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回忆与王若望交往的几段往事

　　王老出国的经过

　　我与王老初次联络，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七年初，与王若望家有多年交往的夏雨一家，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抵达美国。夏雨一到美国，立即前来会我，他带来了王若望先生写给我的亲笔信函，传达了如下信息：一，王若望老先生反对中共专制、追求民主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二，在重要问题上，王老与中国之春、中国民联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三，上海的民运与人权人士当时大多聚集在王老的周围；四，王老极想与中国之春建立常规性的联系，使上海的民运更加密切地于与中国民联（当时唯一的有组织的海外民运团体）合作起来。当然，在夏雨一家移民美国之前，中国民联也已经与上海民运建立了联系。例如，中国之春的创办人之一宦国苍博士就是上海的老民运、上海青经会的成员。陈军──上海民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傅申奇（当时尚在狱中）的朋友，赴美抵达马里兰之后，也立即找到我，商议上海民运如何进一步开展的问题。陈军还写了一篇回忆专稿《我的朋友傅申奇》，发表在《中国之春》上。一九八六年杨巍回上海联络人员、参与学潮，也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上海民运自从夏雨出国、使王若望老先生与民联建立了直接沟通管道之后，以王老为中心的上海民运界，与民联的合作有了重要进展，确是事实。

　　一九八七年，以黄雨川先生为董事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选出王若望先生为当年的杰出民主人士。黄雨川先生曾与我联系，商量是否可以想办法请王老亲自前来领奖。但是，请王老出来领奖的努力没有成功。三月，在王若望老先生全权委托下，夏雨前往旧金山，代王老接受了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给王老的奖状和奖金。从那时起，我们就多次研究将王老办来美国的方法。

　　一九八九“六四”大屠杀之后，我赶赴香港，参与营救国内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我提议了几位应当尽快营救的人士，其中，就有王若望先生。我清楚记得，八九民运时，王老身披写著“王若望”三个大字的布条，带头走在上海游行队伍的前。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是邓小平第二次点名批判的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邓还下令把他们逐出共产党。刘宾雁已在海外，方励之进了美国驻华使馆，只有王若望的处境最为危险。

　　营救王老，是黄雀行动的一部分。为了搭救王老，我立即通知夏雨来到香港，并迅速进入大陆，准备接王老偷渡海外。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夏雨进了大陆。时间是七月六日。当时，我们从羊子处得到的消息是，王老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夏雨根据与王老家多年交往的经验判断，所谓“安全的地方”，可能指的是浙江海宁县盐官镇，那里有王老的一位朋友。这个朋友，只有羊子和个别密友才知道。这确是搭救王老的好机会。事后证明，当时，夏雨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不出意外，夏雨只要确定王老的隐藏地点，黄雀行动人员可将王老立即转移海外。没有想到，王若望老先生在盐官镇上，被人认了出来。在上层的安排下，上海作协派了人来，将王老“押”到上海。夏雨返回上海后，先联络上了傅纪青。他得知，王老已经回到上海，并被严密监控，中共特工在王老家门口二十四小时看守。几经努力，王老都无法脱身。夏雨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

　　后来，王老被中共关押了一年另两个月，对中共没有半点屈服。

　　一九九一年春，我们得知，王老被放之后、中共对王老的看管已经放松。于是，夏雨再次衔命进入上海。这次，事先与王若望先生取得了联系，王老也做好了出走的准备。我们原定的方式和路线是：将王老迅速转移出上海，摆脱盯梢，化妆乘火车到广东沿海，然后通过黄雀行动的地下管道，转移至澳门或香港。如果路上检查，可用事先做好的假身份证应付。但是，事情有些蹊跷。王老在动身出走之前，突然在家中接到一个日本民运人士打来的电话。电话说：听说王老准备出国、并途经日本，日本民运准备盛大欢迎，请王老告知具体行程。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使王若望夫妇担心消息已经外泄，再次决定放弃出走的计划。至今，我们仍不清楚这通电话的来由。其实，原定王老出走的计划中，根本没有路经日本的打算。这次营救计划虽然没能如愿进行，但夏雨与王老秘密地见了面，并与王老就以后的民运策略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之后，随著王老活动空间的扩大，我又派其他人士到上海联络过王若望老先生。据王若望和羊子夫妇讲，王老在国内处境困难时，海外只有两个人派人去大陆看望过王老。

