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只能搞（黨內）精英民主？看看中共學者的思路

送交者: ccpccp 2010年07月28日17:27:4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從古典民主到大眾民主——兼評理查德·伯拉米的《重新思考自由主義》 【內容提要】古典民主與現代民主既有聯繫又有差別，古典民主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參與者具有同質性，因而其對參與者有嚴格的限制，選舉是一種社會精英的“公平”遊戲。由於當代社會的複雜性與多元化，大眾的廣泛參與使現代民主已經不具有古典民主的同質性，所以大眾選舉更多地具有做秀等機會主義性質，這是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如何跨越精英民主階段進入大眾民主階段，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所面臨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關鍵詞】古典民主，大眾民主，政治發展 　　當代資本主義的特點之一是民主在政治領域的擴展，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已經成為公認的政治競賽準則，也成為衡量一個政府是否合法的重要標準。在中國，民主也成為我們政治發展的方向。儘管在改革開放20多年的歷程中，人們對民主已經有了比過去遠為深刻的認識，民主已經在社會領域的各個領域中成為公開或潛在的潮流，甚至逼得它的反對者也不得不使用民主的字眼。然而，在一個可以稱之為“世界”的巨大國度，在一個世界人口最多、又處於轉軌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穩步地推進民主化進程而又能有效地保持社會的基本穩定，依舊還是一個沒有現成答案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閱讀理查德·伯拉米的《重新思考自由主義》（Richard Bellamy, rethinking liberalism, A continuum Imprint, London, 2000下文簡稱“伯拉米書”）1，對拓展我們的思路，就十分必要了。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民主作為一種集哲學、政治與社會的諸種要素為一體的概念，不僅是一個理論或觀念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這也使民主不僅包括各個不同國家的民主實踐，還帶上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特色，並使民主的內涵與外延在當今世界擴展到了一個令人無法精確計算的程度。而當代資本主義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其政治民主由以前的精英民主過渡到了大眾民主。這種擴展並不僅僅是一種量的擴展，它同時也發生着某種質的變化，甚至隨之產生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現象。比如西方主要國家的大選，已經不是一小批職業政客的事情，而成為一個國家周期性的“疾病”。因為大選需要太多的政治做秀，以至於很多理性的政治選擇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反而只能暫時擱置。至於美國這樣重要國家的大選年，往往由於其主要人物的做秀對國際事務產生重大影響，甚至美國政府對台軍售範圍的擴大，也與老布什爭取選票有着密切的關係。這種由於大選而將國家的基本政策作為競選資源的現象，在此之前是很少出現的。而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其民主體制的實質由精英向大眾的轉化。由此，在民主這一共同的名詞下面，人們究竟強調的是什麼內容，就值得仔細推敲了。在對民主的分類中，戴維·赫爾德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將20世紀之前的民主分為了四種古典模式：雅典式的，共和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與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民主。20世紀的民主則分為四種現代模式：競爭性精英民主，多元主義民主，合法型民主與參與性民主2。然而，我認為這樣的分類儘管詳盡卻未免過於瑣碎，使人反而不易把握民主的實質。而在伯拉米的書中，他的關注點是如何解決民主參與擴大所帶來的問題上。所以，他並沒有對民主進行分類，只是考慮如何使民主在現代條件下保持其自由主義的特質。因此，從伯拉米論述的實質性分析中，我覺得可以將民主簡單分為古典精英民主和現代大眾民主，而這種劃分這對於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特點以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政治發展問題更為有益。 　　