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政制和全球戰略
楊天偉

中國1949後的共產黨政權進行了兩次具有世界意義的體制試驗：一次是毛澤東領導的工農專政下繼續革命防止舊式輪迴的文革；一次是鄧小平領導的官僚專政下經濟建設恢復市場資本的改革。兩次試驗是如此的對立，以致60周年國慶到來之際，左派和右派仍然唇槍舌劍相向，激烈爭論不休。兩邊聽聽，俱各執其理，而且火藥味很濃，夾帶着歷史仇怨和現實批判。你若站在工農平民的立場，就一定覺得左派說得在理；你若坐在官僚富人的位置，就一定覺得右派講得沒錯。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鬥爭。中國人民在這前後大反覆的階級鬥爭中經受了極其寶貴的錘鍊，增長了見識，學到了手段，積累了對於將來非常有用的經驗和教訓。

但是一個國家如果老是處於階級鬥爭中，並且越來越趨於激烈，這是不正常的，說輕一點是政治不穩定，說重一點就是處於革命暴亂的前夜。為了中國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左派和右派能否冷靜地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做一些調適性的思考和討論呢？其實，文革和改革都走了極端，不僅因為這兩次試驗的史無前例，領導人缺乏經驗；而且也由於社會運動必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失控。過去的已不能追回重來，將來的需根基與現在的和解。和為貴，斗則兩傷，而且有可能把復興的機遇給斗掉。我相信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還是會考慮大家的意見的，胡錦濤先生是走中間道路的，只不過他是鄧體制的繼承人，在右派官僚坐大的形格勢禁中，在官員貪瀆腐敗的漫延泛濫中，他已經在難能可貴地逐步糾偏了。當然，糾改革之偏，絕不是回歸文革，絕不能在兩個極端撞來撞去，也就是胡錦濤所說的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應該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在‘正反’之後走‘合’的道路。

國內的階級鬥爭主要是官富知與工農兵的對壘，其中知和兵都具有縱向階層性或分派依附性，即上層或右翼輔助官富，下層或左翼加盟工農。當然這兵的自主性較少，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所以多數情況下兵是官方力量；個別情況下會有為民請命的兵變。要使這個階級鬥爭趨於緩和，中國確應向西方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用錢收買無產階級做得很成功，而中國卻在走西方19世紀的野蠻資本主義老路，這對於經歷過文革戰鬥洗禮的中國人民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官僚們不能只顧自己升官發財，而不顧勞苦大眾的死活。問題的複雜性是目前階級鬥爭又摻和了國族鬥爭，右派正在竭力促使中國西化分化。現在應該是遏制右派勢力特別是西化右派過度膨脹的時候了，從《08憲章》可見本土西化派與海外西化派的勾結，這些人以所謂的‘民主’為旗號，其司馬昭之心是企圖顛覆共產黨政權。西化右派不僅參與階級鬥爭，而且參與國族鬥爭，其中最極端的部分人已經與西方反華勢力、台獨、藏獨、疆獨同流合污。西化右派也裝着同情中國平民的苦難，在某些時候也能煽動部分群眾鬧事，但卻不會擁有工農大眾，因為無論是從民族立場還是從階級立場看，西化右派都站在了工農大眾的對立面。

胡溫政府面臨的困難很多，可以說是在內外交困中劈荊斬棘，為中國這艘大船掌舵。他們是幹練的，也有謀略，但在長遠戰略方面，在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強勢復興方面，我們還看不到有遠見的思想理論體系，似乎仍然是在摸着石頭過河。所以我要呼籲國家領導人多學點哲學，除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外，更重要的是要學習中國傳統哲學，不只是儒釋道和兵法墨，而且特別需要領悟傳統政治的天道和人心的學說。天道人心是這世界唯一正確完美的政治理論，謂之道法自然，政從人心。比如一個國家的結構和功能在一個人的身體各部位就可得到體現，官富知鄙視工農兵就好像你的頭腦鄙視你的手腳，這既不符合天道，也違背人的常理。近現代以來世界政治都在趕共產和民主的時髦，其實共產和民主本是平民大眾要求經濟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兩個願望。早期資產階級為了從封建貴族手裡奪權而發展出民主理念和三權分立、民選代議制度，後來實際是創立了富人錢主的劫貧濟富社會和一種受控的形式民選。無產階級為了翻身解放，就依照共產理論進行革命造反，奪權後建立劫富濟貧社會，但經濟平均主義導致缺失差別性動力。那麼無產階級為何沒有開發一種民選制度而要搞革命專政呢？這是因為：國際資產階級仍居絕對強勢地位，擁有強大的武力進行圍剿並在經濟上圍困無產階級政權；同時更主要的是在金字塔社會結構中，遇到了民主原則多主少和管理原則少管多的矛盾，塔頂的官富知精英統治塔底的平民大眾是很難改變的金字塔法則，無產階級的數量優勢常常敵不過官富知的質量優勢。總之，共產和民主作為一種奮鬥方向是可以的，作為一種制度確有烏托邦之嫌。共產和民主都是人心，而人心還需要天道來相互補正，這就是中國哲學中的天人合一。例如，你搞共產實踐，不可以無視天道安排的個人與社會兩重性的對立統一，不能只講社會主義，不講個人權益。又如，真正的可實現民主絕不是一個倒金字塔，而更現實的是無壓迫正金字塔，公民社會自治和平民力量監政。

