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社會中，無論什麼政治制度或社會體制的國家，“物價”的穩定性都是一個事關國計民生能否長治久安的敏感而重要的“施政滿意度”或“制度優越性”指標。所以在台上掌權的任何政府或政黨對此都不敢怠慢，將“通貨膨脹（即貨幣發行或流通量增加導致的物價普遍上漲）”當成要對付的“頭號敵人”。不僅千方百計地要加以控制，一旦發生，也要想方設法地、一方面以各種理由加以辯解，或玩讓大多數民眾莫名其妙的概念（如什麼同比、環比、PPI、CPI之類）以及數字遊戲來掩飾。同時用所謂“國民收入增加”的說法或做法，來抵消或沖淡其影響，以維持自己“政策正確性”的形象，直到像當年的國民黨政府或現在的朝鮮政府那樣，被迫要進行“幣制改革”，最後總是“事與願違”地以失敗告終為止。按照《新理論》的判斷，這是一切錯誤理論誤導下產生的典型症狀，經濟學理論當然也不例外。事實正是如此。如果說過去是因為缺乏一個“有比較才有鑑別”的客觀條件，而形成“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局面，讓在西方錯誤社會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同樣錯誤的經濟學理論，一家獨大地、誤導了人類社會幾百年。那麼，按照《新理論》已經提出的新經濟學原理（以下簡稱“新經濟學”，詳細闡述，請查閱強國深水區老潘一丁的《論經濟》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3480375&bid=2）進行對比，從而發現其錯誤的本質，是一點也不困難的。因為這些錯誤理論從根本上違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經綸濟世”的原則。

建立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的“新經濟學”認為：『那到底什麼是“經濟”呢？其實，在中文裡可以把“經濟”理解為“經綸濟世”的簡稱。也就是說，經濟是人類用來管理、協調、促進物質文明建設、以造福全社會（不是任何特定的階層或個別利益集團）的行為或手段』。而西方經濟學卻把經濟說成是『社會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可以有字典為證），並沒有真正認識到“經濟”作為手段（僅僅是手段），對推進人類社會文明進程中的價值和意義，反而要學拼命把食物拖進洞裡的老鼠一樣，將物質財富在質和量上的積累，當成是“文明”的終極目的，完全忽略了人類在精神潛意識中，對“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而只是通過宗教中的“天堂”概念，將其歸入“不可能活着達到”的目標，和中國文化相比，在精神上已經自動降低了一個檔次。也就是說，西方經濟學從認識的起點開始，就把對“經濟”的研究，簡單定位在“物質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物質層面上，完全不知道物質和精神之間的互相轉換或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的影響。所以可以認為，西方這些經濟學理論，既然已經從本質的起點上，犯了原則和方向性錯誤。那麼，在這種錯誤理論指導下發生的行為，將必然而無可救藥地，從起點的“差之毫厘”開始，就跟文明進步的正確方向漸行漸遠，直到“謬之千里”的“事與願違”終點。所以，當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一切問題或災難，統統可以歸咎於這樣的根本性錯誤身上，無一例外，也不會有“冤假錯案”，更不用因為“難以自圓其說”，而要去不斷仿效動物世界的野蠻行為、採用“以力服人”的手段來指鹿為馬，或強行封殺他人發表言論的自由（筆者有證據證明西方也不例外）。事實上，今天人類社會從衣食住行開始，已經出現全方位的無數令人沮喪的現實或趨勢，就足以勝過任何誇誇其談的雄辯了。

根據“新人類社會學”理論（即《新理論》）的觀點，認為社會是人類運用可以約束、控制天性的人性特點，通過集體努力，以遠比螞蟻或蜜蜂的“集體分工合作”形式高級的“個體分工合作”方式，建立起來的一個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從此才得以在這樣的“人造環境”中，創造並享受地球上任何其它生物在自然生態環境中，根本享受不到的物質文明（清參閱拙文“論社會”）。

