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古代奴隸制的醜陋，知道殖民者販賣黑奴的冷血，知道早期資本主義壓榨童工的貪婪，然而，在奴隸制、販奴、童工早已成為千夫所指的二十一世紀，在自豪地炫耀大國崛起和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在天天宣講“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胡溫親民秀中，中國山西卻出現了大規模“黑窯童奴”，震驚海外，譴責和問責之聲遍布傳統媒體和網絡，可謂一浪高過一浪。人們用的最多的詞彙是“喪心病狂”、“滅絕人性”、“令人髮指”、“慘絕人寰”、“罄竹難書”……

邪惡之極的當代“黑窯童奴”

人的行善，大都不會超出人類的想象力；而人的作惡，每每讓人類的想象力不及。特別是生活在野蠻制度下的人，他們的為惡經常會讓人驚嘆：難以想象！中共獨裁所犯罪錯為中國帶來的災難，更是難以想象！

此次山西童奴之罪，其規模之大和持續時間之長，堪稱極端的邪惡，足以超出任何人對邪惡的想象力。

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文盲最多、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國家，超出想象力的罪惡太多了，以至於，中國人已經沒有想象力了，也不會再驚嘆了！

中國的污染最重、槍斃人最多、大型礦難最多、強行墮胎最嚴重，已經無法刺激人們的神經了；

中國的侵犯知識產權最嚴重、假冒劣質品最多、食品最不安全，已經見怪不怪了；

中國的農民最多而農民卻沒有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已經熟視無睹了；

中國的官僚人數最多、官員權力最大、官場最腐敗，已經幾千年一貫制了。

現在，中國人驚嘆的是，中國已經崛起了，以人為本了，走向和諧了，步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盛世了，也將舉辦世界上最成功的2008年北京奧運了。

買賣“童奴”之罪

“童奴”的來源是非法販賣。據媒體報道，這些被賣為童奴的孩子大多在火車站、汽車站、立交橋下、馬路邊等地方被人販子或拐騙或綁架，以每人500元的價格賣到黑窯做苦工，甚至地方勞動監察部門也參與這種極端惡劣的犯罪，作為中介把“童奴”賣給黑窯。

被劫掠的“童奴”大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最小年齡只有八歲。他們被掠入黑窯後，窯主便切斷孩子們與外界的所有聯繫，孩子們便徹底失去了人身自由。除非冒着被打殘或打死的風險逃跑成功，否則的話，他們就只能被迫忍受“童奴”悲慘遭遇。

“童奴”們被強迫賣苦力的黑窯，大都依山而建，三面土山，一面出口，出口大門一鎖，監工居高臨下、黑窯的勞動場地便一目了然。出口處都有多條狼狗把守，監工和包工頭也都住在出口處，以防“童奴”們逃跑。

磚窯的勞動是高強度的，勞動時間過長，連成年人都無法承受，何況未成年人。但“童奴”們被強製作工的時間卻是每天十五、六個小時，最長達到每天20個小時（早5點－凌晨1點）。而且，如此高強度的勞動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童奴”的一日三餐都是冷饃、涼拌包心菜或蘿蔔，三個月吃不到肉：“童奴”沒有勞動服，穿的就是被掠時的衣服：“童奴”睡在工棚里只鋪着一層薄棉被的地上，每天都是裹藝而睡：“童奴”多月不洗頭、不洗澡，甚至不洗臉，虱子遍身，頭髮長得像野人。

為了防止“童奴”黑夜逃跑，入夜後，監工就鎖住工棚大門。“童奴”的住處沒有任何衛生設施，就這樣一夜復一夜，“童奴”夜間的吃喝拉撒，全在黑暗的工棚里，腥臊味沖天。當他們被親人解救出來時，個個蓬頭垢面、遍體鱗傷，有人還穿着沾滿塵灰、破爛不堪的校服。

“童奴”被拐騙時，拐騙者許諾的工資是每月800元，但直到他們被解救時，卻從未拿到過一分錢。更為驚人的是，獲救的姓朱童奴獲救時，磚場補發了三百元的微薄工資，卻遭官員沒收。

