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勝戰法》第五章 用“自組織”哲學思想整合醫療
(博訊2007年12月01日發表)

[ 導讀 ] 本章第一節闡述醫生和藥物不能“治”好病，只起到調理和輔助作用,戰勝疾病的主力軍是你身體裡的免疫機制；第二節簡述西方醫學發展、進步和“權威醫療制度”形成的過程；第三節指出“體內自血溫熱療法”自療癌症，最重要的特徵是“患者用經過強化的自主意識主導治療全程”，徹底否定了現代醫學“對抗性”的醫療方法，從五個方面論證了“權威醫療制度”應該揚棄。由於不吃藥、不打針，不動刀子、不花錢即可治癒癌症，符合“自組織”哲學思想的“體內自血溫熱療法”將震驚醫學界，以不可遏阻之勢風靡全球。

第一節 醫生和藥物不能“治”好病 (博訊 boxun.com)

人們生病了，腦子裡閃出的第一個念頭是“應該儘快去醫院看病”，而且“應該找好一點的醫生，最好是‘教授級’，起碼得‘主治醫’”；第二念頭是“讓好一點的醫生給我開一些好一點的特效藥”，便會“藥到病除，早日康復”。——這是自古以來直到今天，“醫療事業”給人類圈定的固有觀念——“病”是醫生和藥物“治”好的，所以生病後要去看醫生，要吃藥。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生了病不去看醫生，不吃藥，人們便認為這人“有精神病”，紛紛罵他“找死！”
人們生病後腦子裡立即閃出“要去看醫生”、“要吃藥”這兩個念頭，盼望早日驅除病魔，恢復健康，無可厚非。但是，本書前面幾章敘述“體內自血溫熱療法”的操作方法及其原理，介紹現代醫學、生理學的基本常識時，闡述了一個道理：
——任何醫生，無論是專科醫師，還是醫學院的教授，甚至世界級頂尖醫學權威，都不能“治”好你的病；世界上任何藥物，包括祖傳秘方、仙草靈丹、特效新藥……都不能“治”好你的病。
你搖頭，表示不相信，不可思議。
請注意，上面的話語中，連續幾個“治”字都加上了雙引號，是強調“醫治”與“疾病”的直接因果關係。也就是說：
——世界上所有的病，任何醫生，任何藥物，都“治”不好；換句話說，如果你的病痊癒了，不是醫生和藥物“治”好的。
你爭辯說：
——這就奇了！我生病後去看了醫生，吃了他給我開的藥，病好了，不是醫生和藥物的功勞，又是誰的功勞呢？照您這麼說，醫生“治”不好病，藥物也“治”不好病，世界上辦那麼多醫學院，開那麼多藥廠，做什麼呢？
——請你聽清楚，筆者只是說，你的病不是他們“治”好的，但沒有說“不要醫生”，“不要藥物”。
——如此說來，更加離譜了。“醫生”和“藥物”“治”不好病，又需要“醫生”和“藥物”，且不是自相矛盾嗎？請問：“醫生”和“藥物”在“醫治”與“疾病痊癒”過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呢？
回答是：
——醫生具有豐富的生理、病理、醫理和藥理知識，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通過各種機器、儀器的檢測、化驗結果，基本能夠判斷你生的是什麼病及其嚴重程度，他給你開的處方（包括針劑、水劑、藥丸、理療、化療等），能夠殺滅細菌，消炎鎮痛，緩解症狀，能夠調節體內失衡的生化機制，補充生命活動中缺失的物質……當你接受這些醫治和藥物後，恢復或調動了體內各種健康機制的積極性，增強了免疫力，疾病就被征服了。換句話說，通過醫治和藥物的調理，你的身體強壯了，病魔就投降了。
——在這個“醫治”和“服藥”的過程中，戰勝疾病的主力軍是你身體內部的抵抗力：免疫機制，醫生和藥物只起到幫助和輔助的作用。再羅嗦一句，通過醫治和藥物的調理，啟動了你體內與生俱來的“自組織能力”，疾病就痊癒了。
生活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上，我們的身體無時無刻不受到細菌、病毒、黴菌、寄生蟲、毒素和環境污染的侵害，一個人如果喪失抵抗力（免疫力），一時三刻都活不了，很快就會死亡。
除開搶救不及時等原因，如果醫生和藥物不能喚醒或加強病人體內固有的戰勝疾病的力量，那麼，即使是國王一類的重要人物，即使是金、銀堆積如山的大富翁，病榻旁圍着一大群世界醫學權威和頂尖醫療高手，也回天乏力，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撒手人寰。耗資台幣14億元（約合人民幣3億多元、美圓約4000多萬），經過一年多請海峽兩岸一流醫學院和名醫診治，台灣首富郭台銘之弟郭台成患血癌於2007年7月5日逝世，傷慟欲絕的郭台銘最終發出“財富買不回健康！”的哀嘆，便是明證。
醫“生”不醫“死”——醫生只能“治”“有生命力的人”，只能“治”“活生生的人”，無法“治”“瀕臨死亡的人”。
病人在醫療過程中不幸逝世後，常常聽到醫生無可奈何地哀嘆：“我只能醫治你的病，沒法醫治你的命！”——“命中注定”要死亡（其實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病人，醫生是挽救不了的。換個角度思考，如果醫生和藥物能夠“治”好病，那麼，醫院就不需要設置太平間了。可無情的現實是，只要醫院稍具規模，太平間裡每天都抬進病死的人，時不時還屍滿為患。
以上就是醫生和藥物，不能“治”好病的道理。——當然，在疾病痊癒過程中，醫生和藥物對你的身體進行了調理和幫助，還是應該真心實意感謝他們。
早在2000多年前，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已指出：“最好的醫生就是你自己。”本書第一章通過各種符合“自組織”哲學思想的成功治療和自療案例說明，體內的血液是最好的醫師、最有效的藥物！——最好的醫生就在你的體內，也就是天然的、與生俱來的“健康的免疫系統”。
所以，人們生病之後的第一念頭應該是：“我的免疫系統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這種病會光顧我？”……如果能找出生病的原因，就可找普通醫生醫治（他們都懂得如何治療這類常見疾病），接受對症的常規藥物（常規藥物經多年使用證明確實有效且毒副作用小），不但少花錢，病好得快，而且可以吸取經驗教訓，今後加強身體的鍛煉和保健，爭取不患換少患這類疾病。因此，結論是：每一個人生病後，應該向內尋找生病的原因，而不是單純向外尋求“高級醫生”和選擇“貴重特效藥品”。

