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七）
蘆笛
五、 一方幾乎為零傷亡的單向屠殺
兩次鴉片戰爭的特點，都是因小事引發局部軍事衝突。衝突發生後，朝廷頑固拒絕承認對方的平等地位，拒絕通過外交談判解決糾紛，拒絕對方派代表入京，甚至拒絕接受對方發來的外交照會，促使英國（第二次還有法國）派兵來教訓中國，而這教訓始終不起作用，於是就反覆教訓，時戰時和，拖延很長時間，直到最後打得朝廷受不了，終於接受了對方的要求，戰爭才結束。若從1839年的九龍之戰算起，第一次鴉片戰爭竟然拖延了3年之久。其中事件繁多，難以詳述，只能作個簡介。
如前所述，禁煙雖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但英國人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還是爭取平等承認，打開中國市場。外相巴麥尊原來看中的乃是舟山群島，想效法葡萄牙人租借其中一個島嶼，供英商居住和儲貨。
因此，英國遠征軍到達香港並封鎖了廣州港之後，大部分兵力即按原計劃北上，先到廈門，想把巴麥尊的照會交給當地官員代轉，卻被拒絕。英軍隨即進攻舟山，不費吹灰之力就攻陷定海。接着又到寧波和鎮海，再度試圖投遞該照會，再度被拒。英軍於是北上白河口，準備攻取大沽炮台，這才引起了朝廷震動，同意由直隸總督琦善接見英夷。至此，那封如此難以投遞的國書才好不容易遞到了道光手上，可惜又因誤譯引出了麻煩。
巴麥尊的照會當然要搶占道德制高點，列舉對方的不是，而這當然只可能是數落林則徐，接着就是提出要求：賠償煙價；割讓一島或數島；賠償廣州行商的積欠；以後中、英官吏平等相待；賠償戰費及使費。巴麥尊私下指示懿律和義律，如果中國不同意割地，可代之以以下要求：（一）加開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應有居留自由，生命財產得到保護；（三）公布固定的海關稅則；（四）英國可派領事來華；（五）治外法權。
這些要求中，平等待遇、賠償行商積欠、公布海關稅則都是應該的。開放通商口岸，並在這些地區保障外人居留自由和生命財產安全也符合國際慣例，只會對中國有好處。戰爭賠款乃是一直實行到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慣例，是戰敗國必須付出的代價，當然不平等，不過沒辦法。唯一可爭的只有賠償煙價和治外法權兩條。但治外法權已經說過了，鬼子實在無法接受中國的野蠻司法制度。
如果當時國人不是那麼愚昧，就該知道落後的野蠻國家絕對打不過強大的文明國家。唯一的自救之道乃是趕快實行西化，全面改革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制度，引入先進文化，迅速變成強大的文明國家。在這個任務實現之前，只能儘量避免與強國發生武裝衝突。實在無法避免時，就靠談判解決糾紛，在避免破裂的前提下儘量少作讓步。這就是日本人走過的路。
以此度之，當時中國能爭到的最佳結果，就是接受巴麥尊的底線，以同意開放通商口岸以及暫時同意給與英人治外法權來避免割地，並儘量壓低賠款數額。可以拒絕煙價賠償，但在戰費賠償上可以適當鬆口。如此即能在道義上剝奪英國發動戰爭的理由，防止了後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被迫同意將鴉片貿易合法化。
從英國一方來說，要求賠償煙價，此後又在通商口岸大肆進行鴉片貿易，並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迫使中國解禁，乃是該國有史以來干的最蠢最喪天良的勾當之一，把英國釘上了歷史恥辱樁，使得該國成了武裝販毒的先驅。英國女王曾就歷史上發動的侵略戰爭向若干受害國道歉，但英國政府至今拒絕就發動兩次鴉片戰爭向中國道歉，這完全是擇惡固執。
可惜當時的中國乃是不折不扣的白痴國家，哪怕在今日，也不會有多少國人能同意以上所說，當然只能按既有的思維定勢來理解那照會。英國人列舉的中方罪名被看成是針對林則徐個人的，再加上“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被誤譯為“求討皇帝昭雪伸冤”，於是道光和琦善便把它看成是受了虧待的野蠻人來請求大皇帝主持公道。
不偏不倚對待臣民乃是君上的道德責任，在這點上，道光和林則徐受的是同一教育。因此，道光的處置原則，恰與林則徐後來在雲貴總督任上處理回漢衝突時一模一樣：“只分良莠，不問漢回。”大皇帝為受了委屈的英夷伸冤作主，同意懲辦林則徐，以為這就能息事寧人。