一， 　　產生於西方的民主，有一個很長的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古希臘的民主只限於雅典的公民，羅馬的公民權一度也只限於羅馬的公民，以後才不斷地擴展到意大利和地中海的一些其他的地區。不過，只有在英國開始它的現代化進程後，民主的各種類型才與我們今日接觸的現代社會密切相關。由於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現代的政治體制變革有一種纏繞式的關聯，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展現出的多種民主模式，基本上都屬於“古典”民主的範疇。這種經典民主的本質，就是伯拉米所認為的“自由民主”。事實上，根據他的分析，自由民主並非如同福山所說的是“歷史終結”的代理人，反而屬於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3 　　換言之，自由民主是一種“古典民主”或“經典民主”。這種民主的影響是巨大的，可以說，當今世界關於民主的理論和學說，基本上成型於19世紀，而在19世紀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形成的學說，與今天大規模的國家組織、複雜的社會和國際經濟體是否依然吻合就成為一個疑問了。於是，進一步貼近現實的研究工作就被提上了日程。在分析經典民主向現代民主轉化過程的關係中，有兩個學者基本上代表了這一研究過程中的主流觀點，他們分別是名聲還僅限於一個小圈子的施密特與大名鼎鼎的熊彼特。卡爾·施密特（Carl submit）是20世紀初的德國學者，按伯拉米的看法，施密特總結了自由主義政治模式的三個基本要素：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法治和議會政治。他認為國家的目的僅僅是調節與促進社會的互動，而不是通過國家對社會機構的管理代替個體的主動權。法律的統治是為了確保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使其只能以一種中立的方式發揮其調節功能，從而確保社會的公平與公開。根據這一概念，法律必須反映普遍理性的客觀權威性，而不是像在絕對君主制中一樣僅代表統治者的突發奇想。4 　　 “法律之下有自由”，相對的司法獨立使古典民主具有濃厚的“自由性質”，很多學者也天然將自由主義與民主掛鈎，但施密特卻認為自由主義與民主只是有着不確定的聯繫，而且事實上它們是建立在相反的平等原則基礎上的。自由主義依靠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原則。根據這一原則，所有的個體都應由於其共同的人性而受到平等對待。我們的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必須通過一場公平競爭才能獲得，在競爭中，所有人都有憑藉努力攀上社會頂峰（或是摔落到谷底）的同等機會。根據這種理解，平等與差異共同存在並得出不同的結果。與之相對的是，民主的基礎是一種實質上的平等原則。施密特認為，市民身份假定了“在由具有相同地位的人所組成的社會中一種實質上的平等”，因為平等權只有“當同一性存在時才真正有意義”5。正是這樣的推理才會使古希臘和英國在民主參與的問題上有所限制。 　　 伯拉米認為，只要選舉權有所限制，自由主義與民主間的不一致就不會被注意到，就像在資本主義早期時一樣。在過去，自由主義者將政治公民權與一定的教育和財產的前提條件聯繫起來，它們是做出“獨立”決定的必要條件。根據這一想法，那些未能獲得一定的學歷以及經濟獨立性的人，便無緣領會自由主義者對善的理性探究與追求，因為他們的觀點和生計都是依賴於他人才獲得的。如此，他們對強調個體自主性的自由主義生活方式就不會有興趣。自由主義者希望教育的普及和市場規律將能最終使所有的成年人都獲得選舉權，然而大規模工業社會的客觀形勢卻引起了自由主義和民主間的不和。在自由主義關於一種人與人之間普遍的、形式上平等概念的基礎上，將選舉權擴大到所有人，就破壞了民主中所包含的實質性平等。“實際上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民群眾並不屬於同一類人，”6因此民主制度就會受到多種相互衝突的利益與激情的衝擊，而無法通過理性的辯論進行調和，議會與政府因此都有癱瘓的危險，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由主義關於每一個黨派和集團都有一個“平等機會”的概念就使國家面臨着解體的威脅。 　　 如果從歷史的淵源看，密爾和德·托克維爾早就表示過對“大多數人的暴政”的恐懼，擔心民主會使人們去服從最低的共同標準，甚至美國的國父們對直接民主也憂心忡忡。7我們不難發現，施密特的擔心與他的前輩一樣，就是害怕由古典民主向現代民主過渡的過程中民主本質發生變化。古典民主是一種精英民主，它的實質是精英平等而非所有人一律平等。對於民主的理想而言，這顯然是一種名不副實的民主。