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近期要聞評論：從逯軍副局長的言論自由看葛麗英被公安局拘留

作者：老田

鄭州一個房地產商人改變土地用途，以經濟適用房名義批出土地用於開發高檔住宅和別墅，這種行為不奇怪，經濟適用房開發需要繳納的規費遠遠少於高檔住宅。照說這不過是一種最小化開發成本同時最大化經營收益的“市場行為”，商人用這種招法實現最小化成本，或許只是經營過程中間單方面違規操作（未曾經過主管官員事先同意），如果考慮到地產項目處於眾目睽睽之下，難於逃避監管部門的查證，那麼，更有可能的是：商人事先已經與相關部門主管官員達成默契，這一地塊原本就是要建高檔住宅，而以經濟適用房項目來報批目的僅僅在於減少上交的各種規費成本。

當地產商的“違規經營”被曝光時，逯軍副局長張口就質問媒體記者是否選擇站在共產黨一邊，這就在無意之間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這一違規經營活動看起來事先曾經與某些以共產黨當然代表自居的某個部門或者某些官員業已達成默契，甚至，改變土地的規定用途所增加的利潤中間看來也體現某個或者某些“共產黨官員”的利益，要不然的話，違規就僅僅是商人的事情，並不與共產黨發生必然聯繫。最為奇特的是，逯軍副局長把曝光商人的違規經營扯到“共產黨身上”之後，此種言論還在組織部門那裡得到了“保險”——組織部官員說這屬於逯軍的個人言論同時還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因為這些年來主流經濟學的地盤急劇擴大，經濟人假設作為一種分析政治和輿論現象的角度，為許多網友所接受，看到來自組織部門的“保險”和“撐腰”言論，肯定會作出地產商精英的分利同盟範圍擴大到房地產主管部門之外的猜想。這種保險事業的經營邏輯是：利潤歸自己，怨言歸國家；錢財揣自個兜里，問題轉嫁到共產黨頭上。

在逯軍狂言之後，我們就發現了一個有趣的“雙重保險”行為，逯軍副局長以“選擇站在黨一邊還是站在人民一邊”去封媒體記者的口，目的是把商人的違規經營風險和不正當利潤通過與共產黨這個符號扯上關係來爭取免於曝光最後當然是榨取免於追究來進行“利潤保險”；而組織部門的官員則站在逯軍背後力挺其“言論自由 ”，把逯軍的不當言論的政治風險最小化，這樣逯軍就可以免於被追究責任，副局長可以穩當地當下去，甚至還可以積功升級。在這樣的言論中間，我們會發現一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間的新興“保險事業”，作為房地產歸口管理部門的官員樂於公開為地產商的非法利潤“保險”，而管官員的組織部門的官員則樂於為那些為商人說話的官員進行政治保險。世界上先有非常之人而後才有非常之事，要是沒有異常事件發生，就無法檢驗我們原先的錯誤認識，這樣也就難於形成對社會的正確認識。

每一筆非法利潤都需要保險，這似乎成為一個通例。逯軍副局長的勇敢言論，讓我想起2001年鄭州發生的“七二四事件”——這天河南思達集團的老闆們僱傭了數百地痞流氓，以武力驅逐鄭州發電設備廠工人，目的是想要“零成本”奪取該廠地皮去開發房地產。照說，房地產業是眾所周知的暴利行業，不存在難以承擔合理補償費用的問題，但是我們反而到處看到房地產商人熱衷於各種損招怪招去降低成本。思達集團的某個老闆在得手之後，還正式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會上他公開告訴發電設備廠的工人們：“我們資本家不欠你們工人的，是共產黨欠你們的！”思達集團的代理人和逯軍副局長的言論，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想盡一切辦法把商人的違規違法責任、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不滿情緒和輿論批評都一股腦兒引到共產黨頭上去。要知道高官富商群體都是我們社會的精英，都是我們社會上最有地位、最有影響力的群體，就算是共產黨的政聲再好十倍，積累的無形資產再雄厚，也經不起先富先貴人群這麼多年如一日的長期糟蹋呀！