但是事實上，在“非自然生態環境”的社會中，作為生物共性的，諸如自私、貪婪（還包括性慾）等、只要是個生物就具有的天性（請各種掌握了話語權的媒體和“評論高手”注意：以後千萬不可以將其胡亂說成是“人性”，以免犯下低級的邏輯表達錯誤，將來必要貽笑大方！），不僅不能被消滅，而且一定會對社會產生絕對負面的破壞性影響。為了儘可能地避免或減少這種負面影響，因人性的潛意識良知而走上“文明之路”的先人們，一方面創造了可以靠人性來自覺或強迫約束天性衝動的道德和法律。另一方面就是要設法採取積極手段和方法，來爭取在數量、質量上不斷提高物質文明享受的水平，以作為交換或根據條件反射原理，來鼓勵、吸引、刺激全體社會人，使他們通過理性的對比選擇，自願犧牲、限制或放棄一部分天性必然會要追求的“自由”，以維持社會的團結、穩定、並根據一個正確（或當時以為正確）的理論指導，按照物理學“力的合成”原理，以儘可能大的合力，一起沿着同一個方向發展。其理論依據，用西方通俗的理解，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或中國格言“欲取之必先予之”。這種社會行為或手段，就是所謂的“經濟”。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就是『經濟僅僅是一種用來促進社會進步發展，以達到要追求幸福快樂目的的行為過程或手段。卻絕對不是要追求的目的（幸福快樂）本身』不幸的是，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人類社會所沿用的全部經濟學理論，恰恰都是把經濟當成社會要追求的目的，一起搶着喝下了以錢為代表的“瘋井水”。終於導致這一輪人類“棋錯一步滿盤皆輸”的結果。

一個解釋“經濟”的最恰如其分的比喻就是：可以把社會看成是人類要開往幸福美好生活未來而共同乘坐的一條機動“諾亞方舟”、或一輛“汽車”中的“齒輪箱”。每一個人或具體的單位部門，就是各種大大大小小、位置和作用都不同的傳動齒輪。只有每一個齒輪都在自己應有的位置上正常轉動，共同傳送動力和能量，才能保證車或船的順利移動、前進。那麼根據物理的機械傳動理論或生活常識就可以知道，“齒輪箱”內必須要加有一些潤滑油（如機油）來減少齒輪相互間接觸必然要產生的直接摩擦，不然就會因為摩擦阻力太大而增加能耗，甚至發生相互“咬死”而無法正常運轉。但是，“潤滑油”和汽油、柴油等，提供動力來源的燃料油的作用或效果又完全不同，它不能、也基本上不需要靠消耗本身來直接產生推動力。但是在正常運轉中，缺少它又是萬萬不能的，只要“適可而止”就行，絕對不是“越多越好”，否則反而會造成溢出、產生不必要的污染或無謂的浪費。所以，經濟就像是保證社會這個大“齒輪箱”中所有齒輪順利有序運轉的“潤滑油”，雖然不直接產生能量動力（所以不是越多越好），卻能保證讓每一個齒輪都能得到滋潤而不會發生“咬死”的現象（現註：意味着社會發生“矛盾、對立、或衝突，如曾經引起轟動的“通鋼事件”或現在還在發酵着的“富士康事件”等）。這才是“經濟”概念最本質、精華的要義，是社會完全可以最少的自然資源代價或其它社會成本付出，卻得到最多的和平、和諧和穩定發展的理論根據和保證。應該成為所有政治家或國際領袖們考慮、制定國家或社會的經濟政策時的準則和評價他們功過的標準。』如果以這樣的觀點來和西方一味強調要多多益善的“經濟學理論”相比，即刻就“是非分明、高下立見”了。

