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23)

據說中國今天就要處決因曾經攜帶數公斤毒品入境，而被判處死刑的英國人沙伊克。在媒體刻意炒作之下，竟然引起英國朝野一片大驚小怪式的“震驚”，英國外交部門為此和中國進行了十餘次交涉，甚至連英國首相布朗都要出面向中國領袖求情，一時間什麼“人道牌”“人權牌”“人性牌”“親情牌”或“民情牌”漫天飛舞，更有輿論呼籲要向中國政府“施壓”，大有不惜“傾巢而出”的“江湖義氣”。不能不令人聯想起當年英國人要袒護罪惡的鴉片販子，而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歷史老賬來。看在已經“今非昔比”的中國人眼裡，此等公然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不僅豈有此理、而且混帳之極。倒真是理所當然地、要引起震驚和公憤，必將予以理直氣壯的反駁。在堅持“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則基礎上，以堅持“處決沙伊克”的真實教材來懲前毖後（通俗地說，就是殺雞給猴看），給自以為“被文明”了的高等動物，上一堂真正有普世價值的“法治課”。

不過，按照“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中國格言，中國人有理由懷疑這是不是西方有意利用“沙伊克事件”，來測試中國領導人的“國際抗壓能力”？以便在未來對中國“施壓”時參考。但至少這一次可以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來輕易化解了。這難道不也是一個“啟示”嗎？

請看老文章：為什麼要反對死刑和勞改？--以《新理論》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嘗試（之八）

記得十多年前，筆者初到紐約時，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似的，對所有事物，都充滿新鮮和好奇，更不忘隨時拿來跟自己的國家作聯想和對比，以期從中得到一些思想靈感的啟示或激發。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雖然在那個被稱為“罪惡之都”的大都會中生活很久的、筆者在那裡的所有親戚（當時未成年的除外），幾乎都有過被搶劫的經歷。所以初來乍到時，得到的第一個關懷“忠告”，就是『遇到搶劫時千萬不要反抗，順從地讓對方從你身上，拿走他想要的“任何東西”』。但是僅憑自己的經驗直覺，卻一點也沒有怕“走夜路遇到鬼”似的心有竊竊。而作為男人、且“幸運”地一次搶劫也沒有遇到過的筆者，過了一段很長時間才逐漸意識到，那個所謂的“任何東西”，其實還要包括女子的“貞操”！

當時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那個大都市裡，只要走出高樓林立的繁華商業地段，在以居住為主的街道兩旁，除了穿插一些十層以下的公寓之外，就是一排高矮相同（2-3層），結構和外形都大同小異的聯棟住宅。用高約半米、輕易就可以一跨而過的鑄鐵欄杆，以及略高一點的鐵門，和人行道區隔開來。 而且在屋前還留有縱深5米左右的開闊地，可以用來種花或鋪草坪。在表象上絕對給人以寧靜、安詳、開闊、和諧的氛圍感覺。體現出一種淳樸的傳統民風。而且在記憶中，一開始除了在去“中國城”途中，要經過的紐約監獄窗外，看到過遠比鐵欄杆密實的防護網外，好像就從來沒有發現過有民居裝那玩意兒的（至於現在是否會“與時俱進”，就不得而知了）。以至於十幾年後，當筆者再次回到中國大陸，看到自己原來所熟悉那個國家和社會，早已鳥槍換炮、今非昔比。簡直就是像“劉姥姥才出賈府，又進了另一座更大、更光怪陸離的雜燴大觀園”！

不過接下來進入眼帘、刺激眼球和神經的，就是發現各大小城市中的所到之處，無論街道兩旁的住宅樓或居民小區內的漂亮別墅，都配置了必不可少的“三大件”--堅實的防盜門、帶有不鏽鋼欄杆的防盜窗、以及嚴實的陽台防盜柵欄。讓不喜歡美國政治，卻欣賞那裡的陽光和空氣，以及叢林般（精神）自由的筆者，產生出一種極不舒服的對比感覺：這是怎麼了！難道中國人是因為喝得太多，吃得太撐，所以要用“不差錢（所以不在乎多花錢）”的氣派，並以“監獄”為題，要集體創作的行為藝術？從真正超前的文化潛意識中，反映出人類的精神思維，還正在被錯誤的社會理論所禁錮的現實。

