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青年節”又過去了。按理說，這是一個按年齡段來針對慶祝的節日，就像“兒童節”一樣，有長、幼之序而無平等（如國慶、中秋、聖誕、感恩、勞動、婦女等節日）之意，體現出真正人類社會（不是動物世界）的一種特別的人文關懷，是人性在動物母愛的天性基礎上的理性提升，目的在於既要提請整個社會對處於這兩個年齡段的青少年,作為“未來繼承者”的特別關懷和重視，同時提醒處在這個年齡段的人自己，也要作好心理準備，主動接受德、智、體方面的全面教育和鍛煉，以便真正具備“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地、去迎接社會下一論“新陳代謝”的條件，而不至讓自己將來要負責主導的社會，會根據“天性墮落、不進則退”的客觀科學（自由落體般）規律的必然，淪為“黃鼠狼下耗子（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不幸的是，中國的近代史總是按朝代呈現出階段性“每況愈下”的年齡規律，從上（皇帝）到下（社會基層）皆如是。直到通過革命之類的暴力手段，來改朝換代為止，一切再從頭來過。讓一個明明是由博大精深的文化加工出來、理應相對聰明的民族，偏偏屢犯蠢人才會犯的“Ｎ”次同樣錯誤，而始終跳不出歷史循環的怪圈。怎麼會這樣子的呢？

如果從科學《認識論》的知其所以然層次來看，道理其實並不複雜。完全是因為中國人將文化加工後獲得的聰明和才智後的絕對值能量，從負面加以充分發揮的結果。這是只要有一點基本數學或物理常識的人就不難理解的。或者就像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用來行俠仗義，可以讓惡人聞風喪膽、銷聲匿跡。但是要是落在採花大盜手上，就會讓更多的良家婦女受害遭殃一樣，寶劍的本身只有優、劣之分，而並不需要區分善惡或承擔道義責任的。中國文化就是這樣一把可以斬釘截鐵、所向無敵的寶劍，可惜落在只知道練點花拳繡腿的讀書人手上，反而不慎削掉了自己的手指頭或腳指頭。結果被更無知的西方“高等動物”當成了“文明殘廢”來嘲笑、指責，更開始自慚形穢起來。實在是一種良知的悲哀！

中國的朝代更迭史上，有一個值得注意和總結的年齡規律，那就是每一個朝代的晚期，總是要由年輕人來充當着摧枯拉朽的先鋒角色。說得好聽點，是因為年輕人最有激情和活力，永遠對可能出現的哪怕“新瓶裝舊酒”似的“新事物”敏感而不保守。所以很容易接受一切打着變革旗號的宣傳，並不加思考地付諸行動。但是說得難聽點，就是是少不更事，易衝動又缺乏責任心。更沒有社會經驗而容易上當受騙，可以“初生牛犢不怕虎”地，去自願充當政治陰謀、野心家的打手或炮灰，特別適合於擔當“砸爛舊世界”，替他人作嫁衣裳的任務。從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到八九民運，都是典型的事例，而且都有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共同特徵。

這是有其客觀道理的，因為從生理角度而言，人和動物一樣，對環境（社會）的認識，除了父母、家庭的言傳身教外，還要有一個親身實踐的經驗（或教訓）積累過程。才有可能具備正確認識環境和作出恰當反應的能力。否則就可能犯錯誤而導致遭遇各種危險。這也是古代的陶淵明歷經生活坎坷，到晚年才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感嘆；以及英國的大文豪肖伯納曾說過『凡傑出的人物，在年輕時都曾相信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到老來還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一定是傻瓜』。也就是他們都從表象上只知其然地認識到，人的正確思想和年齡之間存在着一種成“反比”的普遍規律，而且就算這種表象上正確的認識，也不是他們年輕時就作得出的。甚至可以說，年輕人對社會認識所下的結論，在多數情況下一般而言，往往是錯誤的。因為他們不具備用來作比較、鑑別的足夠經驗。除作為開國元勛的那一代，連年輕的領袖也不例外。