在這個意義上，精英民主的確不是真正的大眾民主，但它卻不是一種民主的“偽鈔”，而是現代民主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在這個階段，作為一種政治實踐的民主開始從制度和程序上逐步地完善起來。它包括一系列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民主模式：法治、司法獨立、權力制衡、輿論自由、沒有作弊的選舉程序、各種公職人員的任職期限等等。而這一系列慣例的形成，卻只能或是必須在一個“精英”確定的政治遊戲規則中才能緩慢地成長定型。這似乎成為了一種民主的悖論：要真正的民主，卻只能先在一個有限民主的範圍內確立民主的規則，民主的原則必須在不那麼“民主”的基礎上產生。 　　 世界歷史的進程表明，所有現代民主發展過程較為順利的國家和民族，都經歷了一個或長或短的精英民主階段或“自由民主階段”。在這一階段，民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程度越高，民主的理念越深入人心，民主的趨勢越不可逆轉。反之，儘管有很漂亮的民主言辭或冠冕堂皇的憲法，沒有這樣一個平平淡淡，沒有什麼高潮的構築民主基礎的時期，則民主的體制極易遭到扭曲。從西方近代以來的歷史看，英國在光榮革命後擁有選舉權的人不到人口的5％，應該說與真正的民主相去甚遠。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人數不多的政治“貴族”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創造出了一系列現代的政治遊戲規則：權力的分散與制衡、內閣制、首相制、政黨政治、合法反對黨、言論自由、出版與結社的自由等等，使英國的民主從理念到現實逐步地充實起來，並在民眾中形成了一整套民主的程序與慣例。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與公開制度相對應的政治文化，其重要性絕不低於實際的民主制度。於是，英國在擴大選舉權的過程中，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的派別，都有某種民主的“共識”，議會制度的改革儘管有爭議和鬥爭卻幾乎沒有什麼反覆，社會十分平穩地過渡到了現代的大眾民主形式。而法國由於這一過程的相對短促或幾乎沒有，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激進勢力以革命的名義將民主的幼苗扼殺，魏瑪德國則更為糟糕，最後是讓希特勒以民主的形式徹底地斷送了民主的政體。 　　 伯拉米指出，施密特成書之日希特勒與他的納粹黨尚未登台，然而他已經敏感地注意到了大眾民主政治發展可能產生的問題。由於隨着黨派代替單個的知名人士成為主要的政治參與者，商討也讓位於集體利益間的競爭。選舉辯論由這些黨派來組織，由它們確定選舉日程和操縱選民，結果是精英民主的系統開始變質。對形勢的憂慮使施密特重複了精英理論家如米歇爾斯和莫斯卡的觀點，認為“民眾被一種宣傳機器爭取過去，它們最大的作用就是迎合民眾的直接利益，煽動他們的情緒。實質性討論所特有的真正意義上的辯論不再存在……這些黨派……在今天不是正面交鋒對觀點進行討論，而是作為社會或經濟群體，計算着它們的共同利益和獲取權力的機會。”因此，公眾意見的形成“不再是一個如何說服對手接受真理或某個觀點之公正性的問題，而是如何贏得大多數，從而利用他們進行統治的問題。”黨派統治是對自由主義中人民主權、代表權和分權的概念的嘲弄。議員們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只是成了遊說的工具。議會也不再是一個公開的辯論場所，而變成了由“看不見的統治者”組成的封閉的委員會和機構的前廳，而這些幾乎統統都為行政部門所控制。議會程序退化成“一種多餘的修飾，無用甚至還是個累贅”，“其辯論式的公開討論只是徒有其表，毫無實際內容。”8 　　這些變化對自由民主的模式產生重大影響。“經典”的民主政治觀點認為，民主模式源於將政治理解為一個由有着公益精神的人士所組成的、相對一致的實體領域，他們因良好的教育和中等的土地財富而被認為是能夠以一種負責的方式代表國家，理智而無私地對公益事業進行探討。自由主義者和其他激進人士僅僅試圖通過擴大民眾的參與，以便使議員更能夠反映民眾的意願，藉此來改善民主的制度。但工業革命引起的這些社會和經濟變化使理想化的和擴大了的精英政治變得不合時代潮流。中心城市的迅速增加，民眾選舉的問世，大眾傳媒的發展，大型企業和國家官僚機構的迅速崛起，意味着個人既無時間也無金錢，更無專門的知識、必要的組織去影響和告之公眾的意見，或者理性地探討治理國家的方法。選舉權的擴大非但未能帶來一個更代表民意的政府，隨之而來的社會改革反而使國家權利落到了一批控制着政黨機器的職業政客和經理人，以及操縱着權勢日漸擴大的國家行政機構的文職人員手中。普通選民成為一個組織中的被動成員，他們只是在選舉時被招來投票，從選舉之後到下次之前，他們在政客和官僚那裡實際上完全無足輕重。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已經被各組織間參差不齊的，獲得其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利益之能力，以及官僚和專家們隱形的組織和技術權力所扭曲。討價還價代替了理性討論，各種各樣的操縱方式更多的是吸引人們的情感，而不是人們的理智。