事實正是如此，因為今天的全人類，一方面受到西方絕對錯誤的社會理論誤導，在物質文明高度不平衡發展的今天，還以為自己是必須遵守“叢林法則”的高等動物，完全無視人類社會靠“集體分工合作”才取得成功的客觀事實，一味強調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競爭”，讓肉體戰爭和恐怖活動，成為永遠擺脫不了的“夢魘”。另一方面，卻在還沒有科學定義出什麼是人、並弄懂“人性和天性的區別”之前，就像“阿Q”要以“革命黨”自居一樣，莫名其妙地大談起什麼“人性、人權、人道”來，顢頇、荒唐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導致今天我們為了要維護小偷或殺人強盜、黑社會團伙的“人權和自由”，不惜“代人受過”地，頂替他們過起“鐵窗生活”，自願把自己關進呼吸不到自由空氣的“牢房”般居室里的結果！

更有甚者的是，一段時期以來，有不少中外人士以“人性、博愛、人道”為藉口，大肆鼓吹“廢除死刑”，更無所不用其極地指責大陸的“勞改制度”，抵制勞改工廠出的產品。整個一“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謬論，不顧連中外“上帝”都要設置“地獄”來懲治惡人的做法，大有“指桑罵槐”的忤逆（上帝）嫌疑。更絕對是導致今天普遍“誠信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結果的罪魁禍首，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看在《新理論》的眼裡，決定在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以辯證的邏輯科學原理，對這個一直困擾着人類“良知”的問題，做一些闡述，來“以正視聽”。

按照《新理論》的觀點，認為『人是宇宙大自然的地球上“天之下、萬物之上”的一種獨一無二的特殊生物。肩負着“替天行道”的責任和天賦權力，來統治、管理、以及共同享受地球上的一切萬物，並維持其生生不息』在這種認識下，人造的“社會”就是矗立在叢林世界中的一座可以至高無上地發號施令的“皇宮”，“社會人”就是以“集體分工合作”形式存在，代表人類整體智慧和意志的“大眾皇帝”一份子。而文化就是把一個叫做“人”的生物毛坯（嬰幼兒），加工成合格正品“社會人”的方法或手段。這種方法或手段可以有高下不同，但是判斷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比較批量加工出來的合格“社會人”的整體智慧素質、和應變適應能力。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文化，那給它戴上先進、優秀甚至“博大精深”的桂冠，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因為它蘊涵着許多我們至今還沒有能夠“解壓縮”出來，卻是絕對可以幫助我們“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內容或提示。現在就先以長期困惑着我們良知的“死刑或勞改問題”，來探討一下。

如果根據《新理論》的上述原理來客觀而通俗地解釋，“社會人”就好比是一種文化加工出來的“產品”。因此理論上可以認為，任何加工工藝或手段、方法，都一定會產生或多或少的殘、次、廢品。作為文化“產品”的社會人也不例外。所以社會也需要通過道德或法律標準，將其檢測並剔除出來，再進行分類處理。比如將殘次品進行修補或再加工、而對廢品予以報廢、銷毀。與之對應的，就是監獄、勞改工廠（或農場、礦山），或（死刑）行刑室的存在。

不過真正體現出中國文化優秀、先進、正確、高明的。就是當西方的社會理論，一方面還在堅持說自己是高等動物“猴的傳人”的同時，卻在自己這些“猴兒子、猴孫子”之間鬧起“窩裡鬥”，非要分出個“（猴）王室、（猴）貴族、（猴）平民、（猴）奴隸”之類的等級不可時，中國文化的漢字功能中，已經在科學分類學方面，比他們高出兩個數量級了。不僅以文字的偏旁，明確地將人、畜分開。更進一步科學而準確地用一個“犭”的偏旁，將經過法律的“質檢”後被剔出來的“殘次廢品”，定名為“犯人”，恰如其分地、一律歸到了跟“高等動物平起平坐的分類欄目下。如果以科學的《新理論》來補充定義說明，就是『“犯人”是由於某種主、客觀原因，沒有完成最後的階段性進化，所以是“天性有餘而人性不足”，還介乎於合格社會人和高等動物之間的“生物人”。並理應不能享受充分的“人權”』

可以認為，中國文化是對人性的全方位立體開發和利用，包括羞恥心、自尊心和榮譽感（如動物語境中的“競爭”心理）。說白了，就是利用集體的人性，來克服或抵消天性墮落的“自由落體”力量。其科學性是任何其它文化都“望塵莫及”的。更有甚者，就是這種文化的一切所作所為，都絕對符合真正正確的科學原理。遠的姑且不說，就拿新中國成立後的60年中所建立的，包括勞教、勞改和死刑在內的一系列刑法和法律制度來說，就都是完全符合基本的科學或經濟學原理的。

