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高了嗓門，要加大力度對付愛滋病了！如果這樣的提法不是只為了說給國際社會聽聽而巳的話，可見愛滋病的擴散程度在中國確實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階段了。當然，對付及控制這類對國民的健康及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疾病，本來就是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起碼應該做的事情，是無須人大代表們為之鼓掌歡欣的，只有嚴厲督促其儘快落實有效措施的權利。任何阻撓落實有效措施的行為的人或組織都應被視作是在與人民為敵、與政府為敵。

但是在眾所周知，愛滋病問題最嚴重的河南省，我們看到的情景卻似乎是恰恰相反的。在那裡，被視作“與人民為敵”、 “與政府為敵”的倒象是那位不顧自身高齡、傾個人財力、物力、精力去宣傳防止疾病知識、幫助患者治療、被稱作“民間防艾第一人” 的高耀潔老太太。

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是第一個將“在中國，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傳播途徑”觀點進行到底的人，並為此深入鄉村走訪調查；曾纏過小腳的她親自背着籌資印出的宣傳防治艾滋病、性病的資料，來到人口流動大的火車站、汽車站去散發…這位高耀潔老太太的所做所為相信在任何有良知的地方都會被看作是崇高、無私、充滿愛心、就好象天使一樣。只是由於她與中國衛生當局在愛滋病疫情成因方面存在分歧；高大夫強調中國愛滋病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是不衛生輸血，而不是性傳播” 。就因為她揭露了許多政府部門隱瞞病情及傳播渠道的真相、她發現“地方政府經常不能兌現承諾，國家的撥款有的也不能全部落實到位” 因此，她哀嘆∶ “我感到悲觀，許多人還在說假話，這是全民族的悲哀、國家的災難，我不敢想未來是怎樣的。”

所以，她受到河南省各級政府甚至更高層的阻撓、打壓，被剝奪2001年至2003年兩次出國出席頒發給她國際獎項的機會，經常被政府有關部門及警方變相軟禁、切斷通訊。並牽連女兒，令女兒因她失去工作，氣得和她斷絕關係…這次由於美國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的幫助，胡錦濤終於出面干預，總算給了美國人一個面子。79歲的高耀潔大夫才能在變相失去自由若干天后獲准前往美國，領取由克林頓參議員擔任名譽主席的美國婦女組織“生命知音”所設立的全球婦女人權領袖獎。

而在此前的2001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巳提到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高耀潔醫生。“今晚，我們向她獨自在中國鄉村推行HIV教育的工作表示敬意。”這是世界衛生組織頒布“喬納森•曼恩健康與人權獎”的致詞。但高耀潔醫生未能在場親耳聽到。

2003年時，“高耀潔醫生獲得了我們菲律賓政府頒發的拉蒙•麥格賽賽獎。我們政府希望她能夠親自到馬尼拉領獎。”該獎被國際社會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獎勵那些為社會進步、民主推進、環境保護、新聞自由等方面作出貢獻的亞洲傑出人士。但是高耀潔最終也未能實現馬尼拉之行。

難道高醫生的這些獲獎不被中共認為是中華民族的光榮麼？她為何不能親自站在台上代表中國人民享受這種榮譽？為何從不見中共領導人公開發表對她類似的讚揚？甚至在這次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不值得書上一筆？

對於高耀潔這次終於能來美國領獎，連那位以“強硬、正直、敢言” 著稱，能大聲叫世界上頭號強國美國“shut up”的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現在被委任為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至今也未見對此置一詞，對照其協助前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期間，他天天都表情風騷地對各國傳媒說“陳馮富珍是最好的” 那種為中國人無比自豪的態度來看，今天他的緘默難道意味着他遇上了比美國更可怕的什麼勢力？

耐人尋味的是，當年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的陳馮富珍，因為廣東出現不明傳染病並開始波及香港，因而向國家衛生部查詢情況，當被告知是國家機密後便不再堅持跟進了解，以致後來SARS在香港一發不可收拾，釀成了重大人命損失。一年後香港立法會SARS調查報告沒有放過她，對她作出嚴厲批評，指她反應太慢，“放棄了兩道抗疫防線”。全體議員更在無反對票情況下，通過對她作出譴責的動議。但是否因為她畢竟為國家保守了機密，所以被黨和政府以不惜放棄數十億美元外債為代價，黨和國家領導人還紛紛公開表態，高調讚揚，全力幫助她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確實令人費解！

如果確是當時身在其位的陳馮富珍抗擊SARS有成績，那為何不能以同樣的力度來表彰、推廣高耀潔老太太以民間志願者身份抗擊愛滋病的事跡和行為？去鼓勵中國出現更多的象高耀潔這樣的愛心人士？還是因為表彰高耀潔、讓她出國領獎不利於保守機密、不利於維護黨的形象嗎？

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我們從未聽聞過那些多年來身居各級政府崗位的黨員幹部因為打壓、干擾高耀潔老太太的愛心行為、無理阻撓其出國領獎的罪惡行徑而受到懲處。倒象是高老太太不是在抗擊愛滋病，而是在抗擊共產黨。這些黨員幹部都是在極力維護黨的利益和形象，還受了委屈似的。

不禁想問問身兼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先生，在危害人民利益和危害黨的利益兩者間，應該如何選擇？那一種利益更重要？希望溫總理能回答好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