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國和日本開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就開始為一個問題煩惱：從國力軍力上來看，美國打敗日本問題並不大，但問題在於美國打敗日本要花多大的代價。美國畢竟是個民主主義國家，不能象獨裁國家那樣要求人民為了領袖無限制地奉獻生命財產。如果在對日作戰中美國人犧牲太多的話，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就會抬頭，政府就不得不順應民意與日本中途停戰講和。

　　後來美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也表現了美國人的這個特點。其實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是把賭注放在美國經得起物的消耗，卻經不起人的消耗這個弱點上。日本軍部認為如果日軍給美軍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美國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默認東亞和東南亞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一開始，就考慮開闢第二戰場，讓第三國參戰來分擔美軍的人員傷亡消耗。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在美國的牽頭下，２６個國家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對德意日作戰。但這些國家大多是弱小國，美國對他們並不抱多大指望。當時羅斯福考慮到能夠有效幫助美國共同對日作戰，分擔美軍人員傷亡的國家只有三個：英國、中國和蘇聯。

　　羅斯福首先考慮的是英國，英國人當然是美國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國當時正忙於歐洲和北非戰事，對在亞太地區開闢第二戰場是心有餘力不足。駐香港和新加坡的英軍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後不久便戰敗，向日軍投降。不過駐紮印度的英印聯軍還是一隻可以依靠的力量。

　　羅斯福第二考慮的是中國，一來中國已經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軍發動反攻是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事；二來中國的人力資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彈藥。所以羅斯福設想了一個“美國人出錢，中國人出力”的方案，美國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由中國軍隊在中國戰區開闢第二戰場，聯手打擊日軍。但羅斯福對中國軍隊到底有多大戰鬥力心裡沒底。

　　羅斯福第三考慮的是蘇聯，蘇軍的戰鬥力強，在戰術上是美軍的最好幫手。但羅斯福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願意對日作戰，因為蘇日兩國之間１９４１年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根據該條約蘇聯有保持中立的義務。羅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願意撕毀條約向日本開戰，或者斯大林會為向日本開戰而漫天要價。另外出於防共的考慮，羅斯福也不很情願蘇聯出兵中國和日本，因為這樣有可能使中國和日本“赤化”，成為美國日後的敵人。基於以上的考慮，羅斯福決定首先武裝中國，向中國提供物資武器裝備，試圖讓中國承擔起太平洋戰場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國實在不行的話，再考慮蘇聯的參戰。

　　所謂“蘇日中立條約”是蘇聯在歐戰爆發後，為避免兩線作戰的困境，於１９４１年４月和日本簽訂的有效期為５年的條約。該條約規定蘇日兩國在條約簽署後的５年間保持相互中立，蘇聯承認“滿洲國”，尊重“滿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則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實這是兩國對中國領土的瓜分。

　　在向中國運送武器物資方面，美國又遇到了難題。因為當時中國的出海口均被日軍占領，只有通過陸路向中國運送軍備物資。蘇德戰爭爆發後，經由蘇聯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國的印緬道路成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通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出兵占領英屬緬甸，切斷了印緬道路。所以美國希望英印聯軍和中國軍聯手打通緬甸道路，以便向中國運送軍火武裝中國。１９４２年３月，中國派出緬甸遠征軍，由美國中將史迪威任總指揮，在英軍司令部的統一指揮下試圖奪回印緬通路。

　　１９４２年１月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後，蔣要求美國派一個高級軍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１９４２年３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原是駐中國使館的武官，是個中國通，能講流利的中國話。史迪威對中國社會的實情十分了解，他對中國政府的腐敗非常不滿，他常說：“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的中國人是好人，剩下十萬是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義者，對中國的期望很大，他剛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國軍東進奪還武漢，南進奪取河內的作戰計劃，但蔣介石對他的計劃毫無興趣。不過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緬甸遠征軍全權總指揮，羅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長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發現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存在嚴重問題。歐美國家軍隊的軍官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不管是誰，只要有指揮權就能指揮調動軍隊。中國則不然，中國軍隊的上下級關係由個人恩惠關係決定，軍官只聽從某個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揮權，也指揮不動軍隊，是典型的私家軍。雖然蔣介石明言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歸史迪威，但事實上緬甸遠征軍只聽從蔣介石的命令，史迪威並不能有效指揮軍隊。

