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七）
芦笛
五、 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
两次鸦片战争的特点，都是因小事引发局部军事冲突。冲突发生后，朝廷顽固拒绝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拒绝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纠纷，拒绝对方派代表入京，甚至拒绝接受对方发来的外交照会，促使英国（第二次还有法国）派兵来教训中国，而这教训始终不起作用，于是就反复教训，时战时和，拖延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打得朝廷受不了，终于接受了对方的要求，战争才结束。若从1839年的九龙之战算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竟然拖延了3年之久。其中事件繁多，难以详述，只能作个简介。
如前所述，禁烟虽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英国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取平等承认，打开中国市场。外相巴麦尊原来看中的乃是舟山群岛，想效法葡萄牙人租借其中一个岛屿，供英商居住和储货。
因此，英国远征军到达香港并封锁了广州港之后，大部分兵力即按原计划北上，先到厦门，想把巴麦尊的照会交给当地官员代转，却被拒绝。英军随即进攻舟山，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定海。接着又到宁波和镇海，再度试图投递该照会，再度被拒。英军于是北上白河口，准备攻取大沽炮台，这才引起了朝廷震动，同意由直隶总督琦善接见英夷。至此，那封如此难以投递的国书才好不容易递到了道光手上，可惜又因误译引出了麻烦。
巴麦尊的照会当然要抢占道德制高点，列举对方的不是，而这当然只可能是数落林则徐，接着就是提出要求：赔偿烟价；割让一岛或数岛；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赔偿战费及使费。巴麦尊私下指示懿律和义律，如果中国不同意割地，可代之以以下要求：（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自由，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三）公布固定的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
这些要求中，平等待遇、赔偿行商积欠、公布海关税则都是应该的。开放通商口岸，并在这些地区保障外人居留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也符合国际惯例，只会对中国有好处。战争赔款乃是一直实行到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惯例，是战败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不平等，不过没办法。唯一可争的只有赔偿烟价和治外法权两条。但治外法权已经说过了，鬼子实在无法接受中国的野蛮司法制度。
如果当时国人不是那么愚昧，就该知道落后的野蛮国家绝对打不过强大的文明国家。唯一的自救之道乃是赶快实行西化，全面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引入先进文化，迅速变成强大的文明国家。在这个任务实现之前，只能尽量避免与强国发生武装冲突。实在无法避免时，就靠谈判解决纠纷，在避免破裂的前提下尽量少作让步。这就是日本人走过的路。
以此度之，当时中国能争到的最佳结果，就是接受巴麦尊的底线，以同意开放通商口岸以及暂时同意给与英人治外法权来避免割地，并尽量压低赔款数额。可以拒绝烟价赔偿，但在战费赔偿上可以适当松口。如此即能在道义上剥夺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防止了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同意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从英国一方来说，要求赔偿烟价，此后又在通商口岸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使中国解禁，乃是该国有史以来干的最蠢最丧天良的勾当之一，把英国钉上了历史耻辱桩，使得该国成了武装贩毒的先驱。英国女王曾就历史上发动的侵略战争向若干受害国道歉，但英国政府至今拒绝就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向中国道歉，这完全是择恶固执。
可惜当时的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白痴国家，哪怕在今日，也不会有多少国人能同意以上所说，当然只能按既有的思维定势来理解那照会。英国人列举的中方罪名被看成是针对林则徐个人的，再加上“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被误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于是道光和琦善便把它看成是受了亏待的野蛮人来请求大皇帝主持公道。
不偏不倚对待臣民乃是君上的道德责任，在这点上，道光和林则徐受的是同一教育。因此，道光的处置原则，恰与林则徐后来在云贵总督任上处理回汉冲突时一模一样：“只分良莠，不问汉回。”大皇帝为受了委屈的英夷伸冤作主，同意惩办林则徐，以为这就能息事宁人。