這些變化把民主轉化成為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控制國家和社會中各種機構的政治、社會、經濟精英人物設法爭取更多的支持，以確保他們對民眾生活的控制。就連美國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納在他的《法律，實用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也認為，民主與理性思考、公民參與幾乎沒有關係，而僅僅是利己主義的精英之間為冷淡、無知的選民暫時利益進行的競爭。並認為這是從這個體制和使用這個體制的人們身上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結果。9 　　然而，施密特從這種現象得出的結論不是如何完善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是認為再訴諸於老式的自由主義民主理想不僅不現實，而且極其有害。因為這些理想要麼導致了難以令人滿意的期望，要麼給一個內在腐敗體制一種虛假的合法性。民主會削弱國家維持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中立化和去政治化狀態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對於自由主義卻是至關重要的。於是，回復霍布斯式的統治反倒成為了合理的選擇。當他1933年加入納粹黨時，已經註定了他悲劇性的結局：他指望用一部新的憲法限制納粹（他將納粹的機器看作是現代的利維坦）的行動，結果卻是自1936年後遭到納粹連續的迫害。因為他沒有料到，納粹甚至連裝裝門面的東西也不要，這對於當時鼓吹精英統治、貶低民主的學者無疑是一種辛辣的嘲諷。 　　二， 　　 伯拉米認為，熊彼特是另一個深化了人們對現代大眾民主認識的人，雄彼特將民主視為一種為達成政治決策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這種政治決策通過使人們自主地做出決定來實現共同的善：人民以選舉的方式選出一些個人，他們將通過議會來執行人民的意願。儘管有種種缺陷，他的敘述還是準確地抓住了古典民主理論和那些試圖以此傳統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激進理論的中心思想：即政治決策應該通過反映自由、平等、自主個人的集體的理性願望來集中反映共同的利益。 　　 熊彼特認為，現代工業社會複雜和異質的本性已經破壞了那種對共同利益的集體討論所必須的同質性。功能分化過程推動了認知和道德的多元化。人們不僅能理性地渴望多種多樣且經常是不可通約的服務，而且在不同的場合下他們往往採用獨特的、且不時還相互矛盾的推理方式。結果，甚至是單一個體的身份與忠誠感也會應其參加組織的不同而發生分化——人們的職業、鄰里、家庭、性別、種族和宗教關係時常會發生衝突。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種道德標準能夠理性地將各種不同種族、經濟、家庭、道德等等人類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面，在同一套價值觀體系中聯合起來。更不用說，當個人和組織企圖達成一項理性的共識時，我們社會生存的各個領域間的緊張關係就會更加惡化。由於勞動分工和我們生活的碎化不僅破壞了我們自己的個人的認同感，而且也嚴重地削弱了我們作為一個共同的道德、社會以及政治世界中的成員，相互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的能力。他說，在這些條件下，民主決策既缺乏理性的統一性，又缺乏理性的認可。現代社會的規模以及伴隨而來的人與人之間直接關聯性的缺乏；許多社會和經濟事務變得越來越複雜，技術含量也越來越高，造成的對專家，包括對一種永久性的職業官僚的依賴；新技術，尤其是新的信息技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既包括休閒的也包括工作的領域；以及伴隨這些新技術而來的社會各部門功能的不斷細化和專業程度的提高——所有這些力量正不斷地削弱個人所採取的那種所謂獨立的、理性的行為和選擇的能力。在一個互為一體化的全球經濟中，人們對素不相識、無法預測、也無法控制的其他人的依賴；我們被遏制在各種不同的等級制管理機構之中；傳媒領域內技術革命所帶來的信息和勸導來源的擴大化，等等，這些都使我們越來越難以對世界做出自己理智的判斷，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將它如此的複雜性降低到可以控制的水平。我們的道德直覺往往不足以應付令人眼花繚亂的多元和流動的社會，在我們有着直接經驗的一個特定的小範圍內，我們有可能堅持我們一貫的道德和實際的理智，但是在一個大的範圍內，我們將會不可避免地屈從於專家和權威，並且會越來越容易屈服於心理的和各種各樣的非理智的勸導。他總結說，在現代社會，唯一可能的道德標準與政治共識只會是由宣傳、廣告和有組織的操控所編造出來的。10歷史上使用諮詢性公投次數最多的，就是希特勒德國及東德，然而，實踐證明，這些公投並沒有給它的國家和民眾帶來真正的民主和其他好處，反而是將某些統治者所想要的東西合法化了。 　　 