　　英印聯軍和中國遠征軍的這次作戰被日軍打敗，英印軍退回印度。由於中國遠征軍退回中國的退路被日軍切斷，史迪威命令中國軍隊撤往印度，但蔣介石越權指揮，命令中國軍隊撤回雲南（蔣介石經常越權直接指揮，對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評）。最高指揮部的不統一使遠征軍的軍官們十分為難，結果有兩個師聽從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則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撤回雲南。在退回雲南途中，遠征軍迂迴穿越人跡未至的原始森林，結果飢餓和疾病導致士兵大量死亡，１０余萬人的部隊最後回到雲南的只有４萬人。撤往印度的兩個師改稱中國駐印度軍，駐紮在印度的蘭姆咖。駐印度軍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訓練並採用了全式美式裝備，後來成為中國最精銳的部隊。

　　史迪威從印度回到重慶後，要求處分那些不聽從他命令的中國將軍。根據歐美國家的軍法，軍官不服從上級命令要受到最嚴厲的懲處。史迪威稱他作為遠征軍全權總指揮，部下不聽他的命令理應受到懲罰，提出要槍斃四個不聽命令的師長。但歐美的一套在中國行不通，蔣介石採取了寧人息事的方法，將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調任，五十五師師長陳吾勉處分了事。史迪威對此非常不滿，認為必須對中國軍隊進行結構上的改造，由於他對蔣介石的部隊無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親自訓練一隻１０萬人中國軍隊的計劃。史迪威說：“如果給予正確的指導，中國軍隊不遜於任何國家的軍隊。”當時退到印度的中國軍隊約有１萬餘人，史迪威要求蔣介石向印度空運人員，把駐印度軍補充到１０萬人，但蔣介石對此十分冷淡，因為蔣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隻不聽他指揮的強大軍隊。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蔣介石前後只向印度空運了１萬多人，使史迪威的１０萬人訓練計劃受到很大挫折。

　　由於第一次緬甸戰役沒有打通印緬道路，美國只得靠大型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從印度向中國運輸物質，運輸量平均每月１０００噸左右，並不能滿足需要。１９４２年歐洲和太平洋戰區都十分吃緊，美國無暇顧及中國戰區，所以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中國戰區比較平靜，沒有什麼大的戰事。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雙十節，蔣介石向中國國民發表聲明，強調中國已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四強（美英蘇中）之一。英國首相丘吉爾聽後說：“（中國）是四大強國之一，別是笑話吧。”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以後，蔣介石開始向英美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歸還香港等殖民地。在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不肯讓步，中英雙方談判一拖再拖，最後中方讓步，於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和美英簽訂了香港問題除外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議。

　　可是在兩天前的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汪精衛政府與日本鑑定了包括歸還香港、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等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協議。國民黨搞國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汪精衛作為蔣介石的老對手趕在他以前簽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議，讓蔣介石十分不快。蔣介石說：“新條約一再拖延，讓汪偽搶先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為終身憾事。儘管人們對汪偽的條約視同兒戲，但中美新條約晚於汪偽發表，仍難免讓人感到難堪。”此後蔣介石和英國的關係日漸冷淡，這也導致英國在１９５０年最早承認中共政權，因為當時中共沒有明確要求英國歸還香港。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均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羅斯福建議召開一次美英蘇中四國首腦會議，但蔣介石不願意和斯大林一起開會，因為蔣介石怕斯大林提出領土問題。假如斯大林在會議上要求蔣介石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蔣介石承認了就要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無法向國人交代；如果蔣介石不承認而美英兩國又支持斯大林的話，中國就會在會議上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後來羅斯福提議分別召開一個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和一個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蔣介石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進行了首腦會談，這是蔣介石在二戰中唯一一次參加國際首腦會議。羅斯福邀請蔣介石一起開會，亦是希望蔣介石今後能主動積極對日作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中國的要求：戰後返還日本武力奪取的東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羅斯福和丘吉爾均表同意。但在談到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羅斯福希望蔣介石儘快在中國開闢第二戰場，蔣介石則言語支吾，推說中國軍隊的裝備落後，補給困難，要等打通印緬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後，才可能發起大規模作戰。羅斯福雖然對此口頭上表示諒解，但內心還是十分不滿。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Ｅｌｌｉｏｔｔ）的回憶錄，羅斯福在開羅會見了蔣介石後說：“我現在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我相信蔣介石的確在妨礙史迪威的訓練計劃。”