比如說在人類社會中，普遍自覺實行的一個經濟學原則，就是“按勞分配”（只是定義和執行標準不同而已），因為社會包括金錢在內的整體物質財富，是每一個社會人，在不同分工崗位上，用自己的勞動做出來後，交由社會共同積累起來。其中一部分以貨幣的形式，再分配給每一個參與的社會人，以便去換回自己需要的物質來消費、享受，而絕對不是上帝免費供應、隨意取用的“火雞”。而且在絕大多數社會中，為了保持穩定有序的正常運行，而不會因“天性使然”而退回到叢林中去、重新與畜牲為伍。還形成一種“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普遍共識。最後更在這種共識的原則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法律和完整的法制體系，和為存放殘次品“生物人”專門設置的“特區—監獄”，更以死刑來銷毀無可救藥的犯人來降低社會成本，以及避免因外表相同而產生“魚目混珠”的問題。

而那些被稱為罪犯的“生物人”的所作所為，都不外乎“殺人”或“欠債”這兩個方面。“殺人”就是違法自行剝奪他人生命，理應“償命”；“欠債”就是它的行為直接造成社會集體、或個人的財產損失（如大到偷盜馬路上的金屬護欄和窨井蓋，電力或通信電纜，高壓鐵塔地腳螺絲，鐵路設施等。小到挖牆打洞、砸門撬鎖，劃破他人箱包褲袋、偷走他人錢財或貴重物品之類的行為）。如果用數學或經濟學語言來敘述，就是它們為社會創造的經濟財富，絕對是一個只能抵消社會財富的“負數”。也就是等同於欠了社會的“債”，所以要它們“欠債還錢”，當然也就是天經地義的順理成章了。但是這些生物人，就像闖入民居的猴子，或把食品搬進自己洞裡的老鼠一樣，除了糟蹋破壞以外，是一分錢社會正財富都創造不出來的，當然也分配不到可以用來“抵債”的財產。所以就要像工廠對待殘次品一樣，需要集中起來進行隔離和再加工，爭取重新成為可以創造財富的社會人。這種再加工的方式（如勞教、勞改），就像馬戲團訓練猴子或小狗一樣，利用科學的“條件反射”理論，靠獎勵（減刑）和懲罰（吃更多的苦）兩手，用外力來強迫幫助他們完成階段性進化。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如要牛拉犁、馬拉車一樣，要求它們掌握一些基本生產技能，學會靠自己的勞動，來為社會創造出一些有用的正面財富，以償還先前所欠下的“債務”，彌補社會因他們早前造成的“虧損”，並重新成為及格的社會人。這難道不正是符合經濟學成本核算原理的合理行為嗎？不僅如此，這種做法還彰顯了“好有好報、惡有惡報”的社會公平和正義，不會讓大多數奉公守法的社會人，因為像美國監獄中，有可以“不勞而獲”地來吃香喝辣的“人權”待遇，反而產生是自己“被勞改”的心理不平衡錯覺，影響勞動積極性。更以“殺雞儆猴”的方式，來對少數質量不穩定的社會人，起到以儆效尤的阻嚇作用。這又何錯之有呢？而那個台灣爛仔、大貪瀆犯陳水扁，在看守所里受到的種種禮遇，卻不知恩圖報的猖狂反撲行為，更是司法不當濫用“人權”的證明。至於那些所謂“挺扁人士”的反社會公義和良知的無理表現，更不能不令人懷疑他們是不是“吃錯藥”、或受阿扁傳染而得了“失心瘋”或“狂犬病”！

而今天的全人類社會所遇到的所有社會問題，恰恰都是由於我們被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沖昏頭腦，不理性地放棄、甚至違背了上述的原理和原則，所造成的後果。

筆者在旅美期間，曾經在首都華盛頓，特意到一所“遊民收容所”里體驗生活，憑“非駕照身份證件”交了大約三（或五）美元，去住了一晚，先後吃了大約五餐。除了不能忍受特大間通鋪和雙層床（但是一人一床）的住宿條件外，卻對那裡的飲食讚賞有加。認為標準絕對遠高於中國當年的地主、富農，甚至還好過筆者現在每天的伙食標準。以至於自己曾和子女們開玩笑說『不如讓我再偷渡去美國，找一離遊民收容所特近的便宜住所養老，天天去那裡吃飯，可以大大降低他們為自己付出的“養老成本”』。並由此得到一個重要聯想式的啟發。那就是美國社會的本土生產力和競爭力，之所以上不去的原因，幾乎和改革開放前的大陸完全一樣，都是在正確社會理論不到位的前提下，不懂得“受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道理，實行了“大鍋飯”式的，鼓勵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政策的結果。

至於所謂的“死刑犯”，實際就等同於對社會有危險性而必須以銷毀的“廢品”，這也完全符合社會成本核算管理的理性經濟學原則，納稅人不應該、也沒理由要為了保護一些“廢品”而增加自己的負擔。因為只有傻瓜或唐僧般愚氓，才會發出這種令全社會“親者痛仇者快”的所謂“善心”!