由此可見，包括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凱恩斯的資本主義，以及各種“烏托邦”思想在內的、古往今來的所有相關經濟學理論，都是直接違背了建立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的新“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原則（經綸濟世），它們不僅錯誤地把“潤滑油”般的經濟行為或手段，直接等同於創造財富（燃料油）的行為。更進一步把財富簡單量化為瘋井水一般的“貨幣（所謂的金錢）”，最後終於把人類引向“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歧途，形成真正跟“黃禍”同一性質的“人禍”。必然地從根本上導致了人類社會的經濟行為、總是“事與願違”的結果。只是東西方殊途同歸地在“病根”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東方（以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為代表），受自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影響，高明地將人類社會看成是一個“被放大了的人體”，以“順其自然”的態度，來看待或治理社會，所以才有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而且今天已經有部分學者專家經過考證，認為古代中國（如宋朝），就已經在實行自然平衡式的“市場經濟”了。只是可惜受“自私、貪婪”等天性本能的影響，還是形成了一種越多越好的物化“財（產）”概念，最後落入“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天性自然規律而不能自拔。而且由於當時客觀時空條件的限制，使得“知足常樂”“安貧樂道”等、現在看來對客觀地球大自然整體而言、未必不正確的價值觀影響下，缺乏自然科學那樣的進步動力。終於養成“故步自封”的保守習慣，使自己的認識不能隨物質文明的發展和進步“與時俱進”。最後才讓自己的社會，物極必反地、走到一個“重政輕商”的極端。到了資訊發達、已經無遠弗屆的今天，更受到西方物慾的引誘。又再一次矯枉過正地要“以GDP為綱”，走到另一個“重利輕義、一切向錢看”的極端，最後把只需適可而止的經濟“潤滑油”、當成了多多益善的物質“燃料油”。終於事與願違地、反而讓真正的“美好生活嚮往”離我們愈來愈遠。究其深層原因，無一不跟經濟原因有關。這只要想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及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的那些物質匱乏、卻精神充實（姑且先不論是非對錯）的年代就知道了。所以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人不是動物（是地球上一種唯一的特殊生物），更不是經濟動物，不會像豬一樣、只要吃飽睡好，就能長肉增膘”。而任何錯誤的經濟理論或經濟學家，以及聽信他們讒言蠱惑的政治家們，一旦想把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聰明中國人，也統統當成“經濟動物”來利用，其後果就和水滸傳中的洪太尉打開窨井蓋、不經心放走那一百零八個“天罡地煞”魔頭，或“飲鴆止渴”般、要主動開啟“潘多拉盒子”的結果完全一樣。不但徹底違背中國文化所提倡的如“安貧樂道”、“知足常樂”之類，本質上跟人類要追求、且具有對比度性質的、真正“幸福快樂”一點也不矛盾的美德原則（詳細闡述請查閱十多年前已經發表在美國“僑報”上的拙文“論幸福”）。反而以自己龐大的人口基數（13億）的絕對值能量去“暴殄天物”，一起來瘋狂而莫名其妙地提倡“刺激消費（消耗和浪費）”，最後對地球或自己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如能源或水資源消耗短缺、環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垃圾包圍城市等危機）而言，絕對可以用“黃禍”來形容（筆者聲明對此結論負責，歡迎追究）。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錯誤地、把已經物質化的“刺激（如奢華生活消費和黃賭毒）”，當成“幸福或快樂”來追求，更有意無意地要無視“不患貧而患不均（基尼係數遠超警戒線）”的傳統文化警示，最後使其變成大多數人都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線”。再一次嘗到“事與願違”的苦果。這只要看看當前不容樂觀的社會現狀，和網路論壇上，那些靠有限的“言論自由”已經散發出來的“怨氣”，就知道了！

而在以“獸文化（以其崇拜“生物進化論”和“叢林法則”為特徵，所以冠以“獸”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西方文化，因為還根本不具備探討人類自身的能力（要不怎麼會把尼采那樣，成天價嚷嚷“上帝已死”之類的瘋子，當成偉大的“哲學家”），卻“因禍得福”，歪打正着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遠比社會科學要簡單得“多得多得多……”、從而自己才應付得了的自然科學領域，僥倖如“瞎貓碰到死老鼠”般、拔得了物質文明建設的“頭籌”（詳細闡述，請查閱拙文“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解李約瑟難題”），從此將小白鼠的“試錯原理”也搬進自己的社會，並“一條道走到黑，直到發現此路不通為止”。今天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遇到的經濟危機和發展瓶頸，就是證明。現在，他們又像當年炒作信息或知識產權概念來斂財那樣，再打着“科學”的幌子，炒作起環保和低碳概念來斂財。根據英國大文豪蕭伯納『“科學”總是在解決了一個問題的同時，產生出更多的新問題。』的精闢、準確總結，可以有把握地作一個補充結論，那就是最後結果一定“事與願違”！