　　隨後召開的德黑蘭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上，斯大林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表示不滿，斯大林說：“既然中國人要求收回東四省、台灣，就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打。根據中共提供的情報，蔣介石並沒有把美國的援助用於抗日，而是儲備起來準備將來與共產黨打內戰。如果中國軍隊不更加積極作戰的話，美國就不該再給他們援助了。”斯大林要求羅斯福支援積極抗戰的中國共產黨部隊，羅斯福答應考慮。當時一些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寫了不少讚美共產黨清廉、八路軍勇敢善戰的報道。

　　與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相比，美國人對中共產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國人甚至認為既然國民黨不積極抗日，美國就應該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後美國積極與共產黨接近，美國接近共產黨並不是美國人支持共產主義，而是美國人想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史迪威公開批評蔣介石把美國提供的武器優先裝備自己嫡系部隊的作法，史迪威說：“美國軍援的分配，應該以軍隊能否作戰作為標準，包括共產黨的八路軍在內。”

　　開羅會議上，蔣介石以為羅斯福同情中國，對中國有求必應，向美國提出了不少條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國提供１０億美元的援助。當時羅斯福不好薄蔣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絕，只是說他個人同意，但要經過國會批准。但蔣介石以為羅斯福個人同意就等於美國同意了，多次向羅斯福催要這１０億美元。在開羅會議上決定中國軍隊和英國海軍於１９４３年年底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奪取印緬道路。但後來美英更變了作戰計劃，英國海軍不配合中國進攻，羅斯福要求中國先單獨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閣下同意計劃的變更嗎？”蔣介石回電說：“如果閣下給我１０億美元，再把空運量加倍的話，我就同意。”

　　蔣介石強調，除非有英國海軍配合，或者提供１０億美元的援助，否則中國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後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後。蔣介石的態度激怒了美國人，只張口要錢，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國軍閥又有什麼兩樣？史迪威質問蔣介石：“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的話，中國就要停止抗戰嗎？”蔣介石回答說：“中國已經單獨抗戰６年了。”史迪威反問道：“這也能作為條件嗎？”蔣介石無言以對。

　　１９４３年的開羅會議上決定在中國成都修建機場，作為美軍飛機轟炸日本的基地。蔣介石動員了４５萬民夫在不用任何機械的情況下，僅用６０天修建成了機場。機場建成後，蔣介石給羅斯福送去了帳單，要求美國支付機場建設費用８億美元。羅斯福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大怒：修個機場要這麼多錢，簡直成了無賴欺詐。羅斯福給蔣介石回電，強硬地說：請閣下協助史迪威的作戰計劃，向緬甸的日軍發起攻擊，否則美國將斷絕一切援助。

　　另外１０億美元的貸款也引起美國人的爭議，１９４２年２月７日美國國會雖批准無條件貸款５億美元，到１９４３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約一半的２。４億美元。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調查資料，中國政府提取的２。４億美元中有８０００萬美元已經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個人帳號上，中國政府後來雖然對此作出了一些解釋，但美國人對中國官員“公私不分”使用國家資金的方式非常惱火。結果蔣介石要求的１０億美元貸款１分也沒有得到，而且羅斯福還決定，美國用於中國戰場的開支每月將限制在２５００萬美元以內。

　　１９４３年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多次向羅斯福索要１０億美元貸款，並聲稱如果美國不給貸款中國就要停止對日作戰。蔣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羅斯福在內的很多美國人，他們說：現在美國就象欠了中國的債一樣，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領國土的義務，好象中國軍隊是美國的僱傭軍，對日軍作戰純粹是為了幫助美國打仗，不給錢就不打。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並非真的沒有錢。據美國方面調查，當時中國富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約有３３億美元，如把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來充作軍用，足夠再抗戰５年。支持重慶國府的富裕階層自己不肯出錢打仗，卻利用戰爭向美國伸手要錢，這讓美國人十分反感。美國國會自１９４２年２月批准向中國無條件貸款５億美元後，再也沒有批准向中國貸款一美元。

　　最初美國並沒有考慮向中國貸款，而是準備無償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讓中國軍隊承擔對日作戰的主要任務，就像美國無償提供蘇聯武器，讓蘇聯承擔對德作戰的主要任務一樣。而蔣介石政府卻提出要美國提供美金形式的經濟援助，對美元的熱情遠遠大於對武器裝備的熱情。美國人開始明白蔣介石的用心：試圖用美元來維持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蔣介石把維持自己的統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願在對日作戰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隊，因為在中國誰有更多的槍，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

