重合之處，也存在着若干分歧。但是，在這洶湧澎湃的“網絡民意”面前，我願意與葛紅兵站在一起，與他一起承受鋪天蓋地的辱罵與打擊，如法國先賢伏爾泰所說：“儘管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來捍衛你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葛紅兵的言論自由是不能被剝奪的，既不能被當局剝奪，也不能被“貌似正確的大多數”剝奪。當愛國被當作至高價值，成為迷信，成為迫害人的藉口的時候，我不會以 “愛國者”自居，而寧願被歸入“不愛國者”的行列之中。

在今天中國大陸的語境下，中日關係問題成為一個高度敏感的領域。“反日”思潮近年來持續發酵，成為不可挑戰的、“政治正確”的價值。有人說，這是因為日方不斷挑釁的結果。其實，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方的所作所為，並不比此前幾十年更加過分，比如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右派編寫篡改歷史的教科書等，並非自九十年代才開始。在中日兩國“蜜月期”的八十年代，日本的右翼團體同樣活躍，被中國官方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即多次參拜過靖國神社。在那個時候，為何從未聽到過中國官方和民間有批評的聲音？

那麼，為什麼近年來中國的反日思潮會持續升溫呢？我個人的分析如下：首先，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慘案之後，中共當局迅速改變其宣傳和教育策略，不再死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臭不可聞的意識形態，轉而以民族主義為旗幟，企圖以此重新獲得統治的合法性。宣揚民族主義，必然要樹立“敵人”，尋找一個奧威爾在《動物莊園》中所說的“公共污水溝”。這個“公共污水溝”，既可以轉移國民對國內政治現狀的不滿，也可以成為統治者擴大權力的充分理由。於是，在近代歷史上與中國有過慘烈戰爭、並在反省戰爭歷史方面存在嚴重欠缺的日本，便成為一個可以利用的靶子。以中共當局的意圖而言，他們才是最希望日本官方去參拜靖國神社的人，如果日本官方沒有那樣做的話，他們反倒沒有了藉口，難以煽動起狂熱的民族主義來。

其次，隨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中日之間的經濟地位逐漸發生易位。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中方迫切需要獲得日方的貸款、技術等，遂不惜主動向日方示好，並承諾在歷史問題上“宜粗不宜細”、“一切向前看”。而進入九十年代中期，當中國財大氣粗，成為外資爭奪的“香餑餑”的時候，日本的投資和技術便不再那麼重要了。於是，向日本“說不”終於成為可能。對於中共當局而言，對日本“說是”或者“說不”，都出於功利主義考量，而不是基於正義的原則和尊重歷史的原則。中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間輿論，所謂的“民間輿論”全部都在官方的控制、引導和操縱之下。官方不喜歡的民間輿論，便可以立即讓其消音；而官方喜歡的民間輿論，便給予其鼓勵與縱容。比如，官方不會批准其他任何理由的遊行示威，惟獨以反日為目的的遊行示威，能夠在軍警的眼皮之下“自由”地實現。

反日、反美、反台，是中共當局導演的、部分民眾出演的一出“木偶戲”。這樣說也許傷害了某些愛國志士的自尊心。但是，我想反問的是：如果我們每一個公民都並沒有權利來捍衛被強迫拆遷的房產和被掠奪的土地，卻可以“自由自在”地罵日本、美國和台灣，這樣的自由難道不是一種扭曲的、畸形的自由嗎？如果僅僅因為對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提出非議便受到暴力威脅，那麼愛國背後正義的根基便蕩然無存了。

民族主義是一柄危險的雙刃劍。中共當局製造反日思潮，固然能裹脅大量單純的青年人參與其中（我本人也曾是此種教育宣傳的受害者，也曾對日本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在我早期的文字中便可以發現這一點），卻並不能真正打擊對手並讓自身強大起來。昔時義和團盲目排外給中國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國人卻並未從血雨腥風中清醒過來。義和團的思維方式和言行方式，依然殘存於許多國人心中。即便是一些號稱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將反日思潮當作一種可資利用的資源。以維權人士自居的范亞鋒、郭飛熊、陳永苗等人，便曾經是反日活動的參與者和策劃者。他們企圖通過掀起一場民族主義的運動，達成民主憲政的結果。這一想法無異於緣木求魚，只能將中國推向更加苦難的深淵。