其實，西方所有經濟學理論的可行性，都是建立在“狼有權力吃羊”的叢林法則基礎上的，但是卻愚蠢而一廂情願地、忽略了一個科學而不能忽略的前提條件。那就是是狼和羊之間的數量比，一定要有足夠大的差距。否則羊來不及繁殖，有朝一日可能被吃光，狼最後也要餓死。所以對全世界而言，理論上就根本沒有推廣普及或效仿的可能。更何況試想一下，如果那些智力和狼不相上下（甚至可能還要高一點）的“羊們”（比如中國“羊”），決定“向狼大哥學習、看齊”，而且通過努力競爭，都“進化”成了反而要吃美國或歐洲“進口羊”的“狼”。那最後大家一定都無足夠的羊可吃，而只能去“狼吃狼”了。這難道不正是今天中國跟美國或歐盟，以及自己社會、內部矛盾現狀（如歐洲的罷工和中國的富士康、本田被迫調漲工資事件）的真實寫照嗎？

這還是為什麼早年包括要“脫亞入歐”的日本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曾經一帆風順、所向披靡、迅速崛起。而今卻日薄西山、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原來那個所謂的“優越性”，只不過是經不起推敲質疑和實踐檢驗的，“賣狗皮膏藥”式自吹自擂的天大謊言而已。事實證明，他們只有在雙方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時侯，才敢色厲內荏地，說點提倡“競爭”的大話。一旦別人（如中國或曾經的日本）當起真來，要與之“過幾招”時，馬上就“裝孬”而舉起“保護主義”大旗。就像毫無競爭力的美國人。現在要靠強行徵收“保護性關稅”來面對中國產品咄咄逼人的競爭挑戰一樣，完全忘記自己當年也曾“不擇手段競爭過”的事實，現在只能靠通過“印鈔權”得到的、“白條”般無限美元，以及宣揚“人應該為財死”的價值觀，來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去幫他們維持“先進”的招牌或門面。其實他們真正“可做不可說”的“傳家法寶”，就是總是要千方百計地破壞或削弱競爭對手（就像他們對付前蘇聯那樣），以便形成類似“武大郎開店--自己做矮子們的老大”的局面。所以已經可以看出一點端倪來的是，這種理論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批判和糾正的話，他們最後一定會走上讓自己成為“武裝到牙齒的狼”，甚至不惜靠高科技，把除自己和自己“羊圈”以外的世界，都炸回到“石器時代”，以便再有足夠多可供自己吃的“原始羊”！

這更是中國人在理論上就“此路（資本主義道路）不通”的原因。因為就算全世界65億人都變成“羊”，也養不活13億隻“中國狼”的。這更等同於要斷“西方狼”的活路，必然會引起它們群起而攻之的本能反應，陷中國於腹背受敵的險境。最後自己更“無羊可吃”，只能靠內部去“強羊吃弱羊”的“窩裡鬥”手段，而必然地產生社會動盪和不穩定了（現在這種動盪和不穩定已經開始顯現）。