第二節 西醫“權威醫療制度”是怎樣形成的？

現代醫學有一個弊端，就是實施“權威醫療制度”。在醫院裡人的權利不平等，醫生的權力至高無上；在診室里，病人被當成“物”；醫生獨斷專行開處方，將病人“打發走”了事……
很久以前，筆者在青年時代，就曾經懷疑過這種醫療制度是否合理：為什麼不耐心傾聽病人對疾病的感受？為什麼不調動病人的積極性參與治療？為什麼不讓病人知情？為什麼不與病人討論、商量如何醫治這種病？……後來學習現代醫療制度形成的過程，才知道這是西方醫學邁上科學化、現代化台階時的一種“進步”！

19世紀以前，西方醫學還是很落後的。那時候的醫生，認為人生病的原因是體內“流體和體液不平衡”，是穢物、污水、毒氣所致，所以無論生的是什麼病，千篇一律的“處方”是：止痛、發汗、催吐、瀉肚、放血……其目的是“清除體內有毒液體”。筆者年輕時讀俄羅斯著名作家契柯夫（1860—1904）的小說，看到醫生為病人“放血”治療，好生奇怪，後來才知道，那是當年醫生通用的“拿手好戲”。1900年前後，美國的老式醫生出診時，“他們隨身攜帶的診療箱裡幾乎沒有藥物”，這些頑固不化的老醫生不但沒有聽說過年輕醫生所用的“新型治療方法”，而且深信“年輕醫生最終會發現他們包里真正需要的是讓病人嘔吐和瀉肚的藥物。”（據《劍橋醫學史》）可以說，19世紀之前的西醫，對比中醫，是大大落後和不科學的。
那時候，無論東方、西方，醫生都是個體執業者。中國古代，醫生的門前掛着一個藥葫蘆做招牌，美名“懸壺濟世”。醫生或在藥店坐堂，或在家等待病人呼喚上門施診。醫生基本上是科舉屢考不第的儒生，沒有師徒承傳、自學成才的醫生俗稱“看書郎中”，他們的一句口頭禪是“不為良（宰）相，便為良醫”。那時侯，醫療過程是開放的，病人及其家屬可以參與治療，醫生與病人及其家屬之間存在一種互動關係。醫生給病人把脈、診治、處方，皆在病人家中完成。在醫患關繫上，病人是主體，醫生只是被動地提供醫療服務。醫生的待遇由“醫術”和“名氣”決定。有名望、醫術高明的醫師倍受尊敬，轎子抬進送出，敬茶留飯，脈金（紅包）豐厚。醫術平常、名氣不足者常常受到冷遇，地位低下。古時侯，除了京城皇宮的太醫院，民間是沒有醫院的。西方的情況大致差不多，醫生都是上門應診。
病人住在家裡，由家人護理。醫生上門應診時，家屬在一旁監視，稍懂一點醫藥知識的，還會提出一系列問題進行詰難。如果醫生不能回答，或回答令主家不滿意，往往要承受不悅的臉色，甚至被驅趕出來。主家對醫生的藥方進行審核，可以隨心所欲、想當然地進行增減；去不去抓藥？按不按處方的劑量服藥？主家握有決定權。有時候，醫生走了，主家決定不吃這個醫生開的藥，再請另一位醫生來診治。