琦善本來是堅定的“剿夷派”，但他腦筋靈活，在參觀英艦後，立刻發現中國絕非對手。他告訴道光：“該夷所恃者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而中國正缺大炮，如“山海關一帶本無存炮，現飭委員等在於報部廢棄炮位內檢得數尊，尚系前明之物，業已蒸洗備用”。華北如此，華南亦難操勝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為外衛者，原止長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該夷游奕，長江又所在可通，是險要已為該夷所據，水師轉不能入海窮追”。即使中國能於一處得勝，英國必轉攻別處；即使中國能於今年得勝，英國必於明年再來。“欲求處處得勝，時時常勝，臣實不免隱存意外之虞”。“邊釁一開，兵結莫釋。我皇上日理萬機，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時殷宸廑。而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引自蔣延黻《琦善與鴉片戰爭》）。
琦善不懂軍事更不懂科技，所以他只看見英國人的大炮安裝了旋轉炮塔，射程遠，命中率高，不知道人家用的炮彈是爆破彈（裝藥量達三分之一）、“鏈彈”（以鐵鏈連接的兩枚彈丸，專用於擊毀桅杆）、“葡萄彈”（彈殼內裝了大批鋼珠，用於殺傷地面有生力量）等諸多名堂，而清軍的炮彈乃是不會爆炸的實心鐵球。他更不知道“該夷所恃者”絕不光是大炮：陸軍使用的是可裝上刺刀的燧發槍（擊發原理類似打火機），海軍陸戰隊（marine）使用的乃是“雷擊槍”（以撞針撞擊雷汞裝填的“雷帽”而引起槍膛內爆炸的現代步槍前驅）。後者全天候使用，前者雖然在火藥潮濕時失效，但連射速度和射程都是清軍使用的少量鳥槍（火繩槍）的三四倍。
更重要的是英軍的組織、指揮和戰略戰術都絕非原始的天朝可比。英軍從事的是專業化的現代戰爭，以先進的軍事科學理論指導，有司令部、參謀部、後勤部等分工，有不同的兵種諸如海軍、陸軍、海軍陸戰隊、工兵等執行專門任務；而中國軍隊根本不懂這一套。李鴻章在幾十年後指揮甲午戰爭時連個參謀部都還沒有，靠的還是遠古的幕僚制度。直到袁世凱從日本引來點二手貨，以西法組織訓練軍隊，中國才開始有了專業化的武裝力量。西化軍隊從此成了武人們爭天下的本錢，誰的部隊更西化，誰的軍隊就更強大。袁大頭如此，蔣光頭也如此，就連地方軍閥都如此，其發家全靠辦西式軍校。儘管蔣的中央軍的訓練以西方軍事標準來看只能算是初步水平（據《劍橋中國史》），然而在當時就足以無敵於全中國了，可見中外軍事差距之大。
最糟糕的還是，英軍絕對服從命令，統帥指揮部隊如臂使手，屈伸如意。部隊也沒有虛報戰功、殺良冒功，甚至“反敗為勝”的中國特色。而中國軍隊從來是烏合之眾。據英國人回憶，當他們兵臨廣州城下時，道光從各地調去的軍隊彼此之間卻大打出手，打的比外戰勇猛多了。直到抗戰，中國都沒有真正的國防軍，只有軍閥聯軍。軍隊從來只聽某個將領調動，最高統帥只能指揮自己的嫡系。若一部緊急，餘部都只會作壁上觀，好讓敵人從容各個擊破。雖然抗戰後實行了軍令統一，但這優良傳統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到1949年。
因為這些中國特色，即使當時中英毫無軍事技術差距，中國也絕無可能戰勝。
說到底，中國人打仗不行，乃是爛污腐敗的制度造成的，並不是什麼道義、士氣甚至武器的問題。這一點英國人早用社會實驗證明過了。
英國人的絕招，是慣用異族特別是印度人替他們打仗，例如鴉片戰爭初期派到中國的遠征軍只有三團作戰部隊，其中一團是愛爾蘭團，一是孟加拉團，一是喀麥隆團，只有三分之一是白人。根據同樣原則，後來他們在威海衛也訓練了一個由英國軍官指揮的中國團隊。該團戰士雖然都是中國人，但和自己同胞作戰時卻神威凜凜，勇不可當，不但蕩平了威海衛周圍的拳匪，而且參與了攻克天津和北京，還獨立承擔過別的戰鬥任務，面對的是使用同樣裝備的優勢兵力，卻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這就是絕佳的對照實驗，它證明了只要由洋人用西式制度組建、訓練、指揮，中國軍隊同樣可以成為勁旅。這也是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結論。
琦善當然看不到這些，哪怕是今天，也沒多少中國人能看到或願意承認這些事實。不過，他畢竟是“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看世界”指的是看到“船堅炮利”的“夷之長技”的話）。如蔣延黻先生說，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部長，最先明白弱國只能靠談判解決問題。
作為落後野蠻國家，當時中國其實沒有可以稱得上“教育”的東西。數理化不用說，就連世界地理、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外交等等學科都一概闕如。官吏們只能“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與夷人們打交道中，一點點摸索出夷人的行事作風和意圖來，再憑直覺行事。從琦善而耆英而奕訢（恭親王）乃至李鴻章，無一不是這麼學會辦外交的。外交家們以這種原始幼稚方式自學成才，實在令人無法相信，然而比起徹底否認外交的必要的林則徐來，已經是天淵之別了。