有時候，國內政治還得顧及國際政治大環境。左派指責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但是試想，如果現在還是毛澤東時代那套體制，在前蘇聯崩潰後的國際政治環境裡，我們可能會很孤立，經濟也不能在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中參與全球化，我們的國家安全會面臨更嚴峻的局面。當然，如此論說，並不是粉飾搞中國特色改革的許多過份的做法，特別是那種取消社會福利，加大貧富差別，把全民所有的資產變成官方所有，把工農群眾踩為弱勢群體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是倒行逆施的。

國內政治還得考慮台海兩岸的統一。台灣不願學香港模式，一是不想被政治矮化，二是要繼續實行民選制度，那麼胡錦濤先生就要充分運用政治智慧了。現在兩岸的緩和接近真是一個很好的趨勢，如果大陸適度改革政治體制，只要對現存體制進行局部變動和讓出部分政治空間，即可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強於君主立憲制的現代的‘威權監控定國勢，民主治國平天下’的偉大制度，即‘一黨監政，無黨行政，多黨議政’的十二字政改方案，亦即平民領軍威權監政護國，精英受託民主執政治國，全民各界多元議政輔國，或可表述為威權一黨明君領軍監政，民選無黨公正全民行政，各界多黨爭鳴協商議政。如果台灣的國民黨也實行這樣的民主制度，既可避免激烈黨爭和族群分裂，又可與共產黨各自監政兩岸，並從行政的無黨民主制度突破與大陸實現平等統一。如果胡錦濤和馬英九都認可這種設計，那麼中國的統一前景是可期的，未來將是光明美好的。

國家在民主的基礎上統一了，台灣就不再是中國的被美國人捏住的睾丸。這時的中國，可以實施大國雙盟戰略。這裡有個前提，必須視俄羅斯為世界大國，無論俄國經濟總量大或小，其幅員和地理位置對於中國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大國。雙盟的意思是與俄國結成陸盟，與美國結成海盟。中俄陸盟可參照歐盟的做法，前提是中俄人民無國界自由遷徙和居住。俄羅斯現在對中國戒心很重，無非是強盜對被盜者的提防，生怕被搶回贓物。中俄雖說在政府層面已經解決了邊界問題，但中國民間並不認可，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俄國造成中國失去5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侵略歷史。所謂英國辱華，俄國占土，日本殺戮，美國遏制；英美不會是大問題，但俄日一定是大宿仇。如果俄羅斯能理解這一點，與中國建立陸盟，達成完全互信，讓華人可以自由遷徙到他們的祖先曾可居住的北亞，那麼，既可消弭中國人的記仇，不致被中國人視為現代匈奴，同時也可永保如今的國土。中國與俄國的陸盟應該成為第一外交，掌控中亞，聯合中東，阻止北約東擴。中美海盟的前提是島鏈內外和南海必須是中國的勢力範圍，其餘廣大的海域讓美國人去管，必要時可與美國組建聯合海軍。

雙盟一旦建立，中國的周邊戰略就活了。蒙古的回歸也有可能了，因為中俄幾乎成了一國，蒙古真正是餃子餡了。朝鮮政權應該支撐住，萬一發生崩潰，中國必須迅即出兵接收這個政權，絕不能讓韓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勢力越過三八線。中國周邊還有三大被侵占領土必須強勢收回：一是琉球群島；二是南沙群島；三是藏南。不用跟侵略者講道理，侵略者若肯講道理就不會侵略。台灣回歸後，日本是保不住琉球的，關鍵是美國因素，所以中國必須成為美國的盟國。對於南海，中國的對策是：占我島者，必毀其國。不要只與人爭奪島嶼，就好像別人搶了你的東西，你就去搶回這東西，爭來奪去，都是本屬於我的東西。要敢於去搶人家的東西。特別是對越南，如其不退離所占我島，那就必須攻占其陸地，取締其政權。越南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是中國的一部份，為了保衛南海，中國有必要撤銷越南的獨立。對於印度，要支持毛派武裝領導的低種姓革命。一個不平等的種姓等級社會，被西方吹噓成最大的民主社會，如同古希臘排斥奴隸的民主，美國壓迫黑人的民主，都不過是不知羞恥的自吹自擂。印度的分裂和混亂，有利於我國奪回藏南。我們應該向印度學習先造成事實的進攻態勢，進占其本土切斷其東部爾後再談判領土問題。緬甸和巴基斯坦是我國的堅定可靠的兄弟鄰邦，也是我國可借用的兩條通向印度洋的陸道，其戰略意義十分重要。

對於中國來說，主要是兩盟戰略和周邊戰略，這是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決了，其它矛盾就比較容易迎刃而解，所以對於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就可實施以經濟為主的戰略。總括是三大戰略：首要是兩盟，其次是周邊，最後是全球經濟。需要牢記的是，在戰略問題上國家利益至上；力量擴增至上；遠見機變至上；鐵血勇武至上。國際法和條約是弱者的憑藉，強者的遊戲，盡可利用而不必拘泥。

200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