西方醫學大約從1850年（歷史背景參照年份：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開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隨着顯微鏡下細菌原形畢露，發展了病因學；隨着消毒學、麻醉學的發展，提高了外科手術的成功率；隨着抗生素、磺胺等藥物的發明，使許多不治之症一一俯首就擒；隨着聽診器、X光透視機、心電儀等醫療器械的出現，查驗病因更加準確……西方醫學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中醫被甩在後面，差距越來越遠。
西方醫學的進步，導致具有近代意義的醫院出現。這是一個完備的專門負責各種疾病醫療的場所，包括候診室、門診部、住院部、手術室、化驗室、隔離病房和藥房等。除了醫師，還配備了專職護理人員（護士），負責照看病人；醫療儀器成為定義疾病的權威，疾病的分類和嚴重程度由檢測的數據說了算；病歷和處方箋上，寫滿了專門化的醫學名詞和術語……
隨着醫學科技日新月異地發展，醫療效率不斷提高，醫院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完成治療的全過程……醫學、醫院和醫生的權威地位日漸形成；隨着生理、病理、醫理、藥理知識越來越豐富、複雜、高級，治療方法越來越多種多樣，醫學院的門檻越來越高，也使人們對醫生敬畏有加。為徹底推翻原來病人對自身疾病一知半解的想象和對治療過程的干預，必須確立醫院和醫生的權威地位。絕大多數病人由於缺乏現代醫學知識，也確實無能、無力干預醫生的治療過程。在醫院裡，醫生用拉丁文開出的處方箋，病人是沒有辦法直接參與進去的。為了防止醫療過程中不必要的干擾，降低醫療成本，在西方醫學的發展初期，確實有必要樹立其絕對權威地位。——這是事物的一個方面。
事物的另一個方面是，天主教、基督教在西方國家的全面覆蓋和西方醫療事業與教會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一開始就是教會的慈善機構施醫施藥救助窮人。隨着醫學的進步，教會開始興辦具有現代意義的醫院，而醫院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對上帝的信奉和忠誠，使他們具有超越世俗的愛心和獻身精神。醫生們小心翼翼、極其認真負責地行醫，把自己的職業看得無比崇高、神聖，用盡心盡力地醫療作為對上帝及其追隨者（病人）的報答。
在上述兩個條件下，傳統的醫患關係被打破，“把病人的身體、生命，非常信任地交給醫生、護士和醫院進行專門化管理”的“託管制”便應運而生了。
“託管”的理念起源於“對生命的尊重”和“基督宗教的博愛精神”，亦即醫生和護士執業的基本原則。“託管制”一個最重要的進步是，把病人的身體轉為醫學科學的客觀對象，而不再是以病人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對自己病情的想象為中心。
什麼叫“身體”？基督宗教認為，身體是靈魂的依附，是暫時的，只有天國才永恆，人生的終極目標應該追求永恆。這些基督徒醫生，在醫治病人“身體”疾病的同時，更希望病人（如果病人不是基督徒的話）信仰上帝，以便拯救他的靈魂。在強大的宗教精神感召下，醫護人員手按聖經宣誓，盡最大的努力恢復病人的健康，保護病人的生命！他們還要進行職業宣誓，忠實地執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這種宗教精神和職業道德的忠誠度與純潔性，沒有任何虛偽，摻不得半粒沙子，根本不是今天“無神論”醫護人員和病人想象得到的。
“託管制”在西方國家實施非常成功。當近代醫院出現時，基於對宗教的敬仰和信賴，人們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個新生事物。他們把生病的親人抬進醫院住院，放心地交給“白衣天使”，然後高高興興地回家去，耐心等候好消息，等待親人康復歸來。
在西方國家實施得非常成功的“託管制”，推廣到中華大地一開始卻行不通，遇到了極大的阻力。思想保守、宗族觀念濃厚的中國人，實在難以想象“把遇到困難（生病）的親人託付給陌生人照管這種‘絕情’的方式”。但是，西方醫學的強大優勢，世界新思想、新潮流的衝擊，隨着時間的推移，“託管制”終於衝決了保守思想的堤防，在中華大地推廣開來。——這一漫長、複雜、艱難的過程，在此就不贅述了。
近代以來，中國人一個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是對“東亞病夫”的自卑感。西方醫學的傳入導致中國人“去掉東亞病夫自卑感”的民族覺醒，改變了原來許多不衛生習慣，使中國人的體質明顯增強，終於摘掉了“東亞病夫”這頂帽子。有學者認為，西方醫學傳入中國改變中國人的身體狀況，影響之大難以想象，甚至超越“堅船利炮”等科學技術的影響。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人的身體素質改變了，整個民族、國家當然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面貌一新。

巴慕德[ 注19 ]說，現代醫學有兩項革命性突破，其一是“準確真實性的尋求”，其二是“託管制度”。這兩項突破，使現代西方醫學的科學水準大大提高。
西方醫學的進步，改變了“病人在醫療空間的位置安排”，在現代化醫院，病人把自己的身體託付給一個陌生的醫療空間之後，“以病人為主”的傳統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病人成為純粹的醫療科技施行治療手段的對象。
追求“準確的真實性”，使醫療符合客觀實際，具有科學性且不斷進步。於是，博大恢弘的西方醫學殿堂傲然聳立，為全人類的健康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此過程中，醫學、醫院、醫生的絕對權威地位也無庸置疑地樹立起來。

[ 注19 ] 巴慕德（Harold Balme，1878—1953），英國浸禮會傳教醫師，1906年來華，在山東傳教施醫，1922年任齊魯大學校長，1926年辭職返美。著有《中國與現代醫學：關於醫務傳教發展的研究》。

第三節 “權威醫療制度”應該揚棄[ 注20 ]

