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們哀悼這位忠誠、善良的人！

我們追悼這位既定改革繼承人！

他同中共很多接班人一樣，沒能有機會把持中國正確的改革路線，這是由於當時邪惡的當權派占駐了上風。之後的胡耀邦、趙紫陽雖然是被鄧小平立儲的接班人，而他們都存在一棵善良、正直的胸心，無疑會與聚斂財富的利益掌權者發生根本的衝突，這些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不是把中國改革糾正到正確的軌道上，就是讓腐敗更為猖獗。兩派思想和勢力的鬥爭，最終是正義的一方落敗，中國才會有了今天極其不正常的社會形態。

華國鋒作為一個指定接班人，並沒有把握住自身的優勢，缺乏一定的政治手腕和工作經驗，在黨中之“黨”的慫恿下，匆匆做出了極其錯誤的決定，將可以用來調節、制衡內部矛盾的“四人幫”除掉。對於一個在政治舞台還沒站穩、資格淺的領導人來說，無形中是將自己孤立起來。這樣的局面對華來說，已漸漸呈現出危險的境地，華為了挽回失策的命運，草率的推出了兩個“凡是”的政治綱領，這些站不腳的口號完全不能適宜新形勢的需要。

我們不得不為華國鋒惋惜，縱然他有心將中國經濟建設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但由於勢單力薄、以及缺乏足夠的智慧和膽略，沒能斗過奸詐、頑固的貪腐利益集團。假如他有毛澤東的氣魄和手腕，相信他完全可以依靠廣大中國人民的力量進行分庭抗爭。這當然不僅僅是什麼個人得失問題，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命運和前途。我們任何人當然沒有那麼崇高，而社會墮落潛在的動盪威脅，會危害到每個人的利益和正常生活。

如果認為今天中國社會有了很大發展，那是一孔之見的思維。記得改革前，中國社會面貌也在年年翻新，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世界經濟普遍突飛猛進。中國也不例外，但沒有對比就不知道整個世界的發展速度。90年代初，我們也以為中國發展很快，但看到香港的繁榮後，深圳這樣的大都市就像一個小山城，看到中國大都市後，再看看家鄉，家鄉則好比山村一樣。這個淺顯的道理說明政府愚弄百姓大眾是沒有用的，真實的一面是客觀存在的。就拿北京奧運比賽來說，拿到金牌是實實在在的，空喊奧運會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是空洞的。

2）

談到改革浪潮，很多人馬上會想起鄧小平，好象因為有了他，改革事物才會在中國發生。卻從沒有人認可以華國鋒為代表的真正、真心改革派。這裡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沒有一個突變的過程，它的變化都是在醞釀、活動已久的條件下發生的。“改革”是什麼？通俗一點的說，那就是以經濟建設為重心，並不是“摸着石頭過河”的神話，很多無知的中國人相信改革是神秘的，很多無知的中國人是這樣奉承的……

如果承認事物不會無緣無故的突變，那麼我們就必要靜下了想想，中國“改革”的前身和源頭、動機在那裡？其實歷史的因素和背景決定了一切變化，以歷史發展觀來看，不論是共產集權主義、還是西方民主文明，它們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目標，都是為繞着社會進步這個最終目的，探討着社會進步的有效體制。而在中國，所有的什麼階級鬥爭、運動，其目的也是圍繞社會發展、生活進步的問題，只不過方式、方向不同，結果會有出入。

糾其歷史背景，情形更會明朗，世界從二戰時期的熱戰階段結束，發展到後來相當長的時間冷戰對峙，世界仍然處於高度戰備狀態。所以，中國、包括前蘇聯和東歐等國家在內，常常是不惜一切的發展軍備競賽，工業則是以軍工企業型為主，農業則是以儲備戰備物質為主的指導思想。這種歷史條件下的國家建設，人民的生活始終難以提高，加上過多的投入是圍繞着軍事建設，民用技術投入甚微，至使老百姓的物質生活很清苦，生產力也得不到正常的發揮。

中國的底子薄，自然是難以負重荷。當世界人民清楚的意識到戰爭是危害人類進步的根源，人們才漸漸的放棄了冷戰思維。首先是前蘇聯、東歐等國開始步入“修正主義”，接着是中國人開始放棄死抱着的共產主義信念，這一變化表現在與西方國家建交、特別是與美國關係解凍。冷戰思維的結束，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陣容壓力得到了緩解，注視經濟建設自然成了各個國家的重心。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工農業都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於是一個問題不得不使我們重新來認識，同樣是搞軍事建設和經濟發展，為什麼民主社會的發展速度快，而“科學”的計劃經濟會滯後？這種思想的微動，也就是改革的前身和雛形！