　　１９４２年６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３５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裡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污稱為“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另外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５０年後的１９８３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１９４３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５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徵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採訪報道了那裡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為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僱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１９４３年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向蔣介石問起河南大饑荒的情況，蔣介石卻對此話題表現的十分冷漠。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後說：“對於中國民眾的悲慘狀況，中國政府明顯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另外蔣介石在１９４３年寫成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把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因於外國人的侵略掠奪，推卸中國政府的責任，讓美國人讀後非常不快。當時美國輿論界對蔣介石的評價是：“頭腦頑固的冷酷獨裁者”。

　　１９４２年２月美國向中國提供５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２０元法幣兌換１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３０００多元法幣兌換１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為５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買到１６０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字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１萬美元，在美國傳為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布的貨幣發行額：１９３８年２３億元、１９３９年４３億元、１９４０年７９億元、１９４１年１５１億元、１９４２年底３４４億元、１９４３年７５３億元、１９４４年１８９４億元、１９４５年１０３１９億元，抗戰８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７３８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眾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按照開羅會議的商議，中國軍隊將在１９４４年春季向緬甸日軍發動進攻，可是屆時中國軍隊卻遲遲不動。羅斯福多次催促蔣介石出兵，蔣介石以美國不給１０億美元貸款為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遲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後。羅斯福被蔣介石的態度激怒，放出狠話：“如果閣下再不出兵，美國將斷絕一切經濟軍事援助。”在羅斯福的強壓下，蔣介石被迫出兵，１９４４年４月，何應欽率新軍進入緬甸，開始了第二次緬甸戰役。

　　１９４４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為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５０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４０余萬，面對５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３８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８００輛卡車中的６００輛，為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面對日軍的進攻，中國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着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中，中國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１４６座及美軍空軍基地７個，飛機場３６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面前，中國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表現非常不滿，為什麼中國軍隊一再敗退？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視察，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這時延安的中共乘機發動宣傳攻勢，聲稱他們想對日軍發起反攻，但國民黨政府不讓他們對日作戰，希望美國直接向延安提供軍事援助，５０萬共產黨軍隊就會立即向日軍發起反攻。中共同時利用美國人喜歡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責蔣介石政權不講民主。駐紮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林祖函等人，也頻繁出入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抱怨蔣介石政府壓制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

　　與蔣介石政府的避戰保存實力相比，中共的積極對日作戰姿態，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傳，使不少美國人耳目一新，對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也稱讚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戰熱情高漲。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時，特別提出要派一個觀察小組到延安視察。蔣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國人訪問延安，但在華萊士的再三堅持下，被迫同意美國觀察小組訪問延安。

　　１９４４年６且１８日華萊士到達重慶，蔣介石為了給華萊士一個好印象，把重慶的乞丐全部關進了收容所，但華萊士對重慶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華對蔣介石政府的評價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持的落後無知的政府。”華萊士到達第二個訪問地昆明後，向羅斯福發了如下的電報：“我們對蔣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項短期投資，他實在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袖大概將會通過政治變革或革命的方式產生出來。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戰後中國的領袖出自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多次向羅斯福建議改革中國軍隊，這時羅斯福也開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議是必要的，考慮讓史迪威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鑑於中國戰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讓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的全部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我理解閣下對史迪威將軍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選，具有史迪威那樣的能力和決心，能夠實現我們打敗日本的遠大計劃。為此我把史迪威晉升為四星上將，請閣下把中國戰區的軍隊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將軍。”

　　由於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下連連慘敗，蔣介石也不好公開拒絕移交軍權。但作為政壇老手的蔣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戰術，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說，原則上同意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但請羅斯福給他一些時間，仔細考慮讓史迪威擔任全權指揮的具體辦法。同時蔣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國活動，拉攏美國政界要人為他說情。

　　８月２３日，蔣介石又接到羅斯福發來的電報，催促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這是羅斯福的第四封催促電報。因此蔣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讓步，請羅斯福派一個特使來華協調移交軍權的工作。羅斯福便派赫爾利為特使，於９月６日到達重慶。９月１２日，蔣介石與赫爾利特使的會談達成以下結果：一、史迪威的職務名稱定為“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二、史迪威親自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但作戰計劃須經軍事委員會審議；三、史迪威對其管轄部隊，可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實施獎懲任免之權。