有人一直以中國整體的“快速致富”來說事。其實說穿了，這只不過是以點代面、一葉障目的手法。因為通過一系列類似的“富士康事件”，可以證明『那1%富人家庭所積累的、令全世界為之側目的財富，只不過是利用人口基數龐大的真正“中國特色”，通過經濟學家的話語權和政策傾斜提供的可能，“合法”占有了其他99%的人，一起共同積累的、人均絕對值一點也不多的財富而已』。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原理也是再簡單明了不過的了。比如只要想法刺激13億中國人，去每天多用一張“擦屁股(或擦嘴巴）紙”，就可以在中國多製造出許多富豪來的。又比如就像筆者這樣的窮光蛋，在排“富豪座次”時，要是一旦通過什麼“潛規則”，讓蓋茨或巴菲特臨時轉一半錢到筆者賬戶上，也立馬可以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一樣，只不過是玩了一點統計學的“小把戲”而已，這更是中國社會的“小康”現狀。所以，只要不採取“釜底抽薪”之策，而企圖以止痛片或退燒針來“揚湯止沸”。理論上就沒有解決問題的可能。

就以要通過增加收入來改善貧富差距的計劃來說吧。其實這是西方經濟學玩的最大“花招或陰謀詭計”之一。其實所謂的“增加收入”，不外乎就是國家從自己的財政收入中、或靠增加貨幣發行量，來提高政府雇員或國有企業員工的工資，並以提高“最低工資門檻”的立法，迫使其它民營企業跟進，來最後形成一個“收入增加、生活提高、社會發展進步”的表象。但是必需強調指出的是：

1，受惠者只是社會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不包括真正農民或社會待業閒置人員在內的一小部分）人，有違真正公平的原則；

2，民營企業家為了提高勞動者的報酬所增加的生產成本，大多數情況下，都會以提高產品出廠、銷售價格來彌補。最後還是轉嫁到全體消費者頭上。同樣違背“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

3，根據歷史的經驗，以往每次的大面積工資調整，都將同時伴隨（甚至提前發生）物價普遍上漲的結果。因為政府往往要以以增加貨幣發行量，來填補財政缺口，必然地形成由全社會共同承擔的“通貨膨脹”；

事實正是如此，因為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就是利用收入和支出的“價格槓桿”來調整經濟。先以提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來冒充“全體國民收入提高”的概念。然後利用物價上漲的手法，從全體國民支出的身上，連本帶利地收回，僅此而已。令人想起一則寓言：

說有猴子兄弟兩個，因為分到手的蘋果一大一小，而互不相讓地爭執起來。結果驚動了狐狸叔叔出來調解，聽雙方說明原委後，狐狸計上心來。說到：『這個問題不難，就讓我來幫你們解決吧。』於是就把那個大一點的蘋果拿過來，對着它咬了一大口。使那個大一點的蘋果反而比小的還要小一點，再次引起兩兄弟的不滿。於是狐狸又不慌不忙地對小一點的蘋果咬了一大口，製造出一個同樣要引起不滿的新的不公平。於是狐狸再次如法炮製，幾輪下來，兩個蘋果就全部落到狐狸的肚子裡。

其實，為“代表少數精英統治集團利益”服務的西方經濟學，其行為表現，就像那隻狡猾的狐狸。以不斷主動製造“所得分配”的不公平和利用新產品的名義漲價，來達到將社會財富據為己有的目的。而以增加工資的手段來縮小貧富差距的企圖，必然會引起一輪新的“漲價潮”，最後只能是將因此付出的社會成本，又分攤到每一個社會人的頭上。然後再去醞釀下一輪的收入提高和漲價的惡性循環。

也許有人要反問：『既然《新經濟理論》要不厭其煩地，指責西方錯誤經濟學理論的種種“不是”。那麼它自己又有什么正確的理念呢？』問得好！正所謂“沒有（中國文化的）金剛鑽，不攬（社會問題的）瓷器活”，其實正確的經濟學理念，就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之中。

