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中國的大學（修改稿）

吾丁

１．提起中國的大學，第一個必須提到的偉大的名字就是蔡元培。

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年輕時就開始在本鄉辦學，30歲出頭時到上海南洋公學任職，同時繼續他自身的學習培養。其間最有名的就是他拜師馬相伯老先生學習拉丁語的軼事。馬先生認為拉丁語在歐洲已經沒落，沒什麼學習的必要，但是年輕的蔡先生認為要學習歐洲的哲學，則必須學習拉丁語，於是拜師學習。蔡先生非常勤奮，每天早晨很早就去馬先生的住處敲門請教，有時去得太早，馬老先生甚至還沒起床。馬先生有感於蔡先生的求學精神，於是索性讓他多組織一些人共同學習。蔡先生很快就從南洋公學裡挑選了24名年輕才俊，一起隨馬先生學習。後來馬先生就以這24人為基礎，於1903年成立了震旦學院，這就是復旦大學的雛形。人說復旦是“江南第一學府”，馬老先生是復旦奠基人之一，殊不知馬老先生還是年輕的蔡元培先生的老師。這樣“論資排輩”，開句玩笑話，北大應算復旦的弟子之輩。一般人所不知的是，在元培先生走馬上任北大之前，馬相伯先生也當過北大的校長。當時的北大，一派混亂，校長如走馬燈般地更換，直到蔡校長上任，北大才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大學，這是後話。蔡校長是馬先生的弟子和晚輩，當屬確定無疑。

順便提一句，南洋公學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可見蔡先生又是上海交大的前輩。

當時的中國教育，剛剛起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端賴社會氣氛之自由與寬容，教育也很自由。無論在南洋公學還是在家鄉辦學，還是在後來的北大，蔡先生都是秉其耿直的性格，堅定的辦學方針，不與任何舊勢力妥協，“辭職”或“罷學”是家常便飯，但是因為社會自由，罷學以後，另起爐灶也很簡單，所以，那個年代學校經常更換門庭。

蔡先生任職北大校長始於1916年。在此之前的北大，是一座烏煙瘴氣的大衙門。學員們一般都是來混日子的“老爺”，根本不知道“上大學讀書”是怎麼回事兒，學員老爺們都帶着下人，上課時，下人到老爺房間“恭請大人上課”，老爺才放下煙槍，蹣跚而至。而所謂“上課”，也只是一些規定不變的講義，學員們也不學習，最多到了考試時找點別的辦法應付一下而已。離開學校，肩上多了個北大的“招牌”，升官也好，謀職也罷，多了一個資本——當時的北大就是這樣。

蔡校長留學德國歸來以後，先擔任了四年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然後上任北大校長。在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北大才逐步樹立起了以追求“民主”和“科學”為目標的學風，並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為北大的校訓。蔡先生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是一個傑出的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堅持信仰，追求真理，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拋棄一切。

北大之所以成為中國高校里巍然屹立的豐碑，乃是因為蔡校長任職期間，為北大開闢的煥然一新的校風和校訓。沒有蔡元培，就沒有北大。

今天的北大，動輒以“愛國主義”為吹噓的資本，殊不知這已經背離了蔡校長的北大校風。自由主義是一個高於愛國主義的理念，它可以包含愛國主義，反過來，當你只強調愛國主義的時候，你就無法追求自由主義了。

從北大展開，當我們回首當年的大學時，還可以看到梅貽琦校長的清華，竺可楨校長的浙江大學等等老字號的中國名牌大學。這些老一代中國的大學的領軍人物，在各自的執教時期，雖然校風各異，但是他們都有一個相近的理念，那就是：大學是鑽研學問之地，大學不是有高樓大廈而是有大師之地。這樣的理念，是他們普遍持守的信條。這些偉大的知識分子和他們所率領的大學，其時雖然處於風雲激盪的民族危難歲月，但是彼時的中國，仍處於相對的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的社會環境，肇始不久的大學教育，雖然篳路藍縷，步履蹣跚，仍然在這些出色的校長們的帶領下，取得了各自的成績，為後人留下了一個個堅實的教育基礎，這些大學最迷人的時代，也就是這些校長們掌門的時代。同時，他們的存在，也成為當今尸位素餐的中國的大學後人們頹唐沒落的一個個鮮明的對照，思量起那些聲名卓著的先輩，今人能不羞愧難當無地自容乎。

國民政府時期，先有外敵入侵，後有內賊變亂，民不聊生，災變相尋，和平建設的時間不長。但是國民政府時代，大學教育沒有中斷，雖歷盡劫難，各個大學仍然頑強地生存和發展，這一段時間，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可歌可泣催人淚下的教育發展史。