琦善本来是坚定的“剿夷派”，但他脑筋灵活，在参观英舰后，立刻发现中国绝非对手。他告诉道光：“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而中国正缺大炮，如“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即使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即使中国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琦善不懂军事更不懂科技，所以他只看见英国人的大炮安装了旋转炮塔，射程远，命中率高，不知道人家用的炮弹是爆破弹（装药量达三分之一）、“链弹”（以铁链连接的两枚弹丸，专用于击毁桅杆）、“葡萄弹”（弹壳内装了大批钢珠，用于杀伤地面有生力量）等诸多名堂，而清军的炮弹乃是不会爆炸的实心铁球。他更不知道“该夷所恃者”绝不光是大炮：陆军使用的是可装上刺刀的燧发枪（击发原理类似打火机），海军陆战队（marine）使用的乃是“雷击枪”（以撞针撞击雷汞装填的“雷帽”而引起枪膛内爆炸的现代步枪前驱）。后者全天候使用，前者虽然在火药潮湿时失效，但连射速度和射程都是清军使用的少量鸟枪（火绳枪）的三四倍。
更重要的是英军的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都绝非原始的天朝可比。英军从事的是专业化的现代战争，以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指导，有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等分工，有不同的兵种诸如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工兵等执行专门任务；而中国军队根本不懂这一套。李鸿章在几十年后指挥甲午战争时连个参谋部都还没有，靠的还是远古的幕僚制度。直到袁世凯从日本引来点二手货，以西法组织训练军队，中国才开始有了专业化的武装力量。西化军队从此成了武人们争天下的本钱，谁的部队更西化，谁的军队就更强大。袁大头如此，蒋光头也如此，就连地方军阀都如此，其发家全靠办西式军校。尽管蒋的中央军的训练以西方军事标准来看只能算是初步水平（据《剑桥中国史》），然而在当时就足以无敌于全中国了，可见中外军事差距之大。
最糟糕的还是，英军绝对服从命令，统帅指挥部队如臂使手，屈伸如意。部队也没有虚报战功、杀良冒功，甚至“反败为胜”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军队从来是乌合之众。据英国人回忆，当他们兵临广州城下时，道光从各地调去的军队彼此之间却大打出手，打的比外战勇猛多了。直到抗战，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只有军阀联军。军队从来只听某个将领调动，最高统帅只能指挥自己的嫡系。若一部紧急，余部都只会作壁上观，好让敌人从容各个击破。虽然抗战后实行了军令统一，但这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到1949年。
因为这些中国特色，即使当时中英毫无军事技术差距，中国也绝无可能战胜。
说到底，中国人打仗不行，乃是烂污腐败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什么道义、士气甚至武器的问题。这一点英国人早用社会实验证明过了。
英国人的绝招，是惯用异族特别是印度人替他们打仗，例如鸦片战争初期派到中国的远征军只有三团作战部队，其中一团是爱尔兰团，一是孟加拉团，一是喀麦隆团，只有三分之一是白人。根据同样原则，后来他们在威海卫也训练了一个由英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团队。该团战士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和自己同胞作战时却神威凛凛，勇不可当，不但荡平了威海卫周围的拳匪，而且参与了攻克天津和北京，还独立承担过别的战斗任务，面对的是使用同样装备的优势兵力，却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是绝佳的对照实验，它证明了只要由洋人用西式制度组建、训练、指挥，中国军队同样可以成为劲旅。这也是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结论。
琦善当然看不到这些，哪怕是今天，也没多少中国人能看到或愿意承认这些事实。不过，他毕竟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看世界”指的是看到“船坚炮利”的“夷之长技”的话）。如蒋延黻先生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部长，最先明白弱国只能靠谈判解决问题。
作为落后野蛮国家，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可以称得上“教育”的东西。数理化不用说，就连世界地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等学科都一概阙如。官吏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与夷人们打交道中，一点点摸索出夷人的行事作风和意图来，再凭直觉行事。从琦善而耆英而奕訢（恭亲王）乃至李鸿章，无一不是这么学会办外交的。外交家们以这种原始幼稚方式自学成才，实在令人无法相信，然而比起彻底否认外交的必要的林则徐来，已经是天渊之别了。
如今汉族自吹怎么怎么了不起，把清朝的落后一股脑儿赖到满人头上去，却不知道晚清误国祸国的多是“清流”汉臣，能接受现实的最初几个“开眼看世界”的重臣基本是满臣，琦善和奕訢就是代表人物。琦善草签的“穿鼻条约”乃是当时中国可以争到的最小让步，而“鬼子六”恭亲王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也是当时能争到的最小让步——除了租借九龙外，没用一寸土地来换取联军从北京撤出。
