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无派谈温总理的三不足

下面是暂时无派谈温家宝总理三不足的文章。 读过一些这哥们写的东东，感觉他的东西是正写，也就是说是比较SERIOUS， 不象天坛这让人说话的地方瞎侃。此公心态还算健康平和，比较有涵养，虽是学理的，写的东东耐读，哥们就转过几篇他的文章。不过从下面这篇文章看他涵养也有限，好象对宝宝很不耐烦。

先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说几句直话，也就是瞎拜呼。

“三不足”本身没错，但如果绝对化，做为一种口号提出来就错了。例如，毛主席的解放军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挺好的。但到了邓江胡的嘴里变成了当驼鸟的借口就不好了。

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温家宝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口号可能有其特殊目的。什么特殊目的呢？可能就是非毛。

这毛泽东真是千古奇人那，临死之前搞了个文化大革命，把他那点异端邪说硬是整进了中国人（要说大陆人也可以！）的骨髓里头。大陆搞了三十年的非毛，下三烂的手段如李志绥的回忆录也施了，正面的手段如炮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进又有一个和谐也搞了， 但所有这些通通不好使，大家就是不买账，毛就是去不掉。所以，就有了十七大的进一步解放思想， 汪洋的杀开一条血路，和宝宝的最近的三不足。

其实呀，毛大爹那点小技也没啥， 可能是从他老人家小时候就爱看的三国演义里学来的，诸葛亮临死之前就安排玩过司马懿一把嘛。主要还是邓江胡搞理论太无能。小平办事有能力，悟性也好，毛主席交给他的事能很好完成，毛主席也挺喜欢他，说是人才难得，搞理论创新？我估计他会求人绕了他。理论不是什么人都能搞的，得读些书，小平他有那都书的功夫还不如好好玩一哈如打打桥牌划算。 不过，小平还算有自知之明，自己没说要搞什么邓小平理论。老江似乎有张三到此一游情结。这张三一游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陆有些小青年到公园玩，喜欢在公园的树皮上用小刀刻下他到过次公园一游以此来留名。老江可能就有这个情结，所以就搞了个三代表，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老江可能比一般学理科的人多读了点文科的书，他自己可能也知道和毛泽东比起来，那才几页？搞理论不那么自信，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到处显摆他文科的功底的原因吧。不过是宏志不达，在历史上成了笑料。至于小胡，就戏侃一个例子说明小胡搞理论创新也可能是不行的。

去年底小胡发了一个理论性的文章，说是要把改革开放这个伟大事业永远进行到底， 总书记的话应该是对的。我这里从一个很小阴暗角度钻一下牛角尖。

毛的共同富裕和邓的少数人富裕可说是事业，当然，小胡的和谐也算。改革开放可能只是这些事业的方法之一，某些时候倒退和闭关锁国也是一种方法。一个党和国家把其中的一种方法当成一个事业还要总搞不好吧。 打个比方，性和谐应该是小胡和谐中的一个子和谐。为了大家都性和谐这个事业，就得有性学家如李银河来研究性和谐的方法，也就是性技巧。 但不能让大家都来研究性技巧，因为这多种性技巧中，有很多要导至性不和谐。去年，大陆有个博士研究李安色戒中的性技巧就性不和谐。

好啦，就此打住。大家欣赏暂时无派的大作。

祖宗不足法，何必尊孔孟？

“祖宗不足法”是王安石的话，是为他当时的“变法”提出的理由。王安石这句并不为很多人知道的话，因为最近被一位重要的人物引用了，成了一句热门话。

王安石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反对派的“祖宗成宪”而言的。那么，今天引用的涵义是什么呢？具体地说，今天“不足法”的“祖宗”又是谁呢？几天前，我写过一个帖子《我们离下一个“不包括”还有多远？》，在那里，我提出了对这个“祖宗”的个人理解，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

我认为，不管人们怎么理解它被引用的真正涵义，王安石的这句话本身是对的，因为它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事物总在发展，旧的制度和思想很有可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改变，就需要“变法”，它其实可以看作是当时思想领域里的“造反有理”。自从汉武帝的宰相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虽然历朝历代的具体法律制度各不相同，但贯穿两千来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一直是“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恰恰就是效法祖宗、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因为这个原因，在若干年以前的一次“运动”中，王安石是被人作为与“儒家”作斗争的“法家”来宣传的。换句话说，“祖宗不足法”其实是对孔孟之道理念的造反。