西醫東漸後，人們看到，在醫院裡人的權利不平等，醫生的權力至高無上，醫生的話是“聖旨”、“聖經”，醫生的判斷無庸置疑，等同於法官的宣判……在診室里，病人被當成“物”，忽略了人是萬物之靈，認為病人什麼都不懂，不讓病人知情，不耐煩傾聽病人對疾病的感受，醫生獨斷專行開處方，將病人“打發走”了事……在中國大陸，不負責任的醫療事故層出不窮，粗暴對待病人及其家屬的事情屢見不鮮，醫患關係十分緊張。
這是筆者走出國門（2002）前，在中國大陸醫院看到的景象。如今，醫患關係更加緊張，醫療腐敗現象更加嚴重。產生上述種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西醫“權威醫療制度”與生俱來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移植到中國大陸的西方醫學1949年之後靈魂被閹割、扼殺。
“南湘雅、北協和”，這是西醫東漸後美國人在中國建成的兩座頂級醫院。上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初，在長沙市街頭巷尾，總是聽到湘人有口皆碑地稱讚湘雅醫院的醫術高明，設備、衛生條件一流，護士小姐如何漂亮……筆者小時侯就聽到，湘雅醫院的醫生、護士互相稱呼“密斯特”、“密斯”。——1949年政權易手後，“湘雅”就成為“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代名詞，在50年代初的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被打得落花流水，批判得體無完膚。
實際上，被打掉的不僅僅是那些表面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西方醫學的靈魂。
上一節指出，西方醫學取得長足進步的兩個因素是“準確真實性的尋求”和“託管制度”。“準確真實性的尋求”，使醫學科技日新月異，建成了一座座博大輝煌的醫學實體（醫院）；“託管制度”，則是西方醫學長盛不衰、風靡全球的靈魂。
“託管”理念的起源之一是“基督宗教的博愛精神”。在強大的宗教精神感召下，醫護人員極其認真負責地行醫，把自己的職業看得無比崇高、神聖，用盡心盡力地醫療作為對上帝及其追隨者（病人）的報答。
忽然間，1949年之後，新政權的“無神論”以雷霆萬鈞之力橫掃一切“有神論”，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推動着聲勢浩大、了無盡期的批判、鬥爭，於是西方醫學的靈魂——“基督宗教的博愛精神”——被無情地閹割、扼殺了。
西方醫學的靈魂被閹割、扼殺之初，尚有大批留用的醫護人員兢兢業業地行醫，本能地維護着醫療職業道德；加上50—70年代社會控制嚴密，約束着醫療行業的行為，雖然能夠明顯看出新增醫護人員的職業道德普遍降低，但基本上沒有出格，尚未達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到“改革開放”年代，老一輩醫護人員隨着年歲增長逐漸離開工作崗位，換上一批又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由“無神論”教育體制培育出來的新新人類。於是，供不應求、地位特殊的醫療便加劇變質了。“一切朝錢看”和“醫療產業化”之後，醫藥體系利用特殊行業的權力和優勢，昧着良心，不擇手段地從病人身上撈錢，醫、藥價格飆飛猛漲；貪污行賄，權錢交易，為所欲為的醜聞罄竹難書；甚至發生偷摘太平間屍體眼角膜、偷摘病人腎臟等亙古未有的奇聞，某些“白衣天使”竟然淪落為“白衣魔鬼”。——閹割、扼殺靈魂後的醫療體系的種種弊端，在社會大浪淘沙的變革中暴露無遺了。——這是“權威醫療制度”應該揚棄的第一條理由。