在一個新的政權（朝代）形成初期，領袖或開國元勛們，除了個人可能有的天才、異質和時代機遇外，都是提着腦袋從“你死我活”的殘酷戰爭淘汰中鍛煉出來的。他們不僅自己本身有過硬的才幹和能力，更對前朝失敗和滅亡的教訓，有切身體會和深刻認識。所以自己掌權後不敢掉以輕心，只有兢兢業業地避免重蹈覆轍。再針對前車之鑑並揚長避短的結果，總能讓國家有一段欣欣向榮的變化（哪怕是被趕到台灣落腳的蔣介石、蔣經國般的“小朝廷”也不例外）。只是由於“年齡不饒人”的自然規律，政權總是要轉移到一代又一代的繼承者或接班人身上。而只要延續時間一長（超過兩、三代以上），後來的繼承者就不再具備“開國”那一代所能夠擁有直接經驗的條件，反而在“權力（利）繼承”理所當然的封建傳統影響下，一種自以為是的主觀教條和經驗主義，成了他們的 “特色”。這種“特色”一旦跟貪婪的天性以及特權結合，就導致必然的腐敗，又為下一輪未必有進步意義的變革（改朝換代）需求，創造了條件。以至於各種為這種需求作輿論準備的形形色色“復辟思潮”，周而復始地，從“復興國學”到“重振五四精神”，都有自己的市場。不斷寫就了一部“翻蔥油餅”似的中國歷史。自己絕對優秀的文化，反而被會讀書而不會用的“激進幫”讀書人等，在西方出於無知或有意的忽悠、誤導下，文過飾非地說成是美女般“紅顏禍水”，自己民族反而成了要去“削足適履”的”跟屁蟲”。因為我們已經失去正確思想的能力，甚至不知道正確的思想從哪裡來？

這個問題，中國的偉人毛澤東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1963年他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雖然筆者的《新理論》對他（可能還包括馬克思）的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說法不以為然，認為是不科學的，且有挑動不和諧的“窩裡鬥”之嫌。但是絕對贊成“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的結論，認為對人類社會具有普遍真理般的價值。更從理論上支持了上述“青年人對社會缺乏正確思想”的結論。

遺憾的是，當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人類社會，由於被當成圭臬的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的誤導，本末倒置地，舍集體分工合作的社會主流，而強調提倡按叢林法則去進行不擇手段的競爭。於是一些政客或野心家以及商業利益團體，為了自己和小集團的眼前利益，不惜利用青少年還沒有形成正確思想的特點，不僅不能履行太傅教育“（民主）小皇帝”的責任，反而像太監或佞臣般處處投其所好、阿庾奉承，極盡教唆之能事，在一味嚷嚷着“（小）皇上聖明”的同時，從天性必然墮落的方向上推波助瀾，將他們“培養”成未來可以從他們那裡予取予求的潛在“大眾昏君”。今天社會中呈現出的種種令人擔憂的不安、不堪亂像，而且日益嚴重的趨勢，就是證明！

其實，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早就考慮到這一點，作了相應的理論安排。比如建立了“孝”的概念，以提倡孝順（順從）、孝敬（尊敬）父母（代表長一輩的人），來保證知識和經驗的傳承、延續。只是因為對其沒有科學而正確的“解壓縮”，而被代表“少數精英統治集團利益”的孔子之類讀書人，有意無意地作了矯枉過正的解釋，在提出有一定道理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前者為動詞，後者為名詞來理解）的同時，更立下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類、跟現代法制絕對背道而馳的極端混賬規矩，使自己得以不斷享受着 “豬頭肉供奉”的待遇，卻讓中國的文化背上“落後”的黑鍋，並因此矯枉過正地，形成不斷滋生“激進幫”的土壤。

所以在任何社會中，青年人的正確思想，除了同樣要從實踐中來外，還多了一條。那就是從吸取老一輩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或教訓中來，以便將來能夠讓自己主導的國家或社會，不犯“第二次同樣（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錯誤”。

