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進入三月份，中國的全國人大、政協都要召開例行會議。海內外廣泛關注，大批中外記者雲集北京，有關中國內政外交各種議題紛紛出籠，並被廣泛報道。北京市數萬民警嚴陣以待，確保“兩會”安全。

許多年前，本人也曾有幸參加過一屆全國政協大會，不過，別誤會，不是作為政協委員參政議政，而是打雜的，作為秘書參與會議的服務。我所在的單位屬於中直機關，經常被抽調出去參加各種會議服務和調研等活動。

政協會議代表住在北京西四環南路的京豐賓館（豐臺路71號）。這個賓館是接待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定點飯店，設備、服務一流。會議期間委員、代表們吃住、分組討論都在這裡。現在回憶起來，印象最深刻的似乎只剩下了政協會議的美食，琳琅滿目，美味可口，讓人流連忘返。

作為會議秘書，我們的工作相當緊張，要紀錄、整理委員的發言、提案，編輯會議簡報，還要負責本小組政協委員們的對外聯絡、記者採訪安排，車輛調度等雜事。我們那個小組裡名人還真不少，有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毛澤東的兒媳婦邵華，當時的青年精英何新，還有好幾位將軍、華僑代表等，叫不上名字了。那時邵華的兒子毛新宇還在人民大學上學，會議期間經常到賓館找邵華。王光美那時已經七十歲了，雖歷經磨難，仍保持着高雅的氣質，談吐不俗，但是也很平易近人，還和我們工作人員一塊兒照相。

政協小組討論差不多做到了無所顧忌，暢所欲言。那一年我們小組討論的熱點問題是浦東開發和三峽工程，反對意見不少。發言最多的是何新，內容還是他那套聳人聽聞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理論。也有代表不怎麼發言的，比如王光美和邵華，也沒見她們有什麼提案。到人民大會堂開全體會議就比較隆重了，警車開道，幾十輛大巴士魚貫穿過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戒嚴，不許車輛人員進入。

人民政協是中國有特色政治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政協是政治諮詢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工作沒有硬任務、硬指標，其具體工作體現在所謂的“知情建言”和“獻智出力”上。說起來，政協和英國的上議院、美國的參議院有點類似，而全國人大則和西方的眾議院和下議院類似，不過職能幾乎不可同日而語。說政協是“擺設”，人大是“橡皮圖章”有一定道理。

政協委員不是一個官銜，而是一種政治榮譽。各行各業的名人，無論年輕年長，只要出了名，都可能被籠絡進入政協。作為政協委員，無權、無責，當然也無壓力。一些黨政領導退休後也到政協工作，拿他們的話說，叫做“歇歇腳”，噹噹“拉拉隊員”。政協即無實權，應該是一個清水衙門，不過有國家財政支持，花起錢來還是很大方的。據說今年政協給每位代表發一個手提電腦，用完不必歸還，不知道是真是假。

消停了很多年，今年中國“兩會”好像又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提出來了，比較引人注目。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提高人大和政協的權力地位，使之成為真正的權力制衡機構。否則，每年花費這麼多金錢，興師動眾，從全國各地、甚至海外，把這麼多委員、代表聚在一起，難道就是讓他們吃吃喝喝、說說官話、套話或者發幾句牢騷，按幾下投票器就完事了？那就太不值得了。據說，中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竟然占了70%！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些官員代表多半混跡政界多年，早已經習慣了“與中央保持一致”，所謂議政也無非大話、套話和正確的廢話。小組討論無不是口若懸河的“歌德派”。這樣的“人民代表”是誰選出來的呢？他們能代表人民嗎？有這樣的“代表”充斥人大會議，還有什麼政府工作報告、法律法規不能獲得通過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大是一隻漂亮的“橡皮圖章”並沒有錯。我認為，中國的民主改革首先要從各級人大改起，所有代表要真正從人民中選舉產生。人大必須獲得本來就有的真正權力，達到以權力約束權力的目的。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防止濫用權力的辦法，就是用權力約束權力。權力不受約束必然產生腐敗。”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也說過：“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珍貴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對你們講話。” 這番話深刻地揭示了一個真理：民主憲政的本質在於通過限制政府權力來維護公民權利。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就應該把那些大大小小權力不受約束的“土皇帝”裝進籠子裡。中國政治改革首要任務就是約束權力，制衡權力，即使為此犧牲某些效率也是值得的。

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國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身上。希望他們能夠像台灣的蔣經國那樣，勇於承擔，帶領中國從專制走向民主，從人治走向法制。

我曾擔心，現在中國連個像樣的反對黨都沒有，搞民主不可能。但是，有人提出，“將來共產黨切兩半，任何一半都挺像樣的。”我想，只要開放黨禁，肯定會有新的政黨組建，也許真的會從共產黨內部分出一個什麼黨來也說不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革命與變革都是由內外因素引發的。但是“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把握時機，把握方向，以最小代價實現政治改革，造福人民，實在難能可貴。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經歷了從蔣經國，至李登輝，到陳水扁，以及今天的馬英九等，四個“領袖”人物。前後歷時約30年，才算走入比較正規、有序的民主社會形態。雖然台灣各政黨一直鬥來鬥去，沒完沒了吵吵嚷嚷，讓人看了挺好笑。其實這是體制本身的“泄洪”功能。雖然“立法院” 有時會上演“全武行”，但與流血政變、民變、暴亂和內戰相比，其代價要輕微得多。