我深信，中日關係終將迎來“破冰”的那一天。中日之間的對峙、隔膜和仇恨，對兩國的長期利益而言並沒有任何好處。如今，東亞地區是一個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的“火藥桶”，台海衝突、中日對立、韓日爭端、北韓核武化等，均是該區域內國際安全的重大隱患。如果中日之間能真心誠意地締造根植於兩國民眾心靈深處的和平與友好，那麼兩國才能攜手創造亞洲長久的穩定與繁榮。

這種轉變如何才能啟動？中日關係的改善，前車可鑑即為歐洲的法德、英德關係。很多人認為，二戰之後，法英原諒了德國，是因為德國總理勃蘭特代表德國下跪贖罪。葛紅兵不這樣看，他認為：“德國所有的罪孽，都是不可以用‘下跪’這種形式來得到抵償的。真正使德國得到原諒的原因，是受害者的寬容和諒解。中日之間關係的解決，最終在於中國。中國對日本的原諒，才能構成中日之間真正的和解。無論日方抱着怎樣的態度，都不構成和解的先決條件，這是我的一個本質看法。這樣說並不是讓我們忘記日本人所犯下的罪過，而是說由於日方在過去的罪孽過於深重，而以致於自己都無法從中解脫，這才需要我們的諒解。”我同意這一看法：愛那些可愛的人，並不對人性構成挑戰；愛那些不可愛的人，才能讓自身進入一種更高尚的境界。日本固然難以讓我們感到“可愛”，但愛那並不可愛的鄰居，正是上帝對我們的要求，也是我們人性升華的標誌。

讓中國人愛日本人、寬恕日本人，確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讓中國人愛身邊的同胞，難道就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嗎？中國文化強調，“有仇必報”才是君子、才是大丈夫，寬恕則是一種歷來都遭到否定的價值。中共當局更是以仇恨當作其奪權與掌權的民眾心理基礎，如葛紅兵所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所有的教育也都是指向‘仇恨’的。比如說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因為我們要論證執政的合法性，帝國主義的仇恨是以美日為代表的；然後又指向階級仇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仇恨；接着是管理者和統治者和被管理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仇恨…… 所有的這些其實都是仇恨教育，這導致中國人不會原諒別人。如果中國人不學會原諒，不學會愛的話，就永遠不可能和日本真正和解。”當我們處於只會恨的狀態，我們便成為恨的奴隸；而那些鼓動我們去恨的人，則狡猾地充當傀儡戲的操縱者。

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標誌，是擁有充實的自信心和寬恕的力量。我們說去愛日本人、去寬恕日本人，不是在日本人先學會愛與寬恕的前提下才去實施。我們雖然是受害者一方，但我們可以比加害者一方更早地擺脫仇恨的捆綁。我們可以選擇悲憫地、同情地看待日本和所有“仇敵”的視角。作為受害者的我們，可以通過仰望上帝獲得一種高於加害者的生命狀態。愛與寬恕，跟恨之間的關係，不是平行的，愛與寬恕居於恨之上。在此，葛紅兵提出了石破天驚的建議：“我提出一個極端的意見：即使日本不悔罪，即使日本不補償，我們也要原諒罪人。只有中國先原諒了日本，才能幫助日本認識到他們的過錯。一個仇恨的民族，是得不到世界的認可的。中國給世界的感覺是有威脅的、好戰的，比如說台海問題不放棄使用武力，都跟我們的仇恨品性有關係。”如果我們知道人人都是罪人，那麼這個建議便不會那麼石破天驚了：愛人如己，也就包括愛仇人如己；愛人如己，這樣的愛是不需要回報的。