满人武将也同样胜过汉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都是旗人军队，殉国文官武将多是满人，诸如两江总督裕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乍浦保卫战中，守卫在天尊庙的276名满族官兵仅有43人突围，其余全部战死。在镇江保卫战中，副都统海龄率领1500名八旗兵坚守阵地 ，在英军入城后坚持顽强巷战，直至大部分旗兵牺牲，海龄才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幸存的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战争’”（《剑桥中国史》）。这种壮烈场面我还从未在怯懦的汉人军队中见到过。
琦善虽然知道尊重现实，当然也只可能用既有的中国思维方式去想问题，那就是改“剿”为“抚”，实行“羁縻政策”，亦即使出中国人的小聪明来，甜言蜜语，又吹又拍，指望对方如同中国官员一般，因为私情而放弃国家利益。但这和林则徐顽固坚持用上级态度去对待外国使节比起来，仍然不能不说是极大进步。
琦善当时的紧急任务，就是哄骗英军南下，解除北京面临的威胁。为此他奏准道光查办林则徐，恢复通商，赔偿烟价，但后两条并没说死：
“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伸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
英国代表居然也就同意了，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舰队南下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林则徐这下当然只能罢官了，不过道光毕竟对他手下留情，虽然撤了他的职，但还让他“协办夷务”，后来才决定将他遣送新疆。
因为退敌有功，琦善便被派到广州去作钦差，负责“办理夷务”（仍然不是外交）。他发现英国人其实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傻，用甜言蜜语即能糊弄过去。但道光的原则历来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许他为天朝丢脸，于是武装冲突再度爆发。等到英国人毫不费事地攻占了虎门要塞，广州门户洞开之后，他别无选择，只好和义律草签了《穿鼻条约》，条款是：（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埔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英国方面则在签约后即时退还定海。
蒋延黼对此的评论是：
“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的确如此。巴麦尊本来要的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或数个小岛，而英军已经占领了定海，义律却放弃了富饶而且拥有战略价值的定海，割取本来就一直被英军占领的当时相当贫瘠荒凉的香港岛。赔款也只是赔了烟价，而且按每箱300元算，低于最低价格500元。后来光是广州的赎城费就是此数（未计入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中），更不必提延长战祸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了。怪不得巴麦尊要暴跳如雷，派璞鼎查接替了义律的职务。
蒋先生没有看到的是，琦善打交道的是英国人而非俄国人或后来的日本人，所以才会取得这种成就。如果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占领了定海，那无论你再怎么烧钱纸，人家也绝不会撤。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性还是有区别的，英法算是相对不那么贪婪而且讲究信义的邪恶性相对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
可惜如蒋先生指出，“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琦善被指为卖国，锁拿入京，8月9日定斩监候（关在牢里等到秋天砍头），家产查抄充公，10月24日被发往军台充苦役，虽然后来被再度启用，可遭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林文忠公。
拿办琦善后，最坚定的爱国领袖道光下定决心要和鬼子大干一场。他派侄子奕山作“靖逆将军”，老将杨芳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从各省抽调军队增援广东。奕山使出古兵法来，诸如使“火筏”去烧英舰，半夜去偷营等等，但无一次得手。火筏没有烧到鬼子的一根毛，反倒延烧到岸上引起大火，烧毁了许多民房；夜袭也大败亏输。英军很快就攻到广州城下，占领了城边四方炮台等制高点。正要破城之际，义律却因接受了奕山献出的600万元赎城费，同意停火撤军，引起了英军将领极大不满，。
据义律自己辩解说，他考虑到攻入城内必然导致大量市民死伤，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不利于英国长远利益，因而作了这决定。我看这完全错了。如果英军攻入广州，虽然要给广州人民带来苦难，但必然打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培育出来的“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神话，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广州人民拒绝英国人入城、火烧十三行等闹剧演出，也就不至于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使得广州人民再度蒙受战争苦难，并在巡抚柏贵当傀儡的伪政权统治下乖乖当了三年半亡国奴。
