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廣法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還是前幾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與鳳陽縣農業局簽了一個合同。由日方支援 1000萬日元（相當於67萬元人民幣），由中方在小崗村搞農牧業開發。一開始，就說要小崗村農民養鴨子。怎麼養呢？因為是搞“承包”，你家養十幾隻，他家養二十幾隻。結果，死的死，丟的丟，一點效益也沒有，連成本都沒有收回來。 　　至於科學種田，比如說推廣良種，那就更成問題了。不少人都知道，二千多年以前，《晏子春秋》裡就講過“橘化為枳”的故事，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水土異也。”事實正是這樣，有些良種，到了我們這兒，就不一定是良種。所以，你說是良種，農民並不相信，良種還是推廣不開。如果村裡有集體農田，撥一些出來作良種適應性試驗，要是收成好，不用費唇舌，良種也就推廣了。現在，有些良種，農民不接受，作為抽象生產力的農業科技，也就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吳廣法講得雖然很有道理，但我們還是想多聽聽，多看看。一位青壯婦女，約莫30多歲，名叫顧乃芳。她一見我們，就說：“今年天旱，塘里沒有水，一畝田只打300多斤稻穀。” 　　我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因為我們問過好幾家，儘管也是歉收，但一畝田還是收了500斤左右稻穀。我們皺了半天眉頭，便說：“收這麼少，不可能吧？” 　　這時，正好有一位青壯婦女從前面走過，顧乃芳大聲喊道：“你家一畝田今年打多少稻穀？” 　　那位青壯婦女一聽就沒有好氣，大聲答道：“200來斤！” 　　顧乃芳看着我們笑笑：“怎麼樣，我沒有騙你們吧。她家的收成還不如我家呢！” 　　我們依然有些疑惑，對顧乃芳說：“能不能領我們到田裡去看看？”顧乃芳說了聲“好”，便領着我們到了田裡。 　　顧乃芳家的水塘，確實很淺，也很小，儲的水根本就抗不住乾旱。我們還看到一些水塘，幾乎已經淤成了盆地。看得出來，這些水塘已是年久失修，不能再用了。 　　我們問顧乃芳：“這些水塘，都是什麼時候挖的？” 　　顧乃芳說：“早啦，聽說還是大躍進時候挖的。” 　　我們十分吃驚，便問：“搞脫貧致富都這麼多年了，怎麼連個水塘都沒有修一修呢？” 　　顧乃芳皺了皺眉頭，說：“怎麼慘啊！村上說沒有錢。農民呢，一家一戶的，又沒有那個力量。最近聽支書講，根據揭發，已經查實，村長貪污10萬塊錢，現在村長吐出了8萬，村里就打算拿這個錢來給我們修挖水塘。” 　　我們再向四處看看，這周圍連一條路都沒有。我們非常吃驚，忙問：“這裡沒有機耕路，怎麼搞機器耕作呀？” 　　顧乃芳苦笑着，露出一瞼為難的神情：“你們還不知道哩，我們割了稻子，就只好一捆一捆往村子裡扛。你們說，像這樣一家一戶搞單幹，還有誰願意讓出田來修路呢！可要是不修一條走機器的路，我們還怎麼用機器呢？” 　　我們往回走時，遇到一位名叫吳強風的青年農民。這人住在附近的板橋，約莫30歲上下，文文靜靜的，很像是念過幾年書的樣子。現在，他是到小崗這裡來辦事。 　　他認為：搞“承包”，根本就談不上提高生產力。現在，一家一戶，條塊分割，不僅無法用大機器，而且也不利於規模經營，不利於協作分工。特別是，浪廢勞力。村里由於多餘勞動力得不到合理利用，農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這幾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難，於是到處流浪。一些人養成了遊手好閒的習慣，便在家裡搞賭博，弄得村裡的風氣也是越來越壞。 我們為了繼續搞清楚這個問題，又找到原先小崗隊的會計嚴國平，還找了一些60歲以上的老農，和他們分別談心。老農的話雖不多，但卻很有份量。他們舉出這樣兩個例子來作比較： 　　他們說，1949年建國以後，我們的國家很窮，也沒有什麼機器，但由於農民組織起來搞合作，搞大躍進，走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種翻天覆地的力量，終於做到了農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這裡的農民擺脫了水旱災害的苦難。可是，今年的旱情並不嚴重，但由於一家一戶搞單幹，不少人家還是抵不住旱災，弄得減產減收，以致受苦受窮。 　　對這個問題，原先在隊裡當會計的嚴國平，一說起來就有氣。在他看來，現在某些幹部，不單會吹、會吃吃喝喝，而且為了吹噓自己的政績，還會刮浮誇風和私有風。甚至，他們還用這個來詆毀當年農民搞集體化和大躍進的成績。嚴國平非常氣憤地說：“我們當年要是不搞集體化，不搞大躍進，不興修水利，你們今天去喝西北風吧！” 農民徐家松告訴我們，現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農民借了債，少則六、七千，多則一、二萬。