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專制制度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中國現在是很有活力的時期，但也是亂像迭出的時代。重慶的打黑是不得已，老薄也說，他是不得不出手。也有人說是黑逼官反，這話很黑色幽默。為什麼會到了如此的地步，公安局可以全爛掉，刑偵大隊只能全換掉，因為都黑社會化了。其實黑社會化的不止是公安局，很早就有人說，共產黨已經控制不了鄉村一級了，村一級基本都黑社會化了。當然也許有些誇張。黑社會其實就是豪強勢力的抬頭。

黑社會的本質是豪強想與中央政府對抗，或與地方政府對抗，要分政府的權力，要分政府的錢糧，再大一點就是要分政府的地盤，可能還要分政府的軍隊了。很可怕。而其實質，就是一個地方與中央的關係的問題。我們說，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央黑社會化了，黑社會一般是在地方上，因為豪強在地方上的權力大了，就要獨立性，獨立就是分權，分權，就是黑社會。就是有一部分的權力是分給另一些人的，政府和中央是管不了的，而這些的豪強往往與地方政府是同一批人。

而地方的豪強黑社會一旦達到可以獨立，那天下就亂了。

黑社會的出現標誌着中央集權權力的下降。那麼中央的權力是什麼時候開始下降的呢？老毛曾說過，他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者只能治理北京郊區的四季青人民公社。老毛當然是太誇張了。老毛的權力是最大的，他的對手還不是什麼黑社會，而是黨內的另一派而已。而中央現在的對手，有地方的實力派，也有豪強的黑社會，有時是地方與豪強黑社會的聯手。其實溫家寶的金融政策，經常是出不了中南海的，經常遭到地方勢力的抵制。當年朱鎔基的金融政策也是同樣的命運。國家的房地產政策也是變來變去，動盪不寧，即也遭到了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的頑強阻擊。溫家寶在四川大地震時說了一句很有名也很無奈的話，當時是對軍隊的將領說的：你們是人民的稅養着的，你們看着辦吧。其實溫說話的對象也不只是對軍隊的人，可見，溫的無奈。

從種種的跡象看，中央的權力與毛時代相比是明顯的下降了。

在現代中國，毛澤東時代是嚴厲的專制統治時代，鄧小平時代，開始了比較寬鬆的專制統治時期。就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而言，毛時代是中央強而地方弱，毛時代是絕沒有什麼黑社會的；而地方弱，竟然弱到在三年困難時期，地方餓死了幾千萬人，而人民沒有造反，也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但中央強的結果也很明顯，即地方上毫無活力，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人民的頭腦和生命力全被束縛住了，好像天下只有毛一個腦袋在用，其他人執行就可以了。

而現在，地方的權力是大起來了，人民的腦袋也轉起來了，人們生活也好起來了，當然，社會也有點亂起來了。

這裡的核心問題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即在中國專制制度下的關係問題。而對於在中央集權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有一句老話叫，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一統就死意思是說，中央權力超強，地方就死了；而一旦中央放權，地方就亂了。意思是說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總也平衡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一統就死，一放就亂？那就要看什麼是中央集權制了，也即中國專制制度了，或叫郡縣制的統治方式了。

從中國歷史看，以郡縣制的統治方式去治理一個百里或千里之國，歷史上證明是可行的，如戰國時代的諸侯各國。而以郡縣制去治理一個萬里大國，則有失敗有成功。秦朝的失敗和漢朝的成功可以明證。但是漢朝的成功在於它一開始實行的是雙軌制，即郡縣與分封並舉。這是採取一個過渡的方式，統治階級的小心翼翼可見一般。即以一半或略少於一半的土地由中央直接控制，實行郡縣制的管理模式，而以另一半的土地分封諸侯，讓同姓的諸侯王協助管理國家。這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方案。因此漢朝前期，成功地避免了重蹈秦朝16年即覆滅的覆轍。

當漢代的中央政權穩定後，中央便採取削藩的政策力圖削去諸侯各國，以使中央獨大的局面成為事實。

對於一個政府來說到底適合管理多大的領土和人口的國家較為有利，中西方對此都有過論爭。對於一個百里之國或千里之國而言，由一個政府控制是很合適的。因為這個中央政府所在之地的軍隊抵達四周的邊境以古代的馬匹的速度為標準，皆可以在一天之內到達。無論是稅收，訴訟，治安，都很容易控制。羅馬帝國那個時候，為了提高軍隊抵達的速度，開始大規模地修建羅馬大道，以提高運兵的速度。這樣便可以擴大帝國控制的版圖。

漢初，漢朝天子所控之地，基本為秦國的故地（不是指秦帝國）加上燕趙兩國的一部分。這片土地基本上為千里之國或略大一些。這時候的各郡縣基本在中央的直接掌控之下，不會有天高皇帝遠，或鞭長莫及的感覺。因為中央就在身邊，皇帝的目光無所不在。中央的法令法律，也是根據這一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的，出入不大。而其他的諸侯國，各管各的，各個封國的土地小於千里之地，控制起來也很方便。各國都有自己的軍隊，人數雖少有中央，但維持各國的治安足夠了。

