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本屬於靠“特殊身份”（不排除還有特殊手段）在文革中迅速竄紅的那類爆發戶。有着類似經歷的人物在文革後大多都隱聲匿跡，不願當眾提起當年那些糗事。例如曾是章氏的“朋友”兼“敵人”的王海容，就始終拒絕採訪和寫回憶錄。而出身和職務都不如王海容的章含之卻偏偏不甘寂寞，近年來不斷寫書和文章，並在電視上頻頻露臉，洋洋自得地張揚當年那些“光輝經歷”。既然本人都對那些往事引以為榮，我等也就沒有必要避諱，就以她自己寫的《我與喬冠華》（北京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回顧一下她在外交部“神秘而又輝煌”的歷程吧。

章在該文里借對章士釗說的話自我吹噓，說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奮鬥取得的。然而下面一段話卻露出了馬腳：

“1970年我再度見到毛主席時，我正在北京針織總廠下放當工人。主席叫我去，給我任務要我回外語學院搞外語教改，並且親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學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當時他說：‘我們現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這個章老師可以。又能說又能寫。你給我寫的信硬是蠻厲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當發言人。’”（引自《我與喬冠華》）就這樣，一個針織廠的工人，搖身一變成了中國的“女外交家”。這就是章含之所謂的“奮鬥成功”?

毛為何對章如此關懷備至呢？原來1963年，毛七十壽辰，章士釗帶章含之去赴毛的家宴，馬上被毛看中，要其每周到毛的住處“教授英語”。要說章含之確有過人之處，全國那麼多英語泰斗，哪個不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偏偏毛一個也看不上，而僅短短一個家宴，也無經過“業務考核”、“政治審查”，這個20多歲的女人就穩穩當上了當今聖上的“老師”！真真是“說破英雄驚殺人！”

既然是“英雄”，必有不同凡響之處。章寫道：“在我1971年入部時，儘管我在外語學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靠通天出名，不提也罷！）但到了外交部卻是從科員做起。小唐（不是唐聞生）當時是我的副處長。後來我升了副處長，小唐升了處長，仍是我的上級。再後來，我升了副司長，小唐卻還是處長，變成了我的下級。”（引自《我與喬冠華》）小唐奮鬥了20多年，反給剛進外交部不到3年的人當了下級。不到三年，從科員升到了副司長，這就是章含之所謂自己奮鬥開創事業的“英雄業績”。章的“奮鬥成功”，地球人都能看得出這裡面的奧秘。毛澤東對章的關心可以從文革初期毛澤東讓秘書給章打的電話中窺知一二：“主席說現在不便見你，他要你經風雨，見世面，他還說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憂來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有空再見你。”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毛對章的關心真可稱得上是無微不至。在一次公開場合上，“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奇怪，怕人知道，偏偏有人知道）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主席當着這麼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示了我（章含之）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主席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在場的自周總理起的幾個領導都楞楞地看着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鐘難堪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引自《我與喬冠華》）最高指示，當然要堅決落實。章與前夫洪君彥奉旨離婚了（參見洪君彥《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

在辦理離婚期間，章含之隨喬冠華率領的出國代表團一起出國。一天晚上，眾人在喬冠華住處消遣完後，告別離去，“可是我們走到房門口時，他（喬冠華）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京，可他卻說：‘沒什麼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肖邦的鋼琴。’於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對面的沙發里，我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靜，一種磁性在吸引我們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我們的接近。” （引自《我與喬冠華》）後面的事情，章含之沒有寫，但章含之承認，自從那晚之後，章、喬的關係有了飛躍的發展。