3）

“你辦事，我放心”，這句話語重心沉。當國際兩大陣容放棄敵對狀態，丟棄刻板的階級鬥爭也是勢在必行。中國不會例外，同樣會嘗試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但是，這個吸收西方經濟模式轉變過程中，難免會帶來負面的東西，要在一黨獨裁體制下把持住社會穩定、政府廉潔，唯有的辦法只有最高領導人私心雜念不占主導地位，這樣，才可能保證政府還是人民的政府、黨是人民的公僕。接班人的選定自然就成了矛盾的關鍵，華主席也正是這樣誕生的。當時的中共幫子並不乏候選人，即使“四人幫”的定罪依然是復辟和走資本主義道路。

改革前的中共當權集團中，大致可分為兩個利益集團，其中，以私慾為主的貪腐集團勢力龐大。毛澤東健在的時候，貪念的傾向被壓制住，這個貪腐集團唯有指望毛澤東過世才會有機會活躍，這期間他們的表現多是陽奉陰違。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轉變時期，幾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相繼離世，而對於年輕、淺資格的接班人華國鋒來說，想制約龐大的貪腐利益集團，顯然是力不從心。這樣，在短短的幾個月中，華的權利完全被架空，這不是華的悲劇，而中國人民悲劇開始。

每個時期社會都有不同的要求，也會產生時代的產物，鄧小平正是順應貪念的要求。貪污、腐敗，不道德、血腥統治、社會失去公允、只顧眼前利益的虛假繁榮等，這一切昧心的勾當必須要尋求一個合適代理人，鄧正好是最理想的人選。從前人民並不是很了解他，有些人常常還為他的可憐表現叫屈。今天我們來重新認識、鑑別時，鄧小平卻是集醜陋於一身！不論今天中共利益集團如何去粉飾他，邪惡的一面始終無法掩蓋。可以這麼形象的描述，95%以上的中國人、包括曾經受過鄧政策恩惠的，一提到鄧，就會感到從沒有過的噁心。

鄧小平是何許人？他當然是中國早期接觸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人之一，但那時的他，才不過是幼年時代的好奇，因為鄧的家庭富足，才會有大多數中國人不具備的留洋條件去接受新思想。在當時的中國，懂得共產主義的人稀少，自然鄧就成了珍惜動物般。每逢共產政治宣傳時，鄧就成了具備理論基礎代言人。但是，一個小孩子知道多少道理，最終也就是跟隨中共臨時政府混日子。也許提到戰爭時期的鄧，人們很容易聯想起“劉鄧大軍”，可究竟鄧在轉戰南北中做了多少工作？有一點還是必須要肯定，他就是一個政治輔導員腳色，而理論實際上是馬列主義教條、本本主義。

4）

不論是世界主流民主價值觀、還是共產集權觀點，社會的分配原則都是基於“按勞分配”，而不是“按權分配”。中國“按權分配”的觀念歷史悠久，特別是孔子學派成為中國文化主流後，人們的思想刻板化了，為了謀求為官之道，花錢買官、賣辱求官等層出不窮，窮人家唯一的官路就是死讀書。當處於那些廉潔、鼎盛朝代治理國家時，科舉應試被極其嚴肅的看待，致使一些富家子弟學到白髮蒼蒼還沒通過鄉試。當然，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完全將“科舉制”變通，那些權貴子弟都可以通過特定的渠道獲得學位。

不論是舊時的“官八股”模式，還是今天的“組織委培”，人缺乏學習的天賦，到實際工作中能起到什麼作用？中國這種世界獨一無二的“讀書做官論”和“按權分配”原則，不僅禁錮人的思想活躍，而且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所以在中國，談不上任何其他領域的創造力，人們對社會其他的貢獻都被當權者看的一文不值，這就是我們歷史對人類貢獻僅僅停留在四大發明的記憶中，更不會有人肯定黃道婆的紡織機對整個人類工業史貢獻有多大！？

中國在實施改革中，這個觀念也毫無例外的被保留。曾經社會討論過、顧慮過這個問題，究竟是以“勞動至富”（勞動包括體力和腦力）、還是向着“權利至富”方向發展？這在中共內部也確實存在兩種分歧，一種派別是認識改革是為廣大人民服務，另一派別認為吸收西方國家成功“經驗”就是以權謀私、以非正常手段積累原始資本。正派的中共領導集團，無疑是會對社會起到極其的作用，換言之，就是今天中國的假繁榮現象，如果在正確的改革指導思想下，至少成績會超出十倍以上。