“童奴”稍有怠慢，就會或皮鞭或棍棒或磚頭加身，許多人被暴打致傻或致殘，甚至有多名“童奴”被毆打致死。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殘，有的孩子被監工用燒紅的磚頭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後被人救出在醫院治了數月也未痊癒）。被監工用磚頭砸得頭破血流的孩子，隨便拿起一塊破布一裹了之，繼續幹活；有的孩子被打成重傷，也不給醫治，如不能自愈或傷情惡化，奄奄一息時，工頭和窯主就把苦工活活埋掉。2007年春節前後，窯廠兩位工人被監工毆打致死。河南電視台都市頻道記者暗訪時，甚至從當時埋屍的工人口中聽說，在埋掉他們時，兩個人似乎還有呼吸。

被解救的河南汝州市場樓鄉16歲少年陳成功對記者說：“窯場裡有一種長兩米多的攪拌機，機器轉速很快，不管什麼東西，扔到攪拌機里，瞬間就會打成碎末。在那個窯場，如果有哪個窯工不好好干，窯場就會打電話叫來幾個專門”殺人“的人。一次，他被領到該窯場，光頭熊腰的”劊子手“把一個窯工幾棒打暈，隨後扔到飛速旋轉的攪拌機里……這個場面讓他不寒而慄，然而窯老闆卻讓他把目睹的過程講給其他窯工聽。”（《燕趙都市報》2007年06月18日“16歲少年講述被騙經過：在鋼管長刀脅迫下落難”）

按照普世人權標準，黑窯童奴已經超過人類文明的最後底線；即便按照中國現行法律，“童奴”事件的相關者也犯有多種罪惡。

首先，拐賣者犯有“非法拐騙和販賣兒童”罪；其次，黑窯主犯有“非法拘禁”、“故意傷害”、“強迫勞動”、“使用童工”、“非法購買和使用被拐騙黑工”、“惡意拖欠工資和侵占他人財產”等罪行。第三、參與販賣“黑工”、為黑窯提供保護而非法獲利的政府官員，犯有官黑勾結、權錢交易、收受賄賂、執法違法等罪行。第四，接到孩子失蹤的舉報而沒有全力尋找解救的公安部門及官員，犯有失職和瀆職之罪。

官黑合謀的利益分贓和地方保護傘

官黑結合共同魚肉百姓，早已是“和諧社會”的突出特徵之一。這種官黑合謀的深度，已經達到你又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體化程度。官員就是黑社會老大，黑社會老大就是官員或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山西黑窯的背後也是官黑結合。最早前往山西尋親的家長們，之所以遇到黑窯打手的野蠻阻攔，端賴於當地政府的不作為和不配合。

一位失蹤孩子母親在講述自己經歷的時候說：“我找到當地派出所，一個副所長說，把你們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這幹活，還給你們政府減輕負擔了呢。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一個副所長說的話！”

另一位前往山西尋找孩子的母親說：“令我們心寒的是，鄉派出所不僅置之不理，還百般阻撓刁難我們帶走已經解救出來的孩子，而且在窯主對我們進行威脅恐嚇也坐視不管。”

一位尋子的父親對記者的一席話，點破黑窯罪惡的癥結所在：“黑磚窯背後都有'保護傘'，要不他們怎麼會猖獗了十多年？”

也就是說，黑窯的主人之所以敢於冒着違法犯罪的風險使用“黑工”和“童奴”，源於黑窯的暴利，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而，逐利和追求暴利是資本家的本性，關鍵在於不擇手段地逐利能否得到制度性的約束和懲罰。這就需要健全的法律和違法必究的政府。但在山西“黑窯”的罪惡中，黑窯童奴的犯罪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根治，關鍵在於地方政府非但不作為，反而參與黑窯的利益分配。

在黑窯中利益鏈條中，按照成本收益的計算來排列：人販子是最低層的獲利者，黑窯經營者為第二級獲利者（多數為當地村支部書記或親屬），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官員（派出所、工商局、勞動部門等）為第三級獲利者。這些獲利者的所有利益都是出自被拐騙和綁架的黑工，而黑工卻是唯一的付出最多（甚至生命）卻分文不得的群體。人販子和經營者獲利的風險最大，而官員獲利的風險較低。因為，一旦黑幕曝光，前兩者是違法犯罪的直接責任者，將付出傾家蕩產、牢獄之災；而後者僅僅是間接責任者，大都是降級革職的處罰。