從前，“權威醫療制度”誕生之初，醫學知識尚未普及，人們對疾病產生的原因、治療的方法、藥物的效應以及疾病上身之後應具備的心理知識都十分缺乏，只能把全部希望寄託於“白衣天使”。但是，隨着時代的前進，隨着傳播媒介的飛速發展，隨着醫學知識的普及，當今人們對疾病及其治療方法的知識越來越多。特別是自身患了某種疾病後，買幾本相關科普書，用關鍵詞在互聯網上搜索一番，對症研讀，很快就能將這一單項疾病的病因及其治療方法，了解個八、九不離十。這樣，病友對自身疾病就具備了“一定發言權”的資格。由於“病”是生在病人身上，切身的感受比任何一位匆匆忙忙看病的醫生幾分鐘或幾十分鐘的診治深入得多。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有什麼理由不與病人多談幾句話，多了解一些情況呢？實際上，由於人的身體條件、心理素質千差萬別，同樣的病在不同患者身上，表現的症狀和嚴重的程度各不相同，病人的感覺也就不完全相同。醫生了解到這些差別，將提高疾病判斷的準確率和處方的正確性。因此，耐心傾聽每一位病人的自訴，對醫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裡舉一個中醫的例子。
筆者的中醫師父石凝峰是一位傳奇人物。1943年，他還是個初中學生時，遭遇日本侵略軍在湖南省南縣發動的“廠窖大屠殺”[ 注21 ]。將近一萬手無寸鐵的平民在鬼子兵刺刀的威逼下跪倒在河灘上，黑壓壓一大片。當日寇的機槍子彈橫掃過來時，石凝峰的父親迅速將他按倒，自己撲在兒子身上……不久，“噠噠噠”的機槍聲和呼天搶地、聲嘶力竭的哭叫聲停下來的時候，只聽見受傷的人發出零星的哀號……鬼子兵走下河堤，看到還在哀叫和能夠動彈的人，便補一槍；在不能動彈的人大腿上戳一刺刀，有反應的再補一槍……石凝峰周圍的人全死了，他被掩埋在死人堆里，父親的鮮血和鄉親們的鮮血把他染成一個血人……由於他倒下的位置在一、兩萬人的正中間，鬼子兵補槍殺人還沒來得及到他身邊時，天色已晚，便集合開走了。掩埋在死人堆里的石凝峰嚇得不敢吭聲，也不敢動。半夜，清涼的風吹來，他從迷迷糊糊中凍醒，河灘上屍體橫七豎八，寂靜得可怕。石凝峰估計鬼子兵走遠了，便從死人堆里悄悄爬出，向父親的遺體和鄉親們的屍體磕三個頭，朝鬼子兵開走的反方向轉身就跑,一口氣跑了60里。天蒙蒙亮時，敲開一座莊園的大門，一個驚魂未定的“血人”聲淚俱下地向主家投訴廠窖大屠殺的慘烈情景……善良的地主安排他洗澡、換衣、食宿，第二天送他幾塊銀圓回長沙，才死裡逃生撿回一條命……
大學畢業後，石凝峰在湖南師範學院任數學講師，1957年劃為右派，下放到嶽麓印刷廠裝訂車間當工人，業餘時間自學中醫。60年代初，筆者進入該廠後，石先生很器重，建議說：“你有古典文學基礎，不要把青春浪費了，最好跟我學中醫。”石先生借許多中醫基礎知識書給筆者閱讀。
石凝峰先生是怎樣開始自學中醫的呢？
原來，他的妻子肺部有毛病，老是咳嗽，咯血，看了許多醫生，吃了許多中、西藥，不十分見效，時好時歹，眼見得身體一天天瘦下去。怎麼辦呢？一天石先生偶爾得到一本中醫書，隨便翻翻，覺得書中講的道理很實在，由此引起興趣，便找朋友借來許多本，利用業餘時間一一研讀。那年冬季，他妻子咳嗽的老毛病復發了，先後請幾位有名望的老中醫診治，吃藥後不但不見起色，反而越來越嚴重。這是什麼道理呢?石先生仔細翻閱醫書後才知道，原來中醫治咳，分“火咳”和“寒咳”兩種，用藥不同。幾位老中醫，都認為他妻子是“寒咳”，將他們開的藥吃下去，咳嗽、咯血反而越來越厲害。石先生仔細詢問妻子對疾病的感受，細心觀察病情的變化，認為幾位老中醫診斷錯了，妻子不是“寒咳”而是“火咳”。於是，他從《湯頭歌訣五百味》中挑選一味治“火咳”的藥方，辨證施治，酌情予以增減，大膽試驗，一劑藥服下去，咯血立馬停止，咳嗽很快好轉，身體漸漸康復。小試牛刀成功，鼓舞了石先生自學中醫的信心，從此夜以繼日研讀，很快成為親朋好友中信得過的“看書郎中”（因為右派身份，他不敢輕易給不熟悉的人看病開藥方）。
石老先生如果健在，已是八十多歲的老翁了。愚頑魯鈍的筆者時運不濟，隨後遭遇“文革”，辜負了先生的一片好心，沒有學成執業中醫。在此特地多寫幾句題外的話，表示深深的敬意、感謝和懷念！
由這一醫案可以看出，醫生耐心傾聽病人對疾病的感受和細心體察病人身體反應，對正確判斷疾病以及處方用藥，十分重要。
由於“病”生在病人身上，所以許多病人對自己病情非常清楚，對自身疾患的嚴重程度感覺得非常準確。
70年代初，筆者鄰居家一位叫“晶仙”的十四、五歲小姑娘，不知患的什麼病，醫治無效，從大醫院抬了回家。一天，另一位鄰居大媽告訴筆者：“晶仙這孩子好懂事，昨晚把妹妹弟弟叫到床邊，將新毛線衣脫下來給妹妹，將漂亮的文具盒和好一些的文具給弟弟，囑咐他們好好讀書，將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兩個鐘頭之後，就靜靜地走了……”——那個年代物質匱乏，小孩能擁有一件新毛線衣，能有幾樣好一點的文具，都是令人高興的事。晶仙搶在彌留之前把心愛的物品分贈給弟、妹，證明她心中十分清楚“大限”即將來臨。《紅樓夢》中薛寶釵出閣成大禮的時候，16歲的林黛玉獨自焚燒詩稿，斬斷痴情，證明她已深知自己離“歸期”不遠了。
這些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對自身疾病的深淺都如此清楚，何況成年人？許多老年知識分子朋友生病後，筆者去探視，其中幾位即將生離死別者，都說過內容基本相同的話：
“我對自己的病很清楚，這一次，恐怕不行了，得到閻五爹（閻王）那裡去報道了。”——不久，他們便真的告別了人間。
筆者給父親送終，也是這樣。1967年3月21日，被癌症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父親躺在床上已經不能動彈，不能進食，只好買來藕粉，放點白糖，調得稀稀的餵給他吃。餵食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欣慰的微笑，喃喃地說：“我養你的小，你養我的老……”吃了三勺，便搖頭表示不要了，像累得不行那樣閉上眼睛，口中發出低沉的咕嚕聲：“我……只有……一、兩個……時辰……了……”[ 注22 ]說着，眼角滾出兩顆老淚，流淌在枯瘦蠟黃的臉上。3個多小時後，傍晚時分，終於安詳地永遠閉上了眼睛。
我非常驚異父親臨終時的頭腦清晰，連自己還能堅持多久，都“感覺”（“計算”）得絲毫不差。
既然病友對自身疾病感受得這樣深切，醫護人員有什麼理由不與他們多聊一聊呢？唯一的理由是醫生很忙，時間不夠。那麼，為什麼不讓醫生每天減少一點工作量（少看幾個病人），而提高醫療質量呢？要知道，最好的現代化大醫院的誤診率一般都在30％左右——人命關天，30％的誤診率落實到任何一位病友身上，都是100％啊！
現居台灣桃園年屆花甲的著名中醫師華景珍（女）說，“我把每個病人當成自己的親人……我覺得每一個病人都是一本書，都應該好好研究”，其菩薩心腸、濟世救人心態躍然紙上。粗略地讀完一本書要花多少時間？“好好研究”一本書又要花多少時間？為什麼醫院門診部的醫生看一個病人的時間那麼短呢？——這是“權威醫療制度”應該揚棄的第二條理由。