在熊彼特看來，古典民主模式下的社會同質性已經為經濟的複雜性和由此引起的當代社會道德多元化所破壞。因此，現代民主的基礎和它所要面對的問題已經與古典民主時期完全不同。 　　 面對這種區別，熊彼特建議用非傳統的替代理論徹底改變古典的民主模式。與過去將協助選民做出決策看成是民主的首要任務，而選舉代表使人民的意願得到實施僅居次要地位的觀點不同，熊彼特建議民主指導民眾決策的任務應當讓位於對代表的選擇，讓他們替我們做出決定。這個重新定義後的民主本質，在於民主為做出政治決策提供了一種制度規定。在這個民主制度之內個人可以通過激烈的競爭，爭取人民的選票以獲取決策的權利。熊彼特的替代理論徹底改變了古典模式中代議的概念。選舉的目的不是選出一些僅僅能執行順應選民意願的政策的代表，而是讓統治者以合法的身份，按照他們的權利來制定法律和法規。各種相互對立的觀點的多元性和複雜的社會制度的不可預測性，使人們有必要進行某些形式的政治合作。然而，現代生活中，正是這些條件妨礙了人們之間的合作——因為他們缺少最起碼的共同認可的規範和知識來使這些共識成為可能。但如果直接民主是因為這些原因而不可能實現的話，那麼建立在強制委託權基礎之上的代議制民主也一樣不可行。民眾的意願太分散了，任何人民的代表都無法做出代表着全體民眾意願的決定。的確，鑑於現代世界社會和道德的多元化，沒有一種代議制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有多麼激進，都不能充分地代表任何人，更不必說所有人的願望了。因此，在任何選舉制度下，選舉人將總會最終選出一些決策者，而不是一些決策。對民眾來說，要想既不陷入無政府狀態，又不至於盲目地聽命於完全不負責任的官僚，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服從於擁有一定程度公眾支持的政治領袖的權威。與普通民眾不同，職業政客既能使全國上下達成一種共識，也有時間和機會讓官僚們接受一定程度的控制。 　　 熊彼特有關民主的新概念提出了一種通過獲得某種公眾授權而使政治權威合法化的機制。這是因為這種民主機制提供的是一種製造民意，而不是執行民意的方法。這一體制既能與專制政府區別開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由主義者對自由辯論的關注，其關鍵就在於未來的候選人必須相互競爭，以通過以自由投票進行自由選舉的方式來爭取人民對自己的忠誠。不同黨派間的選舉競爭和市場經濟中公司間的競爭方式相似，所帶來的好處也相當。政黨組織必須保持高效率才能與其他政黨爭取選民，從而也確保了黨內優秀的候選人能脫穎而出；這就和公司間爭奪消費者和雇員的競爭激勵了企業家精神和高效率是同樣的道理。選舉的市場和經濟的市場反映的都是民眾的需求，只不過是以間接的形式反映罷了。滿足人民的需求和願望只不過是企業家和政客分別追逐自己利潤和權力的副產品罷了。他們的決策不會反映“人民的願望”，因為他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產品和政策來制訂行動計劃的，然後，再利用廣告將其展示給民眾。一旦他們的產品和政策與民眾的利益發生衝突，普通民眾只能消極地抵制他們的產品和政策，而無法以積極的深思熟慮的建議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因為，他們缺乏專業的知識。就像消費者壓力集團只是通過了解鞋子的某個部位夾腳，而不是試圖通過改進鞋子的設計和製作工藝上下手的方式來行事；選民們也只能通過抱怨政府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或是剝奪了他們所喜歡的行動方式來施加影響，而不會自己去倡導某些特殊的事業。理性的批評，只會來自同一政治階層中相互競爭的派別，而不是為這種批評提供理由的選民。因此，政客們彼此就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政策或者加入歐盟的相對好處辯論，他們不是真的在辯論，而只是通過玩弄文字遊戲來讓選民相信，自己所提出的策略是實現選民們不同目標的最佳方式。 　　 熊彼特也承認，這種對當代政治制度的解釋要依靠許多種假設，而這些假設跟他對古典民主模式中持批判態度的那些觀點一樣不現實。他認為，政治家也是有一定才幹的人；兩個對立政黨的分歧將會因在全國政策和憲法事務的總體方向上達成的共識而受到約束；在相當多的問題上，這些相對的業餘人員將會聽從一個獨立能幹的公務員團體的建議，而不會僅憑自己的主觀臆斷。選民也必須表現出一種高度的自控能力，能容忍意見的分歧，不走極端，而且即使自己處於不利的境地時，也能接受民主遊戲的規則。最後，熊彼特強調，社會多元化之本質必須確保社會中足夠多的交叉忠誠，以防止極端化現象的出現。唯有這種社會前提條件才能保障選舉競爭的自由，才不大可能出現一個具體的多數或有組織的少數長期控制所有其他組織的情況。因此，這就為政治妥協提供了充分的基礎，人們也會普遍接受民主的制度。11 　　 如果說熊彼特對現代社會的分析是正確的話，那麼他的非傳統民主模式也會和被他嚴詞批判的古典理論一樣遭遇複雜化和碎化的威脅。所有這些社會進程都會危及他認為與之相關的兩種功能：有才幹的領袖的選拔和全國共識的產生。政客的才幹及責任感依然取決於政黨間競爭的程度，以及選民中一定程度的理性，及其願望的獨立性和一致性。