黑窯是私人產業，但獲利大而風險低的群體都與公權力高度相關。據媒體報道，黑窯主大都是握有當地最大權力的黨支部書記，有人還是當地的人大代表，顯然是依靠權勢才能開辦這樣的黑窯；給黑窯主提供經營方便和保護傘的人都是政府部門的大小官員。一些地方的勞動檢查部門參與販賣“黑工”和“童奴”，從中收取差價和賄賂；凡是有黑窯的地方，當地派出所都為其提供保護傘，黑窯主每年都要上交“保護費”；當地政府官員或參股分利或收取賄賂。比如，洪洞縣廣勝寺鄉黑窯窯主就曾向當地判處所交了總計5.24萬元的“保護費”。

若將一切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事件都作此定性，則範圍將變得寬廣而久遠，甚至可以追溯到共和國歷史上廣泛地以言治罪、發動內亂推翻國家主席等事件，這在當前語境下都是不可言說的。

中央政府難辭其咎

“黑窯”的違法用工始於上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奴役勞動（包括強迫婦女賣淫）也不僅限於山西，而是遍布全國各地；大量拐賣兒童婦女的事件在中國也從未停止過，即便新聞媒體披露的這類案件也不在少數，甚至還有拐騙智障婦女殺害後販賣給辦“冥婚”的人家（未婚男人死後，找一位死亡的未婚女子合葬，完成形式上的婚禮），每具女屍的價錢從3000元到1萬元不等。5月11日的《燕趙晚報》就報道了鄲臨漳農民宋某為賣女屍配“冥婚”，竟慘無人道地殺害了六名婦女。

改革以來的中國也是童工遍地，據聯合國勞工組織的專家們估計，中國大約有1000到2000萬童工。中共的《人民日報》也報道說，在2000萬名年齡在12到14歲之間的輟學兒童中，有60%成為童工。

正因為使用童工和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制止，才會發展為大範圍使用黑工和“童奴”。更重要的是，這些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發家致富的大小企業家背後，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團的保護，最有力的保護傘當然是地方政府，最理直氣壯的說辭是“發展地方經濟”和“確保一方平安”。然而，中央政府對這種官黑勾結的地方保護主義卻無計可施，任其長時間地胡作非為。

具體到此次曝光的“童奴”事件，規模如此之大、持續時間如此之長，卻沒有引起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政府的注意。即便僅從“童奴”曝光的過程看，中央政府也逃不脫干係。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鄭州市民羊愛枝未滿16歲的孩子王新磊失蹤。為了尋找兒子，羊愛枝去派出所報案，沒有結果；她走了上百個網吧，張貼數千張尋人啟事，還是毫無結果。

3月底，羊愛枝與河南孟縣的另一位丟失孩子的家長一起去山西尋找孩子。在運城、晉城、臨汾，母親甚至長跪在磚窯廠門前，詢問孩子的下落。她跑了100多家窯廠，沒有找到孩子，卻發現了驚人的黑窯秘密。4月初，羊愛枝等六位孩子失蹤的家長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尋子，沒結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頻道39歲的記者付振中與六位家長們一道趕往山西，他用攝像機偷偷記錄下黑窯慘狀。儘管在播出時付振中已經再三克制，但他仍在電視報道中使用了“罄竹難書，慘絕人寰”的標題。河南電視台都市頻道曝光此事後，聞訊前往電視台求救的家長居然超過1000人。與此同時，上百位家長前往山西尋找孩子。

父母們的自發尋找，河南電視台的曝光，居然沒有大陸新聞界的廣泛關注，也沒有引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注意。揭開山西黑磚窯內幕第一人的記者付振中說：最大的阻力來自政府。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論壇”出現一個題為《罪惡的“黑人”之路！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400位父親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親敘述了駭人聽聞的事實：他們的孩子被人販子或誘騙或綁架，賣到山西的黑磚窯做苦工，山西臨汾市、永濟市是窯場比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愛枝給總理溫家寶發出了緊急求救信，發出一位母親的泣血呼喊：“救出我們被魔鬼哄騙、綁架，而生活在地獄中的孩子吧！”與此同時，媒體開始大規模聚焦“黑窯童奴”事件。

直到三個月後的6月15日，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紀檢組長張鳴才趕到山西，對黑窯案的查處進行督促、調查。勞動保障部也派員前往山西調查黑窯非法用工情況。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和省長于幼軍才發出指示，在全省開展“打擊黑窯主，解救拐騙民工”專項行動。

