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狗出来的，原始数据来自公安部罗瑞卿的报告

　　“据报，不到5月，两广地区就已捕了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四月份即处决一万零四百八十八名”[52].“至今年四月底止，华东共捕反革命罪犯三十五万八千余人，共杀反革命罪犯十万零八千四百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七八。”（32）中南地区更是惊人，不到5月中旬，“杀人已近二十万，距人口千分之一点五只差五万左右”，远超出处决人犯一般不超过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则规定。而根据中南地区还要在700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还没有消灭会道门，城市镇反也才开始进入高潮，“还有一大批人要杀”，不难想象其处决人犯数必定要大大突破毛泽东此前所提出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点五。 [53]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其实很快就已经发现大张旗鼓的“镇反”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据报，“广西省委和省公安厅之检讨可杀可不杀的而被杀了的占总数的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甚至龙州、雷平提出要杀的四十人既无犯罪事实，连出身、简单历史及年龄都没有。县区个人都有杀人的，邕宁县委组织部长个人就批杀二百二十六人，苍梧一区先杀后报十四人，又一个区杀而不报二十四人，宜山批准杀五十二人，贵县一次夜间从后门拉出八人执行处决，有的地区乱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并都要求增大比例。钦廉专区二月份即押一万三千人，内钦县一县即捕八千人，钟山县委不经讨论批准各区自行逮捕，结果全县捕一千一百二十六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连材料都没有，仅写一个坏字。广东偏差的事实虽然不很多，不大，但高雷现押已达两万多人，连平县擅自杀死二人，并让群众割肉回家。东江发生电刑审讯致死现象，湛江自杀者十三人。中山县自杀者三十七人，确值注意。”[52]面对这种情况，有过太多肃反扩大化和前一期土改杀人过多教训的一些地区的负责人，已经开始紧急约束下级部门。山东分局5月初即下达指示，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 [54]（2004年第4期）中南局4月中即明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四省处决人犯权收归省委掌握。但是，杀戒开起来容易，关起来却远不那么便捷了。特别是许多基层乡县，人际关系原本就十分微妙复杂，其中又难免涉及到一些原本就带有挟嫌报复性质的案件，自然是捕人容易放人难。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边上级下令停捕停杀，那边下级因害怕政策有变，纷纷抓紧杀人。

捕杀范围严重扩大化的中南地区，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中南局明令停止大捕大杀之后，在不及一个月的时间里，其杀人数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从15万猛增到20万人之多，凭空就增加了5万人，弄得中南局负责人一时间莫名所以。[5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