其實，“死刑”在邏輯上也完全不違背任何宗教的教義。宗教不是說“人”是上帝或其它神、佛造出來的嗎？那麼，這些在人間被認為罪大惡極，破壞社會和諧安寧的死刑犯，就相當於祂們不小心漏出來的“廢品”。就算人類無權自行定奪，那為什麼不可以將廢品退回天堂（中國人有將“死”比作升天之說），交由上帝或神佛自己處理，決定是直接打入地獄、還是發“天堂綠卡”來加以庇護好了？

其實古今中外，人類社會這方面真正存在的問題，只有兩個：

一是如何起碼在理論上保證“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罪犯”的問題；

事實上古往今來，除了黑社會團伙或還沒有完整人性的“生物人”外。希望“好有好報、惡有惡報”的訴求，一直是大多數社會人的普遍共識，也是人類要建立民主的法治社會的普遍民意基礎，以避免“因幾粒老鼠屎而煮壞了一鍋粥”。而因司法不公造成的“冤假錯案”不斷，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問題，才是根本的癥結。典型代表性事例，除了歷代王朝都發生過的著名重大冤案外，就莫過於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就以“鎮壓反革命運動”為起點開始，所推行的一系列沒完沒了的群眾運動中，必然要產生的“冤假錯案”，以及接下來更必然要發生的反覆“平反、昭雪”問題，就這樣折騰了幾十年，至今都看不到盡頭。說句“事後諸葛亮”的話，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如此這般的鬧騰，否則以他的天才和魄力，把他的革命戰友團結在一起，進行合理有效的分工合作，通過他們號召那些既有真才實學，又有振興中華的愛國民族情懷的國際頂尖級人才歸國，以及本土有真才實學的科技精英人才。再加上“豪氣”已經被鼓起來的全國民眾，依靠真正符合“力的平行四邊形法則”的科學“舉國體制”，將社會的合力最大化後，一起來努力的話。興許那句“十五年趕英超美”的口號，早已經得以實現成真了。可惜他最後“聰明反被聰明誤”，徹底拋棄一個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另一個要素--有定義域限制的、絕對的言論自由，單靠領袖的獨裁來一意孤行。最後只能事與願違地以失敗告終，更把國家引向無以為繼的死胡同，理論上就必然地會因“矯枉過正”，而產生“物極必反”的效應，導致中國今天這樣的結果。其“千秋功罪”姑且不說（以免過于敏感），但是社會因瞎折騰而不能“穩定”，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而其中的原因更是再簡單不過的了。那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始終沒有能對自己的文化進行科學的解壓縮，從而形成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絕對可以“以理服人”，以便充分利用和發揮人性力量的的社會理論平台，甚至至今都不能確立出一個能夠客觀判斷社會人“好、壞”的統一（質量）標準。反而將這個標準當成是床底下可以任人隨意擺弄的“夜壺”，根據領袖或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需要，可以來個“隨行就市”（比如文革年代，只要憑毛主席甚至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一句話，就能將一個革命老幹部打成“反革命”而置於死地）。於是好人、壞人；英雄、孬熊；革命、反革命之間；就如“走馬燈”般換來換去。就像一間工廠，只要換一個廠長或領導班子，就要換一套“質檢標準”一樣，產品質量當然就不能保證了。

不過這種現象給社會造成的最大惡果，就是為一些心術不正的各級當權者們的拉幫結派、假公濟私、排除異己、打擊報復、公報私仇等行為大開方便之門。成為從古到今，導致中國社會走上腐敗之路，繼而引起不穩定，直到動亂甚至“革命起義”和改朝換代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原因，幾乎無一例外。這更是幾代共產黨的領袖，都要反覆強調，甚至連國民黨的蔣介石，也要哀嘆“腐敗要導致亡黨亡國”的緣故。可惜現在大多數人都把這種歷史教訓警告，當成“狼來了”的故事，自始至終都不知道從理論上來認識腐敗問題，不懂這是社會真正的“人性”受到壓抑，得不到充分發揮，反而讓天性鑽了空子的必然結果。可以肯定，只要不從這裡開始根治，任何“反腐”的努力，不是事與願違，就是“事十倍而功不到一半”，不信的話，就等着後面發生的事實來證明吧！

