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也是“放狼難題”

蘆笛

一、放狼難題

這典故我在《論晚清改革的失誤》中用過，乃是傑弗遜用的比喻。他說，奴隸制問題就如同一個人死死地抓住一隻狼，使得它無法吃掉自己，既不敢放開，也無力永久抓住，直到再也撐持不住倒地，被狼吃掉而後快。他以此來說明解決奴隸制問題的兩難：放開怕惹出更大的亂子來，不放卻又明知抓的是頭狼，並非什麼好東西。 

這倒有點像咱們的成語“騎虎難下” ，但比它更形象地描繪了人的驚恐與尷尬，蓋騎虎比較瀟灑，沒有人狼相持的緊張與體力付出。我在論晚清改革失誤那篇文章中誤記成了傑斐遜用此比喻說專制制度，不過本質上都是一回事。

咱們的民族問題也就是這放狼難題，所不同者，只在於大家並不認為是在死死抓住或摁住一隻惡狼，毫不感到潛在的危險。即使朦朧有此感覺者，也大都認為那狼是永遠可以按住的。漢族對民族問題的理解，頗有點像我黨對社會矛盾的理解：漢族認為少數民族可以永遠被按住，我黨認為普羅大眾和其他弱勢群體可以被永遠按住，都是同一種心態。

二、統與獨

有人似乎誤認為我主張民族獨立，不是這麼回事。我歷來的態度是，國家的版圖大小，與草民毫無相干，只涉及君王的虛榮。比、荷、盧那麼小，也沒見人家羞愧之下去上吊。統獨只是手段，人民的福祉安樂才是目的。正因為着眼於此，我才反對“中國解散”，蓋那必然引出南斯拉夫式的種族仇殺來，邊庭流血成海水，幾個世紀都不得安寧。Otherwise，我根本不介意中國分裂成七八十塊。 

但要維護統一，正確之道是讓少數民族和漢族一樣，珍視祖國的統一，無論怎麼吵鬧，壓根兒就不會起分家另過的念頭。這才是“攻心為上”，不是靠捆綁實行洞房花燭。我所有文章都是着眼於此的。漢族作為強勢民族，是“矛盾的兩個方面中起決定因素的那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統一政策是否能成功，因此不能不成為我的療愚對象，並不是我偏袒少數民族。

實際上我所有的民族文字都是從漢族利益出發的，當然重在雙贏，並不是只顧漢族，但畢竟還是難以擺脫出身局限。當初在《罕見奇談》就曾有位蒙族網友指出我是“漢族本位思維”。人家說的是事實，我不能不啞然，那陣我正被漢族法西斯憤青罵得狗血淋頭，當下慨嘆漢族的智力真是低下，遠不如人家少數民族目光如炬，將我的苦衷看得清清楚楚。這次有人又指出這個問題，確實是事實，我無法否認，應該說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影響吧。儘管使用換位思考，畢竟還是有親疏之別，不可能做到墨家的“兼愛”主義。

三、為什麼毛澤東時代沒有民族問題？

尊重事實的過來人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時代儘管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但沒有什麼嚴重的民族矛盾。西藏“叛亂”有如說是民族衝突，莫如說是宗教衝突：毛教與藏傳佛教的衝突。民族矛盾是改革開放後才出現的，而且隨着經濟繁榮越演越烈。

這是什麼原因？兩條：第一，當局用所謂“民族主義”取代了否定民族只講“階級”的馬列主義作為國教。第二，經濟繁榮激化了民族矛盾。

先看第一條。馬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基本教義，就是否認民族矛盾存在，認為民族矛盾不過是階級矛盾的表現。共產黨只認“階級”，不認“民族”。“民族主義”不是什麼好聽字眼而是一種罪行，與今日截然相反。因此，無論是在邊疆還是在內地，大家都認為少數民族是我們的階級弟兄，從不把他們看成是另類。雖然曾出現大規模關閉搗毀清真寺或佛寺，甚至逼迫回民養豬等爛事，但那是宗教衝突而非民族衝突，幹這些爛事的並不光是漢人，有大量的本族積極分子參與。實際上，在西藏根本就沒有多少漢族，頂多集中在拉薩個別城市中，西藏邊遠地方的寺廟乃是藏族紅衛兵去搗毀的。因此，當地少數民族並不至於把這種罪行視為漢族的欺壓。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少數民族並不是白痴，你心裡對他們的態度怎麼樣，不說出來人家也知道。當時去邊疆的漢族確實沒有什麼民族界限，真把少數民族當成了自己人。那陣子的人頭腦簡單，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共同相信一種宗教，認定對方是弟兄，因此自然沒有太大的矛盾。