如今漢族自吹怎麼怎麼了不起，把清朝的落後一股腦兒賴到滿人頭上去，卻不知道晚清誤國禍國的多是“清流”漢臣，能接受現實的最初幾個“開眼看世界”的重臣基本是滿臣，琦善和奕訢就是代表人物。琦善草簽的“穿鼻條約”乃是當時中國可以爭到的最小讓步，而“鬼子六”恭親王與英法簽訂的《北京條約》也是當時能爭到的最小讓步——除了租借九龍外，沒用一寸土地來換取聯軍從北京撤出。
滿人武將也同樣勝過漢將。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遇到的最頑強的抵抗都是旗人軍隊，殉國文官武將多是滿人，諸如兩江總督裕謙，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在乍浦保衛戰中，守衛在天尊廟的276名滿族官兵僅有43人突圍，其餘全部戰死。在鎮江保衛戰中，副都統海齡率領1500名八旗兵堅守陣地 ，在英軍入城後堅持頑強巷戰，直至大部分旗兵犧牲，海齡才舉火自焚，壯烈殉國。倖存的士兵“殺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們遭受蹂躪，而他們自己寧可在營房自縊也不願投降。郭富將軍在放出惡臭的死屍堆中寫道：‘我從內心深處厭惡戰爭’”（《劍橋中國史》）。這種壯烈場面我還從未在怯懦的漢人軍隊中見到過。
琦善雖然知道尊重現實，當然也只可能用既有的中國思維方式去想問題，那就是改“剿”為“撫”，實行“羈縻政策”，亦即使出中國人的小聰明來，甜言蜜語，又吹又拍，指望對方如同中國官員一般，因為私情而放棄國家利益。但這和林則徐頑固堅持用上級態度去對待外國使節比起來，仍然不能不說是極大進步。
琦善當時的緊急任務，就是哄騙英軍南下，解除北京面臨的威脅。為此他奏准道光查辦林則徐，恢復通商，賠償煙價，但後兩條並沒說死：
“如能照常恭順，俟欽差大臣到彼查辦，或貴國乞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貴統帥欽遵諭旨，返棹南還，聽欽差大臣馳往辦理，雖明知煙價所值無多，要必能使貴統帥（懿律）有以登復貴國王，而貴領事（義律）亦可伸雪前抑。果如所言，將有利於商賈，有益於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則貴統帥回國時必顏面增光，可稱為貴國王能事之臣矣。”
英國代表居然也就同意了，於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艦隊南下廣東，並約定兩國停止軍事行動。
林則徐這下當然只能罷官了，不過道光畢竟對他手下留情，雖然撤了他的職，但還讓他“協辦夷務”，後來才決定將他遣送新疆。
因為退敵有功，琦善便被派到廣州去作欽差，負責“辦理夷務”（仍然不是外交）。他發現英國人其實沒有中國人想象的那麼傻，用甜言蜜語即能糊弄過去。但道光的原則歷來是“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不許他為天朝丟臉，於是武裝衝突再度爆發。等到英國人毫不費事地攻占了虎門要塞，廣州門戶洞開之後，他別無選擇，只好和義律草簽了《穿鼻條約》，條款是：（1）中國割讓香港與英國，但中國得在香港設關收稅，如在黃埔一樣。（2）賠款六百萬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廣州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復市。英國方面則在簽約後即時退還定海。
蔣延黼對此的評論是：
“此約是琦善外交的結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讓香港。在定約的時候，琦善已經接到了不許割地不許賠款的諭旨。照法律他當然有違旨的罪，但從政治看來，琦善的草約是當時時勢所許可的最優的條件，最少的損失。我們倘與《南京條約》相較，就能斷定《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南京條約》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約》尚保留中國在香港收稅的權利。《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穿鼻草約》仍是廣東一口通商。《南京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元，《穿鼻草約》賠款只六百萬元，我們倘又記得義律因訂《穿鼻草約》大受了巴麥尊的斥責，我們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的確如此。巴麥尊本來要的是舟山群島中的一個或數個小島，而英軍已經占領了定海，義律卻放棄了富饒而且擁有戰略價值的定海，割取本來就一直被英軍占領的當時相當貧瘠荒涼的香港島。賠款也只是賠了煙價，而且按每箱300元算，低於最低價格500元。後來光是廣州的贖城費就是此數（未計入南京條約規定的賠款中），更不必提延長戰禍給中國造成的巨大損失了。怪不得巴麥尊要暴跳如雷，派璞鼎查接替了義律的職務。