他指出，這些因素存在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了。跟以後的政黨競爭理論家，例如安東尼·唐斯不同，他認為政治市場根本不可能比經濟市場更自由。隨着能夠控制供應和操縱需求的大公司的不斷增加，經濟市場的競爭性不斷減弱；同樣，將政治限於一個小團體中也會使政治上的競爭受到約束。熊彼特挖苦地評論道，“每個人都有自由把自己介紹給選民來競爭政治領導地位……就像每個人都有開辦另一家紡織廠的自由一樣。”12小圈子控制政治的局面限制了選民可得到的選項。政黨可能勾結起來以維持組織和社會的安排，以此來保住他們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尤其是對信息傳播的壟斷。政黨和政客不會挑戰現存的行政和經濟秩序；相反，對這種秩序的依賴使他們想方設法鞏固它們作為體系中關鍵組成部分的地位。結果是精英間的競爭不再存在，政治消費者發現自己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寡頭集團。 　　 但熊彼特認為這種政黨競爭受到的削弱從總體上來看是有益的，因為在範圍狹窄的主要政黨的施政綱領當中，各種不同利益和意見相互之間的吹捧會產生一種虛假的共識，這種共識能給社會制度提供一種其他方式不能提供的穩定性和一致性。然而，當我們將選民難以在受到控制且高度複雜的環境中形成理性意見（因為這種環境要求高度專業化的技術知識）這一因素也考慮在內，那麼選舉就將只會成為象徵性事件。如果選民沒有起碼堅定的、至少部分的理智或自己獨立的對人格以及政策的判斷，那麼選民將完全受控於為他們提供時髦觀點的政治階層。鑑於這種情況，人民不禁會懷疑除了使技術手段合法化之外，這一制度是否還能算的上是民主的。在這個方面，更右翼的犬儒主義精英理論家，像帕雷托和施密特的分析要比熊彼特的分析更實在、也更現實。據帕雷托和施密特的觀察，民主精英的統治和赤裸裸的精英統治並沒有區別。在熊彼特的理論體系內，則沒有足夠的措施保證這些領袖會保留自由主義的遺產。選舉的勝利僅僅意味着可以合法地壓制其他所有的政治競爭的形式和責任心，也意味着整個政府和行政的機器聽命於成功領袖的最高意志。 　　 不幸的是，熊彼特歡迎這種情況的出現，他認為從全民統治向人民對領袖挑選的轉變，能彌補古典民主模式中原有的同質性和共同意願的缺失。圍繞着領袖的意志，現代民主被假設能創造一種人為的政治團結。然而，他過度輕視了伴隨這一變化而來的危險。在現代社會，這些風險變得更加嚴重了，因為自從熊彼特時代起，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調控機制的議會政黨競爭體系就已經開始衰落。同它自稱已經超越了的古典民主模式一樣，它依然在國土內外繼續沿用越來越過時的國家主權概念。熊彼特認為，權力逐步集中到一批社會和政治官僚權威的手中是應對工業社會日益增加的分化和複雜化趨勢的唯一一種合理方式。但是，這些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就會使民族國家要麼太大，要麼太小，無法控制這種趨勢的發展。新技術把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活動擴展到世界範圍，單個國家國內外活動的有效性於是便不斷減弱。在一個被緊密聯繫起來的世界中，國家政策調控污染、資本流通、文化態度、生產就業和國防等等所有這些政府的基本任務，在很大程度上都難以進行。一個國家和其他國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跨國組織在法律、貿易、信息、金融和武裝衝突等領域承擔着一種新的重要作用，國家主權進一步受到削弱。不僅普通選民的影響力幾乎消失殆盡，而且國家領袖人物的影響力也同樣遭到嚴重削弱。在新的全球政治體系中，各種國際機構中的一批官僚，以等級官僚統治的方式做出各種決定。這些國際機構從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種類繁多，由於無任何標準限制，加之其森嚴的等級制度，他們很難有真正的責任心。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削弱，隨之而來的是國家對其國內事務控制的放鬆。公民們於是開始了解誰掌握着實權，並直接向這些組織尋求國家政府無法提供的經濟援助、法律訴求、軍事保護等。自相矛盾的是，伴隨着這種與國家權力源頭的疏遠，是經濟體系逐漸多樣化的趨勢。同時，各分支間的相互聯繫又使得地方自治得到恢復，地區的、社會經濟的和功能的差異開始重新顯現出來，於是人們重新強調，有必要建立一套能反映當地具體特徵的制度和分配原則。國家從下到上分成一個個擁有着自己的代表及決策體系的政黨機構。因此，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常常為兩股相互矛盾的趨勢所控制（其一是在國際的層面上強調更大的一致性，其二是在亞國家的層面上更多地強調多樣性。）熊彼特的民主模式看來很難單獨應對現代政治中的這兩個層面中的任何一種。傳統的議會政黨越來越難以滿足民眾的各種需求。民眾對國家或超國家基礎上的有限範圍的集體需求採取兩種態度，要麼漠然處之，要麼訴諸於新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關注的是亞國家或超國家層面上有限範圍內的集體需求。