即便如此，這個專項打擊行動也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截至本文完稿時間，在山西、河南兩地解救黑窯民工568人，其中未成年人僅51名。而51與1000多名失蹤的未成年人相比，找到的僅僅是全部失蹤孩子的二十分之一。

冷血的獨裁制度及其官員

看到山西“童奴”的報道和圖片，我面前出現的第一個畫面就是納粹集中營里的猶太孩子：蓬頭垢面、滿身塵灰、傷痕累累、骨瘦如柴、表情呆滯。

如此人間地獄，存在了不是一年兩年，而是歷時數年，有的孩子已經在黑窯中和外界隔絕了整整七年，難道當地政府毫不知情？

這樣的“童奴”，不是幾人，而是上千人。那麼多父母尋找失蹤孩子的告示，難道還不足以引起當地公安部門的高度關注？

在數年的時間裡，地方官員犯下如此駭人聽聞的瀆職罪，為什麼中央政府毫不知情和毫無作為？如果不是失蹤孩子的父母們執着尋找，恐怕這罪惡至今仍然不為人知。

有人指責黑窯窯主貪婪得滅絕了人性，然而，如果沒有公權力的默許、配合、甚至保護，決不會有如此大規模的當代“童奴”。

有人說指責地方政府的隱瞞，然而，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全力維護的謊言制度和信息壟斷，那麼，在信息傳遞如此便捷的互聯網時代，那麼長時間的大規模犯罪怎麼可能不為人知？

一個至今沒有學會敬重生命和維護人權的獨裁政權，一個至今還把維持壟斷權力作為第一要務的寡頭集團，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們在內的國人生命。正因為獨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當人，才會發生如此令人髮指的違法犯罪行為。

如果在文明國家，發生當代“童奴”事件，不要說上千未成年人淪為奴工，即便只有幾人，也肯定會成為各大媒體跟蹤報道的頭條新聞。而在中國，震驚海內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後，大陸媒體的新聞頭條仍然被中共寡頭們的活動牢牢占據，弘揚主旋律的正面報道仍然是所有新聞報道的核心。

所以，別跟我說，這樁駭人聽聞的罪惡曝光後，胡錦濤、溫家寶等高官震驚了，迅速作出嚴厲指示了，營救“童奴”的行動全面展開了。如果胡溫真的被驚動了，那也主要不是基於對罪惡本身的震驚，而是基於抹黑了胡溫形象的震怒。自從胡溫等高官作出批示之後，在大陸媒體上，童奴們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溫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們的尋親行動也被地方政府展開的解救行動所代替。於是，壟斷媒體再次發揮着其神奇的功能：罪魁變成恩人，惡政變成善政，劣跡變成政績。就是為了用突出的新聞篇幅來修補支離破碎的胡溫形象。

6月12日，共產主義受難人紀念碑周二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揭幕，紀念碑為中國八九運動中的“民主女神像”，美國總統布什親自主持典禮並發表講話。布什在講話中指出，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死亡最慘重的世紀。共產主義在這個世紀裡奪走一億人性命，光是在中國就有數千萬受難者。

因為，獨裁權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着烏紗帽的大小官員，不可能是溫暖的。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

毛澤東時代就是殺人立威的時代，土改殺人、三反五反殺人、反右殺人、大躍進餓死幾千人，文化大革命殺人，改革以來的中共政權及其高官，非但沒有為毛澤東的罪惡而震驚、道歉、賠償，反而至今仍然要維護毛澤東的聲譽。

正因為鄧小平不會為毛澤東的罪惡而震驚，他才會在1989年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釀成六四大屠殺的慘劇。

正因為江澤民不會為鄧小平的罪惡而震驚，他才會庸人自擾地製造鎮壓法輪功的人權災難。

正因為胡錦濤不會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罪惡而震驚，他才會至今還膜拜毛、鄧的亡靈，還把江的三個代表掛在嘴邊。

現在的胡、溫，儘管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絕對極權者，但他們仍然是寡頭獨裁集團的首腦。與其說是“黑窯奴童”的罪惡驚動了胡溫，不如說是這罪惡戳穿了親民神話，讓胡溫為自己精心塑造的親民形象而焦慮。

所以，欲根治“黑窯童奴”，必先根治官員的冷酷；欲治官場，必先改革從來沒有尊重生命和人權的獨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