有人把年輕作為驕傲的理由，因此而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起來。在筆者看來，其實除非從事自然科學領域裡的工作，他們的確有特別的優勢外，否則最不值得驕傲的，就是“年齡”了。道理很簡單：

首先，這是一個人人都要經過的生理階段，正如“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形容，意味着前面等着的，就只有最後“日薄西山”的必然。所以除了抓住時機，爭取儘量充實自己外，在將來可以證明自己沒有“閒白了少年頭”、不會“老大徒悲傷”之前，實在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除非是準備“待價而估”的妙齡處女或壯男）：

其次，從生理階段時間劃分的軸線上，科學而邏輯地看，理論上年輕人經過的，年長者也一定經過過。但是年長者經過過的，年輕人卻肯定沒有經過過（除非得了“早衰症”）。而且這個（中、老年）時段對社會的影響是特別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年長的領袖們，一旦政權牢固掌握後，往往表現出對社會流行價值觀的“否定之否定”。比如偉人毛澤東在年輕時，曾經公開激烈鼓吹過“分裂中國”（當年的雜誌“湘江評論”上，有黑底白字的文字為證），成為國家領袖後，卻成為中國統一的堅決維護者，後來（文革前）甚至說過，如果現在還活着的魯迅不跟政府合作，也可能要被關進監獄的話。他只有當再次發現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才會不計後果地、重新利用青年學生的無知和衝動，發動比“五四運動”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文化大革命”，大傷了中華民族的元氣。其繼承人被迫矯枉過正的後果，至今還在影響着中國社會。而當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後來一旦當上各級領導人之後，又有哪一個敢公開表態、號召學生或民眾，在自己或自己效忠的政府犯類似錯誤時，要他們繼續發揮“五四精神”，用類似當年的行為，來對待自己的呢？這是因為每個人隨着年齡和經歷的增加，心智才會逐步成熟，最後在自己所處的高位（不是客觀的立場上）上“換位思考”，終於認識到“今是而昨非”。可惜的是，由於錯誤社會理論和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影響，又進一步造成許多“今未必是、昨不見得非”的、令人無所適從的亂象，而讓不少沒有吃過苦頭的年青人或“好了瘡疤忘了痛”的人，又再次學費翔唱起了“（毛澤東）回來吧”之歌！

也有人會認為，社會永遠是在“進步”着的。所以作為社會的年青人而言，似乎當然要比自己的上一輩聰明、能幹，主觀上就先入為主地對上一輩人產生“落伍”的錯覺。可惜不然，因為這是一種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說法。

其實這種說法很不科學，缺乏必要的數學、物理基本常識。因為這些人還不懂矢量和標量概念，更分不清兩者之間的原則區別。把可以積累、疊加的物質文明標量，和以動物行為為參考原點、絕對有方向性概念的精神文明矢量混為一談。甚至以自然科學創造出來的物質文明矢量，作為衡量文明的總代表，在邏輯上已經根本不堪一擊，居然就敢大談什麼“文明進步”。終於導致今天的人類社會，會出現許多“不是畜生（高等動物）、勝似畜生”的荒唐現狀（比如鼓吹“性開放”和“艷照門事件”就是典型），全然不顧可能從行為上回到“動物世界“的趨勢和危險！

記得毛澤東在莫斯科訪問時，曾經對青年人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筆者認為這有刻意討好拉攏（以便必要時作為可利用的工具），口是心非之嫌。在今天這種弄清“民主”的本質之前、就莫名其妙地大談“民主”的年代（全世界都一樣），反而助長了政治上還不夠成熟的青年人“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干、誰干？”的、那種恣意妄為的暴君心態。正是這種心態，在歷次重大的社會行動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整死國家主席劉少奇，整趴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行動），造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後果。其流毒至今尚存（只要看看許多網絡論壇上的表現就知道了）。所以認為對此條語錄應稍加修改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現在是我們的，將來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蒂是屬於全人類的』。以便理直氣壯地，和青年人一起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