王安石的变法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在中国，真正有意义并取得了胜利的“不法祖”发生在近代，它以“五四运动”为基本标志；而在世界，对私有制这个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贯穿人类社会的“剥削有理”的“祖制”的造反，则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有人可以把王安石看作“不法祖”的老祖宗，但在我看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用“消灭私有制”和“砸烂孔家店”来作为座右铭，听起来似乎更加顺理成章，更象真正的“祖宗不足法”。

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界一方面高举着思想解放的大旗和高喊着改革开放的口号，一方面又请回了“老祖宗”孔老夫子。年年的“祭孔”早已成了惯例，“孔子讲坛”也早就登了中央级电视台的大雅之堂，耗资三百亿的以宣扬“孔孟之道”为目的的“中国文化城”，也在我们效仿“祖宗不足法”的领导人的大笔一挥之下立项上马了。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许多事都让人看不懂，许多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硬是被人涂上了乱七八糟的特殊的颜色。这些“特色”，因为有的来自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的来自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又带有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给了人一种极不协调、莫名其妙的感觉。因为这些颜色之间的相互不协调，社会的理念或者社会意识，就常常表现得很是自相矛盾。许多事情，公能说出公的道理，婆也能说出婆的道理，尽管公婆之间本来是针尖对着麦芒。

我相信，这种混乱状况快要结束了，“丑媳妇”最后总是要见公婆的，云苫雾罩的“创新”与“发展”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日子不远了。 本文中提到的那位引用“祖宗不足法”的人，好象是个很博学的人。他很喜欢在公众场合背诵几句古人的诗词和格言，因为背诵的大多是比较生冷偏涩的句子，其博学就显得尤为高深莫测。他也发表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印象中和他背诵的古人诗词的差距不是一般地大。孟子曰（不小心，犯了“祖宗不足法”的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受他的影响，连我这样的草莽小民也开始对平仄之类的东西发生了兴趣。下面的这首七言绝句是我送给这位先生，也不知他有没有可能看到：

劝君少背古人诗，
常演荒唐自未知。
谨记曾经旗下语，
余生莫改此心痴。

人言不足恤，民主何处来？

昨天写了《祖宗不足法，何必尊孔孟？》，现在接着谈谈王安石的第二句话，“人言不足恤”。

我认为，这句话并不正确。如果说“祖宗不足法”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的话，“人言不足恤” 则有点“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唯心主义色彩和唯我独尊的专制思想了。王安石大概是不在乎反对变法的人的流言菲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他之所以对自己的变法很自信，大概是因为有了宋神宗给他撑腰，至于别人怎么看，他并不在意。王安石的变法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里有客观的原因，如利益集团的抵抗甚至普通百姓的反对，但他刚愎自用，听不得“人言”，不能不说也是重要的原因。

在答记者问时，我们那位重要的人物也引用了这句话。和以往的惯例一样，这次对古语的引用也是令人“回味无穷”，用媒体的话，叫“可圈可点”，而给我的印象，则照样是扑朔迷离，模模糊糊。对于什么样的“言”不足恤，谁的“言”不足恤，我们还是只能猜猜。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精英式的思维惯性，也可能是心中虽忐忑，不敢告人知的胆怯心理，借用王安石的话壮壮胆。

这些年，中国有句口号，叫做“建设法制社会”。据说过去的中国是个“人治”社会，现在改革了，要从法律上和制度上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现在是个法制社会吗？或者退而求其次，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了一点进步吗？没有，非但没有，反而大幅度倒退了。一个国家，最大的法是什么？是宪法。这些年的“改革”，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对宪法的不断蚕食和破坏。在当今的中国，“改革”大于天，宪法如废纸。难怪有人欣赏“祖宗不足法”，尽管两千年前的孔老祖宗却一定要“法”。

还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式“民主”的特色是什么？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利于“改革”的任何言行都可以“民主”出来，即使是明显违宪的言论也可以以“解放思想”的借口畅通无阻；对改革有疑义的任何话都不能见于“主流”媒体，对任何不同意见的态度都是“寸步不让，一字不让”。难怪有人欣赏“人言不足恤”，尽管对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话多是言听计从。