　　两次营救计划均未成功。但我们并没有放弃。一九九一年和九二年，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基金会创办人和主持人黄雨川先生与我多次联系，讨论将王老办到美国的事宜。鉴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已经有些放松，我们决定，这次用合法的途径。哥伦比亚大学早就有邀请王若望的计划。于是，请哥大再次帮忙。黎安友教授发出了邀请函，并通过美国驻华使馆与中共沟通。这次，中共放了人。由中国民主基金会黄雨川先生出钱购了机票，王若望夫妇终于于九二年，来到美国。

　　一九九三年春节，我买了饺子馅、饺子皮，到王老家拜年，与王老夫妇一道包饺子过年。同时前往给王老拜年、一同包饺子的，还有当年赴上海联络王老的那位民运“交通”。

　　王老坚定的民主革命信念

　　自王老来美后，我们的来往一直比较密切。我不在纽约期间，来纽约办事时，也常住在王老家，因为与王老合租一处公寓的孙云，经常到外地工作而留著空房。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我经常征求王老的意见，也往往达成一致的共识。有事需王若望老先生出面时，只要打个招呼，王老立即答应。记得比较清楚的有几件事情。

　　一，一九九四年，我们开车去华盛顿游说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王老随同我的车子同往。我们共同住在华盛顿的赵小薇家。当时，我们都赞成美国最好持“有条件给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立场。我们共同会见了多位人士，包括一些国会议员，以及时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的罗德与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夏道克。晚上，我们在赵小薇家彻夜长谈。我们特别探讨了中国结束专制、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可能模式。我们都同意“两手准备”的大战略。即：一方面，我们希望并积极呼吁政治改革和和平过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做第二手准备──倘若中共拒绝政治改革，人民有权起来，以“人民革命”的模式推翻中国专制。其中，包括策动军队──穿军装的老百姓，在关键时刻反戈、站在人民一边。

　　二，那时，民运界正在展开“八九民运”的反思活动。对此，民运内部展开激烈争论。有人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主张。认为“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中共应承担责任，学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学生领袖的过激、不知见好就收，招致了中共的屠杀。”据原天安门广场广播站负责人之一白梦透露，主张“中共、学生双方都应承担责任”的人，并非止于制造舆论，而且曾聚会波士顿，企图说服白梦等学运领袖，“抛出李禄”（当年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让李禄承担学运失败的责任”、“彻底批判李禄为代表的激进路线”。目的是“牺牲李禄，这样，学生退了一步；共产党就有了台阶可下，也可以退一步。六四就可以获得平反了”。白梦斥责，“这是出卖行为”，没有同意这样干。面对这种论调，我与王若望老先生深入交换了意见。王老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说“让学生承担责任？这简直是奇谈怪论”，“就算抛出十个李禄，共产党也不会让步”，“这些人始终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对中共专制认识不清”。在这场辩论中，王老始终与革命派站在一起。我们认为，八九民运最重要的教训，是整个运动缺乏有力的组织导向，是运动的主流意识仍是“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改良”；缺少“革命意识”、缺少“取代中共政权的意识”、缺少“更换政权乃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导。照邦泰的说法，“八九有革命的机会、但离革命还差一步”；按照王策的说法“没有推倒心中的柏林墙，就不可能推倒现实中的柏林墙”。一句话，没有民主革命的意识，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行动。八九民运错过了可以推翻中共政权的良机。这才是八九民运的最重要的教训。只有认识这个教训，接受这个教训，只有树立“更换政权乃天赋人权”的思想，才能有意识地进行“推翻、更换中共政权”的准备工作，才能在下一次民运高潮到来、有机会推倒中共专制政权时，不失时机地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体制。