停战后英军撤回香港，在那儿忙着害回归热、疟疾、痢疾等各种亚热带疾病，因此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战死人数。义律和陆军将领伯麦都奉召回国，由璞鼎查接任。他下车伊始就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头年提出的各项条款，否则将再度北上讨伐。没有得到回应后他就率舰队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慈溪、奉化、余姚、乍浦、上海、镇江等地，到达南京城下。爱国领袖道光还决心抗战到底，幸亏耆英说服了他英夷只想做生意，并无征服中国野心，他才终于同意讲和，这结果就是大众熟知的《南京条约》的签订。
这场断断续续打了三年之久的战争，是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我在网上查到的英军伤亡人数为：
1、舟山定海之战（1840年7月5日：英军攻克定海，战死19人，清军民死亡2000人左右。
2、澳门之战（1840年8月）：英军仅伤4人将清军击溃，清军伤亡未表。
3、大角炮台之战（1841年1月）：英军攻占炮台， 30人轻伤，清军600人战死，100余人投降。
4、三门海湾之战（时间同上）：继大角之战后英军进逼穿鼻以东三门海湾，攻击清军水师，清军战船1艘沉没，14艘逃跑。英军无伤亡。
5、虎门之战：英军死亡人员为0，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伤亡被俘数百人，其中被俘人员遭到残酷杀戮。
6、广州之战（1841年5月末）：英军舰船70余艘，士兵2000余人进攻广州，双方于月底停战，英军伤1人，清军伤亡未表。
7、三元里民众抗英（1841年5月30日）：广州乡民7000余人趁大雨围困并攻击英军700余人，英军仅承认死亡1人，乡民死伤未表（芦按，据茅海建先生论文，中方暴民约数千至数万人，英军死亡5-7人）。
8、厦门之战（1841年8月21日）：英军32艘舰船2.7万士兵攻击厦门，清军以万余人、270余门大炮抗击进攻，结果主帅兵败自杀，战船26艘被毁，炮台及大炮全部损失。双方人员伤亡未表（芦按：据《剑桥中国史》，英军死2名，伤15名）。
9、定海之战（1841年9月25日）：英军受伤1人，清军总兵葛云飞等自尽，伤亡人数未表。
10、镇海之战（1841年10月10日）：英军1500人在舰队掩护下进攻清军4000余人，清军在顽强据守后战败，钦差裕谦自杀，数百士兵战死。英军战死3人，伤16人。
11、宁波之战（1842年3月）：清朝亲王奕经率5000人反击进占宁波英军150人，英军以榴弹炮和排枪抵抗，清军死伤500人后失败。英军伤亡未表。
12、乍浦之战（1842年5月） 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文中称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多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13、吴淞上海之战（1841年6月）：英军战死3人，清军伤亡未表。
14、镇江之战（1842年7月）：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与乍浦之战类似，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纷纷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来源是网文而非正式论文，我没能查到可靠资料，录此仅供参考。这些战役基本是登陆作战而非海战。其所以如此，乃是道光被忠臣们误导了。
如前所述，林则徐认定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裕谦也说：“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类似奏章比比皆是，道光当然不能不相信，说：“众口一辞，信然。” 于是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
一个大国制定基本战略，居然建立在“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一扑不能复起”的解剖学发现上，这世上大概也只有中国人会闹出这种笑话。
更可叹的是，中国的炮台上的大炮都指向正面，专等人家从那个特定的角度来送死。可惜鬼子没有那么笨，用舰上大炮压制住清军炮火，陆军则从侧翼登陆迂回包抄。厦门之战最典型：
“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月26日停泊在厦门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未想到予以设防。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剑桥中国史》）
因此，鸦片战争确实是国耻，它永远纪念着中国人那难以置信的愚蠢、死硬、虚骄与腐败。
（未完待续）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八）
芦笛
六、“民族英雄”的遗产
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林则徐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所谓民族英雄，就是在祖国危难之时身体力行了民族主义的道德楷模。林则徐的言行表现出来的信念，当然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观。因此，通过剖析林则徐的信念与言行，不难将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信奉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条理于下。必须指出，虽然这些信念在林文忠公的言行中表露得很突出，但它们普遍存在于从皇帝直到普通士人中，并非为林公所特有，他只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而已。