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新經濟學》認為：『根據“經綸濟世”的基本經濟指導思想原則，和作為手段的“潤滑油”原理。一個正確的經濟學理論，應該是建立在財富公平占有、合理分配，商品價格基本不變的原則基礎之上』也就是說，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理論上就應該長期保持“國民基本收入（工資、薪酬）”標準和物價的穩定不變，結合馬斯洛的“多層次需求理論”設計出來的、各種從精神到物質的針對性激勵手段，來避免“吃大鍋飯”的弊病，形成社會進步發展的真正推動力。而以物價不斷下降（不是上漲）的幅度，以及可供商品數量增加，品種和質量的日益豐富和提高的速度，作為衡量社會生產力發展、進步，和生活品質提高等代表“制度先進與否”的指標。一旦實現，將可以在“以理服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證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和公正，保證每一個社會人的生活水平，不會因為政策變動而下降，影響到全社會的勞動積極性。這樣從理論上就徹底避免了“通貨膨脹”的可能，也為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提供了長期可靠的物質基礎。這正是一個正確的經濟學理論應該追求的目標。

這很可能本來就是大自然冥冥中的“巧妙安排”，是一種易經“太極圖”所揭示的、更高層次的“集體分工合作”。靠東西文化的互補來相互制約、相輔相成。來維持人類社會整體的平衡、高速發展，創造真正的“全贏”。可惜現在卻被這一輪愚鈍而冥頑不靈的人類所忽視掉了。它們不僅不能體恤到大自然的智慧或“苦心”，反而出於天性的貪婪、自私本能，把動物般“吃喝玩樂”的追求，當成自己的人生目標。並根據對物質文明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自然科學理論的成功，當成批評中國文化“落後”的理由。主觀而自以為是地，不顧自然科學理論必須堅持的嚴謹和縝密、沒有難以自圓其說的死角的基本原則，胡亂形成了一套有一百八十度絕對方向性和原則性錯誤的社會或經濟學理論。更因為經不起推敲質疑和實踐檢驗，本能地索性直接借鑑動物在叢林中的行為，根據叢林法則，執行起“以力服人”的“莫須有”原則（記得伊索寓言中“狼和小羊”的故事嗎？）。更打着假冒偽劣的山寨“文明”招牌（想起“猴子學人搶帽帶”的故事），終於在以被物質文明標量墊高了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包括性開放和集體淫亂在內的，“重回動物世界”式的“活報鬧劇”。而在這種錯誤社會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學理論，就起到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重要作用，也同樣理所當然地、得到了“事與願違”的結果。這難道不正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殘酷事實嗎？

現在，在對未來的世界經濟發展前景普遍不被看好的悲觀情緒中，又冒出一種另類的觀點，那就是以為『中國將領導世界未來的經濟』。如果將其改成『中國文化將引導世界未來的經濟』的話，就說到點子上了。

根據《新理論》的判斷，這很可能是西方知識界，繼湯因比、李約瑟之後，對中國文化的又一次歪打正着，因為他們並沒有像《新理論》那樣，真正從原理上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優秀、先進和科學。所以當全人類面對一個如此複雜而重要的經濟問題時『設法從中國文化中找到正確的出路或啟示』乃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只是這種觀點很可能出於西方少數讀書人，因知識和反覆“試錯”的實踐中，獲得的潛意識良知，所做出的一種沒有把握的推測而已。所以接下來一定會受到包括中國讀書人在內的部分既得利益者“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反應，甚至要本能地加以攻擊或反對，或故意視而不見，而錯失一次真正理論意義上徹底“改變（Change）”，也就是“另起爐灶”的良機。直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通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或教訓，開始承認或接受《新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據此寫出可以取而代之的真正新“經濟學理論”為止。

所以對“近水樓台”般的中國人而言，應該在全面解壓縮的“知其所以然”認識層次上，真正掌握和吃透中國文化，再老老實實地樹立起“言聽計從”的態度並付諸實踐。先根據“知己知彼”的兵法原則，冷靜而理性地認清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哲學命題上，腳踏實地地下一番“如何揚長避短”的功夫。真正把『建立一個科學而經得起推敲質疑和實踐檢驗，所以既批得倒錯誤理論、又可以建立起“以理服人”的有效經濟學理論（包括找到避免提高國民收入和漲價之間惡性循環的理論根據和具體辦法）』，當成自己文化“崛起或復興”的契機。這樣的話，中國人就不會總是撅着屁股、屁顛屁顛地，跟在“高等動物”後面“聰明反被聰明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