　　９月１３日，史迪威會見了中共代表，中共代錶轉交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電報，表示願意把中共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應給中共裝備五個美式機械化師。

　　雖然名義上史迪威已是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但蔣介石仍然沒有把實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對此分外惱火。這時羅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來信，史在信中說蔣介石準備抽調緬甸遠征軍回國，意在坐等美國打敗日本的勝利成果。羅斯福的憤怒到達了極點，於９月１８日發電給史迪威，並請史迪威轉交一封他給蔣介石的電報。羅斯福在電報中，用向部下發布命令的方式說：“請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猶豫。”發完電報後羅斯福感嘆說：“如果對方是歐洲國家政府的話，恐怕就不需要這樣的電報了。”

　　９月１９日，史迪威持羅斯福的電報面見蔣介石，此時蔣介石正在重慶郊外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赫爾利特使也在場。史迪威本想讓翻譯當眾宣讀該電報，但赫爾利阻止了史迪威，把電報譯文交給蔣介石，說：“閣下自己看吧。”蔣介石看了電文後，沉默片刻說：“知道了，立即散會。”等其他人離開會場後，房間裡只留下蔣介石和宋子文，這時宋子文看到５８歲的蔣介石，競象幼兒一樣抱頭嚎啕痛哭。羅斯福竟然不顧蔣介石國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讓蔣介石交出軍權，極大損傷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以至於到失聲痛哭的地步。蔣介石在９月１９日的日記中寫道：“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面對羅斯福的“最後通牒”，蔣介石已無法再拖延，於是轉用圍魏救趙戰術。蔣介石的戰術是：並不直接拒絕交出軍隊指揮權，而是說史迪威得不到中國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請羅斯福另派一個中國人可以信任的人選，他就同意交權。９月２０日，蔣介石對赫爾利說：“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為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物也。”另外，蔣介石把國家的名譽和蔣自己的名譽聯繫在一起，聲稱中美合作必須是友好、和善的，絕不能有一絲強制性，絕不容許損害“中國國家與個人的人格”。

　　９月２４日，蔣介石和宋子文致電羅斯福，答應由美國人任中國軍隊總司令，但永遠不同意由史迪威擔任。９月２６日，蔣又經宋美齡向羅斯福轉達了如下電文：“余對羅總統平時的主張與意見無不尊重，但關於中國之三民主義與中國之主權，以及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余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余決不能使中國赤化與主權動搖，並望友邦間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無論美國如何變化，余自信抗戰根據地與軍隊，決不致崩潰。吾人如再恢復獨立抗戰之態勢，則對內政與軍事情勢，決不能比現在更壞，，，惟事實證明，史將軍非旦無意與余合作，且以為受任新職後，余將反為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終止。如羅總統指派之任何美國將領，而富於友誼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將軍，余必竭誠歡迎，且將盡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戰，加強其權限也。”

　　蔣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線：“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余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這也就是說蔣介石把國家與個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戰勝敗倒在其次。蔣介石不惜決裂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為難，９月２５日以後，羅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猶豫不絕。美國雖然不喜歡蔣介石，但也沒有其它解決辦法，華萊士說：“除支持蔣介石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現今中國的任何領導人或集團顯然都沒有足夠力量去接管這個政府。我們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響蔣氏採納中國進步人士的建議，對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１０月６日，羅斯福給蔣介石致電說：可以考慮更換史迪威中國軍隊前敵總司令的職務，但建議保留史迪威對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拒絕了羅斯福的建議。赫爾利則頻頻勸羅斯福讓步，更換史迪威以換取蔣介石的合作。１０月１２日，赫爾利給羅斯福去電說：“如總統支持史迪威將軍，則要失去蔣主席，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請總統另派一位能夠與蔣主席協力合作的年輕將領。”１０月１８日羅斯福最後決定讓步，調回史迪威，派魏德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同時，把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分離，中國戰區由魏德邁指揮，緬印戰區由索爾登指揮。