蔣先生沒有看到的是，琦善打交道的是英國人而非俄國人或後來的日本人，所以才會取得這種成就。如果是俄國人或日本人占領了定海，那無論你再怎麼燒錢紙，人家也絕不會撤。同樣是帝國主義國家，民族性還是有區別的，英法算是相對不那麼貪婪而且講究信義的邪惡性相對較小的帝國主義國家。
可惜如蔣先生指出，“這個第一任外交總長的名譽，在當時，在後代，就是個‘奸臣’和‘賣國賊’的名譽。”琦善被指為賣國，鎖拿入京，8月9日定斬監候（關在牢裡等到秋天砍頭），家產查抄充公，10月24日被發往軍台充苦役，雖然後來被再度啟用，可遭受的折磨遠遠超過林文忠公。
拿辦琦善後，最堅定的愛國領袖道光下定決心要和鬼子大幹一場。他派侄子奕山作“靖逆將軍”，老將楊芳為參贊大臣，到廣州主持軍務，並從各省抽調軍隊增援廣東。奕山使出古兵法來，諸如使“火筏”去燒英艦，半夜去偷營等等，但無一次得手。火筏沒有燒到鬼子的一根毛，反倒延燒到岸上引起大火，燒毀了許多民房；夜襲也大敗虧輸。英軍很快就攻到廣州城下，占領了城邊四方炮台等制高點。正要破城之際，義律卻因接受了奕山獻出的600萬元贖城費，同意停火撤軍，引起了英軍將領極大不滿，。
據義律自己辯解說，他考慮到攻入城內必然導致大量市民死傷，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不利於英國長遠利益，因而作了這決定。我看這完全錯了。如果英軍攻入廣州，雖然要給廣州人民帶來苦難，但必然打破“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培育出來的“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神話，那麼後來也就不會有廣州人民拒絕英國人入城、火燒十三行等鬧劇演出，也就不至於引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導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使得廣州人民再度蒙受戰爭苦難，並在巡撫柏貴當傀儡的偽政權統治下乖乖當了三年半亡國奴。
停戰後英軍撤回香港，在那兒忙着害回歸熱、瘧疾、痢疾等各種亞熱帶疾病，因此導致的死亡人數遠遠超出戰死人數。義律和陸軍將領伯麥都奉召回國，由璞鼎查接任。他下車伊始就照會廣州當局，要求接受頭年提出的各項條款，否則將再度北上討伐。沒有得到回應後他就率艦隊北上，先後攻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慈谿、奉化、餘姚、乍浦、上海、鎮江等地，到達南京城下。愛國領袖道光還決心抗戰到底，幸虧耆英說服了他英夷只想做生意，並無征服中國野心，他才終於同意講和，這結果就是大眾熟知的《南京條約》的簽訂。
這場斷斷續續打了三年之久的戰爭，是一方幾乎為零傷亡的單向屠殺。我在網上查到的英軍傷亡人數為：
1、舟山定海之戰（1840年7月5日：英軍攻克定海，戰死19人，清軍民死亡2000人左右。
2、澳門之戰（1840年8月）：英軍僅傷4人將清軍擊潰，清軍傷亡未表。
3、大角炮台之戰（1841年1月）：英軍攻占炮台， 30人輕傷，清軍600人戰死，100餘人投降。
4、三門海灣之戰（時間同上）：繼大角之戰後英軍進逼穿鼻以東三門海灣，攻擊清軍水師，清軍戰船1艘沉沒，14艘逃跑。英軍無傷亡。
5、虎門之戰：英軍死亡人員為0，清軍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傷亡被俘數百人，其中被俘人員遭到殘酷殺戮。
6、廣州之戰（1841年5月末）：英軍艦船70餘艘，士兵2000餘人進攻廣州，雙方於月底停戰，英軍傷1人，清軍傷亡未表。
7、三元里民眾抗英（1841年5月30日）：廣州鄉民7000餘人趁大雨圍困並攻擊英軍700餘人，英軍僅承認死亡1人，鄉民死傷未表（蘆按，據茅海建先生論文，中方暴民約數千至數萬人，英軍死亡5-7人）。
8、廈門之戰（1841年8月21日）：英軍32艘艦船2.7萬士兵攻擊廈門，清軍以萬餘人、270餘門大炮抗擊進攻，結果主帥兵敗自殺，戰船26艘被毀，炮台及大炮全部損失。雙方人員傷亡未表（蘆按：據《劍橋中國史》，英軍死2名，傷15名）。
9、定海之戰（1841年9月25日）：英軍受傷1人，清軍總兵葛雲飛等自盡，傷亡人數未表。