（一）中式民族主义的道义原则
1） 中式“民族尊严”——天朝心态
如前文所述，清朝人普遍认为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临万国的天朝，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战栗屏营、“畏威怀德”的属国。在天朝的上下尊卑等级中，属国国王的级别似乎还没有封疆大吏的高，因为后者是朝廷命官，是天子的直接代表。袁世凯任意抓捕朝鲜监国大院君，并将其押送回国让朝廷论罪，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这就是当时的爱国者们从皇帝直到臣工坚持的最主要的原则，乃是生死攸关的“国体”。道光一再对林则徐和他的继任者们强调“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勉强译成现代汉语便是：“上不可丧失国家尊严，下不可引起边境冲突。”
这就是当时人对“国家尊严”的理解，它其实是指皇帝以及臣僚们必须高踞于野蛮人之上。这种尊严具体而微，渗透了中外关系的一切方面，首先是表现在朝廷公文居高临下的口气中，如林则徐《谕英国国王书》表明的那样：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惟念众夷尚知悔罪投诚……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自称“大皇帝抚绥中外”，愣要做人家的上司，本身就已经是对人家的侮辱。还要硬代人家“皆称恭顺”、“感激天恩”、“悔罪投诚”、“兢兢奉法”，最后甚至还赤裸裸地以武力威胁：“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力震华夷”。除了给人家下命令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外，竟然还威胁要毁灭人家的国家：“王其诘奸除慝，以保艾尔有邦，益照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 ， 悍然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人家调查惩处本国“奸慝”！
有哪个主权国家能忍受这种骇人听闻的侮辱？光是这份命令（“谕”就是“命令”、“指示”的意思）就足以惹出外交风波来！
这可不是林则徐一人的错，天朝官员莫不如此。第一任英国商务监督是律劳卑（Lord Napier），此人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但从未能履职，那原因现代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他到达广州后，给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说明自己是英国派来的商务监督。但这种作法伤害了咱们的“国体”，于是坚持民族大义的卢坤断然拒绝接受之，并命令律劳卑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赖在广州商馆内不走，卢坤便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并中断贸易。律劳卑忍不下这口气，便率领两艘军舰攻进珠江。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大批战船严阵以待。最后律劳卑身心交瘁屈服了，打着摆子黯然回到澳门，死于该地。
读者至此可以看出，林则徐禁烟那两下子，其实是从卢坤那儿学去的，只是运气没有老卢好。律劳卑在任时，英国尚未决定必要时不惜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卢老前辈才大获全胜。可老林碰了一鼻子灰，反倒因此成了民族英雄，而大获全胜的卢老前辈反而几乎没人知道。此中奥秘何在，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后两任英国领事都有这个如何才能被中国地方政府承认的问题。义律上任后，为了履职，只好入乡随俗，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这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正如邓在给道光的奏折中指出的，中英之间不是平等关系，英国领事当然就不能平行发文给两广总督，否则英国就会与中国分庭抗礼：“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66页。转引自《剑桥中国史》）
这“国体”最后竟成了全国无一人敢违背的“民族大义”，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如此。战争爆发后，英军北上，沿途试图把巴麦尊的国书投递给地方官员，但无人敢收，那原因是，蛮夷属国胆敢向大皇帝投书，乃是骇人听闻的僭越之举！
和其他人比起来，林则徐的“原则性”有时还不算最死硬。按“国体”规定，天朝官吏不得与洋人会面，有事只能通过中国人担任的“行总”中转“谕”和“禀”。但林为了“知己知彼”，刺探敌情，曾破例接见过两三次外商，向他们打听外国情况。此举在当时惊世骇俗，在后世被历史学家们吹嘘为壮举。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伟人是何等容易。
当然话说回来，林大帅敢接见鬼子也真需要点胆量，君不见郭嵩焘只不过是为了出使英法，就被清流们恶毒嘲笑，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那还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但那不过是林大帅的“用”，并非“体”，也就是为了克敌制胜的需要暂时牺牲道德原则。终其一生，他始终没有真正“开眼看世界”，从未认识到中国不是君临万国的天朝，其实不过是国际社会中比较野蛮落后的一员，能力争强国平等待我就算不错了。他给英国国王的信是1840年初发出的，那时他已经在广州呆了一年了。虎门销烟前夕，他撰文祭海，抒发了他的“平夷”壮志：