　　史迪威被召回國，蔣介石甚為高興。１０月２１日，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上這樣寫道：“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誤之國交，抗戰已頹之形勢，皆得由此啟起機鑰。此後軍事、外交與內政，乃可按計劃實施矣。”１０月２０日蔣介石在史迪威辭行時對史說：“我們性格各有所長，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長。”蔣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勳章，被史迪威拒絕，但史迪威在啟程前，卻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電道別。

　　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於１０月３１日到達重慶，魏德邁比較尊重蔣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樣經常不留情面地批評蔣介石，因此蔣介石對魏德邁很滿意。蔣介石在１１月１６日的日記中對魏德邁作了一個評價：“此人直諒勤敏，可說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性格，適屬相反。而其辦事精神之積極緊張，我國軍人應效法之也。”

　　表面上看，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抗爭中贏得了勝利，但蔣介石卻是事實上的輸家，因為蔣介石搞糟了國民政府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國不再積極支持蔣介石政府，所以蔣史之爭也為日後蔣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筆。史迪威被招回後，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多篇批評蔣介石政府的文章，進一步損壞了蔣介石政府在美國輿論界的形象。史迪威離任後，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魏德邁上任後，向羅斯福提議用美式武器為中國軍隊裝備三十六個師，並進行美式訓練，但被羅斯福擱置不理。

　　更為嚴重的是，蔣史之爭降低了中國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美國預計發動對日本的總攻要犧牲１００萬以上的軍人，因此羅斯福希望中國共同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可是中國的現狀使羅斯福對美中聯軍共同反擊日軍的設想完全破滅，不得不請蘇聯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當然不給蘇聯好處，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１９４５年美英蘇三國首腦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以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方式，來換取斯大林對日作戰，也可以說是蔣史之爭造成的間接後果。

　　蔣介石得知“雅爾塔密約”後非常氣憤，曾一度派繆斌到日本，密談與日本單獨講和之事，但最後蔣介石還是被迫於１９４５年８月承認了“雅爾塔密約”。蔣經國到蘇聯簽約時，向斯大林解釋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們抗戰的目的，就是收復失地。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反而把這樣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回答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應該知道，今天並不是我求你來幫忙，而是你求我來幫忙。如果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雖然斯大林答應羅斯福向日本開戰，但斯大林並沒有準備立即開戰。據最近俄國解密的秘密文件，當時斯大林準備等美日中三國打得筋疲力盡後，再出兵占領中國長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滿洲國兩個國家作為蘇聯的衛星國，把中國北部交給中國共產黨，只把中國南部讓給美國。但美國發明了原子彈使斯大林不得不改變計劃，蘇軍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急忙出兵滿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國的計劃已經落空。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原子彈，蘇軍出兵中國的結果就有可能使中國出現南北朝鮮那樣的國土分斷結局。

　　史迪威本人態度的確比較傲慢，對中國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缺乏應有的尊重，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國的角度來看，羅斯福強要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無疑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侵犯。但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過於腐敗，國際形象很差，還要依賴美國的軍事支持和經濟援助，所以無法無畏無懼地向美國抗爭。蔣介石試圖對羅斯福說“不”，結果導致羅斯福向蘇聯出賣中國利益、割讓中國領土的結局。總而言之，落後就要挨打受氣，這是近代中國無法擺脫的命運。

　　１９４４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中國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的行為，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中國高級軍官們竟然帶着妻妾上前線，這在其它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中國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為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線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夠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為家常便飯。軍官們為了貪污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只有紙面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採用“抓壯丁”的強徵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強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線。１９４４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中國軍隊面前還是“戰無不勝”。

　　抗戰末期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素質比１９３７年抗戰初期時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戰末期物價飛漲，國民黨高級軍官為了確保經濟收入，各軍隊開始經商，軍官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經商上，更加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為變相的商業性機構，商人要依託軍人的特許和保護才能從事商業活動。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在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９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東南走私經商的不是黨政機關就是軍隊，而純粹商人走私經商已不容易了，這是實在的話。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敗壞，自上而下，所有經濟政治軍事全壞了。如果不能徹底有所改革，社會真是不可收拾。”

　　１９４４年７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制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占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幹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逞，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麼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麼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麼軍隊？成什麼政府？”