筆者是1975年進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學員，我們南開大學，雖屬北方名校，在全國來說，現在的排名有時不在前十名之內，說來令人遺憾。但是，當年外敵入侵時，南開和北大清華一起，輾轉西南，是著名的西南聯大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段歷史，也是我們南開人的驕傲。西南聯大，名聲赫赫，多少著名的學者在那裡任教，學習。不過很多學者在那以後的歲月里，又經歷了人生的悲慘境遇，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復旦大學的壯大，也是在國民政府時期。復旦當時內遷至大後方重慶，這段歷史是復旦校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國民政府時期，政府大力扶持復旦大學，復旦的許多學科的著名教授，就是當年國民政府從浙江大學或其他大學調到復旦去的。復旦的創始人，是馬相伯和李登輝二位先生，現在復旦大學的大禮堂叫“相輝堂”，就是取兩位先生各一字而成。李登輝先生其實是一位出身南洋的華僑（確切來說他不是中國人），畢業於耶魯大學，他的目標就是把復旦大學建設成“中國的耶魯”。這樣說起來，南北兩大名校，復旦是遵循美式風格成立發展的，而北大則是以歐陸模式成長起來的（蔡校長留學德國）。

除了北大清華復旦浙大這些今天的超一流大學以外，通觀今天的絕大多數一流大學，都是晚清到國民政府期間創建的。比如國立武漢大學，雛形成立於1893年，比京師大學堂還早，正式冠名“國立武漢大學”是1923年；（到今天，只有武大還正式自稱“國立武漢大學”。），齊魯大學（今山東大學），1904年；南京大學（前身三江師範學院創建於1902年）；中山大學，1924年；蘭州大學，1928年；同濟大學，1907年；南開大學，1919年；廈門大學，1921年；四川大學，1896年；天津大學（前身北洋大學，1895年），哈工大，1920年，等等，加上各地的教會學校，構成中國當代教育的重鎮，成為培養中國人才的搖籃。今天我們耳能詳熟的許許多多優秀的人才，就是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歷史地來看，國民政府是延續中國歷史自然發展的脈絡，推翻滿清王朝而成立的。時代所限，中華國民政府雖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它至少有兩大特點與後來的中共政權有根本性的不同。第一，它的成立是中國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針對滿清所開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從一開始就是中國主流社會裡的一批精英人士，痛感於時代潮流和世界格局之要求，自下而上地開始的一個革命過程。換句話說，國民革命乃是“中國人自己的精英，因着自己國家的需要，為了自己國家的前途而奮鬥的一個過程。”第二，國民政府沒有對中國社會進行摧毀式的社會變革，它基本保持着中國社會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到大部分文化傳統的既有風貌。換句話說，國民政府的中國仍然是“中國”。

從第一個特點可以說，國民政府是合法的；從第二個特點可以說，國民政府是合理的。

作為參考，我們來看看1948年國民政府部分政府官員的教育背景。

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倫敦經濟學院博士
行政院長：翁文灝 -----比利時魯文大學博士
外交部長：王世傑----倫敦大學經濟博士，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駐美大使：胡適----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教育部長：朱家驊-----柏林大學博士
司法部長：謝冠生----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交通部長：俞大維——哈佛大學博士
社會部長：谷正綱——柏林大學博士
衛生部長：周詒春——耶魯大學碩士
糧食部長：關吉玉——柏林大學博士
考試院長：張伯苓——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芝加哥大學名譽博士 （註：南開大學創立者）
司法部長：王龐惠——耶魯大學博士
立法院長：孫科——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最高法院院長：謝贏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上海市長：吳國楨——-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不必多說什麼，當年國民政府的主要官員與後來的中共政府官員，在文化教育水準方面的差距，一目了然。當年國民政府與歐美文化的距離更接近，與民主政制接軌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更高。是否可以說，如果沒有內賊變亂，假以時日，中國必能走上一條與今天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帝沒有這樣帶領中國，我們只有一聲嘆息。

總而言之，清末到民國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基礎已經成型，就等着中共來禍害了。

2．陷落與停滯

1949年，內戰結束，國民政府轉進台灣，中國大陸淪陷，大學教育（包括中小學教育）就進入了一個災變時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學教育中斷的十年。

中共的特點，相對於國民政府，截然相反。從結論來說，第一，中共的革命乃是“中國的一小部分社會邊緣人士，在外國勢力（第三國際）的煽動和扶持下，為了外國政治勢力（蘇俄）的需要，以恐怖活動為主要手段，在中國進行的一場推翻現政權的過程”。第二，中共建政以後，發動了一系列徹底的毀滅式的政治運動，其結果是把中國社會摧毀，歷史上那個“中國”已經不復存在。

