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广法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还是前几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由日方支援 1000万日元（相当于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村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几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 　　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人都知道，二千多年以前，《晏子春秋》里就讲过“橘化为枳”的故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事实正是这样，有些良种，到了我们这儿，就不一定是良种。所以，你说是良种，农民并不相信，良种还是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现在，有些良种，农民不接受，作为抽象生产力的农业科技，也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吴广法讲得虽然很有道理，但我们还是想多听听，多看看。一位青壮妇女，约莫30多岁，名叫顾乃芳。她一见我们，就说：“今年天旱，塘里没有水，一亩田只打300多斤稻谷。” 　　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我们问过好几家，尽管也是歉收，但一亩田还是收了500斤左右稻谷。我们皱了半天眉头，便说：“收这么少，不可能吧？” 　　这时，正好有一位青壮妇女从前面走过，顾乃芳大声喊道：“你家一亩田今年打多少稻谷？” 　　那位青壮妇女一听就没有好气，大声答道：“200来斤！” 　　顾乃芳看着我们笑笑：“怎么样，我没有骗你们吧。她家的收成还不如我家呢！” 　　我们依然有些疑惑，对顾乃芳说：“能不能领我们到田里去看看？”顾乃芳说了声“好”，便领着我们到了田里。 　　顾乃芳家的水塘，确实很浅，也很小，储的水根本就抗不住干旱。我们还看到一些水塘，几乎已经淤成了盆地。看得出来，这些水塘已是年久失修，不能再用了。 　　我们问顾乃芳：“这些水塘，都是什么时候挖的？” 　　顾乃芳说：“早啦，听说还是大跃进时候挖的。” 　　我们十分吃惊，便问：“搞脱贫致富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连个水塘都没有修一修呢？” 　　顾乃芳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惨啊！村上说没有钱。农民呢，一家一户的，又没有那个力量。最近听支书讲，根据揭发，已经查实，村长贪污10万块钱，现在村长吐出了8万，村里就打算拿这个钱来给我们修挖水塘。” 　　我们再向四处看看，这周围连一条路都没有。我们非常吃惊，忙问：“这里没有机耕路，怎么搞机器耕作呀？” 　　顾乃芳苦笑着，露出一睑为难的神情：“你们还不知道哩，我们割了稻子，就只好一捆一捆往村子里扛。你们说，像这样一家一户搞单干，还有谁愿意让出田来修路呢！可要是不修一条走机器的路，我们还怎么用机器呢？” 　　我们往回走时，遇到一位名叫吴强风的青年农民。这人住在附近的板桥，约莫30岁上下，文文静静的，很像是念过几年书的样子。现在，他是到小岗这里来办事。 　　他认为：搞“承包”，根本就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 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致受苦受穷。 　　对这个问题，原先在队里当会计的严国平，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某些干部，不单会吹、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会刮浮夸风和私有风。甚至，他们还用这个来诋毁当年农民搞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成绩。严国平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这时，谬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进来。她40来岁，原是四川省大竹县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这里。后来，她和缪夕五的哥哥缪夕海结了婚。虽说李文秀已来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据她说，为了盖房和让两个孩子上学，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债。现在，房子虽然盖起来了，但因为手里没有钱，墙没有泥，他也没有做。冬天，房子的墙缝里透着刺骨的寒风。下雨天，房子的地上还渗出潮腻腻的水来。要是走路不小心，就会跌一跤。 　　李文秀心里很难过，眼眶里不断滚动着泪水，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我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像这样的两极分化，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见村子中央的“友谊大道”旁边停着一辆警车和好几辆小汽车。特别是村长家旁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们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来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据说，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长搞的私有小型瓶盖厂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 　　尽管说，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非常反对这种破坏生产的行为，但他仍认为，村长严宏昌主张搞私有化是不对的。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很内疚，他说：“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至于通过“承包 ”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不少农民，除了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农民也都赞成严俊昌这个看法。61岁的老农关友章，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去参观过，他说：“人家都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板桥青年农民吴强民，也是这个看法，他说：“过去有些集体经济所以搞不好，一是领导有问题，二是科技条件差，种子不好，又没有什么机器。要是解决了这些问题，集体力量无论如何要比个人力量大。往后，只要把农民好好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就能办到个人办不到的事，真正致富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