　　儘管蔣介石下決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恥圖強”，但該次整軍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１９４４年末，國民黨占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占領好象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作為對照，延安共產黨的表現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美國人最早到達延安的是一批新聞記者，這些記者異口同聲地報道說延安共產黨政府行政清廉，軍隊的軍紀軍風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持。美國記者的報道使不少美國人把中共視為中國“進步勢力”的代表，稱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國”，而重慶代表“封建的中國”。美國新聞界對中共的正面評價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對華政策，美國人不得不考慮，美國支持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並予以大量的物質援助，這樣做值得嗎？如果把這些援助提供給清廉進步的中共，是不是會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國戰區美軍最高參謀史迪威，單純從軍事上考慮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人，而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的更遠一些，他希望把中共從蘇聯拉入美國一邊，不僅成為美國軍事上的同盟，而且成為戰後美國政治上的同盟。當然在美國反共的大氣候下，羅斯福不可能支持中共建立政權，於是萌發了建立國共聯合政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個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國人並不認為中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政黨，美國大使館官員戴維斯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裡評價中共說：“中共裡面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是共產黨，不如說他們是一個農民民主黨。”同樣蘇聯的斯大林也稱中共是“馬戈林共產黨”（馬戈林：ＭＡＲＧＡＲＬＩＮＥ人造黃油、非純正的）。

　　１９４４年６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重慶時，提出美國要派一個代表團到延安，蔣介石迫於美國的壓力，只好同意美國派一個十幾人至二十幾人的小型代表團到延安，團長為鮑瑞德，代表團中還有中共的“朋友”，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斯。謝偉斯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職期間，就與中共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等人結為朋友。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３日，毛澤東同謝偉思談話時說：“中共並不指望俄國人的幫助。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肯合作，我們一定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

　　毛澤東向美國放出“遠蘇近美”的氣球，也是有國際背景的。毛澤東執政後，在中共黨內批判了王明的“國際派”，１９４２年的“整風運動”後，更進一步肅清了“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而蘇聯一直支持王明，所以毛澤東上台後，中共和蘇聯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戰爆發後，蘇聯主要援助的是蔣介石政府，對延安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慮放棄蘇聯而與美國結盟的可能性。

　　這時中共在理論上也開始擺脫共產主義的色彩，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表明中共當前的任務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基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提出：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在實現“新民主主義”後，國家完成工業化建設以後的遙遠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在某種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國人對中共搞赤化的恐懼感，謝偉斯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毛澤東並不想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相反中共試圖依靠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落後的經濟。現在中共與蘇聯以及共產國際並沒有密切關係，中共認為美國比蘇聯更可以依賴。”

　　中共明白美國人喜歡“民主”，所以儘量樹立民主的形象贏得美國人的好感。中共聲稱在他們的解放區里，地方政府已經或者正在由人民選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組成方面，實行“三三制”，即黨內人士、黨外民主人士、工農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時召開邊區參議會，實行與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中說：“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站在民眾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１９４４年秋開始，美國開始考慮在中國建立國共兩黨的“聯合政府”。１９４４年８月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來華的赫爾利，擔任起國共兩黨的調停人。當時中共由於處於劣勢，缺乏國際支持，所以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積極。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宣布：贊成美國指揮官指揮全部中國軍隊。１０月２３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慶約見赫爾利，要求赫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相比之下，蔣介石則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極，只是為了不得罪美國人，才不得已勉強與中共進行談判。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赫爾利親自前往延安訪問，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到機場迎接。１１月８日，赫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達成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項建議，１１月９日毛和赫代表雙方在協議上簽字。毛赫達成的五項建議是：

　　一、中國軍隊統一。

　　二、國民政府改組，建立一個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政府遵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結社和集會的自由。

　　四、美援物資在所有抗日武裝間平等分配。

　　五、聯合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等所有抗日黨派為合法政黨。

　　由於赫爾利是美國的反共分子，中共擔心赫爾利在國共兩黨的調停中偏袒國民黨一方。延安談判之後，中共對赫爾利是否會向美國政府正確轉達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國財政部代表弗里德曼帶一封信，請他回國後轉交給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這封信由周恩來寫成，信中說中共對國民黨政府不進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國直接援助延安，並邀請摩根索訪問延安。

　　１１月１０日，赫爾利和周恩來一起從延安返回重慶後，羅斯福正式任命赫爾利為駐華大使。赫爾利向蔣介石匯報他與毛澤東達成的五項建議，但蔣介石對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毫無興趣，因為這樣要使國民黨失去獨攬政權的資格。１１月２２日，蔣介石提出三項反建議，答應承認中共為合法黨派，前提是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隊合併。蔣介石同意軍事委員可以接受數名共軍高級將官加入，但沒有同意與中共成立聯合政府。蔣介石反對毛赫五項建議，使赫爾利很失望，但赫爾利又接納了蔣介石的三項建議，試圖說服中共讓步接受蔣介石的反建議。