有了喬這層關係，章的離婚更是非辦不可了。當離婚手續辦妥之後的“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門鈴聲把我（章含之）驚醒。毛主席也聽到了我辦完離婚手續的消息，派人送來了一箱紅蘋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給毛主席的。來人說主席祝賀我自己解放自己了。” （引自《我與喬冠華》）深更半夜急如星火般地專程派人為離婚送蘋果，足可顯示毛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離婚後，章與喬的戀人關係也公開了。“然而，我（章含之）在幸福之時卻全然沒有想到複雜的政治因素會滲透到我生活的個細胞中。此時，我和冠華朗感情逐漸在外交部領導層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極大的壓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發出了警告，說毛主席鼓勵我、祝賀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後能為他好好工作，沒有讓我馬上跳上喬老爺的船和他談情說愛，同他結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縱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氣。” （引自《我與喬冠華》）章含之在此處這樣寫，究竟要傳達什麼信息，草民不敢妄猜。姑妄聽之吧。

毛既有旨意，章也就不敢任意擅為。“就在我（章含之）再次彷徨時，發生了一件事才最後促使我痛下決心，不論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將把自己的命運與冠華聯結在一起。那大約是8月下旬，我參加了一位亞洲國家元首來訪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會見。會見結束後，我們去大會堂整理記錄並等待看毛主席會見的電影樣片。……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結束時大約是凌晨三時。我先回到部里把記錄稿交值班室複印。剛上到三樓，就見值班秘書焦急地在門口探望。他一見我上樓似乎見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來說：‘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來了。我們到處找你！’我忙問出了什麼事了。黎秘書說冠華從十二點左右開始打了無數次電話找我，說他到處找不到我，問值班室我到哪裡去了。後來幾次顯然是喝醉了，說話都不清楚。最後一次講了一半聽筒就悼了。值班室只有他一個人，他不能走開，到處打電話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沒有辦法，他說：‘怕喬部長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幫我叫輛值班車去報房胡同冠華家裡看看。我匆匆趕到時，冠華家的保姆開的門。她先指給我看書房桌上那個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說冠華開會回來後打電話找不到我就開始喝酒，最後全醉了，聽筒掉在地上。保姆說她嚇壞了，費好大力氣把他扶回了臥室。我急忙去臥室看，冠華仰臥床上，他似睡非睡，嘴裡還在嘟嘟囔囔。我心裡一陣說不出的難過，我真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個經歷了那麼多風雨的人會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為一個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灑澆愁，醉成這個樣子。我輕輕地喚醒他．我說：‘我來了，今晚主席會見。我後來一直在大會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來，換了衣服睡覺吧。’冠華朦朦朧朧地睜開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舌不很清楚地說：‘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躲着我！’”（引自《我與喬冠華》）這段文字存在着多處明顯的不合情理之處：1、喬冠華作為外交部長竟然會不知道屬下參加毛的外交會見？有這麼失職的外交部長嗎？2、即使當時不知道，問值班室時也肯定告訴他了，何至於為屬下的正常工作借酒澆愁？3、如此有紀念意義的事件，章含之怎麼連接見的哪國元首都寫不出來，難道會忘記了？4、外交部值班室都接不通大會堂的電話？這叫什麼外交部？5、根據章的文章，每次毛的接見都是如此，那次接見菲律賓馬科斯總統夫婦，忙到第二天黎明。偏偏這次喬冠華就受不了了？5、一次正常的工作怎麼能使外交部長恐慌到懇求章“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躲着我”？短短一段文字有着這麼多的不合邏輯之處，只能說章含之在這裡撒謊、誹謗了。她為什麼要撒謊、誹謗？去問章含之好了，在下不敢亂猜，免擔誹謗的罪名。

章確定要跟定喬之後，忐忑不安地寫道：“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許多關懷，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沒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業。毛主席一定是不高興的”。章對未來有了不祥的預感。