在觀察河南官場的從業者行為中間，很容易發現一個規律：越是熱衷於巧取豪奪的人就越是感到毛澤東極端危險。今年3月份，在某副書記的弟弟用假破產奪取軸承廠資產之後，工人們喪失了勞動崗位和生存機會，心裡有點不舒服的工人就有些懷舊情緒，在廠區安了一尊毛主席像，照說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洛陽西工區政府橫豎看不過眼，硬是趁着夜色去盜走工人設立的毛主席像。照說，一張相片本不足以對政府官員產生任何實質威脅，但是，西工區政府的某些官員硬是晚上睡不着覺，可能中間有些某種內在聯繫和強烈感受，局外人無法體會所以對他們的行為也無法理解。如果僅僅是洛陽的個案，顯然就不足以檢驗官員們發現的“內部聯繫 ”，這不，鄭州市公安局6月19日又以“清明節紀念毛澤東”和“在網上發布毛澤東思想讀書會消息”事由，抓捕葛麗英女士。對一個局外人來說，很難想象一個退休老太太紀念毛澤東會讓公安局的先生們感到不安，並值得公安局去採取強制行動。記得鄭州市公安局以前也有過這方面的良好的記錄，他們2004年曾經偵破過一個世界知名的“鄭州四君子案件”，違反法律在沒有當事人委託和出庭的情況下，審判過一個“誹謗案”。

眾所周知，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的宗旨和原則在中國也廣為人知，而且作為共產黨的最權威的發言人也講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照說共產黨跟人民之間不存在對抗性利益衝突，所以也就不存在非要在共產黨和人民之間只能選擇一個立場來站的問題，也不應該存在逯軍副局長那樣的曲解餘地。而且，鄧小平時代的共產黨雖然宣傳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但是沒有說他是反革命或者壞人，照說，讀點毛澤東的書，清明節去塑像前面履行一個紀念儀式，也不構成犯罪，無論如何都輪不到公安局的先生們去費心照管的。

鄭州市公安局的先生們熱衷於去抓葛麗英女士，實在讓人費解。有一種可能是，底層民眾關於毛澤東的想象，與某些貪官利用共產黨名義便宜行事這個至關重要的事項有直接衝突，當然這只是一個局外人的猜測。清華大學著名的秦暉教授對此顯然有不同看法，他在《中國能否走出“尺蠖效應”的怪圈》中間說：“在不受制約的權力之下，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同樣依託專制強權，先以左的名義搶劫，再以右的名義分贓。”按照秦暉教授這個著名的說法，毛澤東時代完全是在為今天的貪官和姦商打基礎，“三大改造”雖然不符合西方的普世價值，但是完全符合貪官和姦商們的利益，要不是國有化加上初級工業化的成就，今天可瓜分的資源就不會那樣多了。秦暉教授的說法跟河南官場某些人的認識相反，這事兒有點怪，頭腦有些糊塗，感覺說不清楚，還是先打住吧。

秦暉教授在貪官和姦商的分利同盟與“專制強權”之間給出唯一的因果關係，這樣就把貪官和姦商的個人責任最小化了，秦教授不僅從學術學理上論證了“利潤歸自己，怨言歸政府”的正確性，還以自己學界大腕的非凡聲望為逯軍副局長的保險事業做了強有力的背書。不僅僅是秦暉教授個人，幾乎每一個自由派人士，在每一次面對貪官和姦商集團損害國家和民眾利益時，都千篇一律地把批判矛頭對準集權政治體制，這樣就成功地把犯罪個人解放出來了。秦暉教授的高見完全符合逯軍副局長的“站在黨一邊”而不是站在“人民那一邊”的明確要求。這其實也是南方地下黨宣傳策略中間長期堅持的一項帶有根本性的政治智慧：把一切壞事都記在共產黨賬上，記在集權體制賬上，這樣就把大量的貪官和姦商解放出來了，並漂白成為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代表，以備不時之需。網上曾經廣為流傳的所謂“鄧小平政治遺囑”：中間說要把共產黨改名為社會黨；不管這個遺囑是真是假，文本肯定集中體現了貪官奸商集團及其喉舌文人的政治智慧，把一切社會不滿和批判都集中到共產黨及其政治體制身上，把利用共產黨符號巧取豪奪的群體個人解放出來，並為他們預備好改名這樣一個應變措施。

從洛陽和鄭州的情形看來，“鐵三角”的精英們，貪官和姦商們老是揪住共產黨這個符號去便宜行事，學界精英著名長期堅持“聲望背書”和“制度論證”，體制內基本上看不到什麼有力的舉措，體制外只有幾個無錢無勢、無拳無勇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搞點追思紀念或者讀點書什麼的，公安局的先生們都還時刻想着要去掐死滅掉他們，力量對比完全是這種一邊倒的態勢，想起來這個事兒總歸有些不妙。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