他家因蓋房、娶媳婦等等，就背了兩萬元的債。沒有辦法，他只好讓兒子、媳婦出去打工。現在，小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單是大嚴家自然村，就有20幾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個背着鳳陽花鼓要飯的現象又出現了。繆夕五家，為了讓兩個孩子上學，借了五、六千元的債還不說，因為今年歉收，生活過不下去，只好讓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飯了。我們在繆夕五家看了看，屋裡空空蕩蕩，床上亂七八糟，連一條像樣的被子都沒有。 　　這時，謬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進來。她40來歲，原是四川省大竹縣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這裡。後來，她和繆夕五的哥哥繆夕海結了婚。雖說李文秀已來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據她說，為了蓋房和讓兩個孩子上學，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債。現在，房子雖然蓋起來了，但因為手裡沒有錢，牆沒有泥，他也沒有做。冬天，房子的牆縫裡透着刺骨的寒風。下雨天，房子的地上還滲出潮膩膩的水來。要是走路不小心，就會跌一跤。 　　李文秀心裡很難過，眼眶裡不斷滾動着淚水，她說：“我是四川人，不會唱花鼓，要是會唱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婦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飯了。” 　　我們越來越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像這樣的兩極分化，社會怎麼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見村子中央的“友誼大道”旁邊停着一輛警車和好幾輛小汽車。特別是村長家旁邊，還圍着不少人。我們再一看，有些人在用捲尺量來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據說，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長搞的私有小型瓶蓋廠炸了，幸好沒有死人，只有兩個人受了輕傷。 　　儘管說，已卸任的老支書嚴俊昌非常反對這種破壞生產的行為，但他仍認為，村長嚴宏昌主張搞私有化是不對的。 　　嚴俊昌認為，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清楚。他向我們介紹：當年小崗村搞“承包”，並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義者刮浮誇風和共產風，把大家搞得沒有飯吃，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搞起了“承包”。應該說，這個“承包”是暫時性的。當時萬里也說，可以讓小崗村干5年。可現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窮的窮，富的富，貪污的貪污。對這個問題，嚴俊昌感到很內疚，他說：“要早知這個情況，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嚴俊昌反覆講，搞“承包”搞了20幾年，事實已經證明：“承包”只能解決溫飽，不能解決致富奔小康。至於通過“承包 ”來進行私有化，這會造成多數人先窮起來，也是行不通的。 嚴俊昌想了想，又對我們說：“你們看，這樣行不行？你們寫個材料，我拿着去找溫家寶。他那次找我們開會，說是要聽真話。我這次去，就要告訴他，像這樣通過‘承包’來搞私有化，不少農民已經先窮起來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問了不少農民，除了某些比較富裕的農民以外，多數農民也都贊成嚴俊昌這個看法。61歲的老農關友章，曾經到江蘇等地一些富裕農村去參觀過，他說：“人家都是靠集體經濟致富，可我們還是一家一戶搞單幹。這樣干，撐破天，也就是搞個溫飽。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體經濟怎麼行呢！” 　　板橋青年農民吳強民，也是這個看法，他說：“過去有些集體經濟所以搞不好，一是領導有問題，二是科技條件差，種子不好，又沒有什麼機器。要是解決了這些問題，集體力量無論如何要比個人力量大。往後，只要把農民好好組織起來，提高生產力，就能辦到個人辦不到的事，真正致富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