當漢代中央政府逐一削平各藩國後，中央的直轄版圖越來越大的時候，中央與地方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中央漸次削平諸侯，並不等於就沒有地方與中央的矛盾了，因為中央必須委派官吏去治理地方。由於路途遙遠，因此也必須加派軍隊去地方。為防止軍隊作亂，軍隊一般不歸地方官管轄，而是由中央直接掌控。但遠在千里之外的軍隊，因為生活和治安的問題，不可能不與地方接觸，有時還有軍隊的勢力過大，直接控制地方政府的。這都有地方勢力抬頭的可能。

漢代中央政府的一個優勢在於中央直接面對匈奴的威脅。因此在與匈奴的作戰中，中央的軍事實力上升，但並不會威脅中央本身，而是對諸侯各國形成壓力。但在唐代就不是這樣。唐代沒有怎麼分封，但邊境負責對外作戰的藩鎮將領的權力很大，有軍權有政權，在對外作戰中實力越來越大，形成外強而中央弱的局面，而後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便是地方的超強勢力對中央政府的挑戰。安史之亂後，地方藩鎮的勢力仍很大。

漢代中期，封國的勢力已經很小了，但地方豪強勢力已然坐大。王莽改制後引發了天下豪強的反抗，便是明證。光武帝中興後，地方勢力仍然很強大，光武帝也沒有辦法。

從漢代和唐代在中期都產生足以使天下全面動亂的局面看，以郡縣制掌控萬里之大國，實在有些力不從心的味道。因為由一個政府行使中央集權於萬里之地，實在是有些的勉強，政府的法令法規，肯定不會適應於各地複雜的環境與局面，因此其管理的效率就會降低，甚至有負效應。

宋代汲取唐代滅亡的教訓，極力弱化軍隊，以文人壓軍人。皇帝想出各種辦法來削弱軍隊，如杯酒釋兵權，如兵不習將，將不習兵。結果是國內固然是安定了，但對外作戰的軍事實力則大為下降，結果是由北宋至於南宋，直至最後被蒙古所滅。

漢唐中期的動亂來自於中央弱而地方的豪強勢力太強，對外作戰很有戰力和效果，但滅亡於地方的豪強勢力過大。而宋代是中央強而地方弱，國內是安定了，但滅亡於外族，也是滅亡。

明朝又一次採取了漢代用過的分封與郡縣雙軌制的辦法來掌控國家，但由於明朝開國的首都定於南京，而將對付依然很強大的蒙古軍隊的任務交給了封國的燕王朱棣，結果是封國燕王朱棣在與蒙古人作戰中實力大增，當中央開始削藩時，燕王朱棣順勢反抗，竟然成功地奪取了皇位。朱棣遷都北京的一個原因是不願意看到又一個燕王將來造反，因為有明一代，一直面臨北部蒙古和突厥人的軍事壓力。無論哪個封國在北面，其勢力必然要坐大。唯一的辦法就是中央去北面戍守，中央坐大總不會威脅自己吧。這種調整也即是調回到了漢初中央的對外，對匈奴的形勢上。因此我們也看到，明朝歷代皇帝，直到明崇禎時，無論北面的軍事壓力有多大，一直都不肯遷都到南方的原因，就是他們看清了，守不住北京，就守不住明帝國。當然，最後還是沒有守住。

清代，由於統治者來自於北方異族，因此帝國的北部威脅消失。清代的皇帝是歷代皇帝中權力最大的，高度集權，上書房與軍機處，就是一個秘書班子，權力集中於皇帝本人。但清代各皇帝都能兢兢業業，不似明朝後幾代皇帝那般的兒戲，因此清帝國前中期還算可以。但高度集權的統治，束縛了地方的發展，以至於帝國從總體上落後於西方各國，並終於因為抵抗不住外部的侵略與內部的造反的壓力，而最後滅亡。

綜述中國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於萬里之大國的各朝代，皆因處理不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而導致最後滅亡。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平衡時，如漢唐的前期，國力便強大。當中央弱於地方時便亡國，如漢唐的後期。當中央強於地方，中央集權加強，地方很弱，以至國內安定，但對外軍力減弱時，也滅亡，如宋代，如明清。

毛時代，也是用盡了各種手段來加強中央集權。如開國後不久，便調地方的大員進京，所謂五馬進京，其中有鄧小平，高崗等。然後，8大軍區司令對調，以防止其在地方坐大。還設北京、天津、上海為中央直轄。後來又搞了一個城鄉對立，用戶口將老百姓拴在土地上，不能動。三年困難時期，如劉少奇講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老百姓餓死那麼多人，但沒有發生農民起義，原因在於毛在意識形態上給了農民一個很高的地位，在知識分子之上，又用戶口拴死了農民。毛的工業化，軍事工業的原始積累，完全靠壓榨農民，所謂的剪刀差，就是壓榨農民。餓死那麼多人，是為了出口農產品以換取軍事工業所需的東西。中國的兩彈一星，是建立在壓榨農民和餓死農民的基礎上的。

毛靠壓榨農民搞起了中國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有功有過。但地方統得過死的結果就是，地方毫無活力，人民沒有聰明和智慧，天下只有一個腦袋在運轉，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現在地方活起來了，地方的豪強勢力也開始大起來了，利益集團也坐大了。中央手中，有軍權，有央企，不知靠這兩個東西是否會震住地方的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