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整風的陰暗面

——“凌駕”初成定局

人們從過去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中，總認為毛澤東在黨內領袖地位的確立是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歷史的事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詳見本書第二章）。在遵義會議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取代博古的總書記是張聞天。當時張是掌握實權的，他為人正派、作風民主、尊重集體領導原則。他對毛澤東是信任、重用的。因此，毛澤東稱讚張聞天是“開明君主”。直到1938年夏，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表態支持毛澤東以後（按共產國際組織原則，各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其最高領導人的提名事前必須經過共產國際批准），在同年９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才取代張聞天，掌握了黨的領導權。當時名義上張還是總書記，但已無實權（據張的回憶：從那以後政治局會議就改在毛澤東窯洞裡召開）。從此以後，黨政軍大權統攬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

毛澤東本人既有濃重的封建意識，特別是帝王思想，又有一種過人的才智。他充分認識到“權”的特殊重要性，得來不易，要保住更難。而要永遠保住，則是難上加難。他總結了黨內歷屆總書記頻頻下台、更換的教訓——任何人難免犯錯誤，如何做到犯了錯誤而又不被趕下台，根據毛澤東後來的政治實踐，主要是靠兩條：一是排斥異己、培植自己的勢力；另一是像歷代帝王那樣或像蘇聯斯大林那樣搞專制、獨裁，使自己處在“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地位。這第一條，毛澤東是通過1941年1月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十分巧妙地達到了（詳見第二章）。這第二條是在延安整風達到預定目的之後（主要表現在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受到狠整、多次反覆檢討，黨內威望已大大下降，以及毛澤東已內定劉少奇為接班人），在1943年3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正是這一《決議》在後來（主要是建國後）給黨的組織帶來破壞性、乃至毀滅性惡果。　　　　　　　　　

下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決議》的有關內容：

“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職責。會議認為，……（從略，敘述政治局與書記處各自的職責）。並規定：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引自《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2月）

從上述內容看，首先毛澤東已通過《決議》被授予“最後決定權”。這意味着毛澤東已處於“權力”的頂峰。從黨的歷史看，歷屆黨的總書記從來沒有這個“最後決定權”，都是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辦事。這樣，總書記的意見有可能被多數人否決，甚至被趕下台。毛澤東從中悟出一個道理：自己要不被趕下台，就得改變這一領導體制。要把大權集中在自己手裡，決不能讓多數人說了算，可是又不能做得太露骨，直接取消民主集中制這一組織原則。畢竟對黨來說在重大問題上採取民主集中制辦法跟個人專權相比，至少可以避免犯重大的錯誤。這一組織原則既是黨的傳統，也深入黨心。因此在口頭上或書面上（比如在黨章上）還得保留。至於在最高權力層，毛澤東就寸步不讓，在政治局的《決議》上就明確規定“最後決定權”實在是一個高招、絕招。所謂最後決定權，也就是最後否決權，說白了就是我毛澤東一人說了算。多數人怎麼說，集體怎麼定，最後還得由我毛澤東來“決定”。這裡見不到“民主”，也看不到“集中”，留下來的就是“獨裁”。這個《決議》事實上把毛澤東推上了“凌駕”寶座。

毛澤東這一絕招，除了在黨內他可以達到“我說了算”以外，更重要的是：對外、對共產國際，徹底改變了傳統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體制，亦即剝奪了由共產國際直接決定一個黨的總書記的權力。說穿了，對內搞專制、獨裁；對外搞獨立自主。這樣就保證他的“凌駕”地位萬無一失。

其次，關於中央書記處的成員，在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上選出的並且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起到關鍵作用的張聞天、周恩來兩位主要領導人被趕下台，而由劉少奇、任弼時兩位取代。周恩來是在第二年（1944年）五月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才增補為書記處成員。據新近曝光的史料（見《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紀實》，第464頁），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期間跟張聞天一樣受到嚴厲批判，因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干預（此時共產國際雖已解散，但他的影響仍很大），才讓周恩來回到原來崗位上。這種人事安排上的微妙變動，對毛澤東的“凌駕”地位的鞏固，無疑是極其有利的。

從1943年通過《決議》一直到建國初期，從總體看，毛澤東基本上沒有濫用手中的“最後決定權”。這是因為在建國前，我們黨一直處於戰爭狀態，也沒有掌握全國政權，而毛澤東本人在軍事指揮方面又具有卓越的超人的才幹與膽識，他為創建新中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樣，毛澤東在人民心目中就享有無比崇高的威望。全國人民從心底里由衷愛戴毛澤東、擁護毛澤東。無疑，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傑出的領袖。誰也無法取代他的地位，也決不可能有人膽敢向他提出不同意見，在他面前說一個“不”字；更不可能有人向他挑釁。應該說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這裡既有1943年《決議》的影響，更有毛澤東駕馭全局的氣魄，這樣最高領導核心成員就自覺地保持與毛澤東的一致性，按毛澤東的意見辦事。比如1955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上報的在全國文藝界開展對胡風“反動文藝思想”的批判的請示報告，就憑毛澤東一個人大筆一揮，硬把胡風及與他有聯繫的人統統捆在一起打成“反革命集團”，文藝界聞風而動，製造了建國後第一個全國性大冤案。這說明毛澤東在黨內的“凌駕”地位已是不可動搖。對毛澤東本人來說，他念念不忘的就是這個“地位”。說白了，毛澤東是視“權”如“命”。全黨一切都得聽他的。對於這一局面，毛澤東本人在1955年底以前也是滿懷信心、從不疑惑。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到了1956年初，發生了一場連毛澤東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大地震”——他的“凌駕”地位，在黨的最高核心層，受到了1943年《決議》通過以來近十三年的第一次大挑戰！　

這就是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討論關於經濟發展方針的問題時，毛澤東的意見，由於不符合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而被多數成員否決。對毛澤東來說，這種絕對不能容忍的事，居然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