我在這裡強調愛與寬恕，並不意味着遮蔽抗戰的歷史，忘卻抗戰的先烈，以及不再譴責戰爭製造者的邪惡。寬恕與揭示真相緊緊相連，沒有真相便沒有寬恕，沒有寬恕便沒有未來。在直面殘酷的歷史真相這個意義上，我並不同意葛紅兵提出的讓孩子們遠離血腥的歷史資料的意見。葛紅兵認為，大陸各地為紀念二戰展出大量血腥圖片，不利於廣大中小學生樹立正確的人類觀、戰爭觀，容易傷害他們的心靈、心智。這種看法似乎是出於保護孩子天真無邪的心靈，實際上卻剝奪了孩子們洞悉人間真相的權利。孩子要獲得健康成長，不僅要讓他們沐浴着陽光長大，還要讓他們正視這個世界的黑暗面。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有一間猶太大屠殺博物館，其陳設復原了當年納粹集中營的房間、刑罰等，其黑暗與邪惡，讓人觸目驚心，甚至目不忍睹。許多家長和老師都帶着孩子前來參觀，並向孩子們仔細講解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因為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一頁，孩子們需要了解全部的人生與世界。反之，如果將孩子局限在一個只有光明而無黑暗的“美麗新世界”中，並不利於其健康成長。

但是，葛紅兵批評當前由中國大陸官方主導的抗戰紀念活動背離了“非戰”的目標，無疑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理應保護葛紅兵的言論自由，因為這是我們“認識自己”的第一步。如果不能正確認識自己，就不能認識對手。當雅典不能容忍蘇格拉底的時候，雅典的末日就來臨了；當愛國者們企圖用非法手段來壓制葛紅兵的言論自由的時候，愛國也就墮落為一個剪除異己分子的藉口，愛國者也就墮落成“愛國賊”。那些企圖剝奪葛紅兵的言論自由的人，其思維方式恰恰與日本右翼暴力團伙和德國新納粹光頭黨一模一樣。希特勒和東條英機等戰爭販子，其發動戰爭的重要原因，不正是要消滅那些跟他們的觀點和觀念不一樣的人嗎？

抗戰似乎已經遠去，抗戰其實並沒有遠去。那麼，我們如何來紀念抗戰呢？我認為，我們需要堂堂正正地紀念抗戰，需要擺脫黨派利益的紛爭，需要呈現真實的歷史狀貌，需要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更需要在紀念中檢討人性的邪惡並促使人們思考如何讓人性臻於良善的境界。紀念抗戰的目的不是讓中國人深陷於對日本的仇恨之中，而是讓我們自己和日本人一起看到戰爭的可怕、可惡以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進而成為捍衛和平的力量。只有愛和寬恕才能根絕戰爭。我們單單依靠自己，根本無法愛人和寬恕人，何況是愛日本人和寬恕日本人？但是，倘若我們在上帝的面前看到自身的罪性，看到自身的不堪，看到自身的局限，那麼，愛與寬恕便成為可能。

日本人的“不懺悔”，並不是只有日本人才患有的一種特殊病症，而是人類共通的罪性。在“不懺悔”這方面，中國人絲毫不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從反右到大饑荒，從文革到六四，多少中國人的手上沾滿鮮血，其中又有幾個人公開站出來懺悔過呢？日本人當中畢竟還有老兵東史郎站了出來。日本人固然善於遺忘，難道我們不也是以遺忘當作生存的本能嗎？學者劉檸在《今天怎樣紀念抗戰》一文中指出：“公平地看，日人確有對‘加害者’的責任認識不足，歷史反省深度不夠，或把嚴肅的歷史認識問題做政治、外交性考量，權宜色彩過重，動輒搖擺等問題。但與此同時，不能不看到我們對歷史真實的扞衛，一向是訴諸別人有餘，返諸求己者寡。”這一反思是冷峻的，也是尖銳的。