特別還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上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治亂世要用重刑”。直到今天還是如此，每當要出現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時。就會出台一些所謂的“從快、從嚴、從重”的止痛針、退燒片式臨時性政策。往往也正如止痛針、退燒片一般，的確收到一些暫時的效果，一直被歷代統治者當成“特效藥”。殊不知這乃是法治觀念的一個大誤區，是絕對違背中醫“根治”理論的錯誤觀點。因為“法治”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所以必須有一個基本固定不變的的“道德（價值觀）法規”，以便讓社會人有統一的“有法可依，知所進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標準，才能保證社會穩定有序地運行。如果這種法規也反覆無常，社會人必將無所適從。最後只能借民主自由之名，乘機自行其是，當然想穩定都難了。這更是歷代讀書人對中國文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證據，證明他們只不過達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下醫”水平，只能帶着中國人一起拋棄“君子喻於義”的精神追求，退回“小人喻於利”的境界。如此長此以往的結果，才讓中國人形成“只講利害、不論是非”的實用主義價值觀。比如現在，多數人生活有了改善就說“鄧時代好”。而社會因此產生“副作用”（如貧富差距懸殊、貪腐現象普遍、社會治安不佳等）時，不少人又說“毛時代好”而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於是“穩定”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線”。我們不是天天嚷嚷着要根治這、根治那嗎？其實這就是社會不穩定的“病根”。除非不想，否則該怎麼治，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因為我們必須先要有一個相對固定不變的質量標準（法律法規），然後再嚴格遵守和執行這樣的質量標準，才能保證產品（社會或社會人）質量的穩定。這乃是基本科學常識，正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就可以知道“規矩”只有能不能堅持“毫無例外、人人平等，一視同仁地堅決執行”的問題，沒有“從快、從嚴、從重”的問題。而“一陣風”的現象，恰恰是民眾所擔心，卻是犯罪分子最期盼的事情。這難道不正是無數次“運動”留給我們的教訓嗎？

二是作為執法者的社會人，如何堅持用人道的方式來對待犯人的問題；

“虐待囚犯”是一個國際普遍存在的問題。主要根源就在於迄今為止的人類，都沒有能擁有並掌握一個真正科學、正確而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不僅不能認識人和高等動物的原則區別，也不懂社會需要區分“社會人”和“生物人”，更遑論進入天人合一的“人道”的最高境界。所以只能根據親情、血緣或種族、地緣關係的親疏，來處理人際關係。對犯人的態度也是如此。在當前已經宣稱進入“文明社會”的現代人，連屠宰牲口時，都開始懂得設身處地地、考慮儘量減少它們的痛苦的同時。卻對作為“生物人”的犯人，只對本國或本民族的犯人實行“人道”，卻對其他犯人慘無人道地施以酷刑（如美國的關塔那摩監獄），而在中國，執法者就更以“權、錢、情”的差別，來分出享受“人道”的級別，而對三無（無權、無錢、無親情或友情關係）人員，肆無忌憚地隨意虐待。而在國內外犯人的周邊社會，都關聯着一定數量的親朋好友或國民，在親情或感情上，是不能接受對他們的虐待的，一旦發生，將會引起這些人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甚至產生逆反心理，成為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其能量會在某種特定環境條件下的突發事件中釋放出來，給國家或社會造成真正的不穩定。

不幸的是今天的人類整體，就像靠“不義之財”起家的暴發戶，從心理上有魯迅小說中“祥林嫂捐門檻”式的贖罪心態，想拿不分青紅皂白的強調所謂“人道”，來平衡潛意識心理上的“良心不安”。矯枉過正地要為犯人爭取甚至比一般社會人還要高一點的各種待遇（比如美國監獄，或台灣之對重罪犯人陳水扁及其家族）。等同於刺激奉公守法，但處於社會下層的普通社會人的心理不平衡，刺激他們在特定環境條件下，產生“犯罪”的心理衝動。這難道不正是今天人類社會素質普遍惡化趨勢的真實寫照嗎？而“獎懲分明”才是最符合科學“條件反射理論”的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類還不能夠立即懸崖勒馬，當機立斷地改弦易轍。將思考、檢討並重建社會理論的問題，提到優先處理的等級上來。如果繼續對這個問題掉以輕心、聽之任之，甚至愚蠢到要“因噎廢食”，最後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咎由自取地自嘗苦果。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