在這種條件下，國家要重申自己的權力就會越來越變得要麼無能為力，要麼獨斷專行。 　　 熊彼特既低估也誇大了社會精英和更廣意義上的政治體系，對被他與其工業經濟聯繫起來的複雜的社會程序的控制能力。一方面，他未能充分探討當代的政治體制所起到的，對這些威脅要打破該體制的社會力量的遏製作用，而與此同時，這些功能又極大地改變了民主的特性，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同時還降低了社會精英相互競爭的應有效果。另一方面，他沒有注意到，那些破壞了古典民主概念的力量正在破壞他甚至是用來使政治體製得到穩固的領導模式的基礎。但是，他替代模式中的弱點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他對古典民主的批判，因為它們產生於他的模式和古典模式所共有的假設。 　　伯拉米對熊比特的分析無疑是精闢的，但熊彼特把民主定義為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工具性而非內在的價值的方法或者程序似乎過於絕對。在許多理論家看來，政治參與構成了一種具有豐富實質價值的積極的人類的善。但是，熊彼特對古典模式的分析意味着，不僅那些政治參與所必需的條件是不可能獲得的，而且他對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這一模式的人類本性近乎完美的描述也同樣是錯誤的。民主的確不應該被看成是一種大眾統治的形式，而是限制、影響和產生政府的一種機制，也是促進人類有效和公平合作所需要達成的妥協和必要的政策的一種機制。當然，熊彼特的底線並非否定民主，而是要確保自由。從古典民主向現代民主的過渡，無論其採取什麼樣的形式，而其實質，都是如何在一個大眾社會的基礎上依然保持西方民主最本質的特徵：民主的自由性質。正如薩托利所說，現代民主只能是“被統治的民主”，即統治的少數統治被統治的多數這一既定事實下的民主，其關鍵並不在於被統治的多數親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權力，而在於有效地制約統治的少數，這樣才能防止個人獨裁；另一方面，實現民主的目標，最基本的前提是確保公民的個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因此，沒有政治自由的民主，並非程度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13。 　　 　　 三，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的實質，便不難發現，為了確保從古典民主向現代民主過渡的過程中不僅能確保社會的穩定和完成相應的政治任務，而且還必須確保西方民主的“自由”特質，西方各國也經歷了激烈的政治較量和思想交鋒，眾多學者都提出了許多極具價值的意見，這些見解對於我們理解民主的總體內容，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號稱民主“樣板”，四處推行民主，將民主作為自己軟國力象徵的美國，卻是西方國家中極少幾個不允許舉行全國性公投的國家。14這樣的事實無疑對我們具有某種啟發性的價值。如果把目光轉向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轉軌，我們更會引發一連串相關的思考：如果在西方這樣一種長期在世俗政權和教會勢力之間有着權力的分割，長期具有獨立的司法傳統，強調個人的自我責任的文化環境中，民主由精英階段向現代社會的大眾民主過渡還會有如此之多的障礙，並且即便是實行了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民主，也依然會存在若干弊端的情況下，對於從未有過這些文化遺產的東方國家，其面臨的卻是一個要在民主來臨時，越過精英民主階段而直接構建大眾民主的任務，其艱巨性自然可想而知。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西方學者對於目前在西方圈子之外國家超越性的“民主”，基本上持一種懷疑的態度，稱這些國家的民主是沒有自由的民主。而“沒有自由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所以，這些國家的民主只能是一種表面文章，是一種劣質民主或偽民主，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這類的“民主制度”後，其社會狀況反而比以前更糟糕。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除去統治者個人的素質外，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條件遠遠不如西方國家的情況下，所要解決的卻是兩個民主階段的任務，既要構建精英民主時代的那些民主的規則、慣例和文化，又要面對大眾民主巨大的壓力，爭取選票，同時還要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對於一些尚未完全整合好的民族國家，還存在一個重新形成民族共識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任務比預想的要艱難得多，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地模仿西方現成模式的問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精英民主的階段，或是精英民主階段的領袖人物們沒有構建好民主的文化和規則，並能在一個穩定的期間內讓大眾接受它們，形成一種在新的共識基礎上的建設性政治文化，那麼，到真正的大眾民主階段到來時，要麼是通過大眾投票的形式重新回到威權統治，要麼陷入無政府狀態，使整個國家面臨解體的威脅。