我們的歷史，包括抗戰史在內，早已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在中國大陸，抗戰仍然被歪曲成共產黨領導的抗戰，而對作為抗戰的中流砥柱的國民政府，則竭盡矮化和醜化之能事。明明是毛澤東躲在延安指揮共產黨種植和販賣鴉片、擴充軍隊、破壞抗戰，後來甚至公然向來訪的日本政客表示感謝日軍侵華，因為沒有日本侵華，共產黨便不可能起死回生、恢復元氣並奪取政權；在中共的教科書中，卻將毛吹噓為抗戰英雄，將小小的平型關之戰誇耀為抗戰的轉折點。與之相反，明明蔣介石是抗戰中當之無愧的國家領袖，領導國民政府艱苦卓絕地抗戰了十四年；中共卻將其描述成不抵抗的罪魁禍首，以及從峨眉山上下來摘桃子的壞蛋。這些指鹿為馬、黑白顛倒的做法，與拒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問題的日本右翼分子相比，究竟有何差別呢？

對大部分日本的普通民眾，我們固然需要愛與寬恕，也需要告訴其歷史事實。當然，我們自己也需要尋求和堅守歷史真相。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嚴重干擾之下，迄今為止，中國大陸仍未產生一流的、獨立的抗戰史家及著作，也沒有任何一個獨立的、研究和紀念抗戰的民間組織。劉檸指出：“我們沒有類似日本‘戰歿者追悼會’、韓國‘光復節’那樣的全國性公祭。除了三千五百萬（抗戰傷亡人數）、三十萬（南京大屠殺罹難者數）等過於抽象的概算數字之外，我們拿不出精確到個人的具體傷亡統計，遑論銘記他們的名字。不僅如此，抗戰結束六十二年，我們迄今還沒有一部堪與台灣吳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相媲美的、涵蓋對敵後和正面兩個戰場評價的權威抗戰史。這不能不說是學界的羞恥。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抗戰的最好紀念，莫過於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對於那場戰爭，我知道多少？”我們如何面對這刀鋒一樣的追問？

是誰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一方面肆意摧毀各種抗戰遺蹟、迫害抗戰英烈；另一方面故意宣揚仇恨意識、培育病態的民族主義。始作俑者，難道不正是中共當局嗎？學者王康在《我們的精神元年——紀念抗戰爆發七十周年》一文中，歷數了中共當局破壞抗戰遺蹟、侮蔑抗戰先烈的種種罪行：一九四三年，為緬懷陣亡將士，鼓舞士氣，國民政府斥巨資在南嶽衡山修築“忠烈祠”。一九五零年，新政權一紙批示，“忠烈祠”連同湖南境內所有“反動遺址”被斧鑿火毀。在抗戰首都重慶南山，有一處埋葬有二百餘名中美軍飛行員遺骨的“空軍墳”。韓戰既起，“空軍墳”即遭厄運，所有碑坊棺木悉數拆毀，充作人民公社食堂地基，殘骸焚燒殆盡，充作肥料。張自忠將軍是抗戰中殉國的最高級別將領。一九七二年十月，武漢軍區司令部編寫的《歷代中原戰記》中竟然寫道：“蔣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被日軍擊斃。”在前線陣亡的張自忠將軍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於是，一個表面上相當弔詭的事實出現了：為什麼那麼多的“愛國者”對此等怪現狀熟視無睹，卻被葛紅兵的幾句真話刺激得義憤填膺，恨不得食其肉、焚其骨？答案其實很簡單：那些作為全都是掌權者一手實行的，而當權者是不能批評的，因為一旦批評當局，便可能招致滅頂之災；葛紅兵僅僅是孤身一人，攻擊此一介書生，不僅沒有任何的危險，而且還能彰顯出自己“高尚的愛國情操”來。這樣的愛國主義，舉輕若重，何其容易，亦何其聰明！

今天，在中國大陸，研究南京大屠殺雖然不是禁區，但研究反右、文革、六四，則全都是禁區。被外敵殺害的同胞可以獲得當局的恩賜來紀念之，但被本國政府殺害的同胞卻不能獲得任何紀念的機會。所以，在沒有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民主憲政制度的前提下，我們也就沒有恢復對歷史與現實的真實表述的自由，也就無法實現對抗戰的真正的紀念。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催生出愛並寬恕日本人的超越性的價值來。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