说到“人言”，我倒觉得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的那段话更有道理，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为人民服务”，算不算共产党的大法呢？我看应该算。既然算，就不应该有什么“人言不足恤”的霸道态度，而是应该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其中也应该包括对改革的批评意见。上面说的那些现象，证明现今的共产党早就不法祖宗了。因为“不法”了，也就怕起“人言”了，当然了，怕也不能说怕，而是说“不恤”。

在《祖宗不足法，何必尊孔孟？》里，我送了我们那位爱背古人诗词的领导人一首七言绝句，劝他少背古诗，多回忆在党旗下的誓言。这可能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估计他会“不恤”，但既然上个帖子开了个头，索性在这一篇里再送他一首，也算是他五年多反复以古诗教育人民的一点成果吧。当然，好坏就另当别论了。

半山旧话不须随（注），
道是精明却是悲。
广纳人言当恨少，
除非厉色掩心亏。

注：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先生”，封荆国公。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大诗人。

天变不足畏，民变当如何？

这是王安石“三不足”系列的最后一篇，谈谈“天变不足畏”。

“天变不足畏”，原意是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是王安石对当时有人用所谓“天生异象”的奇谈怪论来攻击新法的回应。当时的“天生异象”，和王安石的变法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这样说，是因为北宋年间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至于对自然界造成多大的破坏而出现异常的现象。硬是把自然的某些偶然变化与变法联系到一起，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是反对变法的借口。因此，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就表现出了一种带有唯物主义观点的大无畏精神，是应该受到赞扬的。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确实和“天变”无关，他失败在“人变”上，失败在原来理解他的百姓的态度转变和原来支持他的宋神宗的态度转变上。换句话说，他没有败在天时，而是败在人和。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枚双刃剑，它在改善人们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在今天，再说什么“天变不足畏”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是脱离实际的盲目乐观主义者了。这些年，在面对诸如大量的河流污染、洞庭湖鼠害、“比醋还酸”的广东酸雨和今年南方大雪这样的“天变”时，我们还敢那么理直气壮地说“不足畏”吗？

中国的改革，急剧地恶化了环境。我注意到，自2000年以来，我订购的几乎所有的专业书籍都是“Printed and bound in China（中国印刷和装订）”。我们知道，造纸是个既消耗资源又污染环境的工业，作为“世界车间”，中国承担了大量类似的低端产品的生产，也承受着大量的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这还不包括劣质工程造成的人为“天灾”。中国的“天变”，早已已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了。

如果说，“天变”还没有达到让“改革家”畏惧的程度的话，更可怕的“人变”却早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多年共识的社会公德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多年不见的丑恶现象成了社会的“潜规则”，多年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多年形成的党群关系变得脆弱不堪。每一个“改革”措施，都引起了少数人的欢呼；每一次“解放思想”都带来多数人的困惑。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酿成影响一方的群体事件；一个漫不经心的恶作剧，可以引发一场震动社会的信任危机。 ...

中国的社会静悄悄，中国的社会潜流涌动。

静悄悄的“人变”是沉默的，也是可怕的，因为“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无论是死亡还是爆发，都是中华民族所难以承受的。当“人变”有一天突然变成了“民变”，我们的“改革家”还能这样谈笑风生的以古喻今，高谈阔论什么“不足”吗？

然而，当这一天真的到来，请不要责怪百姓，更不要说什么“左派”的煽动，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中国的工农大众是世界上最能忍辱负重、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山还是那座山”，人还是那群人，如果真有什么“变”了，变的不是他们，变的是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正在蜕变，正在与人民脱节，正在向着背离当年向人民承诺的方向渐行渐远。中国共产党内有相当一批有权力的人已经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叛逆者，站到了工农大众的对立面。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是痛苦的，然而，事实就是事实。

面具还戴在某些人的脸上，但已经残破不全，面具后面的真实嘴脸一不小心就露出了本相。其实，有些人如果打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尽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做，用不着戴着面具。“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作为信仰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用不着盗用社会主义的旗号，再涂上不伦不类的特色；更用不着煞有介事地拉古人做虎皮，用古语说事。当然了，暂时不愿意扯下面具，也可以理解，“说破英雄惊煞人”吗，不过，历史替他们扯下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曾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借用老人家的这句话，反其意而用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背叛了全国的工农大众，就造成了陷自己于灭顶之灾的三尺泥塘？

作为这个系列的结尾，送给我们那位诗词爱好者最后一首七言绝句：

滚滚长江大浪浑，
淘污荡垢几千轮。
神州长续群英谱，
不记乔装演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