本書公開的“體內自血溫熱療法”一個最大的特點是“患者用經過強化的自主意識主導治療全程”。這是人類醫療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提法，也是“體內自血溫熱療法”的靈魂和實質，如果去掉“自主意識”，就不存在這種治療方法了。
“體內自血溫熱療法”在“自主意識的主導下”為什麼能治好癌症？本書第三章第二節中，筆者根據自身實踐經驗和冥思苦想，總結了17條（有些是結論，有些是猜想、假說）：
（1） “用自主意識調動體內血液”，血液流經癌變組織區域的速度加快了，流過來的血液量增多了，對制服癌細胞肯定是有利的；
（2） 用“自主意識”主導身體機能，流過來的血液可能發生了有利於制服癌細胞的變化，可能增加了制服癌細胞的某種機能；
（3） “用自主意識調動體內血液”，使血液流到腫瘤區域後，那裡的體溫就會略微上升；體溫上升後血液流速更快，形成“體溫上升”和“血液流速加快流量增加”的良性循環；
（4） “上帝創造”或“億萬年進化”賦予人體血液和免疫機制一種特性：體內哪一處溫度升高，便加快速度往那裡流；血液中的免疫細胞、免疫體液，就會在體溫升高區域集結；
（5） 血液和免疫機制的特性是“一定要挺進到體溫升高的組織內部”；
（6） 體溫升高可能瓦解了腫瘤組織的“阻擋屏障”，使免疫細胞、免疫體液能順利地進入腫瘤組織的內部；
（7） 只要體溫稍稍上升，“體內自血溫熱療法”就自行啟動了，免疫體液、免疫細胞將“強行突破”腫瘤組織的“阻擋屏障”，進入癌變區域內部……
（8） 現代醫學研究證實，免疫細胞的作戰能力隨着體溫的升高而增強；
（9） 筆者稱“用自主意識調動體內血液”為“攜帶正信息的血液”，“正信息”肯定有利於治療；
（10）帶着“正信息”的血液可能增加了某種令癌細胞喪失抵抗能力的微量物質；
（11）帶着“正信息”的血液可能減少了某種癌細胞賴以生存、須臾不可缺少的微量物質；
（12）也許，厭氧的癌細胞在富氧的新鮮血液包圍下，很快就被消滅和轉化了；
（13）免疫細胞可能需要全面包圍、集結達到超越癌細胞若干倍的某個數量級，才開始發動“全殲癌細胞”的進攻；
（14）中樞神經介入、大部隊到來後，鼓舞了免疫細胞的士氣而重振雄風；
（15）蜂擁而來的“第二梯隊”（預備隊）的免疫細胞作戰特別勇敢；
（16）人體為防備免疫細胞攻擊自體物質的抑制機制，此時此刻可能被被排除在外；
（17）也許，是人類永遠無法知道的“自組織能力”的微妙生化機制在發揮威力，將癌細胞殺滅或轉化了；
……
不管是哪一個因素在起作用，反正只要“新鮮血液向腫瘤組織內部浸進，癌細胞就消逝得無影無蹤”就夠了，就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既然“患者用經過強化的自主意識主導治療全程”如此重要，醫生們還有什麼理由將“病人物化”，將“病人作為純粹的醫療科技施行治療手段的對象”呢？由此可見，實施了一百多年的“以解剖學和實證科學為基礎的西方醫學”和“權威醫療制度”，不符合最新“自組織性”哲學思想，有必要進行改進，繼承其科學的、優良的傳統，去掉其“輕視病人”、“輕視人的整體性”、“輕視人的精神作用”等與生俱來的缺陷。——這是“權威醫療制度”應該揚棄的第三條理由。

本章第一節闡述了醫生和藥物不能“治”好病，醫生和藥物只能起到調理和輔助作用，真正“治”好疾病是患者體內的免疫機制。因此，只能“起調理和輔助作用”的醫生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認識到：你只是接受過專業訓練，只是生理、病理、醫理、藥理知識多一點，臨床見識多一點，經驗豐富一點，並掌握了儀器的檢測手段……占有這些優勢而已。對於某一專項疾病的見解和判斷，在資訊特別發達、醫療知識大面積普及的互聯網時代，不見得比患者“高明”多少倍；最重要的是醫生缺乏“對疾病的切身感受”這個關鍵因素。因此，醫生應該謙虛一點，不要用居高臨下態度，以給患者“醫治”疾病的恩賜者自居。
在人類醫療發展史上，最早出現的是“巫醫”。上古時期人們生病之後，某些膽大的人裝神弄鬼，口中念念有詞，手舞足蹈地祈禱；他們也有點經驗，給病人吃點什麼，喝點什麼，或者捏拿捏拿，鼓搗鼓搗，居然給弄好了，病人恢復了健康，於是，就出現了“巫醫”這個行業。其實，這些“巫醫”只是碰巧鼓搗對了路，或者是給病人以某種心理暗示，或者是高潮一過病人自己抗住了，實際上是病人體內的免疫機制“治”好了疾病，榮耀卻歸功於鼓搗的人……後來，才慢慢出現“醫生”、“醫治”、“醫療”這些詞彙。
“醫”這個詞彙，誕生於人類對疾病茫然無知的古老年代，誤認為疾病是“醫治”好的。從現代醫學的視角來看，“醫”這個概念是錯誤的，不存在“醫治”這件事，只存在“調理”和“幫助”。如果不能改變“醫”這個詞彙的原始意義，最好的辦法是逐步捨棄，不用它。
由於“醫”這個詞彙誕生之初的概念就錯了，“醫生”“醫治”不好疾病，因此，筆者建議逐步取消“醫生”、“醫師”這兩個名詞，代之以“導引生”、“導引師”：指導人們遵從健康的生活方式，輔導人們學習有關生理、病理知識，引導人們自療或參與治療。——這已是題外的話了。
筆者預言，“體內自血溫熱療法”推廣實施後，可能創造一個重大的“醫療改革”契機：由於許多重病、怪病、疑難雜症用“體內自血溫熱療法”自療好了，小病小痛用“體內自血溫熱健身法”祛除了，到醫院去就診的人大大減少，就騰出了大量的醫院醫療空間，富餘了大量的醫生。這批巨大的資源和力量正好用到“醫療改革”方面，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以預防為主”的“健康管理”。——這是“權威醫療制度”應該揚棄的第四條理由。