10、鎮海之戰（1841年10月10日）：英軍1500人在艦隊掩護下進攻清軍4000餘人，清軍在頑強據守後戰敗，欽差裕謙自殺，數百士兵戰死。英軍戰死3人，傷16人。
11、寧波之戰（1842年3月）：清朝親王奕經率5000人反擊進占寧波英軍150人，英軍以榴彈炮和排槍抵抗，清軍死傷500人後失敗。英軍傷亡未表。
12、乍浦之戰（1842年5月） 清軍頑強抵抗後失敗，文中稱清軍傷亡慘重，官員、士兵及妻兒城陷後多自殺，雙方具體傷亡未表。
13、吳淞上海之戰（1841年6月）：英軍戰死3人，清軍傷亡未表。
14、鎮江之戰（1842年7月）：清軍頑強抵抗後失敗，與乍浦之戰類似，清軍傷亡慘重，官員、士兵及妻兒城陷後紛紛自殺，雙方具體傷亡未表。
來源是網文而非正式論文，我沒能查到可靠資料，錄此僅供參考。這些戰役基本是登陸作戰而非海戰。其所以如此，乃是道光被忠臣們誤導了。
如前所述，林則徐認定英兵“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撲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裕謙也說：“該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遠刺，夷人腰硬腿直，一擊即倒，我兵矛矢擊刺，趲捷如飛，用我所長，攻彼所短”。類似奏章比比皆是，道光當然不能不相信，說：“眾口一辭，信然。” 於是他多次諭令沿海督撫，英夷“倘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力痛剿，使聚而殲□，乃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諭）。
一個大國制定基本戰略，居然建立在“夷人腰硬腿直，一擊即倒” 、“一撲不能復起”的解剖學發現上，這世上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會鬧出這種笑話。
更可嘆的是，中國的炮台上的大炮都指向正面，專等人家從那個特定的角度來送死。可惜鬼子沒有那麼笨，用艦上大炮壓制住清軍炮火，陸軍則從側翼登陸迂迴包抄。廈門之戰最典型：
“當這支遠征艦隊於8月26日停泊在廈門口外時，海軍司令巴爾克確實發現這個城堡的防護牆非常堅固，炮彈不能穿透，但是中國炮手的協同炮擊時間不足以阻止登陸部隊奪取炮台。該城本身坐落在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隘口的後面，但顏伯燾卻未想到予以設防。相反，英國人悄悄偷越過那裡，並且很快就占據了城周圍的高地。第二天，他們開進了城內。英軍僅死兩名，傷十五名。”（《劍橋中國史》）
因此，鴉片戰爭確實是國恥，它永遠紀念着中國人那難以置信的愚蠢、死硬、虛驕與腐敗。
（未完待續）
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八）
蘆笛
六、“民族英雄”的遺產
迄今為止，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林則徐仍然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所謂民族英雄，就是在祖國危難之時身體力行了民族主義的道德楷模。林則徐的言行表現出來的信念，當然也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觀。因此，通過剖析林則徐的信念與言行，不難將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信奉的民族主義的內容條理於下。必須指出，雖然這些信念在林文忠公的言行中表露得很突出，但它們普遍存在於從皇帝直到普通士人中，並非為林公所特有，他只是一個傑出的代表人物而已。
（一）中式民族主義的道義原則
1） 中式“民族尊嚴”——天朝心態
如前文所述，清朝人普遍認為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臨萬國的天朝，中國以外的所有國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戰慄屏營、“畏威懷德”的屬國。在天朝的上下尊卑等級中，屬國國王的級別似乎還沒有封疆大吏的高，因為後者是朝廷命官，是天子的直接代表。袁世凱任意抓捕朝鮮監國大院君，並將其押送回國讓朝廷論罪，就最能說明這一點。
這就是當時的愛國者們從皇帝直到臣工堅持的最主要的原則，乃是生死攸關的“國體”。道光一再對林則徐和他的繼任者們強調“上不可失國體，下不可開邊釁”，勉強譯成現代漢語便是：“上不可喪失國家尊嚴，下不可引起邊境衝突。”
這就是當時人對“國家尊嚴”的理解，它其實是指皇帝以及臣僚們必須高踞於野蠻人之上。這種尊嚴具體而微，滲透了中外關係的一切方面，首先是表現在朝廷公文居高臨下的口氣中，如林則徐《諭英國國王書》表明的那樣：