“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这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中外观：祈求神明大显神威，永远祛除捣乱的妖物，驯服野蛮人的犬羊之性，使得他们知道上下尊卑的天理，从此消除其蜂趸之毒，专门恭顺地向天朝输诚纳贡（注：“撑梨”乃是古代游牧民族单于的称号，而“嫁布”则是古代巴人的朝贡品）。
在他退休回福州后，在所谓“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他上窜下跳，又想把在广州那手使出来，募勇造炮，仍然是当年他在广州慨然抒发的壮志：
“小队出郊垌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
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
说明此人丝毫没有 “吃一堑长一智”的长进迹象。
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再认同这种漫画式的“民族尊严”，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此消失了。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并不光是反侵略。“维护国体尊严”才是主要动因，是它使得矛盾无法通过协商解决而爆发为武装冲突、在战争爆发后又迟迟无法达成和解。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在评估那场战争时，就得把由此获得的那部分“正义性”剔除，才算得上实事求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以及后世加给琦善的许多指责和侮辱就是不公平的。他或许有辱了“天朝国体”，但从国家利益的净损失而言，他的作法要比林则徐正确得多。类此，林则徐为了坚持“天朝国体尊严”干了许多蠢事，虽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指责，但也不能再以现代人之口继续吹捧他如何“捍卫民族尊严”。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天朝心态并未因其荒唐而在国民心目中彻底消失。相反，它化作了更隐蔽的深厚传统。熟悉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的同志都知道，在斯大林活着时充当亚洲共运领袖，在斯大林死后充当全世界共运领袖，乃是伟大领袖的奋斗目标。“中国对世界应该有较大贡献”的理论就来源于此，“全世界仰望着东方，东方有个红色的井冈”则直接来自于“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这就是毛记世界革命真正的理论源泉。为了实现这梦想，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苦吃苦做，把无数血汗倾倒到外国阳沟里去了。
即使到了今日，这传统似乎仍然远未泯灭。在感情深处，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普通中国人都难以接受“中国不过是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的想法，都或明或暗地认同“中国对世界应该有较大贡献”的最高指示，总觉得中国有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特殊之处，注定应该当世界领袖。
这想法当然也无可厚非，它也是本人的梦想。我只想提醒读者，不要让这种良好意愿再度把国家民族带入深重灾难。
在这方面，老子的教导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值得我们借鉴。老邓就是因为知道“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这才使得中国成了接纳外资的溪谷，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
2）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流露了相当浓厚的种族主义气息，他在奏稿、日记、诗文中大量使用了侮辱异族的妖魔和动物名词。动辄使用“犬羊”作为英国人的代称，诸如“犬羊之性无常” 、“犬羊之性反复无时”，甚至在诗文中进行妖魔化谩骂：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冯公树法幢。域外贪狼犹帖耳，肯教狂噬纵村龙？！” （《次韵和解筠前辈》）
“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甚至在奏折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屠杀“异种”的豪情：
“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
但必须指出，这种情绪在当时非常普遍，“犬羊”一词似乎成了公文中普遍流行的专用名称，无论是是“剿派”还是“抚派”，无论是道光，是琦善，是裕谦等人全都用过。这说明种族歧视乃是当时的普遍价值观，并不是林则徐的个人问题。