傳統的中醫倡導“上工治未病”，其大意是：高級醫生，能夠看（診斷）出某人潛伏着某種重大疾病，在這種疾病尚未爆發出來的時候就給以預防，或者剛剛露出苗頭的時候就給以早期治療，用很小的醫療力量將重大的疾病隱患消滅於無形。中國春秋時代的大醫家扁鵲，就是一個“治未病”的“上工（上等醫療技術人員）”。
“上工治未病”思想不斷發展，就形成了現代醫學“以預防為主”的“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是對健康人群、亞健康人群的身體健康狀況、生活方式和居住環境進行評估，為個人和群體提供有針對性的健康指導，通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手段降低人群患病率。——也就是用企業運作的方式促進人群的健康素質，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大疾病的發生率和降低醫療費用。
“健康管理”的宗旨是：使健康需求者減少疾病，儘可能不生病和解除疾病的困擾，身體更加強壯，使其生理、心理以及社會適應能力全部達到良好狀態。
“健康管理”二、三十年前始於歐美發達國家，通過卓有成效的健康管理使90％的個人和單位的醫療開支減少到原來的10％，達到了維護健康和提高社會經濟效益的目的。美國曾在上世紀80年代作過調研，發現經過5年健康管理後，美國人的膽固醇水平下降了2％；高血壓水平下降了4％；冠心病發病率下降了16％。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增加了30歲，其中，醫學科技的進步只延長5年壽命，而預防醫學的發展卻延長了25年壽命。當今，每10個美國人中就有7個享受健康管理服務。
現代社會已經進入“倡導健康生活方式的時代”，人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不健康的行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不懂得怎樣維護健康”，眼睜睜地看着“健康流失”。因此，每一個人的健康確確實實需要科學的、合理的管理。
中國衛生部對10個城市上班族的調查，處於第三狀態（亞健康）的人占70％，其中沿海城市高於內地城市，腦力勞動者高於體力勞動者，中年人高於老年人。中國醫學工作者經過研究宣布，60％的中國人（7億左右）處於第三狀態。因此，在中國大陸剛剛起步“健康管理”有着極大的發展空間。
加拿大擁有世界上最完善的醫療保健制度，人人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但是，任何公營事業總是免不了官僚主義、浪費嚴重和效益低下。值得稱頌的“加拿大公費醫療”制度，經過公營多年的歲月消磨，如今已陷入重重困境，怨聲載道。除非救護車送進醫院的急症病人，非急症預約就醫等待時間往往是幾十天。政府和民間都在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予以改進。
加拿大的“家庭醫生”制度，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但是，家庭醫生數量不足，尚未進入“以預防為主”的角色，尚未完全成為“健康生活”的指導者，仍然忙於“看病”，也需要改進。
雖然加拿大的“醫療保健制度”和“家庭醫生制度”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但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要達加拿大到這樣的水平，還須經過多年努力。
從“上工治未病”、“以預防為主”的“健康管理”方興未艾來看，“權威醫療制度”確實應該揚棄，這是第五條理由。

以上從“醫療行業職業道德的惡性下降”、“病友對自身疾病的認識提高和對自身疾病的深切了解”、“與最新‘自組織’哲學思想相悖”、“醫生和藥物不能‘治’好病，只能起到調理和輔助作用”以及“‘預防醫學’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等五個方面論證了“權威醫療制度”應該揚棄，應該採用最先進“自組織”哲學思想來整合醫療事業。
由於“權威醫療制度”太強大了，太權威了，以至於一般醫生根本不敢懷疑、不敢觸動、不敢冒犯這個制度，在成功的“輔助及替代醫學”[ 注23 ]案例面前採取“鴕鳥政策”，視而不見，不敢堅持真理，不敢進行嘗試。請看下面一段生動的描述：