一對一而言，中共政權既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毛時代，中共第一代強人們靠着槍桿子的威力，還可以盡逞一時之威，隨着時代的進步，中共這兩個特點越來越為人所詬病，而中共自身，根本無法給世人一個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到現在，中共還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瓶頸中掙扎，所謂“摸着石頭過河”，就是他們無奈心態的寫照。可悲的是，因為這兩個胎記過於明顯，估計他們到死也不過不了河。

教育是否受到重視，很大程度直接取決於國家的執政者對教育的態度。從最高領袖毛個人的經歷以及他的性格來說，年輕時代的毛，作為一個鄉村青年，既沒有書香門第的學問傳承，也不是名門望族的出身背景，他的個人奮鬥，的確經歷了千辛萬苦。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打工，其中也有蔡元培先生的間接幫助。但是後來的胡適，則對毛毫不客氣，絲毫不掩飾他對這個農村青年的輕蔑。胡適曾直接嘲笑過毛的古體詩詞不通順。這些當年在北大“受辱”的細節，成為毛一輩子不能撫平的心靈創痛，一旦他掌握了中國的權力，他就有了機會和權力來報復，反過來羞辱他心裡深處那些曾經羞辱過他的人。這就是毛對於知識分子毫不客氣地發動一連串政治運動的心理動機。

1949年建政初期，中共政權尚有很強的欺騙性，不但許多聲名卓著的文化人士滯留大陸，甚至海外的部分學人們，也紛紛禁不住誘惑而“棄暗投明”，所謂“回到祖國的懷抱”。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恰恰是“棄明投暗，自投羅網”，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使得大學教育中斷，學問的研究自然無法繼續，很多人受到非人的折磨，甚至連性命都賠進去了。現如今，回首當年，雖然很多人說“不後悔”，那也只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種自我解脫罷了——一生那麼寶貴的時光被耽擱，自己的尊嚴被傷害，你說“不後悔”，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沒心沒肺。

我們小時候讀書時，批判“師道尊嚴”，後來才知道，堂堂的教書先生，本來都是被人尊敬的，當年反而要接受批判甚至挨打甚至被打死；後來又說“知識越多越反動”……現在想起來，我們當年接受的教育，都是與正常的價值觀相反的。以後的歲月，我一直努力自我調整，否定毛時代教給我的那一整套價值系統，使自己不至於已被陷在愚昧人的境地。

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的刺激和失敗，使得毛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瘋子，以至於在晚年不顧一切，孤注一擲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場大混亂超乎了毛的控制，他索性下令把中學生們全部趕到農村去，學校乾脆關閉了。

1966年到1976年，10年間沒有正常的大學考試和大學教育。這對於一個民族是何等深刻的傷害，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某些災難性的後果。這期間曾經有過“工農兵大學生”，不用考試，而是通過黨組織的推薦，進入大學學習。當時有個很有名的電影叫《決裂》，表現的就是，農民的孩子不靠入學考試，而是憑着手上的繭子就能上大學。書記舉着年輕人的手，看着他手上的繭子深情地說：這就是上大學的資格！

我們不能否認工農兵的孩子也有上大學的資格，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大學當成繭子的培訓基地。如果手上的繭子就是上大學的資格，整個民族的智商會變得很可怕。就象今天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中共領導集團，因為從根本上是一個鄉村文盲團體，他們最在意的，當然不是教育，相反，一種發自內心的自卑，使他們更傾向於把所有人都變成文盲，因此他們對教育不但不重視，而且還要橫加控制。這就是與其他社會領域相一致的“黨委負責制”，也就是給大學配一個“黨委書記”，這是實際上的最高領導。大學裡的黨委書記，與其他單位一樣，多數是一些文化水準偏低的黨的高級幹部，一般來說都是大學教育的絆腳石。最可笑的是，在中國大陸為數不多的神學院裡竟然也有黨委書記——無神論者如何管理有神論者，這也實在是中國特有的笑話。

3．恢復與希望

1976年是一個多事之秋。毛死掉以後，很快發生宮廷政變，中共的務實派掌握了政權。為了維護自身的政權不被顛覆，他們開始回歸到比較正常的治國軌道。1977年開始恢復大學教育。很快進入輝煌的80年代，全民振奮，齊心合力，為了祖國美好的明天而謳歌奮鬥，那是個令人振奮，令人充滿希望的年代。