而反派的中共領導集團，或許曾經也沒預料今天中國完全靠出賣一切資源來維持生存，他們可能異想天開的認為除了自己可以斂財，民族產業也可以同時進步，也可能一開始就根本沒考慮人民大眾的利益。時至今日，沒有人記得類似華國鋒樣的老一批正直中共領導改革先驅，因為他們的勢力太微弱。今天中國的社會，正義被貶的不值錢，善良常常被取笑，這都是中國人自甘墮落的表現。不過，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人始終要面對現實一面。今天中共領導或多或少為人民做了點實事，大家還是肯定了胡、溫善意，但從沒有人認為鄧的以權謀私政策好。當然，也不能排除胡、溫集團是為了平穩，而維持來之不易得益。

5）

思想根源是決定一切變化的前提，中國的改革道路也是如此。任何事物、社會變化都是一個趨勢，絕不會因為某人突發奇想而改變、左右它。中國經濟建設重心轉移，這是融合世界發展趨勢的，而鄧小平人物代表產生，恰恰說明了中國改革道路是由中共貪腐利益集團勢力主宰着。可為什麼中共貪腐利益集團勢力會有如此龐大？這是歷史根源決定的，如果讓我們來回憶下“四清”運動，就會一目了然。“四清”運動中的問題，已經反映了中國當權利益集團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也稱新生資產階級、或“走資派”，這是冠以堂皇的名稱，其實是地地道道的滋生腐敗分子。

什麼叫“四清”運動？很多年輕一代都陌生，這裡可以簡單的描述，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等等的增產節約三反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嚴重的貪腐現象在中國根深蒂固、歷史悠久，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王朝社會形態中，始終缺乏一個健全的監督體制。古時候君王則以“欺君罪”簡單、濫用的去制約違紀行為，新中國成立後，則是反覆強調思想教育和鬥爭落後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所以，中國這些特色的社會環境，是集權滋生理想的生存土壤，共產集權觀念得以在中國保留到現在，所謂的“精英”社會結構設想，可能也會適合中國人特定生活習性。其結果，中國當權者奴役的對象始終是弱勢群體，廣大民眾永遠不會是社會構築的主體？這樣，社會尖銳階級矛盾永遠不會消失。

改革前的中國，名義上基本是人民自己做主的形式。但是來看看“四清”運動的發展，就會值得我們深思。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着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出工作隊，這些工作隊幹部代替了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統管運動一切事務，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壞、右”，整個過程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這樣，四清運動就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其實這一事實，已經客觀的反映了中國社會階級性、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

6）

作為我們後人來看待歷史，應該抱着客觀、辨證的態度，對於已經作古的中共領導，也應該一分為二的評價。如果把人性的善良、正直、公正看成愚昧和好欺，那麼整個社會邪惡就會滋生蔓延。華國鋒、胡耀邦、趙子陽都是邪惡猖狂的犧牲品，他們自始至終沒有改變自己而去迎合所謂的“中國特色”。中國這個一黨獨裁的社會形態，自然、不自然的會產生、形成統治階層私慾和貪戀，這股沒辦法控制的貪腐勢力，是惡性循環的表現。今天的腐敗勢力這麼頑固、猖獗決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淵源的，客觀的回顧一下歷史就會一目了然。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社教對很多人並不陌生，鄧在製造“中國特色”時，也常常把大學生、及失意的基層領導下放到農村去“扶貧”）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２０％（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就這樣看來，劉少奇並不是毛澤東要針對整頓的對象，而劉卻呈現出新生貪腐利益集團的代表。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走資派）]

這裡提到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不是今天大家所看到泛濫成災的腐敗現狀。

現在很多人認為，對劉少奇的處理意見是“違憲”的。試問，一個獨裁政府的憲法是可以與民眾立憲相提並論嗎？儘管當時沒有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一種君王性質的利益集團程序能給普通人公平的機會嗎？能有透明度嗎？這些按照民主價值來衡量的現象，本來就是極其荒唐，而在荒唐中狡辯合理性就更顯的極其荒唐。階級本身是存在的，只是我們不敢去面對它，如果形容的緩和些，它就是利益集團的關係。今天中國社會的階級等級很嚴重，民主社會階級利益是會受到全社會監督的。

7）

四清運動對於解決當時中共領導幹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風問題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積極作用，但在實際工作中，劉少奇錯誤地誇大了基層階級敵人的力量，把基層出現的各種性質的矛盾簡單地歸結為階級鬥爭，結果使不少基層群眾遭到不應有的處理和打擊，在基層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毛澤東及時糾正了四清運動在基層的擴大化問題，提出了運動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貪腐利益集團）

