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64大屠杀最后一个死难者----胡践 .尹 进. 一个默默无闻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山西省太原工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胡践先生惨死在山西省第一监狱，这成为八九民运十二万入狱者中，第一个被获知惨死狱中的政治犯。监狱当局声称胡践先生系精神失常，绝食而死，胡践母亲要求见尸体，当局无理拒绝，并强行火化。 胡践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弟，其父系一九叁七年参加中共的老干部，一九六八年胡践先生随北京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到山西农村，後来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後分配到原太原工业学院即现太原工业大学从事马列理论教学工作。一九七七年因对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搞个人崇拜提出批评而被捕入狱两年，华国锋下台後方予出狱。 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胡践先生因同情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反对中共血腥大屠杀，在群众集会中公开谴责中共暴行，因而遭到中国警方以“煽动动乱的犯罪份子”为罪名的通缉，书生气实足的胡践先生在警方通缉捉拿他的时候，仍义无反顾地跑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抗议中国政府血腥大屠杀，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 胡践先生被押回山西後，再次被关押在曾关押过他，也曾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关押过中共早期领导人王若飞的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 一九八九年九月底，笔者被缉拿归案後，因被当局冠以所谓“九·二二暴监领导人”，并被罚加戴百余斤重镣铐期间，曾与胡践先生同关押同一监号。 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零年胡践先生与警方多次交涉，要求当局要么判刑，要么释放，不得非法无限期关押，而当局拒不理睬。为此，胡践先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关押四个半月後仍无法判刑者应予释放的规定，身背行李两次据理力争要出看守所，被挡回，并被两次数月加戴镣铐惩罚，直到送往山西第一监狱前方被卸去。由此，一九九零年七月胡践先生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时，又被加判逃脱罪一年半，法庭依据《刑法》两罪合并执行减去半年，最後决定执行十一年。 胡践先生被送到坐落在山西省祁县(张艺谋所摄《大红灯笼高高挂》外景地)的山西省第一监狱後，狱方每日专门供以玉米面窝头，每日关在一小囚室，强迫学习《社会主义大纲》，一位姓申的狱政科长动不动就大骂侮辱，由於胡践先生拒不认罪，又无妻无子，而又不被亲友理解，入狱後单位已将其开除，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完全到了无人过问的地步，其景况相当凄惨。 作家郑义夫妇逃到美国後，山西八九民运参与者的凄惨境况才开始被世人注意。 我出狱後撰写的山西狱中情况和人权状况被送到海外後相继在《中国之春》(九叁年一月号116期)和大赦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一九九四年我到海外後在大赦国际的会中，以及民阵和德国绿党举行的六四追悼会上也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山西政治犯状况。 感谢民阵德国分部和德国朝野的努力，山西其余政治犯相继被保外就医，因为丁俊泽(被判十二年)严重心脏病加叁次腿断，葛湖(被判七年)双眼瞎了，李福发(被判七年)在狱中肋骨被打断，笔者在中共狱中因受迫害曾全身瘫痪，逃到台湾又被打残了脚。当初这批山西政治犯中也许胡践先生还是个幸运者，可当噩耗传来，我真的惊呆了 一个才华横溢的教师，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後代， 一个马列主义的教育者， 一个还没有作过爸爸的中年人， 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中国人， 只因为他爱自己的学生，只因为他向往民主，只因为他有思想，只因为他有正义感，只因为他要把心里的真话讲出来，便惨死在那个当初也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狱中。 在此，我不禁要质问中共政府: 如果胡践先生确属精神失常，依照中国法律精神病患者是不应被判刑的，那为什么要对其处以高达十一年的重刑？ 如果他是在狱中被迫害导致精神失常，依照中国法律也应保外就医，为什么始终拒不让其保外就医，也不送往医院诊治，而却令其惨死狱中？这难道就是中共政府天天叫嚣的中国的内政和生存权么？ 如果胡践先生确系绝食而死，那么他当属受到迫害後而引发绝食抗议，绝非凭空绝食，那么他受到当局什么样的迫害呢，为什么当局不敢让其母亲看一眼他的尸体，当局怀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鬼胎？ 就我所知从国民党统治到共产党统治，在监狱里因绝食而致死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即使绝食到最严重的时刻也只能是变成痴呆和瘫痪，而不可能导致死亡，而胡践先生之死当属首例。 在此我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和那些整天围着名人转的“名运人士”们，关注一下胡践的案子吧，人已死了，他永远再不会来到人间为中国民主呼喊，但那是一条人命，那是一条为中国民主运动付出的四十六年的命，总不能这样不明不白而默默无闻地死去吧？ 安息吧，胡践先生！愿你的思想、愿你的理想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