改革開放後馬列再不管用了，我黨只好撿起“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那破爛貨作國教，這真是歷史的諷刺。我早在9年前就警告過黨中央了，告訴他們這是飲鴆止渴，雖然能喚起漢族對我黨政權的認同，但必然促進少數民族的離心傾向：人家並不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與什麼張衡、祖沖之、唐宗、宋祖、四大發明、萬里長城等等毫無鳥相干（萬里長城倒與北方游牧民族確實有相干，可惜是負相干，乃是民族衝突與種族隔離的偉大紀念碑）。而且，民族主義這把火不能隨便玩，弄不好就要backfire，變成自傷自殘的種族主義，最終結果是哺育出無數的米洛舍維奇來，將中國製造成前南斯拉夫，為日後國家解體必然發生的民族仇殺做足鋪墊。

九年來，我眼看着這警告一步步化為現實，不能不感到錐心刺骨的絕望。

再看第二條。一個統一國家需要國民認同作為黏合劑。過去毛教就是把各民族粘結在一起的黏合劑。改革開放後這黏合劑沒有了，政府引入民族主義作為代用品。對漢族而言倒確實起了作用，可對少數民族來說反而成了瓦解團結的腐蝕劑。我黨便只能指望靠經濟起飛來收買少數民族。

But again，此策對漢族有效，對少數民族只能適得其反。蓋人心的滿足不是以生活水平的絕對改善，而是以分配是否合理為尺度來衡量的。最重要的幸福指數是，經濟繁榮是否能給人一種不斷改善自己境遇的盼頭。如果繁榮不能滿足這兩條標準，則必然是越繁榮越不穩定。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乃是隧道眼思維。

漢族地區出現的騷亂，乃是普羅大眾弱勢集團認為分配不合理引發的，但不管怎麼樣，多數人特別是精英集團畢竟認為自己的境遇能不斷改善，小日子很有盼頭，因此大局還能穩得住。

這就是最重要的穩定因素：若大多數人都覺得日子有盼頭，他們就會出於自身利益反對“現鐘不打打鑄鐘”，維護現有社會制度。反過來，若大多數人都覺得沒有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那麼這種社會就岌岌乎危哉。經濟越繁榮，便越是燃起他們的熊熊怒火。

這不幸就是在新疆發生的事：因為語言障礙，當地少數民族天生處於弱勢。即使沒有種族隔閡與成見，漢族老闆也只會傾向於僱傭沒有語言障礙的員工。當地的經濟越發達，少數民族的相對失業比例也就越高，從繁榮中分到的好處的比例也就越低，生存空間也就越小，而這繁榮乃是靠掠奪當地資源實現的，你讓人家心裡怎麼下得去？

這結果便是在某種程度上重演“滿洲國”的把戲：當時東北地區是全亞洲工業最發達、經濟最繁榮的區域，然而繁榮的果實完全落在日本人手裡。按我黨以及許多愛國憤青（含方應看那種“民主憤青”）的思維方式，東北人該為日本人給他們帶來的繁榮感激涕零，而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出去，把經濟搞得一塌糊塗就更是跟自己過不去了，為什麼在這些情況下“發展不是硬道理”呢？

那位憤青說了，你這是偷換概念！滿洲和日本並不是一個國家，大英殖民者是入侵非洲國家的帝國主義者，而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不錯，但問題是，是不是同一個國家，似乎是百姓說了算，並不是政府說了算，也不是某個強勢民族說了算。正因為如此，世界上的國家數目才越來越多，不光亞非拉如此，就連歐洲也如此。過去歐洲也就只有幾個大國，什麼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自古以來”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而中東那許多國家，“自古以來”就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人家那可是真正的“自古以來”，不是新疆那種“自清朝以來”，所謂“新疆”就是“新領土”的意思，愛國同志們總不至於連漢字都不懂吧？既然那些國家可以獨立，新疆又胡為乎不可？