　　中共對赫爾利的搖擺不定感到憤慨，毛澤東指責赫爾利為什麼和他簽訂了五點建議，又倒過去同意蔣的三點建議。毛澤東對美國延安代表團團長鮑瑞德說：“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籃子，要靠人施捨……如果美國不援助，還可以轉向英國和蘇聯嘛！”但毛澤東仍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與美國進行合作。赫爾利的這次調停失敗，與他自己的立場搖擺不定有很大關係。

　　儘管中共不接受蔣介石的三點建議，但聲明無意關閉和談之門。中共發現赫爾利等人是親蔣的，但也有鮑瑞德等一些美國人是親共的，中共想衝破蔣介石和赫爾利的封鎖，直接與羅斯福及美國政府建立聯繫。１９４５年１月９日，毛澤東交給迪克西使團代理團長克羅姆利少校一封信，請他通過軍事渠道轉給羅斯福。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個代表小組到美國訪問，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直接講述中國的複雜內部問題。如果羅斯福同意，毛澤東、周恩來打算親自赴美國訪問。從現在披露的情報來看，羅斯福並沒有收到毛澤東的信，是誰扣留了毛澤東的信已無法查明。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４日，國共雙方的談判再開。中共代表周恩來堅持在聯合政府建立以後，才能移交軍隊，而蔣介石則堅持共產黨先解散他們的軍事組織以後，才能開始談判聯合政府的問題。最後雙方於２月３日發表了一項聯合建議，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取代現行的國民大會，為建立民主憲政開闢道路。但在統一軍隊和共產黨參政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共識，還需要進一步談判。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朱德經由美軍官艾芬士上尉向美軍中國戰區最高參謀魏德邁申請二千萬元美元貸款，作為對日作戰經費，被赫爾利阻止。中共一直無法與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直接取得聯繫，打不開對美局面，並且又得不到蘇聯的實質性支持。１９４５年６月，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發表了《愚公移山》講話，表達了中共即使沒有國際支持也要堅持到底的決心，同時批評蔣介石政府“要把中國引向黑暗”。

　　正在美國撮合中國聯合政府之時，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雅爾塔召開了雅爾塔會議，會上羅斯福背着中國政府，與斯大林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和領土的“雅爾塔協議”，以換取斯大林的對日出兵。“雅爾塔協議”關於中國的內容如下：

　　一、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

　　二、大連港為國際商港，蘇聯在該港具有優先權。

　　三、蘇聯租借旅順作為其海軍基地。

　　四、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雙方共同經營。

　　羅斯福沒有向蔣介石透露雅爾塔會議的內容，蔣介石預感到雅爾塔會議對中國將是十分不利的。蔣介石在２月８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見羅、邱、史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結果與英、俄協以犧牲我乎？”３月１５日，蔣介石通過中國駐美使館得知雅爾塔密約的具體內容後非常憤慨，他在３月１５日的日記中寫道：“閱此，但有痛憤與自反而已。雅爾達果己賣華乎？惟如何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

　　當時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出兵。蔣介石沒有估計到日本會那麼快投降，以為日本還能堅持一年左右，所以蘇聯一旦出兵，蘇軍就會以消滅在華日軍為藉口，進軍大部甚至整個日占區。蘇軍一旦進入中國，就不會輕易撤走，要換取蘇軍從中國撤軍，還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更有甚者，如果蘇聯象處理東歐占領區那樣，把進入中國的所到之處都建立共產黨政權，蔣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萌發了與日本單獨停戰講和的念頭。蔣介石希望日本放棄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重慶與日本簽署和平協議，日軍從中國撤軍，把日占區交給蔣介石政府。蔣介石對日單獨講和的着眼點有二：一是一旦日軍撤出中國，蘇軍就沒有了進入中國的藉口；二是可以保證得到日占區的領土，防止共產黨趁火打劫。中國單獨與日本講和當然要得罪美國人，不過蔣介石認為既然美國可以做出犧牲中國換取蘇聯對日作戰之舉，中國這樣做也不算背信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