關於那個年代，請參閱筆者的相關文章，簡單地說，那時我們的青年時代，我們滿腔熱血嚮往着祖國的明天，也真誠地相信祖國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燦爛。“再過20年，我們重相會，舉杯贊英雄，光榮屬於誰，為祖國為四化，流過多少汗……”這昂揚的歌聲，到現在還縈繞在耳畔，代表着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胡和趙的執政時期，是一個思想界，文化界，言論屆，出版界都享有從未有過的自由的時期，也是一個各種學說，各種思想並行不悖，大行其道的時期。我們深有感觸的是，一個社會思想的活躍，才是這個社會保持活力的關鍵，而且思想的自由才是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思想不是敵人，自由不是混亂。當時的大學校園裡，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新思潮講座，各種學生社團不斷湧現，各領風騷。

沒想到，1989年的槍聲，把中國直接從鮮花盛開的春天打入了寒冷的冬季。短短的12年的金色時代，曇花一現就枯萎了。

4．倒退與沉淪

1989年的槍聲一響，給中國帶來了混蛋邏輯。

89年以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急劇倒退期。開槍殺人，這個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屠殺之舉，令中共政權進入了一個死結，這是一個到現在還沒有解的死結。誰也繞不過去，誰也不敢承擔，只有用掩耳盜鈴的手段自欺欺人，等待時間的沖刷，期待大家把它遺忘。但是如此慘痛的記憶，豈是可以輕易忘卻的！

關於這個時期的整體社會狀況，也請參閱筆者的相關文章。

簡單地說，江時代開始，中國社會就進入了一個畸形發展時期。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全民道德的喪失和價值觀的扭曲。開槍以後從地方首長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國之君的人，本人的權力不具有合法性，又沒有政局根基，他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悖於前朝領袖欽定的路線之舉。他所有的作為，只有一個中心：“悶聲發大財”。這樣，整個國家就進入了一個全民發財的狂熱狀態。開槍，這個政治上的反動舉措，使得政治領導人自知理虧，不敢去觸摸政治領域的任何話題，因此他們只有一個途徑：經濟。一個國家只剩下經濟可以談論，可以實踐。這是一個絕對的非正常狀態。

江時代最大規模的舉措就是消滅法輪功，這是另一場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只不過這次不是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內亂，而是國家機器主導的對一部分國民的瘋狂迫害。對那些沒有歷史感的人來說，他們只認為今天的事都是合理的，他們看不到歷史的縱深，沒有歷史的比較和思索，看不到眼前的荒謬。如同當年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們，也是熱血沸騰的愛國好青年，誰知道自己所忠誠的是一個反人類的政權，誰又能預測自己的所作作為，乃是為了一個邪惡的目的。今天我們提起“納粹”會不寒而慄，當年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還不是一個吸引了眾多愛國青年的眾望所歸的母親黨？這是一回事兒啊！

江時代的反動，直接波及到大學教育。不但是社會機構，就是大學裡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揭批法輪功小組”，一般都是由文史哲三個系聯合舉辦。看看這一點，對比一下當年的蔡校長的北大，令人無限感慨，中國文化教育的倒退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在蔡校長的北大，拖着長辮子的保皇派老先生，和維新派的進步黨人同室談笑，各個流派和思想的學者，都是蔡校長的座上賓，甚至被蔡校長親自延請來授課；蔡校長本人對蘇俄和馬克思主義素無好感，但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他卻支持在北大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兩位共產黨的初期領袖，都出自北大！這是何等的胸襟和見識。而今日中國的大學教育，早已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思想，老哲人蘇格拉底般的蔡元培，在中國的土地上永遠不再出現。

江時代還有一個舉措，就是給大學安排等級。本來，行政級別這套東西，只是共產黨官僚體系的一個特有的東西，從這個體系可以看到一個非法的執政黨，如何分級而治，如何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官階體系中，既互相勾心鬥角又按級享受特權，這個等級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毒瘤。有人說“我黨”原來是清廉的，腐敗是最近才開始的，這個說法太天真。實際上，行政級別的花名冊，早在中共進京稱帝之前，在西柏坡就制定好了，也就是說，還沒有當皇帝，對國家建設還沒有任何貢獻之前，朝廷大員們如何享受特權，就已經安排妥當。

為了籠絡大學教育這個領域，江也來了個“加官進爵”，給北大弄了個“副部級”。北大校長，這個曾經引領中國教育界潮流的輝煌的名字，現在就變成乖乖的籠中鳥，變成了可憐的“副部級”。想當年，蔡校長不但把校長這個職務看得很淡（辭職好幾次），甚至連教育部長的寶座都不希罕！