總而言之，“自古以來”並不是什麼萬能魔咒，更不是舊式老太太念的“南無阿彌陀佛”，多念一次國家便穩固一點。要統一的國家不崩解，最根本的還是少數民族自己沒有外心，如同漢族一般，壓根兒就不想分家過日子。這才是根本的治國之道，而這既不是武力鎮壓，也不是經濟繁榮可以換來的。儘管“犬儒”們無法理解，對許多人來說，這世上就是有比物質幸福更重要的東西，“尊嚴”就是其中一條，這就是為何世上有那麼多的國家，好日子不過寧肯分出去。

所以，要讓人家不想分家，首先就得把人家當成自己人。問題是中央對新疆和西藏從來就懷着鬼胎，覺得那地方是偷來的，遲早要丟掉，毫無自信，因此處心積慮，處處設防，腦筋全動在如何“滅疆獨”、“滅藏獨”上去了。而這無形中就把少數民族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處處提防猜忌人家，美其名曰“自治”，卻讓漢族擔任占據所有關鍵位置，“黨天下”之外還加上“族天下”，這還能有什麼好事？你當人家是白痴，不知道你的心病？

這心態倒很像毛澤東對國家政權的態度，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毫無安全感，總覺得那政權是竊取來的，慢慢眼就要丟掉，因此瞎猜疑瞎折騰，到處抓“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最後生生把無限忠於他的全國人民都逼反了才了賬。

這也是我黨在新疆干的爛事，最蠢笨的是所謂“抓大放小”：對任何可能引動他們猜忌之心的正常活動，諸如研究本民族的歷史文化人物等等，都要遭受無情打壓，對宗教活動百般限制，而對一般的刑事犯罪則從寬處理，甚至就連伊力哈木那樣堅決反對疆獨的有頭腦的知識分子都不能容忍（請參考黃章晉先生的《再見，伊力哈木》），當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到了可笑的地步。

鐵腕鎮壓政治犯，寬縱刑事犯，這結果非但沒有引來維族的感激，反倒人為製造了民族矛盾，惡化了維漢關係。漢族覺得維族成了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而維族則因正當的宗教活動與學術活動被壓制而憤憤不平。我黨的心病甚至惡化到了漫畫的地步——竟然禁止維族公務人員留鬍子！這與當年滿人入關時“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到底有何區別？！

更惡劣的是我黨近年正不動聲色地推行強制同化的措施，使得漢語成了生存的基本前提，企圖以此消除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感（鬼話所謂identity）。這又是刻意製造民族矛盾的蠢舉：漢族只看見維族學生考大學能加分，卻看不到此舉口惠而實不至：維族如果上的是內地的漢族大學，則在內地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到新疆去，回到新疆也無法找到工作，畢業等於失業。如果上的是當地的民族大學，則漢語不過關，畢業後根本也就沒有出路。

目睹身邊的經濟繁榮而自己沒有出路，沒有盼頭，自然就會刺激出犯罪行為來。維族犯罪行為猖獗，乃是社會弊病的表現，卻被漢族認為是該民族的特徵，似乎認為人家天生就是墮落種族，對政府寬縱維族犯罪行為更加憤憤不平。反過來，維族的有識之士又為漢人帶來的爛污生活方式敗壞了他們原有的淳樸生活方式而憤憤不平。記得王力雄的維族朋友曾對他說，西方殖民者給殖民地帶去的是先進的思想、文化、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漢族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確實如此，漢族只給少數民族地區帶去腐敗，爛污與鋼筋水泥，如同全面徹底毀掉內地的傳統家園一般，讓民族地區也迅速港台化了。

於是經濟繁榮非但沒有換來邊疆的穩定，反倒成了製造民族分裂的溫床。

四、為什麼美國沒有獨立運動？

美國當然有種族矛盾和種族衝突，但這種衝突從未發展為獨立運動。相反，如果誰敢建議將某個州劃為黑人州，請所有的黑人搬到那兒去住，只怕立即就要成為眾矢之的，就此身敗名裂。