（女作家柯岩）接觸了若干癌症病人之後，驚奇地發現，一些被醫院確診，甚至處於晚期，醫生斷言活不多久的癌症患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找到了郭林[ 注24 ]，參加了癌症班學習氣功的行列，在接受新氣功療法一段時間之後，病情好轉了，腫物消失了。既然全世界都在運用各種不同的藥物和療法攻癌，而中國有人實驗運用氣功療法，並產生了一定的療效，幹嘛不宣傳推廣呢？她找到一些醫生朋友，向他們發問：
“你不信麼？”
“信。氣功麼，怎麼不信？”
“氣功在配合中西醫治癌中的作用呢？你承認不？”
“可能！”
“那為什麼你們不能試用於臨床？”
“病人自己做，我們不反對；但讓我們用於臨床，卻必須有數據。”
數據，就是氣功治療的系統科學的理論根據及實驗的各種數據。
這當然沒有。柯岩認為，數據不是從活人的實驗中統計和總結出來的麼？於是，她千方百計地動員她的醫生朋友們去看活人。她陪同醫生朋友去訪問，聽活人的自述，檢查他們的診斷書和病案號。
有一個肝癌患者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之後說：“來來回回練了這麼一年多功，現在，你們看，我有多胖。Ｘ光片上什麼腫瘤的影子都沒有了，沒了。你們說，神不神？”
一位醫生打斷他，問:“做過切片麼？”
“沒有。當時所有的檢查都支持是癌。在肝上那樣大，都說手術預後決不會好。都說不挨這一刀，可能存活期還長點。”
這位曾經的肝癌患者掃了醫生們一眼：“哎，我知道，你們會說，沒有切片，就不能證明那是癌。是的，我一好了，片子上沒有陰影子，我只說一說沒動手術，是氣功治好的，醫院頓時就說是當初誤診了。可怎麼這麼多醫院都誤診了呢？還不是不相信氣功能治病唄。咱是不懂醫，可你們大家琢磨琢磨，退一萬步說，就不是癌，是個良性瘤，是個囊腫，那麼老大個傢伙，就這麼吸吸呼、吸吸呼地給吸得不疼了，呼沒了，你們也該研究研究吧！否定一件事咋那麼容易，肯定一件事咋那麼難呢？我也懂，要數據，要數據，可不研究，不積累，死了才是癌，一好了就說是誤診，這數據從哪兒來呀？”
柯岩花了幾個月功夫，寫下了長篇報告文學《癌症≠死亡》（《北京文學》1982年第五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獲得了國內外廣大讀者的注目和歡迎，也引起了醫學界的重視……（摘錄自《氣功防癌抗癌》P87—89）

19世紀獲得長足進步躍上科學化、現代化台階，對人類健康作出過重大貢獻的西方醫學，20世紀後半葉在某些條條框框的束縛下，逐漸成為醫學進步的阻力。大部分主流醫學專家至今仍不肯放棄以“還原論”為指導思想、在解剖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實證醫學中許多明顯的弊端和錯誤。頑固地拒絕有顯著效果的醫療新方法，將其打入“輔助及替代醫學（CAM）”範疇，斥之為“另類醫療”。
幸好，偉大的“自組織”哲學思想應運而生，給人類的健康事業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本書公開的自療方法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沒有深奧的道理，正巧碰中了符合最新哲學思想。由於不吃藥、不打針，不動刀子、不花錢即可治癒癌症，“體內自血溫熱療法”將震驚醫學界，以不可遏阻之勢風靡全球。筆者請求採用“體內自血溫熱療法”自療自愈癌症的朋友，告訴兩、三位醫生、醫學教授或醫學專家，你的癌症是怎樣治好的。其目的是引起主流醫學專家的廣泛重視，讓新的自療方法迅速推廣，以便拯救更多的生靈！
謝謝閱讀。

[ 注20 ] 揚棄——哲學用語，指事物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發揚舊事物中的積極因素，拋棄舊事物中的消極因素。
[ 注21 ] “廠窖大屠殺”——1943年5月8—11日，日本侵略軍在湖南南縣廠窖鎮及其周圍地區瘋狂地燒殺搶掠，殺死我同胞3萬餘人（其中國民黨軍人5000多），是日軍侵華僅次於“南京大屠殺”的第二大慘案，震驚中外，史稱“廠窖大屠殺”。
[ 注22 ] “時辰”——中國古代將一晝夜平分為十二段，每段叫一個時辰，合兩小時，用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做名稱。半夜11時至第二天１時是“子時”，中午11時至13時是“午時”。
[ 注23 ] “輔助及替代醫學”（Complemen 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簡稱CAM），其醫療方法尚未經過科學實驗證實有效和證實其安全性。“輔助及替代醫學”囊括古老的中醫、印（度）醫和其它許多國家、民族的民間醫療方法。由於主流醫學治療癌症的方法副作用太大，迫使患者及其家屬不得不另有所求。據美國國家健康中心2002年健康普查時統計，有70％的癌症患者曾尋求過“輔助及替代醫學”的治療方法。由於許多“輔助及替代醫學”治療方法具有實實在在的療效，且沒有發現安全隱患，漸漸被西方發達國家的醫療主管部門容忍、默認，有的大學開設CAM課程，準備逐步接納。
[ 注24 ] 郭林（女，1909—1984），原名妹殊，廣東中山人，嶺南派著名畫家。1949年患子宮癌切除，1960年癌轉移至膀胱部分切除，先後作了六次手術。有幸生還後，決心在早年學習氣功的基礎上抓緊練功，先自救而後救人。1971年9月，郭林帶着親身體驗、潛心研究的“新氣功”在北京紫竹院公園、地壇公園免費義務教功，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癌症患者，風靡中華大地，惠及港、台、日本以及許多西方國家，雖然未被主流醫學接納，但長盛不衰，至今在民間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2007-06-16—11-07 [博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