當今的中國大學教育，請恕我直言，我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稱道的。最近比較惹人注目的，大概是大學合併，合併活動中比較明顯的，就是本來的一流大學吞併各地的醫學院。中國的大學，本來一般都沒有醫學院，醫學院都是分開另設的。有人說：世界一流大學都有醫學院，所以，我們的一流大學也要有醫學院！且慢，人家有醫學院，那是人家本來的教育體系，比如東京大學，1877年成立的時候，就是以“東京開成學校”和“東京醫學校”兩個學校為基礎創立的，人家的醫學院，從最初就是大學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後來強加進去的。

最近吞併醫學院的風潮，在我看來，並非是為了什麼建設“一流大學”。諸位，我對中國人民在建設近代文明的各項舉措中所表現出的“智慧”，實在是不敢恭維。簡單地說，今天的中國人，在干好事方面一無所長，在做壞事方面卻是一群超級天才。誰相信他們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那他只是個缺乏人生經驗的受騙者罷了。正如前文所述，當代中國大學教育的華彩時代，已經飄然而逝，一去不復返了。

我來告訴你們吞併醫學院的真實原因：今天中國的大學，要跟全國各族人民一樣，要悶聲發大財，要掙錢。掙錢的最快途徑就是吞併醫學院。因為醫學院都有附屬醫院，而醫院正是當今中國搶錢大戶，多少人痛不欲生哀嘆生不起病，其原因就是醫院的道德墮落和體系的扭曲，使得他們不再以救死扶傷為醫德，而是以“悶聲發大財”為搶錢的理由，毫不客氣毫無人性地把醫院當成了搶錢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吞併醫學院，不是為了建設什麼“一流大學”，而是為了發財。現在，復旦這樣的大學，富得流油，有的是錢，因為吞併了上海醫學院以後，上海屈指可數的一流大醫院，華山醫院瑞金醫院等等，都成了復旦的產業，那些醫院如今都是搖錢樹啊。

另一方面，從本來的醫學院來說，人家當然不願意被你吞併。一來，人家也都是老字號的名牌大學，教育體系很完善，醫療系統也很健全，並不需要外行來領導。二來，人家也想靠醫院來悶聲發大財呢！你把人家的財路斷了，誰還有心思好好辦學？所以，吞併醫學院以後，本來的綜合大學本來沒有能力管理醫學部，而原來的醫學院也不會真心實意地接受吞併，所以陽奉陰違。總體效果就是削弱了醫學院的水準。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了，合併根本就無法達到建設“一流大學”這樣一個目的。

還有一招叫“擴招”，即擴大招生名額。說白了就是多收些學費，也是為了賺錢。真正的一流大學，從來不是靠“規模龐大”“人多勢眾”來建成的。

大家可以發現，吉林大學沒有出現在我上邊的名單裡，因為吉林大學，大部分是“我黨”自己搞起來的。1946年吉大成立時，吉林省已經基本處於“我黨”的魔爪之中了。今天，吉林大學也趁着吞併之風，大肆吞併長春市的其他院校（包括白求恩醫大），其瘋狂程度居於前列。幽默的長春人說：“長春市坐落在美麗的吉林大學校園裡。”去長春，你一下飛機就進入了吉林大學校園。

大學是培養人才之地，是鑽研科學之地，是孕育新思想之地。這些本來的應有之意，在當今的中國已經找不到了。80年代，本來有一些機緣，可以讓我們越過毛時代的黑暗，在思想和學術方面和先賢的時代發生了某些繼承關係，但是很不幸，89年的槍聲無情地打斷了這個繼承的機會。

5．總體來看，中國大學教育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最近看到一些當年大學宿舍的照片，其人物姿容之恬然，宿舍環境之整潔，加上當年教育內容之嚴謹，都是今天的大學所不能比擬。與先賢們的大學相比，今天的大學別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語。蔡元培，梅貽琦，竺可楨這些偉大的校長們遠去了，他們再也不會歸來；梁漱溟，陳寅恪們也如流星般消失在天際，同樣不會再現。而無論是那些偉大的校長還是那些卓越的教授，他們留下的空谷足音，至今仍然迴響在大學教育的園地中。

這些名字和他們代表的那些美好的年代，還會重現嗎？

時間的自然演進，並不會帶來社會的必然進步，有人津津樂道於“明天會更好”，事實是，明天完全有可能變得更糟糕。只要我們不努力，社會的退步時刻都會發生。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許多人理解不了。這也是中國的大學教育失敗的一個重要表徵。

2010/6/22初稿

6/23改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