“洪惟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者，賴有此也。……惟念眾夷尚知悔罪投誠……諒貴國王向化傾心，定能諭令眾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懍遵也。”
自稱“大皇帝撫綏中外”，愣要做人家的上司，本身就已經是對人家的侮辱。還要硬代人家“皆稱恭順”、“感激天恩”、“悔罪投誠”、“兢兢奉法”，最後甚至還赤裸裸地以武力威脅：“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 、“力震華夷”。除了給人家下命令 “接到此文之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外，竟然還威脅要毀滅人家的國家：“王其詰奸除慝，以保艾爾有邦，益照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 ， 悍然干涉人家的內政，要人家調查懲處本國“奸慝”！
有哪個主權國家能忍受這種駭人聽聞的侮辱？光是這份命令（“諭”就是“命令”、“指示”的意思）就足以惹出外交風波來！
這可不是林則徐一人的錯，天朝官員莫不如此。第一任英國商務監督是律勞卑（Lord Napier），此人於道光十四年（1834年）來華，但從未能履職，那原因現代人根本就無法理解。他到達廣州後，給兩廣總督盧坤發了一封公函，說明自己是英國派來的商務監督。但這種作法傷害了咱們的“國體”，於是堅持民族大義的盧坤斷然拒絕接受之，並命令律勞卑立刻返回澳門。律勞卑賴在廣州商館內不走，盧坤便命令封閉商館，斷絕供應，並中斷貿易。律勞卑忍不下這口氣，便率領兩艘軍艦攻進珠江。盧坤封鎖了珠江，集合大批戰船嚴陣以待。最後律勞卑身心交瘁屈服了，打着擺子黯然回到澳門，死於該地。
讀者至此可以看出，林則徐禁煙那兩下子，其實是從盧坤那兒學去的，只是運氣沒有老盧好。律勞卑在任時，英國尚未決定必要時不惜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所以盧老前輩才大獲全勝。可老林碰了一鼻子灰，反倒因此成了民族英雄，而大獲全勝的盧老前輩反而幾乎沒人知道。此中奧秘何在，我實在是想不出來。
後兩任英國領事都有這個如何才能被中國地方政府承認的問題。義律上任後，為了履職，只好入鄉隨俗，給兩廣總督鄧廷楨呈上了一份畢恭畢敬的“稟貼”。鄧廷楨這才承認他為商務監督，允許他進入廣州。正如鄧在給道光的奏摺中指出的，中英之間不是平等關係，英國領事當然就不能平行發文給兩廣總督，否則英國就會與中國分庭抗禮：“唯若聽平行於疆吏，即居然敵體於天朝。”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文版，卷1第166頁。轉引自《劍橋中國史》）
這“國體”最後竟成了全國無一人敢違背的“民族大義”，無論情況何等緊急都如此。戰爭爆發後，英軍北上，沿途試圖把巴麥尊的國書投遞給地方官員，但無人敢收，那原因是，蠻夷屬國膽敢向大皇帝投書，乃是駭人聽聞的僭越之舉！
和其他人比起來，林則徐的“原則性”有時還不算最死硬。按“國體”規定，天朝官吏不得與洋人會面，有事只能通過中國人擔任的“行總”中轉“諭”和“稟”。但林為了“知己知彼”，刺探敵情，曾破例接見過兩三次外商，向他們打聽外國情況。此舉在當時驚世駭俗，在後世被歷史學家們吹噓為壯舉。由此可見在中國當偉人是何等容易。
當然話說回來，林大帥敢接見鬼子也真需要點膽量，君不見郭嵩燾只不過是為了出使英法，就被清流們惡毒嘲笑，罵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那還是幾十年後的事了。
但那不過是林大帥的“用”，並非“體”，也就是為了克敵制勝的需要暫時犧牲道德原則。終其一生，他始終沒有真正“開眼看世界”，從未認識到中國不是君臨萬國的天朝，其實不過是國際社會中比較野蠻落後的一員，能力爭強國平等待我就算不錯了。他給英國國王的信是1840年初發出的，那時他已經在廣州呆了一年了。虎門銷煙前夕，他撰文祭海，抒發了他的“平夷”壯志：
“尤賴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馴彼犬羊之性，俾識撐梨；杜其蜂躉之萌，專輸嫁布。”
這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他的中外觀：祈求神明大顯神威，永遠祛除搗亂的妖物，馴服野蠻人的犬羊之性，使得他們知道上下尊卑的天理，從此消除其蜂躉之毒，專門恭順地向天朝輸誠納貢（註：“撐梨”乃是古代游牧民族單于的稱號，而“嫁布”則是古代巴人的朝貢品）。
在他退休回福州後，在所謂“福州人民反入城鬥爭中”，他上竄下跳，又想把在廣州那手使出來，募勇造炮，仍然是當年他在廣州慨然抒發的壯志：
“小隊出郊垌願士卒功成淨洗銀河長不用；
偏師成壁壘看百蠻氣懾煙消珠海有餘清。”