更重要的是，隨着信息和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要完全阻斷各種不同的言論和聲音顯然也比過去更為困難。這使得新的民主國家要形成自己的民主政治文化更為困難，可以說，這樣的形勢使這些國家失去了心平氣和地構建民主大廈的客觀條件。結果便產生了所謂的“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困境。 　　 毫無疑問，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大眾民主到來之前，如何由社會的掌權階層構築起民主大廈的一些重要基石，尤其是民主的行為規則，對於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儘管沒有現成的答案，但了解到民主發展在現代歷史上的兩個階段，了解了西方思想界對這一過程的思索，我們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民主體系的構建是一個艱巨而長期的過程，其間除開純政治的因素外，還必須綜合解決司法、經濟、國家安全與其他的種種社會問題。而超越這一切有形因素之上的，是必須在政治體系建設的過程中，讓民主的行事規則成為一種全民的共識，讓依法辦事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文化。按埃森斯塔德的看法，現代社會一系列發展的高峰，就是一種新興文化觀的形成。15但文化或意識方面的潛移默化，則絕非一日之功，一紙法令不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的大廈不是通過革命，而是由社會各種力量在反覆的較量中，將各種成果集腋成裘地逐步構建起來的。因此，我們在必須理智地把握歷史發展的脈搏，尋找到一條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的民主道路之前，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夠的耐心與韌性，堅持不懈地從一點一滴的推動社會進步的小事做起。 　　或許，這本身就是一種民主的程序？ 　　（原載《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二期） 　　【注釋】 　　 1 理查德·伯拉米是英國里丁大學(reading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在研究自由主義史方面極有造詣，其他的代表作還有《自由主義與現代社會》、《自由主義與大眾主義：走向妥協的政治》.。 2 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3 Richard Bellamy, rethinking liberalism, A continuum Imprint, London, 2000 p92. 4 Ibid ,p70. 5 Ibid ,p69. 6 Ibid,,p70. 7 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 8 Richard Bellamy, rethinking liberalism, A continuum Imprint, London, 2000, p75. 9 轉引自蓬皮杜譯“雋語與胡言”《文匯讀書周報》2003-7-18，第4版。 10 Richard Bellamy, rethinking liberalism, A continuum Imprint, London, 2000,p95. 11 Richard Bellamy, rethinking liberalism, A continuum Imprint, London, 2000,p 96-98. 12 Richard Bellamy, rethinking liberalism, A continuum Imprint, London, 2000, p99. 13 喬·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14 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15 埃森斯塔德：《現代化：抗拒與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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