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驢文化"與民主
--答草蝦先生的疑問

潤濤閻

草蝦先生問：

“初中時候，經常有農民的驢車停在我們中學門口，我們放學的時候經過，有農村出身的同學就表演給我們看，喊著‘驢，伸！驢，伸！驢，伸！’驢果然就一節一節伸出來了，然後我們就拿石子砸那伸出來的尾巴，它又負痛長鳴卻又不肯縮回去，非要車夫一鞭子揮上去，就一節一節的縮回去了。為什麼？”

潤濤閻答：

這是個“文化”問題。而且牽涉到“專制”與“民主”。

1。不是“黨文化”，也不是“太監文化”，而是“公驢文化”

草蝦先生對事務的觀察可以說是細緻入微。與我的老鄉浩然有的一比。浩然在農村時每當看到生產隊的公豬配種時就仔細觀看。

回答草蝦的問題，就必然涉及到“專制”、“民主”、“黨文化”的問題。

驢是由野生動物由人馴化而成為家畜的。這個馴化過程，恰如統治者對人民的馴化、奴化過程。經過幾千乃至幾萬年的馴化，家畜如公驢並不敢見了母驢就發情。那將會把車子搞翻，挨鞭子是毫無疑問的。久而久之，經過人工篩選，就有了遺傳上的新品種：家畜公驢。

為了回答草蝦的問題，我不得不把生物學教科書上的生物常識簡單的講幾句(絕非搞黃，正式教材都有。只因此壇可能有不少沒學過生物課的，如老馬連眼皮的名稱都不知道)。

因為公驢的器官是由陰莖骨組成的，所以草蝦看到的是“一節一節的出”。那麼在自然界的野驢，只要見了母驢就會產生性亢奮，性激素使然，這本是天性。但馴化了的公驢就不同了，必須要聽到主子(人)的信號才敢性亢奮。而且一旦聽到信號立刻進入性亢奮狀態，哪怕沒有看到母驢。

在古書上看到“驢下臍”的文字，那就是讓公驢性亢奮的信號。“下臍”這信號至今還有不少地方沿用。有的地方已經與時俱進了，簡單為“驢，伸！”(在長江流域) 還有的地方喊：“驢，哈！”(在黃河流域)，也有沒與時俱進但改了叫法的地方：“驢，下錘子！”(在四川)。在內蒙的情況我不清楚，因為我三赴內蒙但忘了問了。

所以，這信號怎麼個叫法，就看是什麼地方了。“驢下臍”是古書上談到的，應相當於普通話。其它就是“方言”了. 那麼公驢聽到“驢下臍”、“驢伸”、“驢哈”等信號的時候就伸出那東東，就如同文革中七億人聽到“毛主席，萬歲！”高喊口號時人人“舉手”是同一種本能行為。所不同的只是把“下臍！”換成“萬歲！”統治者給出“擁護”的信號，人民就立刻舉手。也就是說與公驢屬於用同類的方式對同類的信號做出同類的反應。都是服從主子的要求。主子一發出信號，馴化好了的不管是家畜驢還是家畜人就得本能的、毫無疑問的、甚至是天然的進入亢奮狀態。

胡魯們曾把這種文化稱為“太監文化”，因為明明是有頭腦的人卻不能思想，相當於思維被閹割。文革後有不少學者把此稱為“黨文化”。對這兩種稱呼我長期以來都覺得不太貼切，但又找不到合適的詞。因為事實上，在被專制統治者馴化、奴役了的人民，並非沒有思想。甚至說思想深度遠超過統治者都不過分。比如，當聽到皇帝下詔：“袁崇煥是賣國賊”這一“信號”後，人民就把袁活剝皮，然後生着一口口吃掉！這種處罰之殘忍皇帝肯定想不到。所以，人民的思想並未被閹割。只是必須聽到統治者的信號才能思維，而且一旦思維起來還能夠發揚光大。

再舉個近的例子：領袖一暗示打倒劉少奇，七億人民七億兵，人人聲討劉少奇。剛喊完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立刻罵他林賊，人民照喊不誤。人民找到的他倆的罪狀要比毛主席本人想得奇！哪能說沒思維？毛主席一句大躍進好，人民就能超常的發揮思維能力，能想出把十畝地的稻穀割下來捆好排在一畝地里，小孩子坐上去照相發表在上。這思維能力肯定連毛澤東都想不到！

說成“黨文化”就更離譜了，簡直就是對歷史的無知到了白痴的地步。“黨”這個字在古文中是貶義。只有到了孫中山時代才不要臉的稱為黨。也就是說，這種專制“公驢性亢奮”文化遠遠在有黨做領導之前就形成了。

那麼，人民的這“公驢性亢奮”文化什麼時候形成的呢？我判斷，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的形成應是一很長很長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開始就是人馴化驢的開始期，或者說應是同步進行的。它屬於同一思路。統治者們馴化人，被馴化之中的人就用同樣的思維、同樣的方式馴化驢。等級制度也就開始了。 因為驢比馬小,容易捕捉擒拿，被馴化的第一批家畜很可能就是驢。所以，把這"主子發信號家奴便亢奮"的文化稱為“公驢文化”最為恰當。因為屬於同一模式。

2。野驢習性與民主

如果把已經馴化了的公驢放到天然的野地山林中，它們根本就沒有了見了野獸就逃跑的敏銳。更不會有“占領一草地”的本能想法。第一個感覺就是驚慌失措。到處尋找回到主子那裡的路。直到餓死渴死為止。如果碰上了一環境，就是說有獵戶看管沒有虎狼的境況下，這些公驢們也沒有與野驢爭天下的可能。它們是不敢接近天然野母驢的。因為聽不到主子喊“下臍”的信號，跟這些公驢一起跑來馴化好了的母驢們也被野公驢們占有了。這是有大量外嫁女的原因。

被“公驢文化”教育出來的男人們跑到已回歸到天然野驢文化的山林國度，感到的是茫然若失，沒幾個敢找外族女人結婚的。自己帶去的老婆也可能被“野公驢們”搶走了。這些跑出來的公驢們一定設法與原來的主子聯繫上。只是方法上不同。愛國派昂首闊步的入關進高級"驢棚"；民 運們有的盼招安，有的偷渡進那永遠都聽不到“下臍”信號的驢牢(如王秉章等)。

那麼反過來，如果把天然的野驢逮住，套車拉磨，那野驢感到的是恐懼與怒火中燒。這才是外國人要關心中國人人權的道理。

那麼，什麼是中國民主的瓶頸？不是錢，不是制度，也不是回驢牢的公驢太少(再回去10000個王秉章也沒用)， 而是根深蒂固的“公驢文化”。去掉這“公驢文化”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引進"天然野驢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即使來到美國的中國民 運們，其“公驢文化”的消除也未必比國內的小青年們多走了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