說明此人絲毫沒有 “吃一塹長一智”的長進跡象。
今天的讀者當然不會再認同這種漫畫式的“民族尊嚴”，但這並不是說這個問題就此消失了。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鴉片戰爭並不光是反侵略。“維護國體尊嚴”才是主要動因，是它使得矛盾無法通過協商解決而爆發為武裝衝突、在戰爭爆發後又遲遲無法達成和解。既然如此，我們今天在評估那場戰爭時，就得把由此獲得的那部分“正義性”剔除，才算得上實事求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以及後世加給琦善的許多指責和侮辱就是不公平的。他或許有辱了“天朝國體”，但從國家利益的淨損失而言，他的作法要比林則徐正確得多。類此，林則徐為了堅持“天朝國體尊嚴”幹了許多蠢事，雖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指責，但也不能再以現代人之口繼續吹捧他如何“捍衛民族尊嚴”。
第二個問題是，這種天朝心態並未因其荒唐而在國民心目中徹底消失。相反，它化作了更隱蔽的深厚傳統。熟悉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理論和實踐的同志都知道，在斯大林活着時充當亞洲共運領袖，在斯大林死後充當全世界共運領袖，乃是偉大領袖的奮鬥目標。“中國對世界應該有較大貢獻”的理論就來源於此，“全世界仰望着東方，東方有個紅色的井岡”則直接來自於“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這就是毛記世界革命真正的理論源泉。為了實現這夢想，中國人民節衣縮食，苦吃苦做，把無數血汗傾倒到外國陽溝里去了。
即使到了今日，這傳統似乎仍然遠未泯滅。在感情深處，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普通中國人都難以接受“中國不過是國際社會的普通一員”的想法，都或明或暗地認同“中國對世界應該有較大貢獻”的最高指示，總覺得中國有什麼“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特殊之處，註定應該當世界領袖。
這想法當然也無可厚非，它也是本人的夢想。我只想提醒讀者，不要讓這種良好意願再度把國家民族帶入深重災難。
在這方面，老子的教導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值得我們借鑑。老鄧就是因為知道“不要扛大旗，我們扛不動”，知白守黑，知雄守雌，這才使得中國成了接納外資的溪谷，也成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榜樣。
2）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
林則徐的愛國主義流露了相當濃厚的種族主義氣息，他在奏稿、日記、詩文中大量使用了侮辱異族的妖魔和動物名詞。動輒使用“犬羊”作為英國人的代稱，諸如“犬羊之性無常” 、“犬羊之性反覆無時”，甚至在詩文中進行妖魔化謾罵：
“餘生豈惜投豺虎，群策當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渾不定，君恩每飯總難忘。”
“蠻煙一掃眾魔降，說法馮公樹法幢。域外貪狼猶帖耳，肯教狂噬縱村龍？！” （《次韻和解筠前輩》）
“尤賴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馴彼犬羊之性，俾識撐梨；杜其蜂躉之萌，專輸嫁布。”
甚至在奏摺中淋漓酣暢地抒發了屠殺“異種”的豪情：
“殺之將如雞狗，行見異種無遺。”
但必須指出，這種情緒在當時非常普遍，“犬羊”一詞似乎成了公文中普遍流行的專用名稱，無論是是“剿派”還是“撫派”，無論是道光，是琦善，是裕謙等人全都用過。這說明種族歧視乃是當時的普遍價值觀，並不是林則徐的個人問題。
與種族歧視相伴生的則是強制實行的種族隔離。此乃天朝一貫的實踐。前文已經指出，天朝對外國野蠻人一貫實行隔離政策。當年英國使節馬戞爾尼入京，請求乾隆爺同意他們派大使來華，就被乾隆爺一口拒絕：“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至于洋人傳教就更不允許：“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人民交結，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因此，這所謂“華夷之辨”，其實就是種族隔離，不許來華西洋人“與中國人民交結”。就是為此，全國只有當時很不發達的邊遠城市廣州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洋人只能住在十三行中，不能隨便進城，更不能隨便與中國人來往。