思想根源是決定一個人對事物的根本看法，作為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風，實際是貶低民眾身份表現。假如中共領導將自己看成新生統治階層，那麼所謂的人民解放戰爭，性質急轉為強盜占山為王的行為，是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這種封建君王意識顯然是危險的，也會導致新的利益爭端，血腥的爭鬥會在中國繼續惡性循環。到了此時，中共黨內實際已經形成兩派尖銳的矛盾，兩派的觀念正是傳統與革新的較量，挑戰傳統腐朽的封建殘餘，由此在中國人心中萌發。

“文革”是一場挑戰中國傳統文化陋習的運動，這個類似歷史中的變法運動當然會受到保守勢力的阻撓，但是形成這樣一個大規模運動，決不會因為個人意志為轉移，它是一股潮流的興起。人們當然希望過着風調雨順的太平日子，任何運動、變革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不利的一面，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一個大趨勢，客觀正確的衡量利與弊的關係。今天一般愚昧的人在輿論操弄下，把文革貶的一文不值，也正像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黑暗的舊社會”、“萬惡的美帝國主義”一樣，都是控制輿論、宣傳平台起到的效應。

沒有人可以說清文革究竟何時發起，現在史學者一般認為1965年，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文革的導火線。在歷次大型運動、活動中，出現混亂狀況也是常有的，情緒失控也無法完全避免，文革初期，出現激烈和擴大化的問題依然嚴重，這些過急行為恰恰說明了中國人長期生活在一種官壓狀況。所以，中國的文革並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說到底，它仍然是代表着兩個不同利益階層的鬥爭。人民當家作主從沒有在中國出現過，發展到今天，“民主”這個名詞已經在中共統治集團中避諱，現在幾乎全面否定文革，也就是再次認可中國形成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8）

中國的政治運動固然帶來諸多不利因素，但在中國特定的社會結構中，政治運動又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類似“文革”這樣的群眾運動，它在某種程度上得以讓普通老百姓申訴、伸冤的機會。如果我們的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中國不是強權社會，所有弱勢群體都可以通過正當司法途徑解決一切社會冤情。中國的當權者霸道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在這樣強大的惡勢力面前，老百姓顯得很渺小和措手無策。文革初期，毛澤東的一篇大字報《炮轟資產階級司令部》（當然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其實就是貪腐集團），直接給弱勢群體一個重要提示和精神鼓舞，並且中共左派領導斷然作出正確的決定，讓普通老百姓都武裝起來，作為與中共內部惡勢力鬥爭最壞打算。中國社會沒有民主監督機制，杜絕惡性魚肉百姓行為，必然要依靠中共內部左派發揮制衡作用。當然西方民主的保障，也是民眾有武裝制衡的力量作為砝碼和保證。

常常會有人認為社會變革是由某某人操弄，使的老百姓愚忠和個人崇拜，這些其實很矛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人們對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如果少部分人不明真相還情有可原，不可能大部分人在當時都會作出錯誤的判斷。正像今天很多邪惡的文人，還在繼續褒獎鄧的“豐功偉績”，或許短時間內，不會看到大批的人餓死、病死，就這樣一個風調雨順下的中國，解決了大部分人“溫飽”問題的中國人中，為什麼那麼多人獨獨對鄧這般憎惡？難道中國人都是愚蠢之極嗎？不可能的，“群眾眼睛是雪亮的”，普通老百姓也同樣有明辨是非的觀察力，正因為逆來順受，是由於人民沒有反抗的能力，只有被殺戮，而沒有自衛力量。把今天社會粉飾的再好，其實也就是一小撮貪腐集團的輿論重地不斷的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而已。

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毛澤東也如此。毛的第一個重大錯誤是把黨組織建立在軍隊連級上，就組織形式來看，它甚至超過了納粹控制軍隊的嚴謹性，從而使的中國軍隊始終無法步入正常法制軌道。第二個錯誤應屬盲目“大躍進”，這是毛的領導班子錯誤估計形勢，沒有正確區分建立新中國後，人民對建設自己家園的熱情度，誤將“計劃經濟”看的太優越，錯誤的評估導致思維膨脹，造成無法彌補的錯誤。第三個錯誤是過分儲備物資和資源保護過度，誇大了世界的危機性。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三年自然災害後，中共政府已經清楚的意識到什麼叫經濟實力，於是，將儲備、資源保護看成人民生存的頭等大事，到1976年為止，所有的物資儲備足可以使中國人三年不生產而享用的，礦藏、森林、水資源、動植物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

