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已經是120年前的歷史了，堂堂大清陸軍和“強大”的北洋水師在“小日本”面前為何會一敗塗地？其深層原因何在？這個基本問題幾成“世紀之問”，時至今日仍令國人糾結不已！

一個半世紀前，日本開始明治維新，約同一時期在中國發生了洋務運動。前者取得巨大成功，日本這個島國向現代化國家大踏步邁進！而後者則以失敗告終，導致大清王朝繼續抱殘守缺，最終走向覆滅。

最能說明兩國同時變法維新不同成果的正是清廷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中國除敗退出朝鮮，同時被割去台灣、澎湖列島之外，損失遠不止賠償2億兩白銀。據日方有關資料，日本所得賠款及掠奪財物總計約合庫平銀3.6億兩，折合5.1億日元，等於當時清廷兩年半的財政總收入，更相當於當時全日本歲入的6.4倍（另一說法是3.8倍）！日本由此嘗足了戰爭的甜頭，從此走上軍國主義侵略擴張之路。因收穫來自中國的這筆巨額財富，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得以迅猛擴張，為其在上世紀30年代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伏筆。

在痛惜兩國社會變革截然不同結局時，有兩個問題常被提及：1】“大清”的洋務運動及甲午戰爭後的戊戌變法為何沒能成為日本的明治維新？2】清廷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深層原因何在？對該兩問題的思考，當然不限於糾結歷史舊賬，其更大的意義在於以史為鏡，關照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究竟該向何處去。

鳳凰網曾有一篇雄文，對其從四個方面做了系統分析。1】維新基礎有別——清朝不具備日本的有利條件：日本有地方分權自治，中國則高度中央集權；日本雖閉關鎖國，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中國則是對外一無所知，且毫無了解的興趣。2】日本推翻幕府是上下聯手多數人革少數人的命，維新主體是實力強大的武士商人聯盟；而洋務運動則是清朝少數有遠見的官員喚不醒多數人的苦澀嘗試。3】明治政府推進社會底層近代化，使日本民間比清朝百姓能承擔更重稅負；清政府為洋務新政橫徵暴斂，導致廣大農村民生凋敝。4】明治維新造近代國民國家，政權集權高效；清朝維護傳統體制，地方借洋務做大導致國家分裂。

應該說，該分析文章既不缺依據，亦不缺邏輯，更不缺客觀，給人不少啟發。但遺憾的是，往深層看，還是缺點什麼。在筆者看來，從完善其內容，並避免結論表面化的角度，至少有必要做兩點根本性補充。

（一）原文未能從社會背景作深入分析，闡明中國思想文化與日本的不同軌跡，而這才是清朝洋務運動半途而廢並吞下甲午戰爭失敗苦果的深層原因。

簡單說來，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背負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甩不開。在當時清廷統治階層典型的主流觀念中，泱泱大中國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國”，外部世界不過是一些欠開化的“蠻夷之邦”。統治階層唯我獨尊的夜郎自大心態昭然於朝野。

而加劇這種妄自尊大心態的是另一個更嚴重的思想意識弊端——一元文化。這一頑疾最早可追溯至西漢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它硬生生扼殺了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開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思想文化傳統。由此以降，除個別朝代，主導性正統觀念之外，幾乎不允許有不同思想、不同學說的爭鳴。大唱統治階級讚歌的一言堂大行其道。對敢於提出“奇談怪論”、“異端邪說”的異己分子則極盡打壓之能事，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

—— 林則徐、魏源的《海國圖志》於1852年最終成書達百卷之巨，首次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開明主張。該書流傳到日本後產生深遠影響，啟發了明治維新，並成為天皇和大臣們必讀書籍！而在中國，此書不但未受上層重視，相反受到譴責。

—— 中國近代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1877年寫成日記體《使西紀程》，向清政府介紹西洋先進的管理和政教制度，並提出效仿建議。結果郭嵩燾被清廷申斥，書稿毀版。

—— 黃遵憲作為參贊曾駐日本達4年之久，他於1887年完成書稿《日本國志》。詳細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後近十年政治制度及各方面的變化，認為日本已不再是從前的“蠻夷之邦”。雖經李鴻章、張之洞等重臣向總理衙門推薦，卻始終沒有下文。直至甲午戰爭結束，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也於1895年簽訂之後，這本書才自費刊印出來，風行天下，引起朝野極大震動。

從這幾本書的遭遇不難看出清廷對待新思想的愚昧拒絕態度。這種從久遠歷史傳承形成的僵化思維模式呈現異常強大又頑固的惰性和慣性！即使有兩次鴉片戰爭血淋淋的慘敗，仍未能喚醒中國這頭“東方睡獅”，統治階層骨子裡依然極其抗拒向西方“蠻夷”學習。極少數有遠見卓識的精英和開明進步人士也只能限於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諸如此類的主張。甚至有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應允和光緒皇帝的支持，洋務運動以及甲午戰爭慘敗後短命的戊戌變法依然應者寥寥，仍無法撼動龐大腐朽的整個清廷官僚階層，李鴻章這樣的重臣也只能感嘆自己的“裱糊匠”角色，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日本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作為生存發展空間局限性極大的島國，其憂患意識與生俱來。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歷史文化中，就有久遠的向外部世界強者學習的傳統，最典型的當屬“漢學”的興盛。明治維新主張西學或“蘭學”（荷蘭傳入），這在思維模式上與此前的“漢學”並無本質區別，只是向強者學習的對象轉換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比中國小很多。這是其維新變革容易引起中下階層廣泛響應，並最終獲得成功的深層原因。

（二）清庭作為滿人少數民族統治人口巨大的漢民族，其政權危機感無時不在。從“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這樣的文字獄即可見一斑。在其長達兩個半世紀統治中國的悠悠歷史中，一成不變的最大國策就是“以漢防漢，以漢制漢”！更有“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之說。在這樣一種政治生態環境中，從體制內尋求任何可能的變革之策時，必然遭遇一條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不能危及滿清對漢人的統治！這也正是先行者孫中山舉起“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大旗的根本原因。

因此，發端於體制內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只能弄些皮毛性質的改良，不可能奢望根本性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變革。事實上，幾十年洋務運動的主要成果也基本限於軍事、工業等有限的實體領域。而在後來的戊戌變法中，康梁的不少主張正是觸犯了紅線，犯了滿清統治的大忌，被滿清保守勢力拿住了口實，抨擊變法維新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百日維新被突然採取行動的慈禧太后扼殺於搖籃，以康梁逃亡國外，光緒帝被囚於瀛台，以及戊戌六君子被誅殺的慘痛悲劇收場。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有根本性區別，這個島國尤其不存在民族問題。維新派充分依靠廣大中下級武士、商人等階層的龐大力量，同時採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巧妙策略——打出擁戴天皇的旗幟，一舉推翻了幾乎與中國滿清歷史同樣長久的德川幕府統治，為變法維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條件和無限可能性。一句話，明治維新首先是一場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然後才是科學技術與工業等領域的西化維新。

除了上述兩個基本方面，至於國家大小，民族性格等因素都在其次。而鳳凰網的分析文章對其它一些主要方面已有闡述，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