林則徐到廣州後管理更嚴格，甚至一度嚴禁中國人為洋人送信或捎物。在戰爭爆發後，清廷嚴禁百姓向英軍出售食物，違者作為漢奸處死，為英軍在攻破定海等地後大肆搶劫提供了藉口。這種政策在我看來似乎沒有什麼道理。即使是在交戰狀態，又有什麼必要去把與侵略軍做點小買賣的普通百姓當成資敵漢奸嚴懲？莫非要逼得侵略軍動手搶才是硬道理？
這種族隔離政策被鴉片戰爭打破，《南京條約》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城邑，通商貿易無礙。”因此，在戰後英國人便依約行事，想進入這些口岸。在上海毫無問題，但到了廣州和福州卻遇到了“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道光二十八年，林則徐在得知廣州紳民反對英人租地成功後，在致友人書中把這種違約行為的“道義依據”說得清清楚楚：
“島夷欲強占粵東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覆無時。幸彼間民人義憤同心，意以《公啟》止之，始不致臥榻前任人鼾睡。”（《復江南江寧府徐青照書》）
所以，說到底，還是因為“犬羊”不能和人睡在一室之中的“民族大義”，為此便可以不惜違反已經簽訂的國際協議，為國家招來更多戰禍。
當洋人來到“五口”之一的福州時，林則徐已經退休了約一個月。經侯官縣令允許，福州烏石山神光寺住進了一個傳教士和一名洋大夫，這點P事卻成了林則徐大腦中的高頻放電點。他由此進入高度亢奮狀態，認定英人可能武裝侵犯福州海口，又是聯合士紳致函責問縣令（退休總督又怎會把區區縣令放在眼裡？），又是以人民的名義發出《福州士民致英國領事館公啟》，嚴詞責令英人迅速撤出城外，還呼籲“調兵演炮”，招募兵勇，甚至親自沿閩江考察海口地形，鬧的跟真的似的。
福建巡撫徐繼畬生怕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反倒引來外敵入侵，反對林莫名其妙的抽風，主張用“穿小鞋”的中國功夫讓洋房客自動搬走。倆洋人租住的房屋十分破舊，入秋後陰雨綿綿，那房子到處漏雨，房客卻怎麼也雇不到泥瓦匠——巡撫大人早就發了話，誰敢去跟鬼子修房子？最後那倆鬼子只好搬出城外去了。此事終於圓滿解決，並沒有勞動林文忠公的兵與炮。
然而徐繼畬與林則徐的策略爭論卻為他招來了不幸。林雖已退休，能量卻非同小可，他聯絡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員，諸如翰林院侍讀學士孫銘恩、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給事中林揚祖等人，接連嚴詞參奏彈劾徐繼畬與劉韻珂（閩浙總督），說他們“庇護漢奸”、“不知是何居心”，云云。最後害得徐繼畬不但丟官去職，還被後人痛罵“妥協”、“賣國”百多年。氣得徐繼畲在家信中罵“巨紳林則徐” “意在沽名，急欲驅逐”。（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頁）。
這小子也是不識做：既然知道老林是巨紳，那怎麼還敢去得罪涅？豈不聞孟夫子有云：“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膽敢得罪，為政就很難了。由此觀之，徐繼畬才是真正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了不給國家引來毫無必要的戰禍，甚至不惜得罪“愛國不仁”的巨室林則徐以及他能動員的一切清流高官，讓自己身敗名裂。
這種族隔離的傳統也被咱們繼承下來了，直到改革開放才逐漸打破。凡毛時代過來的人都該記得，北京的外交官們都給安排在特殊的公寓裡，大眾只能在街上炯炯圍觀之，決不能與之來往。我在德國時，去人家做客。席間有位絕美女士，自稱原是澳大利亞駐華使館人員，70年代在北京住過幾年。我說：
Well, you must be watched by the masses then.
她說：
Yes, once we stopped the traffic…
還沒說完，一位美國女士便噗嗤一聲，把口中的酒全噴到了桌上，當下狼狽不堪，連連道歉。嚇得我倆再不敢說下去了，免得隔壁出更大洋相。
如果不是種族隔離，怎麼還會有這種聚眾圍觀的鬧劇？今日中國還有誰去不惜阻斷交通觀看鬼子，又有誰不惜一直跟進廁所去，看人家是不是也跟土人一般方便（這也是一位鬼婆告訴我的）？
這就是我大清給咱們留下的傳統，只是咱們比先輩還先進，連海外歸僑都成了天然特嫌。那陣子“海外關係”似乎就是“內控”的代名詞。幸虧這傳統終於破除了，時代畢竟還是有進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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