這些錯誤除了有歷史、背景條件限制外，更多的是缺乏科學、合理預見。1959年發生的連續三年自然災害，使的中國人民面臨到罕見的災難。災難過後，中共領導在經濟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匆忙決定儲備以糧食為主的所有物質，正因為在罕見的災難面前，加上沒有正確估計國際政治形勢變化和科學生產再投入，致使在以後長達十幾年的經濟建設中，生產力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生產資料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中共政府作出如此錯誤決定，當然有一定的歷史背景，二戰結束後，國際陣容對抗形式由熱戰轉為冷戰，並有不斷升級趨勢。對於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中華民族來說，以毛為首的中共領導班子，當然清楚意識到做亡國奴的悲哀，先是蒙古人鐵蹄踐踏中華大地，後是滿清人血腥統治，既而是日本人的蹂躪，就那些年代的觀念里，中國人還會不會淪為亡國奴？國際上有民主陣容與共產陣容對抗，北有虎視眈眈的俄國人，還要面臨國民黨對大陸的反攻等，這一切錯綜複雜的歷史條件，迫使中共政府擔憂太多。也正是基於這些原因，這些辛辛苦苦積攢的儲備物質和豐富資源，最後成就了“改革”的順利進行，只好了以鄧為首的貪腐集團。

9）

很多人或許在那些年代裡受到一些不公對待，今天他們將記恨上升為政治觀點，好象改革前，中國好似人間地獄，改革後，中國偶然成為了人間天堂。而今天受到“改革”坑害的何只千萬！他們又應該以何種心情去對待中共政府？當然還有很多人失去了記恨行為，黃土已經永遠伴隨他們。對於今天中國廣大的老百姓來說，依然不會否定改革前的成績、社會風氣、社會次序，我們不否定改革前存在殘酷的一面，但那不僅僅是中國才有，前蘇聯的克克勃、美國的中情局，恐怖和殘酷仍然在記憶中。今天世界上都已放棄到酷刑、恐怖手段，中共政府卻保存完整，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秘密警察到處都是。

“文革”中受到不公的人，大多屬於私慾貪戀的人，“反右”中受到迫害的，大多是社會形態、信仰認同不一的問題。應該承認在“反右”運動中的右派觀點，因為公有制、計劃經濟確實存在一定的缺陷。不過這又是極其矛盾的，推翻封建、私有的舊制度，為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現在全面否定公有制，實質上是否定發動的人民解放戰爭，這個性質、變化是180度反方向。儘管發生了“反右”，但當時的中共政府還是有積極的一面，至少敢於有提倡對政府提意見的事實，今天中共政府隻字不敢提倡憲法所賦予言論自由的權利。1956年開始，在經濟取得了較大發展的同時，為了證明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中共政府斷然決定加快社會主義步伐，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我們想起來很可笑，可在當時，人們的思想都較單純，錯誤認為物質基礎的實現，應該離共產主義不遠。

不可否認的事實，從1949——1956年，中國由一個世界極度貧困的國家，發展到了亞洲第一強國，成就是顯著的。特別是工業、科技領域遠遠超過了當時工業基礎雄厚的日本，正是因為經濟、科技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共領導認為可以集思廣益，更好的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一倡導導致“反右”運動的興起，也使的中國經濟在人心渙散下一瀉千里。“大躍進”也正是這個時期開始的，這是一種極端思維支配下的行為，是心態極度逆反造成的惡果。開放全社會討論，不知不覺的就會談及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等問題，今天中共之所以畏懼民眾關心國家、社會，原因就是言論不會在中共政府意圖下的框架內進行。

從1956年開始，大約到1959年結束，“大躍進”是喊着口號的精神下進行的，我們都知道人的亢奮程度是有限的，到達極限時往往會崩潰。這也是中國又一次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它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首先是加快工業化進程，在取得一定成績的中國經濟建設後，中共領導錯誤的認為，按照這樣的速度，5年後可以超過英國國民生產總值、10年後可以趕上美國的經濟實力，為了迎合、奉承上級領導，以達到邀功升遷的目的，全國上下一片興辦企業風，（那時候可能不叫“鄉鎮企業”）這些不科學的經濟發展，根本沒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基礎建設、基礎設施都很有限，能源供應極其缺乏，一切都顯得在極其倉促準備下進行的一場“工業革命”，沒有原料供應，將家裡日常用品都貢獻出來，……所以，“步子要快點，膽子要大點”的觀念，是極端傾向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