美國之所以沒有獨立運動，是因為黑人再怎麼鬧，仍然認定美國是他們的國家，他們有權享受與白人同等的一切權利。這當然與美國是個移民國家，除了印第安人外誰也不能自稱美國自古以來是他們的領土有關，但最根本的我看還是幾條：第一、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確實與白人一樣，享有同等的尊嚴與成功機會，奧巴馬當選總統就比什麼都能說明問題。第二，種族歧視在國民心目中臭不可聞，個別人即使有種族偏見也只敢藏在心裡不敢說出來，否則立即身敗名裂。不論長的面孔是白是黃是黑，是人就享有同等尊嚴。第三，民主社會具有海納百川的多元寬容精神。研究本民族的歷史，弘揚本民族的文化，乃是神聖人權，政府或他人無權干涉。無論是黑人去歐洲尋根，還是黃人祭祖，從來不會被當成罪行被政府抓起來。 

這些條件在中國一條都不具備。少數民族莫說當總統，當“自治區”一把手也絕無指望，永遠只能做“統戰花瓶”。最可怕的問題我已經說過了：即使刨除社會制度的因素，中國人的心態普遍嚴重失常也使得中國絕對無望解決民族問題，實現民族和解，從根本上維護國家的統一。

這第一個心態失常乃是中國政府有意煽起來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哺育出了無數土法西斯分子，培養出了他們虛幻的種族優越感，使得這些爛仔比當年的大英殖民者還傲慢，比南非前白人政權還猖狂，不是如“北京痞子”那樣自居恩公，以為離開漢族的援助，西藏人就得活活餓死，就是如方應看那樣侮辱維族“文化水平低，野蠻好鬥”，“殺人放火販毒在行，正經經商的少”，“不思進取，遊手好閒”等等。

第二個心態失常便是信奉“狼羊律”，倚冰山如泰山，認定武力鎮壓是解決民族衝突民族矛盾的唯一手段。若迷和方應看在《自由中國論壇》的辯論比什麼都說明問題：那位據說是相信“人權高於主權”的“民主鬥士”，在對待少數民族時立即就變成“主權高於人權”的國家主義者，宣稱資源是國家的，不是人民的。維族毫無人權可言，更沒有民族自治權與自決權，只該“殺怕他們”。

在中國人手上，“民主”竟然能變成法西斯主義，西方人大概要聞此駭而卻走，然而我早就見慣不驚了。這些年來在網上遇到的“民主鬥士”諸如安魂曲、余大郎等輩，賣的無一不是這種貨色。不難想見，中國要真是成了民主國家，那絕對也只會步南斯拉夫後塵，而安魂曲、余大郎、方應看就是那個“民主國家”的米洛舍維奇總統。 

這就決定了民族問題乃至疆獨藏獨問題，在可預見的將來乃是無法解決的難題：這簡單道理哪怕是“民主”渾人如安、余、方輩也能明白：這世上並不是只有金錢才是珍貴的，如果我是維族，看了諸位的教導，哪怕是讓鄉土糜爛、血流成河，我也要一息尚存便為本民族求解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死前還要告訴子孫後代繼承我的遺願，世世代代奮鬥下去，一定要創造出一個本民族能享受起碼人類尊嚴的國家來。

老實說，當我看到伊力哈木鄭重其事地對黃章晉分辯：“我們維吾爾人一點不笨”，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少數民族竟然落魄到了必須為本族人智力自辯的地步，這種國家還能有什麼長治久安的希望？！ 

所以，看來在中國，民族問題將永遠無望解決，少數民族就是讓政府乃至漢族死死摁住的惡狼，直到力竭倒地那天為止。這大概是各派都能同意的事實吧？分歧只在於那狼是否能永遠被摁住。“民主”法西斯分子安魂曲、余大郎、方應看的滑稽，只在於他們認為政府不能永遠摁住漢族的弱勢群體那隻狼，卻能永遠摁住少數民族那隻狼。

當然他們可能也有道理，畢竟，漢族別的本事沒有，能生，人口有13億之多，比較難按些，而少數民族人少。如果漢族同心協力把少數民族殺光了，問題不也就不存在了麼？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名言：把那個人殺了，問題也就解決了。幸虧這些同志的言傳身教，我才得知民主原來是偉大革命導師斯大林發明的殺人理論。當然，這是題外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