果然此後不久，章士釗在香港去世，章含之去香港奔喪。在北京機場上“我當時的那位‘通天朋友’從車上下來，急匆匆找到我，說來給我‘打招呼’。她說在我離開北京的一周內，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傾錯誤是肯定的，喬冠華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說要我有思想準備，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線一邊還是死心塌地跟喬老爺走。”（引自《我與喬冠華》）這裡就編造的更離奇了，連誰犯錯誤都可以預定嗎？對於可能要出的事，就要事先表態劃清界限？我輩不清楚內情，實在是被章“老師”搞得暈頭轉向。 當時章對這種“暗示”不置可否。結果“（回北京後，通天朋友說）外交部已被確定是犯了右傾錯誤，冠華被點名為‘喬老爺的賊船’。…..晚上，冠華和老仲一起來看我。他們，尤其是冠華心情很緊張，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厄運。冠華說為了不把我牽連在他的問題中，他儘量少來看我，因為我有着很強硬的‘關係’（什麼關係？），我只要不受他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引自《我與喬冠華》）章含之不為所動，仍堅定地與喬保持戀人關係。“1973年夏天的這場風波到了7月底已達高潮。許多活傳下來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說外交部要‘摻沙子’等等，一時部內部、司兩級領導都惶惶然不知所指。自然所有人都只得聽信這些傳達，無從核對!可是後來就像這場‘鬥爭’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捲起千層浪那樣，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漸消沉了。”（引自《我與喬冠華》）真乃神州大地，無奇不有。

章、喬戀遭到喬冠華子女的強烈反對，鬧的喬家昏天黑地，最後，喬的子女不得不離家而去。對此，章說：“這中間有對逝去的父親或母親的懷念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經濟利益的問題。尤其是在高幹家庭，那實際存在的特權是一種極大的誘惑。遺憾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為是發生在喬冠華家裡，就也變成了社會輿論。一時間，冠華家裡鬧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一直到9月底他的孩子不經與他商量就把家裡搬空的新聞紛紛場暢幾乎傳遍京城。” （引自《我與喬冠華》）這裡章含之暗示，喬的子女是為經濟利益而反對章、喬戀的。但她忘了，喬的子女為反對章喬結合而離家出走，恰恰是放棄了一切經濟利益。而把家搬空的說法更是欲加之罪，當時那種公有住房、公有家具的外交部宿舍里，能有多少東東可搬？章含之不會暗示喬冠華是個家藏萬貫的大貪官吧。因此，喬的子女如此強烈地反對章喬結合，決不會是經濟原因，肯定另有內情。只是章含之羞於出口罷了。

1973年秋天周恩來被毛抓住那次外交事件，在中央內部開始批周，並要周要作深刻檢查。周當時求助於喬冠華幫忙寫情況說明，喬沒有答應。章含之也卷了進去，對此她無力地辯解道：“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那是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里進行着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捲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着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當有人不顧當年的事實企圖把不切合實際的罪名強加在我們頭上時，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引自《我與喬冠華》）這裡她還算老實，沒敢說自己挺身而出維護正義，卻滑頭地用了一個含糊不清地選擇句。但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己的心虛。

導致章喬最終垮台的是1975年與王海容、唐聞生這兩個前戰友的爭鬥。章寫道：“我們在1975年底面臨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浪時決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樣軟弱，以一大批老幹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誰能料想本意要為公正一搏換取至少是外交部一個良好政治環境的意圖卻又導致了另一次錯誤。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只能與虎謀皮，火中取栗。雖知這其結果是我們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終的結局是我們被扣上了‘借刀殺人’的帽子，殺害的恰恰是自己。”（引自《我與喬冠華》）此處章不小心又說露了嘴，原來她（他）們在1973年是“以一大批老幹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至於“借刀殺人”一說則是章含之自不量力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王、唐整批喬冠華時，章含之還以為自己有着“特殊身份”：“情緒激憤說：‘不行，憑什麼就這樣挨整？我們可以向主席告嘛！’”（引自《我與喬冠華》）然後她真的“狀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裡，並且得到了支持。”（引自《我與喬冠華》）可惜好景不長，很快毛就發話下來，她這是“借刀殺人”，“借中央之手殺王、唐！”至此章含之才明白，自己的“特殊身份”已經一錢不值了。

今天又看到章含之在電視上喋喋不休地嘮叨，哄得那個年輕女主持不斷地點頭稱是。實在是忍不住，就寫了上面這些，希望類似那個女主持的年輕人們能夠明白自己面對的是個什麼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