　　三，有一段时间，民运内部也出现了另一种“民运应当与中共当局谈判、建立良性互动”的论调。我与王老谈论这种论调时，王老戏称这种论调的主张者是“自作多情”，“热脸去贴冷屁股”，“这些人就是认不清中共的本质”。王老说，民运不是不要谈判，而是要清楚地认清局势。现在，应当做实事，踏踏实实地积蓄力量，有了实力和时机，共产党感到你真的对其政权构成危胁时，共产党才可能考虑谈判的问题。“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往往利用谈判，作为喘息的机会，其目的，还是要消灭你的。”王老根据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四，近年来，海外有些“异议人士”回国奔丧、探亲。对此，我也与王老交换过意见。王老认为，人是有情的。有些人回国奔丧、探亲，出于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答应了中共的一些条件也可以理解。但他自己不会这样做。王老也认为，这并不意味著中共已经“宽松”、并不意味者江则民已经“开明”，“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开明’上的人，是没有出息的”，王老这么说。王老特别强调，要警惕中共的“统战”阴谋，警惕中共利用某些人急于回国的心情对民运进行分化瓦解和收买。个别人士回了国，回来就说共产党的好话，动员别人也“回国看看”，并愿意为之“疏通”。王老对此非常不以为然。王老说：“人各有志嘛。他们做干什么就做吧。我也想回去。但是，我要回去，必须是无条件的回去。让我趴下来、从狗洞里钻过去，我绝对不干。人活著，争的，就是这个尊严。”王老也说：“某些人，本来就不是‘民运人士’嘛。他们原来就是共产党里的一派，被斗垮了，跑了出来。‘民运’吃香的时候，他们也给自己戴上‘民运人士’的桂冠。民运遇到困难了，不那么吃香了，他们就反过来骂民运。他们回去，还是想钻进共产党里面，混个一官半职罢了。”

　　不要共产党的人

　　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上，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指出：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不要的人”，一种是“不要共产党的人”。而王老属于后一种，是“不要共产党的人”。这句话涵义深刻，一语道破了王老与某些人的区别。

　　某些也曾经自称、或被称为“民运人士”的人，是“共产党不要的人”。这里，又分为几种。其一，原来就在共产党之内，甚至在在共产党的权力位置上，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和派系倾轧中，他们失败了，被排挤到共产党外。其二，原来就在共产党内，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存在的问题，为了共产党“好”，给共产党提出意见而遭到整肃，被清洗出党。其三，一心想进入共产党，或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或为了争取权力，或为了争取个人前途，或为了金钱利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共产党的努力遭到挫折。于是，他们认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从而开始批评共产党。其四，怀有不彻底、不正确的民主理念、或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清，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的民主前途只能依靠共产党的“开明派”。因此，他们一心想攀附和共产党中的某些“开明人士”，但又巴结不上，成了一种“想靠共产党、而又靠不上的人”。

　　当然，“共产党不要的人”与“不要共产党的人”可以互相转化。王若望老先生，就是从“共产党不要的人”，彻底地转化成了“不要共产党的人”。王老从青年时代，怀抱美好理想，参加了共产党。因其理念与中共有根本冲突，两次被共产党开除出党，成了“共产党不要的人”。其实，王老后来已经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已经不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成了地地道道的“不要共产党的人”。

　　“不要共产党的人”还有另外的深刻涵义：本来可以投靠共产党而得到利益、但甘心走艰苦的反对派之路；不管中共给与什么优厚的待遇，不管中共怎么诏安，都不会被利益所诱惑，都不会动摇对民主理念的追求。什么是理想主义？这才是理想主义。看到中共就要倒台、马上赶时髦地加入反对派阵营而谋求自己之利，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机会主义。王老是“老革命干部”。在其晚年，只要王老对中共稍微“乖一些”，不再那么坚决而彻底地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王老在上海可以获得局级或更好的待遇，生活优哉游哉，完全用不著流亡海外、过著清贫的生活。然而，王老选择了做“不要共产党的人”，以理想主义给其一生划上了完美句点。

　　王老的风骨，彻底民主革命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写在王若望先生病逝之后。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九日、王老逝世两周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