但是，我認為中國的民主化必定要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君主專制政體是唯一被認可的政治體制,從未有人懷疑過。老百姓盼望的是 “明君 ”和“包青天”一類的政治家。除非忍無可忍，老百姓不會起來反抗暴君。西方學者梅篤斯 (T. T. Meadows 認為，反抗暴君的行為屬於叛亂，反抗政治現行原則的行動屬於革命。因此，他認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少革命而最多叛亂的國家。中國傳統思想中不乏民本思想，但是缺乏民主思想，中國人一直認為政治應該由有賢德的人來干，人民缺少政治參與意識和熱情。即使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海外華人也是如此。同時，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發育健全的公民社會和遵紀守法的國民，我覺得這方面中國還有一段路要走。只要看看生活在民主社會的海外華人的狀況就不難理解。據說當年梁啓超變法失敗亡命海外，曾一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理論。但他1904年到了美國後，發現在這個最先進的民主國家生活了好幾代的華僑，為了選舉竟然不惜動武火拼、搞暗殺，馬上想到那些生活在沒有民主傳統的中國民眾能不能適應這種政治制度，從此改弦易轍，成為堅定的立憲派。目前海外華人中自己享受着民主自由卻反對中國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不在少數。

日本、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說明，具有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照樣能夠實現民主化。所有政治制度都有弊端，而民主可以說是一個“最不壞”的制度了，它不是把政權的穩定建立在某個人或者某幾個人身上，不會導致人亡政息，它強調三權分立和制衡機制，能夠有效地抑制腐敗。盼望中國人民也能早日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但是，我希望這一切都能有序地進行，避免產生大的社會動盪。其實，中國政府早已經在農村搞民主直選的試點，美國前總統卡特還去考察過，在一些縣也搞了直選，效果還是不錯的，只需要逐級向上推行就可以了。

有人很看不起中共在農村搞的民主直選的試點。但是，我不這樣看，想當年中國改革的先聲就是從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開始的。再往遠里說，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也是走的農村包圍城市之路。毛澤東說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條件合適，風向對頭，民主之火也將燎原於中華大地。

“民主”對中國人民來說並不陌生，多少代人的苦苦追求，最終目的都是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從晚清開始，中國人就把學習西方先進政治制度作為“ 迎頭趕上”西方的主要途徑。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民主實踐曾被無數人視為楷模，中國未來民主的希望。當時農村老百姓都學習用黑豆來投票了。毛澤東在1944 年6月12日曾對民主有如此解釋：“民主就是全國各階級各民族都要有人權政權，都要有說話的機會。……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 (《與中外記者團的談話》,《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945年，毛澤東又和黃炎培討論過用民主新路來使共產黨執政後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支配。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更是把建設民主國家這一目標列入了新憲法。

可是，不幸的是，從1956到1957年，由於當時國際國內局勢的影響，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出現了災難性逆轉；“反右”運動把民主人士打成了右派，民主黨派土崩瓦解。毛澤東等領袖人物對於中國民主的探索也從此走入了歧途。隨後，1962年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在黨內居於支配地位，直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把這種極端的群眾政治運動稱為“無產階級大民主”。隨後又發生了“西單民主牆”，“六四”民主運動，卻遭到了鎮壓。但是中國人追求民主的步伐並沒有放鬆，共產黨內部的有識之士也並非沒有認識到，只有民主才是抑制腐敗，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手段。2003年“非典”以後，中共提出了“以人為本”口號，取代“發展是硬道理”的執政理念。胡錦濤公開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溫家寶2007年3月 16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中共報刊公開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

韓國民主化得力於1988年的一場奧運會，但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似乎並沒有起到這種作用。恰恰相反， 2008年海外華人卻掀起了一場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目標直指西方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甚至否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這種“反西方主義”至今仍在一些海外知識精英中盛行。

越來越嚴重的官員腐敗和社會不公昭示人們，中國的改革開放又一次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的民主之路已經不是該不該走的問題，而是該怎麼走的問題。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民族雜居的國家，實行民主可能比南韓和台灣、日本面臨的困難要大得多，經不起失敗，如果失敗，將導致災難性後果。我贊成中國的民主化應該循序漸進，先從民主教育入手；開放報禁，從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入手，以社會輿論促進政府自律、官員廉潔；讓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培育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擴大人大權力，以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監督和約束權力的職能；開放黨禁，實行多黨制。

今年2月27日溫家寶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在談及反腐敗問題時再一次表示，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我認為，應該把中國的民主化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去認識。胡錦濤也多次強調擴大基層民主、黨內民主。但是，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胡錦濤支持真正的民主化。胡錦濤的個人性格求穩重，不願冒風險。但是，以他的聰明，他不會看不出只有民主化才是解決中國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的必由之路。但是，他很清楚中國民主化面臨的巨大風險，所以，他寧願拖時間。2007年胡錦濤的“文膽”和智囊俞可平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海外媒體的強烈關注，之後由於保守派反對，不了了之；今年兩會前又傳出“胡錦濤微博”事件，也許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可能要藉此傳達什麼信息。中國的民主化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既得利益集團，高層反對者眾，政治局常委中多半反對民主化，真正支持民主化的，可能只有溫家寶和李克強。

雖然中國的民主化不會一帆風順，但是我對此仍然充滿了信心，我相信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民主化將是震撼世界的劃時代的大事，我們翹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