与种族歧视相伴生的则是强制实行的种族隔离。此乃天朝一贯的实践。前文已经指出，天朝对外国野蛮人一贯实行隔离政策。当年英国使节马戞尔尼入京，请求乾隆爷同意他们派大使来华，就被乾隆爷一口拒绝：“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至于洋人传教就更不允许：“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因此，这所谓“华夷之辨”，其实就是种族隔离，不许来华西洋人“与中国人民交结”。就是为此，全国只有当时很不发达的边远城市广州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洋人只能住在十三行中，不能随便进城，更不能随便与中国人来往。
林则徐到广州后管理更严格，甚至一度严禁中国人为洋人送信或捎物。在战争爆发后，清廷严禁百姓向英军出售食物，违者作为汉奸处死，为英军在攻破定海等地后大肆抢劫提供了借口。这种政策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即使是在交战状态，又有什么必要去把与侵略军做点小买卖的普通百姓当成资敌汉奸严惩？莫非要逼得侵略军动手抢才是硬道理？
这种族隔离政策被鸦片战争打破，《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因此，在战后英国人便依约行事，想进入这些口岸。在上海毫无问题，但到了广州和福州却遇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道光二十八年，林则徐在得知广州绅民反对英人租地成功后，在致友人书中把这种违约行为的“道义依据”说得清清楚楚：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复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意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
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犬羊”不能和人睡在一室之中的“民族大义”，为此便可以不惜违反已经签订的国际协议，为国家招来更多战祸。
当洋人来到“五口”之一的福州时，林则徐已经退休了约一个月。经侯官县令允许，福州乌石山神光寺住进了一个传教士和一名洋大夫，这点P事却成了林则徐大脑中的高频放电点。他由此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认定英人可能武装侵犯福州海口，又是联合士绅致函责问县令（退休总督又怎会把区区县令放在眼里？），又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出《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严词责令英人迅速撤出城外，还呼吁“调兵演炮”，招募兵勇，甚至亲自沿闽江考察海口地形，闹的跟真的似的。
福建巡抚徐继畬生怕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反倒引来外敌入侵，反对林莫名其妙的抽风，主张用“穿小鞋”的中国功夫让洋房客自动搬走。俩洋人租住的房屋十分破旧，入秋后阴雨绵绵，那房子到处漏雨，房客却怎么也雇不到泥瓦匠——巡抚大人早就发了话，谁敢去跟鬼子修房子？最后那俩鬼子只好搬出城外去了。此事终于圆满解决，并没有劳动林文忠公的兵与炮。
然而徐继畬与林则徐的策略争论却为他招来了不幸。林虽已退休，能量却非同小可，他联络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员，诸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等人，接连严词参奏弹劾徐继畬与刘韵珂（闽浙总督），说他们“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云云。最后害得徐继畬不但丢官去职，还被后人痛骂“妥协”、“卖国”百多年。气得徐继畲在家信中骂“巨绅林则徐” “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这小子也是不识做：既然知道老林是巨绅，那怎么还敢去得罪涅？岂不闻孟夫子有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胆敢得罪，为政就很难了。由此观之，徐继畬才是真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不给国家引来毫无必要的战祸，甚至不惜得罪“爱国不仁”的巨室林则徐以及他能动员的一切清流高官，让自己身败名裂。
这种族隔离的传统也被咱们继承下来了，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渐打破。凡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该记得，北京的外交官们都给安排在特殊的公寓里，大众只能在街上炯炯围观之，决不能与之来往。我在德国时，去人家做客。席间有位绝美女士，自称原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人员，70年代在北京住过几年。我说：
Well, you must be watched by the masses then.
她说：
Yes, once we stopped the traffic…
还没说完，一位美国女士便噗嗤一声，把口中的酒全喷到了桌上，当下狼狈不堪，连连道歉。吓得我俩再不敢说下去了，免得隔壁出更大洋相。
如果不是种族隔离，怎么还会有这种聚众围观的闹剧？今日中国还有谁去不惜阻断交通观看鬼子，又有谁不惜一直跟进厕所去，看人家是不是也跟土人一般方便（这也是一位鬼婆告诉我的）？
这就是我大清给咱们留下的传统，只是咱们比先辈还先进，连海外归侨都成了天然特嫌。那阵子“海外关系”似乎就是“内控”的代名词。幸亏这传统终于破除了，时代毕竟还是有进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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